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库恩范式的影响，经济学片面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攀亲，从而形成了一种常规范式的研究倾向。事实上，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是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作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这种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浅薄性。（1）数理建模把行为者等同于追求最大化的原子个体，它机械性地重复成本-收益的计算，从而得出很多臆想的论断；（2）计量实证则将相关性关系和统计规律当成因果性关系或经济规律，它以回归分析确定事物间的作用机理，从而犯了工具主义谬误。至于新古典经济学常规范式如此流行的成因，不仅根本上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而且也关乎中国经济学人的狭隘知识结构和中国经济学界的流行学术风气。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计量分析；数理建模；库恩；常规范式
一、前言
一般地，科学理论具有这样的基本特性：反独断（anti-dogmatism）、反权威（anti-authority）、反迷信（anti-supersition）。这就告诫我们，在从事理论研究时，不仅要对其他不同看法持宽容态度，更要对流行信条持质疑态度，这也是科学范式得以不断更迭和科学理论得以持续进步的基本动因。事实上，试图固守一个主流框架而取得认知上的实质进步，往往是难以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时代对世界的认知都是非常局限的，更是因为任何个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就现代经济学而言，某个经济学家甚至某个经济学流派往往都只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并在某种特定框架下对经济世界进行解释，而放弃了其他可能的解释。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以及“假设=演绎”分析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更是如此。事实上，即使主流经济学能够集中最优秀的大脑，它对真实世界的解释也是有限的。纵观经济学发展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某个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并具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力量时，经济思想的发展就会停滞下来。[1]
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恰恰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盛的主流化趋势。基恩写道：“在教学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课程都清除掉了非新古典的观点。零碎的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课程，无非是为了让那些异议者有事可做而已”，“在科研上，这种清洗更加彻底，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编辑和评审会把这些异议者的观点排除在他们编辑的杂志之外……那些不用新古典概念的文章总是被拒绝，甚至常常连审都不审”，“在公共政策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称雄主宰著名期刊。鲜有异议者被安排在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位置上，大多数官僚位置满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由于这些大学的核心课程清除了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这些人通常甚至不知道还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来思考经济学。对他们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是经济学。”[2]在这种情势下，目前大多数经济学人都遵循一种“锤子规则”（the rule of hammer），热衷于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其理论作细枝末节的逻辑证明和数据检验，尤其是倾向于使用日益复杂化的最优化数学技术和最新的计量分析工具进行应用研究。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数学主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离探究经济规律的学问要求，而日益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智力游戏，从而也就严重窒息了经济学思维和认知的拓展。在20世纪80年代，里昂惕夫就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让读者从一大堆多少有点道理但又是完全随意捏造的假设前提中去推导出精确按毫不相关的理论结论。”[3]10年后布劳格则进一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现代经济学病了。经济学已经日益成了为其自身的智力游戏而不是为理解现实世界的实践结果。经济学已经将该学科转化为一门社会数学，其中分析的严格性成了一切而与实践的相关性则毫不重要。如果拿起一份近来的《美国经济评论》或《经济杂志》，不免令人困惑：是否登上了一个奇怪的星球，那儿沉闷成了专业刊物的深思熟虑之客观。经济学曾经被谴责为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昨日的沉闷科学远远比不上今日使人昏昏入睡的学院派哲学更加沉闷。”[4]
显然，无论是科学理论的要求还是当前经济学的现状，都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和发展提出了要求：经济学研究应该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窠臼，摆脱主流思维和数理拜物教的束缚，积极从吸取其他学科的思维而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路向。然而，尽管经济学的危机如此沉重，但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依据固守常规范式，依然沉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就涉及到了对待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因此，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作一阐述。
二、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基本特征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论文往往受羊群效应的引导，以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形成了明显的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一般地，所谓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为一群具有极高声望的经济学家所使用并进入顶级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正是受这些经济学泰斗和顶级大学的影响，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就为其他经济学人或次级大学所效仿，从而在学术界形成了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多数。显然，这种多数不仅体现在研究者人数和刊物上，也体现在受到资助的资金额和被授予的奖项量上。进一步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理论观点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些基本观点和思维还在更高级的著作中被扩展和细化；同时，这种细化和扩展过程往往借助于严格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些细化的论文就构成了所谓的“前沿”研究。
