对中共十九大及中国决定性崛起的历史事实，美国的不适应症是最激烈的。二战以后，美国逐步建立了全球性的软实力霸权及其绝对优势，冷战结束后更是出现了“一美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民主“第三波”成为“历史终结论”（福山）的基本依据。美国的战略从容与定力一度达到巅峰。在高度自信的条件下，中美关系一度走好，在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中产生了默契与利益分享体验。
然而，八九事件撕开了中美价值观的根本裂痕，而八九之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国际政治影响力扩展，使得美国在战略上日益陷入怀疑、对抗和不确定性之中。美国的战略不淡定，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日益走强及显著化。
近期，美国的战略定力相对于中国逐步丧失，即不能够再以相对从容的心态和优势面对崛起的中国：其一，通过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假想敌及竞争对手，“修昔底德陷阱”由美方率先挖掘，不以中方意志为转移；其二，台湾旅行法在众议院通过显示美国鹰派势力上升及美国对华战略的分寸紊乱；其三，邓文迪之间谍嫌疑案及董建华“中美交流基金”捐赠受阻案，显示美国过度疑虑心态，一种隐约其间的“新麦卡锡主义”幽灵再现；其四，美国快速衰落与中国快速崛起之间缺乏战略共识及必要协作，可能导致刚性的“权力移转”与冲突摩擦风险；其五，美国战略收缩导致盟友体系内行为不确定性增加，在中国周边可能出现日本、印度等势力的战略冒险及捆绑美国责任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奉行遏制与合作相平衡的基本路线，但这是以中美绝对实力差距可观为前提的。当你的对手距离你有很大差距时，你感觉很安全，甚至向对手的让利或让步会被自我理解为“绅士”礼仪或道德成就感。但是当对手与你摩肩接踵时，你就会感觉战略空间的过度压缩，而你并没有做好俯身言和的准备。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对越反击，对苏抗衡，南北威胁得以结构性解除。2017，中美共谋天下，但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多有冲突，“新型大国关系”内蕴的主要列强间“相互承认”法权并未牢固确立。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实际地位及全球治理索取权，不愿意向中国和平移转全球或区域领导权。
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上，欧美不惜违背WTO规则而断然拒绝，仅仅以欧美自身标准及偏见而阻止中国自动获得规则授权下的合法权益。这种不承认背后是一种对世界经济政治权力丧失的深刻恐惧。欧美缺乏必要的战略缓冲时间及心理调适过程来适应一个“中国角色”。对中国主推的“一带一路”，欧美精英抱持着深刻的怀疑和戒备：其一，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尝试输出资本及模式，挑战美国霸权；其二，欧洲认为中国搞“差异化”多元外交，分化“富强的西欧”和“贫弱的中东欧”，制造“两个欧洲”；其三，欧美共同认为，中国正在决定性地以“东方智慧”挑战整个西方的文明支配权和文化领导权。
在美国战略收缩及战略定力逐步丧失的特殊周期里，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可能遭遇结构性危机。这一总体危机的核心是，中美之间积累的、有限的“信任资本”不足以对冲美国坚信不疑的“修昔底德陷阱”。面对中国快速崛起及民族复兴，美国可能不再进行一般性、常规化的“遏制”或“渗透”，亦无从容心态依赖多方力量推动中国“民主化”式的和平演变，而可能战略冒险，直接通过中国周边安全事件阻断中国的民族复兴进程。
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周边满布战略风险点：其一，朝鲜问题及核武威胁，美国可能利用及刺激爆发半岛危机，对中国东北及中国整个北方的经济和战略安全造成结构性损害；其二，中日关系及有关岛屿主权争议，美国亦可利用并推动日本在前台与中国展开全面消耗战，日本对此可能乐意接受并视之为美国对日本的权力嘉许以及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历史契机；其三，台湾问题，美国可能抛开三个联合公报底线而寻求战略冒险，破坏两岸关系，鼓动台湾生乱及诱导大陆武统；其四，南海争议并未决定性解决，越南等主权声索国可能在美国支持下再次挑衅及战略上牵制中国；其五，印度问题是中国周边安全及“一带一路”之海陆并轨的最大战略障碍，也是美日所谓“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而印度的地域政治立场、大国霸权心态、恐中反中潮流及美日支持因素，导致中国将在西南方向面临长期而重大的威胁与挑战；其六，中国西部边疆，包括西藏、新疆，仍然存在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也可能被美国利用及引爆。以上种种战略风险点，只要美国决定性引爆一到两个，即可对中国造成极大的战略压力及负面影响。
总之，十九大宣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历史上“最近”的时刻，但“我的复兴，他的衰落”，从而也使得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了一种难以回避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以东方智慧及和平意愿不断对美承诺及解释，也有战略学者提出“三居其一”（王湘穗）的有限战略目标，但这些说明及定位无法改变美国固有战略思维及西方文化内部根深蒂固的“霸道”基因，无法让美国感到文化与政治安全。但中国所做也只限于此了。为此，伴随着美国的战略收缩及战略冒险突击，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防控期，必须进行充分的研判、动员及应对。
（本文删节版以英文形式刊发于《南华早报》2018年1月27日，中文完整版发布于多维新闻，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