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杭州谈话要求公开点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史学大批判运动由此点燃，其特点即《通知》精神：把学术问题一律上纲到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把不同意见一律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史学界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对吴晗进行批评，历史学家邓拓（署名向阳生）著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同志商榷》[①]认为吴晗提倡学习海瑞，是犯了无批判地继承封建道德的错误。同月27日，吴晗也在《北京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说自己与古代封建史家坐了一条板凳。我们知道，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始作俑者本是毛泽东，邓拓这样批评和吴晗这样检讨，已经是在学术范围内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大努力。可是他们的文章立即受到抨击。《人民日报》1966年1月3日发表署名“思彤”的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指吴晗的自我批评是企图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学术问题上逃避。1966年1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马泽民、王锐生的文章《“海瑞”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吴晗押上了政治绞架。邓拓文章也被说成是对吴晗的包庇，接着很快便掀起了揭露、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原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家村”黑店的浪潮。1966年2月底出版的当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尹达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据说头两年就写了，因把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一直难以发表。尹达文章认为：“几年来，在对待党的学术政策上，在许多史学问题的争论中，在治学方法里，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尹文把矛头对准翦伯赞，说：“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两大罪状。”“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该文最后说：“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受到上级肯定的尹达文章，把几年来史学界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理论讨论完全做了政治化的图解，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翦伯赞等一大批史学家打入“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另册，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学界尚存的一点学术气氛便荡然无存了。接下来的炮火更加猛烈，当年第4期的《红旗》杂志刊登了戚本禹、林杰、关锋联署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该文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即同时刊载，次日《光明日报》又转载，说明来头很不一般。文章用当年反右派的口气说：“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文章质问：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接着便下结论道：它是“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对抗。”文章指斥翦伯赞“歪曲和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说“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诬蔑。”而认为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会调整政策，做出让步，则是反对阶级分析。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这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谓“让步政策”就是美化和歌颂地主阶级。文章还说翦伯赞对“以论带史”研究方法的不满，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不满，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一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随后，批判翦伯赞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在国内主要报刊上出现，我们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其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直至把翦伯赞打成反共分子：1966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越矢”的文章《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评翦伯赞同志〈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4月20日又发表署名“苏文”的文章《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批判》；4月22日再发表署名“史绍宾”的文章《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破产——评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4月23日《人民日报》以《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标题，摘录了翦伯赞被认为是错误的史学论述；6月1日又发表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9日再发表文章《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6月6日《文汇报》发表文章《翦伯赞怎样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14日又发表文章《翦伯赞“让步政策”论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服务的》。6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师东峰”的文章《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6月24日又发表江达峰的文章《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是蒋家王朝的资治通鉴》；7月17日再发表文章《翦伯赞是漏网的大右派》。12月《红旗》杂志13期发表戚本禹、林杰等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该文对翦伯赞作了全面的定性，其文中的小标题勾勒出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从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到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走卒；土地改革运动的破坏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急先锋，漏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反对史学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借古讽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做现代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吴晗辩护，顽固的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章最后下结论说：“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翦伯赞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打着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招牌，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
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其把学术问题硬说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武断霸道的做法，首先引起上海历史学家们的愤慨，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人公开对姚文元文章提出了批评。姚文元则以《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刊于1965年12月15日《文汇报》）、《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署名“伍丁”，刊于1966年4月25日《文汇报》）等文章，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学者统统打成反革命。1966年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该文在毛泽东杭州谈话的点拨下，直揭中共党内斗争中所谓“罢官”问题的政治要害，指斥吴晗并没有忘记“古为今用”，也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又“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4月17日又以《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为题，发表王正萍等人整理的吴晗在解放前公开发表的言论，并加了编者按，指其早就“亲蒋、崇美、反共”。接着5月3日再发表丁伟志等的文章《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历史上的吴晗是反共老手》。这些文字可以说对吴晗算了总帐，把他一脚踢进阶级敌人的行列。值得指出的事实恰恰是，吴晗、翦伯赞，都不是普通的学者，翦是于1937年就秘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吴也是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于1948年就投奔中共解放区的“左翼教授”，他们在国共斗争中都曾为中共做出过贡献。而在如此铺天盖地、指鹿为马的政治批判面前，他们感到黑白颠倒、有口难辩，陷入绝望。伴随着政治批判的还有人身侮辱和肉体折磨，每天数次的批斗会加拳打脚踏，终于使他们活不下去，翦伯赞夫妇选择了自杀，吴晗夫妇不久被迫害离世，与吴晗问题有牵连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为吴晗鸣不平的历史学家李平心等，也纷纷自杀身亡。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如果说，前两日，即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全国推入了一场疯狂且残酷的大动乱，那么，这篇“6.3社论”则开始了史学界的全面大批判、大斗争。作为“史学大批判”运动的一篇重要史料，特全文收录于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的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革命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即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本敌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一切反动派，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死抱着历史唯心主义不放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一批一批地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盘踞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支持这些“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地把自己摆在同人民敌对的地位。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同志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同志还作了这样的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的。他们顽固地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
这些史学界的“保皇党”，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这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史学界“保皇党”的无比仇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他们竭力抗拒和破坏这个革命。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这些“保皇党”，就是保护旧制度，保护守旧派，保护旧思想，也就是保护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思想阵地。有一批人，还借历史上的僵尸，直接地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史学界里的两军对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
在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最新最高的发展。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在史学领域里当然也是这样。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史学领域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这条定律，对于国内的阶级敌人，完全适用的。地、富、反、坏、右，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史学界里的反共知识分子，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一场兴无灭资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
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的“东霸天”、“西霸天”。
这些“权威”们，把史学领域当作他们独霸的地盘。别人发表文章批评他们，他们竟然公开叫嚷，这是“侵略历史”。我们告诉这班老爷们，对于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史学阵地，彻底摧毁，一定要把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彻底打垮。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战士，手里有了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当代最新最高的、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新胜利，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史学阵地上。
文革以后的陈伯达曾承认自己当年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是“疯了”，我们看到，《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一文也是一篇疯文。该文首先把历史研究的学术之坛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等于把史学界整个地押上了被告席。接着便乱打一气，什么“一批一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史学界里的‘保皇党’”，什么“东霸天”“西霸天”[②]……，叫嚷要“彻底摧毁”、“彻底打垮”，要“夺权”。其思想理论武器就是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种左的极端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这篇社论里则表述得更加蛮横，诸如“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诸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 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极端的理论和疯狂的行为之下，史学界成为了“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历史研究》杂志被迫停刊，大批的史学家遭受打击迫害。首当其冲的恰恰是那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被迫表态，说自己的研究一无是处，要求将过去所著之书“全部烧掉”。文革十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大字报常常贴到家门口，他的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范文澜戴着“保皇党”的帽子，在动乱中病逝。1966年8月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王恩宇等人的文章《坚决铲除侯外庐论汤显祖剧作的三株大毒草》，把侯外庐一棍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要“对侯外庐的所有反党黑货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吕振羽则于1963年就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何干之被残酷批斗、拘禁，几次自杀未遂，最后暴病而亡。此前历史学界所进行的学术讨论如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史论关系问题、让步政策问题、清官问题、道德继承问题、李秀成评价问题等等，参加讨论的许多学者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一大批历史学家遭受政治迫害。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①] 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②] “6·3社论”中的这些话实有所指，攻击对象是范文澜等一批历史学家，这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