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大基本特征：（1）所研究的主要领域，它关注工程学内容， 集中研究具有稳定的外在偏好并作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并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2）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它倾向于自然科学方法，在理论研究中采用在一定约束下的正式数理模型，在应用研究中则以计量实证分析做补充。相应地，这两大特征也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界界定主流和非主流的基本维度。例如，纳尔逊就认为，经济学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就体现两方面：（1）就研究领域而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并关注个人行为和效率问题（主要是指市场和政府的活动），而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私人领域并关注社会制度和平等公正问题（主要是指包括家庭在内的伦理生活）；（2）就研究方法而言，主流经济学评价学说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往往具有严格性、精确性、客观性、科学性、一般性、正式性和数学化，而非主流经济学评价学说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则更呈现出直觉性、模糊型、主观性、非科学性、偏面性、非正式性和文字化。[5]
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的基本特点：遵循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模型的内部逻辑一致性上而非问题的实际解决上；同时，通过设立一系列外围假设来免除自身理论被经验材料证伪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种逻辑“演进”的解释体系。正是基于这种常规范式，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热衷于撰写方法导向的“前沿”论文，而不是具有独立体系的专著。多兰就总结了这种常规科学的特点：“经济学家们的相互交流主要依靠的是代表对知识有所贡献的期刊文章，而不是关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有牢固确立的教科书传统，学生们只是在他们训练的高级阶段才粗略地接触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的原著。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是确定显著的经验事实，把事实和理论对照，并扩展理论的应用领域，很少关心什么构成一个正确的问题或什么构成经济分析中一个正确的解之类的基本问题。争论是有的，但在争论的背后，原则上人们对用什么类型的证据和思维方式来解决争论具有一致意见。”[6]
然而，基于上述两大维度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界定，主要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术情形，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区别标准就逐渐变得模糊了。究其原因，（1）科学至上主义热衷于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它不仅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当成常规范式，而且将其学说视为远比已前更为系统和进步的学说；（2）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推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拓宽了，广泛深入到了家庭等传统私人领域以及社会制度等传统非经济问题。因此，为了将一部分学人与另一部分学人区别开来并赋予他们以更大的学术地位和资源优势，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标准就主要集中在第二个维度：方法论的选择上。一般地，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形式逻辑的严谨性视为科学的根本标志，从而热衷于采用数学工具，建立大量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相反，非主流经济学更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从而倾向于采用批判理性主义和演化主义的思维，致力于建立一些典型的理想模型。科兰德写道：“经济学史是方法论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常常被描述为数学方法与非数学的历史和制度方法之间的斗争，这是主流与异端的一条分界线。”[7]
因此，对数学逻辑以及数学工具的使用程度就逐渐成为当前区分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克鲁格曼就写道：“为什么有的思想被人们接受，而有的却被拒之门外呢？答案对于局外人也许有些神秘，但对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而言却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8]为此，劳森强调指出，数学演绎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无论是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还是捍卫，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数学演绎方法上。非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充斥在经济学论文中的数学公式只不过是从一系列貌似合理却非常武断的假设出发，最终将把读者引导表述精确却与现实无关的理论上；而且，由于新奇、多样性、复杂性、演化等与数学模型所依据的形式逻辑相抵触，从而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程序中就难以嵌入真正的演化思维。[9]尤其是，随着数学的运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标志，以及功利主义对“主流化”现象的强化，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模糊了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界分。按照张林的理解，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则属于历史和地域范畴。从学术史上看，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主张集中体现为维护现存体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推崇市场机制，研究方法上则采取个体主义的、静态的、机械的方法；相反，非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主张则集中体现为批判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国家干预以及反对维护自由市场的正统经济学说，研究方法上则采取整体主义的、动态的、有机的或者演化的方法。显然，无论是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奥地利学派或新制度经济学，都属于正统经济学阵营；相反，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激进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女性主义经济学，都属于非正统经济学。同时，从学术史上看，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这两对概念存在这样的关系：（1）正统学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主流地位，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分别被不同的正统学派所把持；（2）这两对概念往往也存在交叉，如德国历史学派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是主流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在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也处于主流地位，而属于正统学说的奥地利学派则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10]但是，自从数理方法的地位凸显后，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分就开始为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所取代了。
