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蔡元培，人们耳熟能详的恐怕便是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新旧各派汇聚于“兼容并包”的理念之下，许多青年学子也因受到“蔡先生”和“北大精神”的感召，竞相投考。那时的蔡元培校长成为引领学界的精神领袖，重塑风气，酿成潮流，一举开创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胡适语）。
蔡元培晚年回忆时曾说：“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8页）无论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改北大“官僚养成所”之风气，其历史与价值都值得不断书写和重估。相对于那“五年有半”，一直以来人们很少谈及蔡元培名义上担任校长的时段。没有这另外一半，实际上是将北大校长生涯硬生生地一刀斩断。蔡元培之于北大的影响，并不随其结束实际掌校而终止，也不以其最终任期为限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深远的。
1918年、1922年及1926年后的馀音，横跨蔡元培实际掌校及名义上担任校长期间，也是蔡元培与北大关系发生转变的三个关键性的年份。将蔡元培的北大校长生涯串联起来，更加完整地去看待这一期间的起承转合，或许对重新认识那个时代会有所帮助。
1918年：涟漪
蒋梦麟将蔡元培出掌北大比喻为“在静水中投下革命之石”，“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119页）。1918年是蔡元培校长正式任职的第二年，此时已可见微波荡漾之势。
上年末举行的北大创立二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此时北大的校庆日为12月17日），师生故旧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演说会气氛轻松融洽，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到场众人无不对这所如获重生般的大学表达了无限的祝福和期待。蔡校长就职演讲时所言“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回响尚在耳边，北大校园内诸多改革之成效已然在年末开始显现。蔡元培入校即下定决心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整饬学风，将北大改造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最先受邀的是被委以文科学长之职的陈独秀。在蔡元培的邀请下，《新青年》作者之一、尚在美国的胡适得以来校任教。这一年新加入北大的教师还有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新组建成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一改以往校长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之风，向更多人开放了北大校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这也传递着一条讯息，即北大校务需要众人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1918年，创刊未久的《北京大学日刊》已经成为沟通北大校内外的桥梁。在年初的《日刊》上曾刊出了一则“纪事”，记载有北大学生查钊忠以及陈宝书、钱王倬等二十四人联名致函蔡元培，希望学校能对素来好学却因家贫无法继续学业的第一寄宿斋役何以庄，“量才拨调”，并附上何所作文稿三篇。蔡元培接到学生来信及附文后，也认可何以庄确如学生们所言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遂调其入文科教务处，担任誊写之务，酌增月给，“藉以励其好学之诚”。通过《日刊》，师生同人有了联络感情和交换意见的平台，北大校务也与普通职员、学生发生了实际的关联。这件小事还促成了校役夜班的开办。4月底，蔡元培在校役夜班的开学礼上发表演讲说，无论哪种社会，小到家庭、商店，大到国家，都要知道是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每个人都需各尽其责，所以“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
蔡元培对向学者积极鼓励，同时也对违犯校纪者决不姑息。也是在年初，蔡元培就发布过“校长布告”，警告学生如有对职员无礼之事，“查明后定当照章惩戒，断不姑容”。此后，他又多次发布从严整顿校风之布告，规劝学生专心向学。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8年，因无故旷课、无视校规而被记过或勒令退学者，就有八十馀人。
重塑学风，是蔡元培革新北大的出发点。但“风气”大多虚无缥缈，却又须落实于一事一物才能判断其成效。学问之事本有其一套规则和要求，以追求高深和专精为目标，并不是指要落入玄虚莫测，故作高深。这虚实之间，并不容易拿捏。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其间游刃有馀，实源自于其自身丰厚的学养和对现代学术大势的理解和判断。学问通透者，不再把学问只看作是认识事物的规范，更是将其理解为生活态度和处事方法。1917年度的北大学制改革，涉及到文理两科扩张、预备法科的独立、归并商科于法科、停办工科、缩短预科学时等诸多制度的革新，其背后实际上离不开蔡元培对“学术”二字的理解。他认为“学”与“术”关系至为密切：文、理，学也，以研究真理为目的；法、商、医、工，术也，不可不服务于社会，继而以服务时所得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两者路径不同，“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所以，他有“学术分校之议”，强调和扩充文理两科，是因为认定“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治术者则可谓“高等专门学校”。