其次，塑造了经济学界的新生态。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选择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等新分支都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维，从而依然属于维护现实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正统学说，并且在一些方面也提供了既有助益的洞见和“革新”；但是，由于它们没有使用数学这种“科学”语言，因而在短暂的勃兴之后很快就式微了，就不再是获得很多学人追随的主流学说。相应地，为了能够进入主流，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研究也转而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从而导致了数理政治科学、博弈制度分析等的兴起。与此相反，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被视为非正统学说，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迄今依然受到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的且排斥；但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而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因而相关文章在一些主流刊物上也逐渐获得了发表的机会。相应地，一些马克思经济学者也开始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数理化转变，从而导致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事实上，正是受数理化思潮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学说就从相对狭隘的传统经济领域逐渐推广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同时，由于市场交易和政府管制等公共领域中的经济行为分析可以更好地使用数学工具，因而经济分析也就重新开始集中在这些领域；相反，其他诸如经济哲学、伦理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以及心理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则因难以使用复杂数学推理而日益式微。
最后，经济理论研究蜕变成了模型的构造。劳森就写道：“在一名主流经济学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现实来表达……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越是使用更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11]相应地，目前经济学专业刊物上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也都必须有数学模型，从而充斥了数学公式和符号。弗雷和艾肯伯格就指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刊物往往“把作者在现有范式之内用形式化范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作为一种低成本的筛选程序，以限制不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大量潜在投稿。”[12]正是由于数学模型以及计量分析成了审查和评估论文的标准，从而就逐渐衍生出了一种具有强大统治力的数量拜物教：（1）经济院校中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专业课程都集中在与“三高”相关的课程上，基础训练几乎都是有关数理建模和计量工具，这只要浏览一下那些名牌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就一清二楚了；（2）绝大部分青年学子的研究都集中在数量经济学领域，从事机械化的数理建模和形式化的实证分析，这从他们的选课情形和论文选题中可看得一清二楚。劳森也写道：“当前，数学运用成了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课程的中心，这些课程通常只包括微观（数学）建模、宏观（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建模。”[13]同时，正是由于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业已退化成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乃至建立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就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而本应被放在首位的经济问题确被排挤在一旁。[14]
三、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的缺陷剖析
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使用数学工具和数理逻辑，而数学工具和数理逻辑的使用又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从而导致数学分析与理性选择说的紧密结合。同时，当前的数理经济学文章大多是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所作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其中，数理建模将人还原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子个体，它机械性地在重复成本-收益的计算；计量实证则以数据回归来确定事物间的功能联系，并以此回归结论来解释事物间的作用机理。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生活，或者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或者为具体现实实践提供政策指导。问题是，一方面，这两大研究取向在分析思维上都存在严重缺陷，从而无法对现实事物提供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将本来就存在问题的分析结论应用于社会实践，更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理性假说根本就预测不到经济危机，相反，它基于理性模型所设计的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这里分别就主流经济范式的两大分支作一简要剖析。
（一）就计量实证而言
基于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所揭示的往往只是一种统计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却无法揭示超越经验的因果关系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正因如此，由计量分析所获得的仅仅是一些就事论事的感官性知识，它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往往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因为它舍去了大量无法量化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贝克尔在分析结婚和离婚行为时就提出一个假设：那些离过婚的人通常会比未曾离过婚的人更易于争吵，更不讨人喜爱；因此，令人不快的性情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离过婚的人也往往被视为更不理想的婚姻候选人。[15]但是，这种分析显然存在问题：（1）离婚后再结婚的概率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中明显是不同的，因而这一分析没有揭示与离婚有关的更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2）人的性情本身往往因环境而变化，因此，与其说令人不快的性情导致了离婚，还不如说因婚姻中的问题滋生了令人不快的性情。女性主义经济学家Woolley就说，贝克尔的这些假设是非常无礼和令人讨厌的。[16]究其原因，贝克尔的数据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功能主义思维。
同时，主流经济学人还积极将计量分析的实证结论拓展到其他应用领域，这就是日益泛滥的应用计量经济学。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的预测上还是在社会实践的指导上，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计量分析都潜含着明显的工具主义谬误。这里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例加以说明。凯恩斯基于经济直觉将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其中，长期中经济状况取决于受制于一国制度、资源和技术的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或者说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但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基于复杂的计量模型却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主要是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如技术进步、石油价格、气候变化、政策变化等的冲击，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因此，经济周期的发生不是因为暂时偏离了最优的产量水平，而是因为潜在产量发生了波动，经济衰退和繁荣都是市场对真实经济环境中的变化作出的有效反应。相应地，真实周期理论也就不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问题是，现实中的失业主要是甚至都是自愿的吗？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失业会给失业者造成心理和社会的损失，从而带来重大不幸福。[17]
其实，尽管真实周期理论不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长期而普遍的失业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都明显证伪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此，《真实世界经济学评论》杂志2010年在评选“经济学炸药奖”时就将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列为主要候选人，其理由是，他们合作发展的真实周期理论，“极大地忽视了信贷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学对宏观经济动态过程的理解”。[18]当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之所以为经济学人广泛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构建了一个较为精致的计量经济模型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问题在于，这些实证分析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果真具有足够的支持力量吗？这就涉及到实证分析本身内在的主观性和规范性。[19]布劳格就指出，“他们不是提出可供标准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的模型，而是使它们削足适履，服从于‘测定刻度’，即他们将模型的参数限定为或者以随机的经验为基础，或者是一些与计量经济学研究无关的变量，之所以如此选择参数是为了保证模型能够模仿历史资料的一些突出特征。”[20]
（二）就数理建模而言
数理建模主要依赖于一种抽象的理性选择学说，它便于进行边际主义原则或收益-成本原则进行分析，并根据计算的收益最大化结果来解释或预测个体的偏好及其行为。但是，由理性模型演绎出的很多结论都是臆想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往往是牵强附会的甚至是荒谬的，与社会事实存在明显的脱节。事实上，人类行为本身受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现象往往又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时甚至源自一种偶然的触发因素。譬如，一些经济学人基于收益-成本的静态分析而编造了交通规则“左侧通行”向“右侧通行”的演变：早先的骑士是佩刀的，靠左行驶是为了便于在与敌人相遇时快速攻击；而后来随着枪支取代了刀，于是就开始靠右行了，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拔枪射击。问题是，这种分析如何解释目前两类交通规则依然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并行的事实呢？同样，另一编造的说法是：以前驾马车去集市必须右手握鞭，而靠左行驶会伤及过路人。问题是，现在开车不再去集市且不用鞭子了，但为何就不能靠左行驶了呢？其实，从历史上看，交通规则的改变源于法国大革命，并且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扩张而逐渐移植到他所占领的其他国家，并由此形成了自西向东的扩散。[21]
同时，一些经济学人还积极将数理模型的演绎结论拓展到其他应用领域，不仅由此来预测人类的行动，甚至还由此来构设一系列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但现实是，它不仅无法真正预测和解释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现象，反而还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脆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中可见一斑。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可以促使信息的披露和传播，而信息的足够完备是个人行为理性的基础，在“无形的手”的预定协调之下，以逐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之充分发挥可以达致一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因此，理论和制度的关键作用就在于提高人的工具理性，并由此创设各种有助于工具理性运用的组织和制度。何宗武写道：“金融市场的衍生性商品；只要财务过程能设定均衡条件且解出相关参数，这个商品就可以被规划一个市场然而上市。”[22]问题是，金融体系的精密化果真可以化解潜在的经济危机吗？显然，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力地证伪了这一点：事实真理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真理”恰恰相反，现实的社会经济不是均衡的。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形式逻辑的演绎下逐渐成了一种封闭的自我生产体系，以这种封闭系统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应用到社会中当然也就会脱离现实。何宗武写道：“在依赖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之下，经济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如同制造业一样。可以透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线，大量生产出来。这类型的知识，没有历史内容，没有语言逻辑，也没有社会性。只有抽象的市场和复杂的数学运算符号”，于是“‘什么是经济活动的知识’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已经不再被人关心”。[23]100多年前，威廉。詹姆斯就指出，任何一个问题的最大敌人就是这一问题的教授们，因为从事实际业务的人会不断地与生活界和自然界的事实保持接触，从经验中获得观念，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加以改变，并由此改造他的理论，使其适合于必须应用这些理论的事实；但是，教授们却从其他人的关系中去认识那些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实，并假定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给予他的，他从这些事实中进行概括并整理出各种概念和理论来，然后再从中推论出更多的概念和理论，基于这些事实，他建立起一套顽强的、违反生活和自然界事实的和非常固执的教义，并企图使生活和自然界符合他的理论模型。[24]显然，詹姆斯的批判正中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人的要害。
可见，正是基于主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绝大多数经济学人热衷于对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建模解释和计量论证。克莱因就写道：“在经济学中，一直以来总是潜伏着人格分裂，并且总是只通过清扫诸多主要问题下面的小毛毯来解决问题，这块小毛毯越来越频繁地偷偷流出来弄脏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干净的世界。在越来越多的模型中，我们可以处理无论多少个变量，但我们却不能处理这个体系的方向和含义、目标和目的这些根本问题。过分专注于最多只是经济学冰山一角的那些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总是需要让人们相信这些工具解决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长期以来都是这一学科的特征。”[25]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无休止地使自身的理论体系不断细化，使得自身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并给人一种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确的印象，从而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印象。但是，不切实际地将理论体系不断细化，最终会变成一种类似游戏的东西，而不是经得起经验检验的学术成就；尤其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大多把心思放在“他获得的数据和技术性细节”方面，从而也就会忽略一切社会后果，甚至会在良心不受谴责的情况下“支持一种对大多数人而言有害无益的经济体系”。[26]
四、经济学人盲从常规范式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表明，流行研究范式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它的计量分析是功能主义的，它的理性建模是先验主义的。何梦笔写道：“方法论工具主义认为，新古典模型只是为计量经济学工具服务的。它不需要声称是对真实的描述。如果通过统计检验，经验上得出了有意义的结果，那么可以得出结论：理论是正确的，正如对效用的经验研究所测量的那样。”[27]这种研究范式显然与科学理论的研究要求相悖。实际上，理论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对事物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的揭示，在于对事物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的剖析，而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分析思维根本上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局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不仅无法得出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也无法提供合理的本体论解释和治本的政策主张。例如，尽管经济学人热衷于通过计量实证来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提供经验支持，或者试图通过证伪而提出新的理论假说，但正如拉卡托斯指出的，“没有任何实验结果能单独击败一个‘理论’。”[28]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会迷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呢？这就需要从库恩范式的影响以及经济学发展中的正反馈效应说起。