将北大改造为“高深学问研究之所”，也是蔡元培在1918年着重努力的方向之一。2月初，他为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发表公开信，动员全校师生参与搜集宋代之后反映社会时代风貌之歌谣。2月中，他与陈宝泉、汤尔和等人联名发起学术讲演会，希望藉此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2月底，北大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得教育部批准，北大国史编纂工作开始着手进行。4月，蔡元培撰写《北大画法研究会旨趣书》，并先后聘请陈衡恪、徐悲鸿为研究会导师，并参与拟定简章，号召学生“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9月底，议定将于1919年起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亲自撰写“发刊词”，再次强调“大学者，囊括大点，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人们所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语，是要到1919年3月与林纾的论战时才会出现的表述，不过在1918年，这一观念的思路和面貌已经日渐清晰。
这一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对北大一年的情况做了总结：“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于数、理、化等学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并与法京‘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382页）这份有些像提前汇报的“年度总结”，历数了近一年来北大在学术上之进步，也颇能看出蔡元培心中诸多事项的分量。
1918年，对蔡元培和北大来说，也并非一帆风顺。5月，中日两国签订“防敌军事协定”，北大学生群起反对，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为保护学生，蔡元培与各学长以“奉职无状”为由提出辞职，后经多方挽留才算作罢。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次辞职只能算作一次小波澜，北大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比起第二年将会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此后多次因辞职而引发的风潮，1918年相对平稳的内外环境使得北大师生可以专注于校内的革新，蔡元培对人事与制度的设计大部分得以逐一落实。对蔡元培来说，这是忙碌而又充实的一年，正如他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演讲的题目是意味着“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一年。
1922年：转折
1922年，对蔡元培与北大来说都是颇为不平静的一年。
先是困扰已久的经费问题。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并率团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直到当年9月才回到国内，校务由蒋梦麟代理。因欠费过多，教员无以为济。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多次与政府交涉未果，被迫宣布罢课，索薪运动最终爆发。6月3日，各校教职员代表暨学生代表联合前往教育部索要积欠，与卫兵发生冲突。联合会主席马叙伦和北大教授沈士远等十馀人受伤入院，酿成“六三事件”。武力冲突换来了舆论对此事的关注，但却仍未能将积欠问题彻底解决。
进入1922年，经费问题危机更为严重。1月中，蔡元培领衔具呈北京教育部，为国立八校用品请免纳税；2月初，再次领衔具呈北京政府，请拨德国赔款为八校基金。3月底，代表八校致函中国银行负责人张公权等，请其允许以债券为抵押，先行借款，以渡时艰，却未能成功。7月，再次领衔致函财政、教育两总长，争取款项。8月，八校代表请见交通总长协商经费事受辱，提出总辞职，未获准，陷入胶着。9月中，八校校长再发宣言，声明不再负责任，蔡元培亦随之发表与北大脱离关系的启事，最终迫使政府先行拨付两月经费，学校秩序才开始慢慢恢复。
1921年末，蔡元培因糖尿病发下足溃烂，不得不入院修养，但在此期间，他仍不顾病体，不仅领衔参与各校联合行动，还利用自己各种身份和影响力积极争取各类款项，如代表华法学务协会欢迎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傅乐猷，争取法国退还的庚款，并领衔代表北京华法各团体致函财政总长及教育总长，为维持大学苦心孤诣，鞠躬尽瘁。
不过，在看似一致行动的背后，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的分歧越来越大。他的一贯看法是，时局虽然纷乱不安，教员生计困苦也是实情，但辞职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且以学生学业为注，更不是上策。但“五四”后，教育界内部意见更趋多元。据1922年胡适4月9日日记，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上，多数人主张延长春假，实则是不满政府拖欠薪酬变相罢课。蔡元培亲自出席会议，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坚决不肯延长春假，并表示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但不能抵抗”，各校仍一律开课，各代表则选择一起辞职。8月中，蔡元培虽然再次领衔与北京国立各校校长发出辞职通电，他却并不同意总辞职，但是“劝阻不住”，也只能采取一致行动。
自“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声名威望异乎高涨，真心服膺者为数众多，却亦不乏有借其盛名地位而别有他想者。蔡元培被置于高位，身陷无尽又无解的琐事之中，甚至渐渐失掉了决断的自由。这对只是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且自认“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折磨，心境已经不复当年（参蔡元培《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5卷，37-38页）。