现代学术研究深受库恩提出的常规范式之影响。根据库恩范式，在科学的一些分支领域，人们在经受充分训练并已做出了有成效的工作后就会相信基本问题已被解决。例如，那些将牛顿的运动和引力定律提升到行星轨道问题上的科学家就认为，牛顿定律是不成问题的。正因如此，他们开始热衷于分享一整套关于数学技巧的规范，并致力于对范式进行精确和系统的阐述、发展，以及对范式的细致的理论进展加以验证。显然，在这种共同分析范式下，问题被明确界定了，解决办法也受到严格约束；所以，每个研究者都能比较容易地把握其他人正在做什么，能够在他人成功与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去做。同时，他们的许多努力也往往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研究人员相信他们避免了基础的、困难的、混沌的和费时的理论争论，从而没有将时间“浪费”在毫无答案和胡乱猜想的问题上。
不过，常规范式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究其原因，自然现象比较稳定，在没有出现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主要集中于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细枝末节的发现。相反，将常规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时却需要非常慎重。究其原因，社会现象更复杂多变，社会科学理论也更不成熟，任何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解决都需要用到几乎社会科学所有分支的知识。古德纳写道：“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是了解技术知识分子的认知生活及他们不同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关键。‘常规科学’指的是致力于此的人会将精力集中于解决‘范式的’（即常规科学的核心）难题。技术知识分子专注于学科范式内的工作，探索它内部的符号空间，把它的原则延伸到新的领域，并将要作更好的调整。与此相反，人文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普遍缺乏一致认可的有效范式，而可能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范式。因此，他们不把具有单一支配范式的常规科学当成常见的情况。”[29]
然而，在罗宾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下，常规范式思维却逐渐主导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究其原因就在于，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日益局限于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从而开始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将丰富多样社会主体抽象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并大肆引入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数学工具和分析逻辑。在极力仿效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刻意地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保持距离，把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都视为科学程度不高的次级学科。结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就指出：“一旦我们在方法论上陷入求最大值的范式的约束，经济学就变成了应用数学或者说工程学”。[30]
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一种机械论思维。一般地，机械论范式以这样三个基本公理为基础：（1）现实是由物质-能量组成的“硬”存在，其行为由不变的规律决定；（2）现实存在是相互独立的，各自使用其不变的信息；（3）系统内不会发生内生变化。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三个推论：第一公理表明，机械论范式不会运用特性来区分研究对象；第二公理表明，不存在相互联系的个体形成的结构；第三公理则表明，结构不会发生变化。[31]但显然，这三种含义与社会经济现象是不相符的，因而简单地将这种机械论思维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就犯了认识论谬误。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理性选择思维为基础的模型建构中对技术的过分强调以及经济论文中对数学的过分推崇，经济学就缺乏多元化的思维，其思想也就受到严重的窒息。德布鲁就承认：“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理论已经被一股看似不可抵挡的潮流推得更远，而数学化所取得的成功只能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理论家门）所选择的、试图对其加以回答的问题本身受到了他们数学背景的影响。因此，基于这种看法经济学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受到边缘化的话，也有可能会变成次生的，这种危险是一直存在的。”[32]
然而，在功利主义心态的驱使下，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却依旧热衷于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进行理性模型的构建，从而导致数理化取向越来越偏盛、主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格林和沙皮罗就写道：“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缺乏经验基础的理性选择建模所包含的）这些缺陷竟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33]而且，即使这种数理化取向在欧美经济学界已经面临了越来越大的批判，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数理经济学的地位却依然如日中天。实际上，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化现象日益明显和普遍，乃致中国经济学几乎已经成了数量经济学家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判都会遭到这些主流化经济学人的蔑视和压制，任何纯粹文字型的论文都被当作低质量的而弃之一旁。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很大程度上，这又与现代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和经济学界的流行学风有关。
首先，就现代经济学者的知识结构而言。
20世纪70年代以降，自然科学出身的学人逐渐占据了经济学的主要岗位，他们熟悉的是数学工具和解题技巧，却缺乏足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科学知识。譬如，贝克尔就乐于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解释和预测个体的选择行为，并且，假设偏好对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且稳定不变的，从而主要集中于约束条件来分析选择行为。但问题是，如果将主观偏好的解释排除在理性选择范围之外，就根本无法区别不同个体的选择差异。那么，贝克尔为什么不愿对人们怎样接受和改变其偏好进行探讨呢？贝克尔的解释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将他们的选择理论基于不同的嗜好是令人烦扰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关于嗜好形成的理论，也不能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这样的理论，因为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在于它所依靠的嗜好的不同来对行为进行解释，而它又既不能解释嗜好是如何形成的，也不能预测它的效果。”[34]但实际上，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对人类的习惯、嗜好等已经做了大量的分析，积累了不少的知识和理论。
显然，这暴露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人的知识缺陷，其知识结构是偏狭的。范伯格就写道：“经济学家们经常为他们对偏好的不可知论态度辩护，比如贝克尔，他认为有关偏好的形成还不存在‘有成效的理论’。这种观点不仅明显地反映了‘知识的狂妄’，而且它相当于成为采用‘很强的假定’的借口，该假定似乎使偏好的研究成为不必要之举。”[35]事实上，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那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往往不会简单地照搬既有的分析框架，接收流行的传统智慧，不会局限于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是会对常规范式和整个框架进行反思，但由此往往也被视为非主流学者，从事的学术也被贴上非常规科学的标签。多兰就写道：“他们写出了较多的著作，而在现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他们不写教科书，他们的学生直接向大师们学习。他们都十分重视方法论和哲学基础。非常规科学的标签之所以最适合他们的著作，还因为他们有如下共同信念：正统经济学即将崩溃，因为它不能为今天的经济社会提供一个一致并且清晰的解释。”[36]
其次，经济学界的流行学风而言。
一般地，科学范式革命首先依赖于一群学者着手探索和建立新范式的努力，他们不是简单地照搬公认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是对它们进行反思和剖析，不是热衷于在期刊上发表一篇篇孤立的文章，也不是热衷于撰写承袭既有常规范式的教材，而是重视对学术史中思想大师及其经典著作的学术和梳理，重视理论以及思维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并致力于撰写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事实上，任何学问探究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深化研究者自身对社会的认知。因为学术根本上就应是“为己之学”。[37]显然，作为“为己之学”，“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需因为一些专家的推崇而非要接受某种特别的经济学方法。每个人都得为自己作出选择，问问自己：‘这对我有意义吗？’‘这会有助于我理解那些经历过并认同的事物吗？’”[38]但是，自欧美高校实行终身制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就只关心论文的撰写和发表，而不是理论的批判和思维的反思。
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的写作和“研究”都是基于发表的目的，同时，为了使得文章容易被接受，他们往往热衷于追求形式的优美，热衷于使用大量复杂的数学符号。也即，这些文章大量使用数理等暗喻的目的就在于，或者增加文章的说服和劝说力，或者增加批判和反对的成本。相反，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不重视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不关心构成一个正确的问题或什么构成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正确的解之类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些文章依赖于深厚的功底，同时也难以为他人所接收。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就是，一些经济学者就相似论题撰写上几十篇论文，每次都是改变一些参数选择、或者数据选择、或者工具选择，却几乎没有形成多少自己的洞见，更没有对经济学理论带来实质性的进步。这种研究取向在中国经济学界更为突出，主要经济刊物的选稿标准都是形式规范而不是思想洞见，尤其崇尚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进行数理模型或者在新古典框架下进行所谓的计量实证，从而使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偏离其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
最后，知识结构和流行学风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强化的。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视野越来越闭塞，从而导致他们更加倾向于固守流行的常规范式，更加倾向于研究一些细小琐碎的问题，乃至将经济学研究当成一个逻辑游戏。加尔布雷斯就指出，新古典主义“这种体系所具有的一种工具性的作用，就是改变人们的注意力方向，使之不再关注某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事实和行动”，同时，“它还有另一种作用：它可以无休止地使自身的理论体系不断细化。当它的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时，它会给人一种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确的印象。当个别令人无比困惑的问题貌似得到解决以后，它的理论体系，自然会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印象。如果经济学家完全把心思放在‘他获得的数据和技术性细节’方面，他就会忽略一切社会后果——他的注意力既已在别的方面，他甚至会在良心不受谴责的情况下，‘支持一种对大多数人而言有害无益的经济体系。”[39]
同时，无论是知识的狭隘还是思维的封闭，往往都会带来学术的偏执，乃至会夸大特定分析范式的价值，不仅会放弃理论功底的积累的沉淀，而且还会自觉地抵制来自其他流派或学科的批判。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达斯古普塔就指出：“可以想像，如果一位经济学研究者精通他所研究学科的历史，那么他会更有自知之明。但同时，他也会变得更为谦卑，这会束缚他的研究。进一步说，由于时间是稀缺的，阅读一本好的研究生课本（如生态学）而非资本论，可能会对今天的经济系学生研究当前问题更有帮助。为了进行创新性的工作，不知道过去时代学术关注的问题和争论更好：当前的研究会更少受过去的影响。”[40]问题是：谦卑不是学者应有的品质吗？舍弃前人积累的知识而重新研究难道符合经济原则吗？很大程度上，正是知识的偏狭以及学术的功利，现代经济学人就致力于寻求更快地推出成果、更多地发表文章的途径，从而转向了对一种既定范式的模仿和一些数理工具的训练，并将主流范式当成是科学分析。
可见，尽管生活世界与自然世界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并不存在普遍性规律，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像自然科学那样盲从于常规范式，这一方面与编辑革命之后经济学的研究转向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当前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密切以及他们引领的学术风气有关。正是在追求普适规律的驱动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强烈倾向摆脱归纳而单一依赖演绎来设定片面化、理想化的前提“公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理论与经验事实间一致性的要求，因而这种经济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和批判。但是，由于试图纳入更多因素考虑的多元经济学并没有寻求像物理理论那样的确定性结论，没有构建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从而也就无法产生类似于物理科学界那样的范式革命。因此，即使理论与现实存在不一致，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人仍然会借助“反事实的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维护其形式化理论：如果基于现实的实证不符合其理论推理，往往就会被归咎为归纳实证是错误的，或者说经验现代还没达到其必然发展到的状态。结果，正如黄宗智和高原指出的，“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之后，形式主义经济学仍然能够对其理论略作修改和补充而卷土重来，再次以其形式逻辑化的理论来占据学科的主流。”[41]
五、尾论：正确看待主流学术
当前经济学界区别主流和非主流的标准日益单维化，主要体现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所谓的科学方法则体现为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认为，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这两大方法的逻辑是严密的，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显然，无论是计量实证还是数理建模，都在使用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以致数学成为界定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标准。劳森就写道：“在一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系是来表达……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越是使用更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因为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全的……对简化的假定提出过多的质疑是不礼貌的表现……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论……”。[42]