其次，1922年10月北大的讲义费风潮也给蔡元培很大打击。当时，有北大少数学生不满征收讲义费，先至会计科谩骂职员，第二日又拥至校长室，虽经详为解释，而学生“始终不受理喻”，“威迫狂号，秩序荡然”（蔡元培《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蔡元培全集》第4卷，784页）。校长蔡元培及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均宣布随同辞职，全体职员也停止职务。后经全体学生一致挽留，才算平息风潮。
虽然事后曾有人说蔡元培是“小题大做”，但他却把学生的“暴举”看得很重大，认为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竟出自北大学生，实难容忍。有人借端生事，意图破坏，学生们却只知盲从，也必须要做出检讨。蔡元培在回校演讲中也苦口婆心地规劝学生，对不了解的事，“用开诚布公的意思解决他，不要蓄积起来，生出无数的误会”。即便出事，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能画清界限，不为一时的冲动所左右”（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十月二十五日大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791页）。
早在“五四”运动刚结束时，蔡元培就曾向蒋梦麟表示过自己的担心，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利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新潮》，125-126页）。讲义费风潮看似顺利解决，但蔡元培已萌生去志。这一点也可在胡适《我的年谱》里得到印证。胡适提到，蔡先生去志既决，所以才会在北大廿五周年纪念时大举庆祝，“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胡适《我的年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75页）。去志渐坚，再加上心境上的改变，蔡元培最后提出辞职只待时机。这一触发点便是“罗文幹案”。
1922年11月，时任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的罗文幹被指控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国会提请严办，总统黎元洪下令京师警备厅将罗逮捕，“罗文幹案”事发。王宠惠、罗文幹都是“好政府主义”的公开支持者，他们不仅在蔡元培领衔、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还相继入阁参政。但现实政治终究不同于书生议政。1923年1月11日，“罗文幹案”虽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但国务会议不满此结果，借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之口提出复议，使罗再次入狱，并以伪造公文等多项罪名予以起诉。
让蔡元培最终下定决心提出辞职的正是彭允彝提议对罗文幹案的再审。1923年1月17日，他向总统黎元洪提交的辞呈中说道：“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第二日，他又公开发布启事称：“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
蔡元培提出辞职，对大众而言始料未及。以其声望，无论是北大校内，还是北京教育界，一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一结果，于是一场迁延半年有馀的“驱彭挽蔡”运动正式开场。蔡元培是从邵飘萍那里得到罗文幹被捕的消息，正式公布辞职之前，也曾与汤尔和、胡适及蒋梦麟等人商议。也就是说，蔡元培此次辞职实际上是众人协商后的结果。胡适等人还计划将辞职事件放大成“注重政治大题目”，连续发文声援，只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众人只看到彭蔡之争，根本无意讨论反抗军阀政治的问题。
而递交辞呈后，蔡元培却是真的走了。他先是避走天津，后又南下，对学界内外“挽蔡”呼声不再做出回应。最终，他也没能如“五四”运动后的辞职一样收回辞呈，而是选择携眷远走法国。蔡元培的辞职，虽然在众人眼中被处处诠释出“不合作主义”色彩，但这一带有转折意味的选择，其实可以在1922年里隐约找到答案。
馀 音
蔡元培在1923年提出辞职后，实际上并未得到获准，所以身份仍是北京大学校长。只是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欧洲各国演讲、会晤和从事研究著述工作，不再过问具体校务。1926年初，蔡元培去国近三年后终于返程。得到消息的北大师生，立刻行动起来，筹备隆重欢迎活动，甚至喊出“非蔡不可”的口号。就连一向很少过问校务的周作人也给蔡元培写了一封长信，请其回校。不过，蔡元培对北京恶劣的政治环境相当警惕，不愿再与军阀政府有任何合作，对外界的盛情邀请并不过多回应，而是取“毁誉听之，不愿与辩”的态度，选择留在南方为北伐做准备。
此后的两年，先是刘哲重组北京国立各校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并亲自兼任该校校长，蔡元培名义上的校长始告一段落；再是1928年6月北伐军克复北京，北大师生又想请他回校。不过，世易时移，回与不回，已不是他一人可以决定。在再次短暂担任名义上的北大校长后，1930年9月19日的南京国民政府第94次会议通过了他的辞职。蔡元培的北大校长生涯才算真正地划上了句号。
时至今日，谈及北大仍无法绕过蔡元培。如果对他的在校时间做一更细致的量化统计，不难发现，其所言“五年有半”的实际在校时间，还要再打一折扣。而这一部分正是诸多史书上着力描绘的部分。不过，只有以十年整体观之才会发现，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任职期间屡屡陷入去留之间的踌躇不决之中，顾虑重重。只是盛名之下，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力挽狂澜、拯救大学于水火的蔡先生，却从未顾及，或是不愿正视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其实从踌躇满志到心灰意冷，蔡元培十年间的心境变化，恰为此时段中国大学乃至社会剧烈变动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1期 “特别关注”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