同时，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因而当前绝大多数经济研究文章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这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缺陷表现为：它的计量分析是功能主义的，它的理性建模是先验主义的；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就无法揭示事物的实在结构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提供合理的本体论解释和治本的政策建议。事实上，20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了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的缺陷，昭示我们跳出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常规范式的窠臼。但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依然固步自封，依然热衷于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进行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西蒙就感慨地说：“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科学帝国上的分布密度是非常不平衡的，少量有限规模的领域占据着大多数人口。”[43]
事实上，主流学术往往具有两大特征。（1）现在的主流是以前的非主流，当它还处于非主流地位时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沿性，而一旦成为主流后，其思想性就很快消逝了，直至蜕变成了一种陈腐和教条，其日益加强的形式和规范反而成了思想的禁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举出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流派为例，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乃至当前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等都是如此。所以，赫胥黎指出，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何要膜拜于主流范式呢？（2）主流和非主流往往是以从事人数的多寡区分的，但从事常规工作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庸才而已，而真正的思想者一生都在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从而往往一生都只是少数派，从而也必然属于非主流。例如，当一向反对凯恩斯观点的丘吉尔一天对凯恩斯说，他越来越倾向于凯恩斯的观点了，以至现在也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凯恩斯却回答说，“我的观点已经变了”。同样，马克思留下的一个著名警语就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4]此外，弗里德曼说，“我不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我不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我是经济学家。”[45]科斯则对后来的新制度主义发展颇有微词，认为后继者窒息和曲解他的思想。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何不愿作特立独行的非主流呢？
一些经济学人常常辩解说，经济学的数理化本身是欧美的主流，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视体现了“国际接轨”的要求。问题是，欧美流行的研究倾向就一定是合理的吗？其实，欧美学术界目前流行的研究倾向本身就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并根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同时，由于日益狭隘的知识结构和功利的学术态度，使得这种研究锁定在一种日益僵化的状态。加尔布雷斯就强调，“理论应当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者之间的纽带不应当拉得太长……这种理论一定会被抛弃。不切实际地将理论体系不断细化，最后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它迟早会变成一种类似游戏的东西，而不是经得起检验的学术成就。近年来，新古典主义模式正在失去其群众基础——尤其是在青年一代的学者大众，这一点不足为奇。”[46]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何要盲从欧美学术界日益退化的研究倾向呢？为何不能引以为戒呢？在很大程度上，思想的产生和学术的进步本身就体现为主流理论不断为非主流理论所替代的过程，而其前提就在于那些非主流的少数派存在。
就思想史来看，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更替往往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扬弃方式渐进进行，二是以否弃方式激进进行。其中，否弃方式往往会导致理论从一个极端导向另一个极端，尽管新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点，但不免潜含了偏狭性；相反，扬弃方式则基于各种知识的契合，从而更具全面性，有助于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因此，理论和学术的良性发展往往更应该诉诸于扬弃的路径，需要学者能够潜下心来对人类所积累的相关知识进行综合和比较，从而在综合和契合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范式思维。显然，这种状况应该引以为戒，而不是变本加厉地仿效。同事，激进和渐进方式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也是不同的：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同群体和党派基于追求现世私利的目的而往往倾向于片面地夸大某一思想和学说，甚至把它列为主导思想，而排斥其他思想或学说，这导致社会政治往往在对抗中曲折前行；相反，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其根本的检验在于将来社会，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引导社会的合理发展，从而应该且可以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对话交流。
显然，就日益分裂的经济学各流派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更依赖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平等对话。哈贝马斯就认为，真理的观念是通过职业经济学家之间无主流权威的对话之后得到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共同遵守对话伦理的道德约束。[47]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研究往往与现世利益分配搭上了扯不清的关系，大多数经济学人所追求的不是学术认知的提高而是利益的获取，以致学术领域也与社会事务一样在努力争夺暂时的主导权。同时，在大众学术时代，多数往往代表着力量，可以取得更多的利益（如文章发表、课题承接）等；因此，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盲目地追求所谓的主流，这导致经济学界盛行着日益形式化的主流范式。显然，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问题：（1）要破除主流范式的束缚，改变那种追随主流的研究习性，根本上就要从改造学术风气着手；（2）任何学术风气的普遍流行又与特定时期的学术制度都密切相连，从而需要对产生目前这种学术风气的相应学术制度进行剖析，促进学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显然，无论是学术风气的转变还是学术制度的革新，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出现一群具有高度使命感和渊博知识素养的学人；同时，只有出现一群拥有全心以探求学问为业的学术精神、拥有强烈以追求真理为志的学术态度，并献身学术的经济学人，学术研究才会真正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可见，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就获得了这样一条良性发展的学术路径：学者精神--学术制度--学术风气--思想发展--社会进步，由此，中国经济学界也就可以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学术道路。事实上，尽管充满缺陷的流行范式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依旧会得到大量经济学人的刻意维护，但是，这并不能经受社会环境的巨变（如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例如，2008年经济危机就对主流经济学构成了一场重大挑战。所以，布劳格就指出，“这一切也许正在改变。在对他们的学科的科学地位自我满足了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无论如何，怀疑经济学所建立的大厦里面并非一切都很好的人数不断增长。”[48]我们相信，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逐渐暴露以及学术制度的逐渐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性质，重视经济学的方法论探讨；尤其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进行反思，重新注重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性，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样，就不仅可以重新开创现代经济学的春天，而且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实质进步。
*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6-，男，江苏丹阳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和比较制度分析。
[1] 赵峰：“经济学的异端及其命运”，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5/3/113213_5.html。
[2]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3] Leontief W., 1982, Letter in Science, 217（9）：104.
[4] Blaug M. 2002, Ugly Currents in Modern Economics. In: Maki U. （Ed.）， Fact and Fict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Nelson J.A., 1996, Feminism, Objectivity and Econom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 22.
[6] 多兰：“作为非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7] Colander D., 2000, Introduction, In Colander D., （eds）， Complexit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5.
[8] 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9] 参见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10] 张林：“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1年2期。
[11]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6.
[12] Frey B.S. & Eichenberge R., 1993,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4）： 185-193.
[13]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4.
[14] 参见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15] Becker G.,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9-140.
[16] Woolley Frances, Getting the Better of Becker, Feminist Economics, 1996, 2（1）：114-120.
[17] 弗雷和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18] “Vote for 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 http://rwer.wordpress.com/vote-for-the-ignoble-prize-for-economics/.
[19] 朱富强：“实证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1期。
[20] 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1] 参见H.P.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2]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台北）2005年版，第417-172页。
[23]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台北）2005年版，第417-172页。
[24] 参见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25] 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图尔和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页。
[26]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27]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28] 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林夏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3页。
[29] 古德纳：《知识分子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
[30] 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罗根基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31] 多普弗：“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载多普弗主编：《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32] Debru G., 1991, 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1）：1-7.
[33] 格林和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运用批判》，徐湘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
[34] Becker G.,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33.
[35] 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36] 多兰：“作为非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7] 朱富强：“当今学术研究的体育竞赛化倾向剖析：以当今经济学形式化取向为例”，《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
[38] 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39]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40] 达斯古普塔：“现代经济学以及对它的批判”，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41] 黄宗智和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42] 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43] 西蒙：《西蒙选集》，黄涛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385页。
[45] Friedman M., 1982, Supply-Side Policies: Where do Wo Go from Here? In: Supply-Side Economics in the 1980s, Atlant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na, P.53.
[46]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47] Habermas J., 1990,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92,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4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
本文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