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下午特别棒。我开始觉得这基本上千真万确地成为mission impossible,是对我们的会议的充分总结。我们的会议确实含金量很高，不是因为我们作为地球三体组织自吹自擂，而是因为和很多国内大量相关文学会议相比含金量很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刘慈欣作为研究对象和个案引发出了太多的丰富的话语、讨论、质询和尝试给出的答案。渐入佳境的时候通常是会议结束的时候。
在今天下午的讨论中，我觉得中国文化状态已经浮现出来了。倒不是说我们把话题过渡到中国文化状态，是我们相互之间的撞击本身把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状态展现出来了。坦率地说，这个文化状况对我来说没有包含全新的命题，没有浮现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的脑洞——一个让我特别陌生的脑洞。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中国文化状态的核心命题大概十余年来纠缠着我。原因是，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是死结。这个死结的原因在于，作为刘慈欣的同龄人、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个中国生命的亲历者，当我面对我经验中的伤痛、我思想上的自我缠绕和自我消解以及今日世界的全球化格局、全球化解构中的中国等所有问题时，我没有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修辞意义上的、塑型意义上的解释。这是我自己的真切感受。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借助科幻和刘慈欣这样一个话题，把这样一个极端真切的状态展现出来了。
刚才魏泉老师对雅琳的发言做了提问。在我看来，雅琳的话题、魏泉老师的话题和王昕的话题不期然地构成了一个关系组。我觉得，雅琳所讨论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从赵树理与刘慈欣的关系、从第三世界、从游击队、先锋队来谈刘慈欣）和魏泉老师说的未尽的工作（就是我要在刘慈欣的作品里寻找思想钢印）形成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雅琳勾勒出来的就是思想钢印之所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就是雅琳的（我早上用了“视域之差”这个词）年轻使她辨识出了那些对我们来说由于过于熟悉而无从辨识的那些历史留给刘慈欣的痕迹。所以我觉得从雅琳的角度上说，她的辨识使这些东西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遗产的姿态浮现出来。但是在魏泉老师的思路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债务之所在，一个创伤之所在。王昕的论文有很复杂的理论结构，他的一个核心表达是对刘慈欣的深度模式，对刘慈欣叙事的一个基本的不等价交换的讨论。王昕在讲这个不等价交换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想起我们年轻时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要扮演和恶意嘲弄我们成长年代的英雄。
其中一个是金训华，金训华跳到激流当中被激流卷走，他救回了一根木头。是因为一个集体的木头被洪水冲走，所以金训华就跳下去把它救回来，然后自己被洪水冲走了。另外一个人像说相声一样的一定在旁边报说“六分钱”。当时一根木头是六分钱。龙梅和玉荣抢救了生产队的小羊羔，自己被冻伤冻残，小羊羔多少钱呢？小羊羔三分钱。用这个来嘲弄我们成长年代我们被塑型的意识形态。其实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在说不等价模式。而且我们在用这种方式参与着八十年代的建构，就是一个关于生命、个人的意义和集体与国家的财产、一种利他主义的这种认同和牺牲。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人之间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对话本身就携带着历史，携带着我们今天文化状况中彼此冲突、彼此消解的充满张力的东西。
然后魏泉老师直接问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崛起？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是中国道路？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是什么？有没有中国梦？如果有中国梦，那么中国梦是什么？也就带出了今天下午这一组思想含量很高的讨论，就是说政体、政治制度、政治可能性的选择在哪里？对我们来说，在礼乐文明和启蒙理性之间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中国可能创造出来的主动选择？还是这可能意味着在现代主义全面危机之下的别无选择？不是我们要不要选择礼乐文明、要不要重视农耕文化、要不要重提集体主义，而是有一天是否人类可能或者必须以这种方式幸存？
但是在这儿就很像《三体》里的故事，这根本是个阴谋。实际上《三体》当中关于阴谋的描述也完全对应着近年来的环保恐怖主义，关于环保恐怖主义的讨论也对应着佳山提出的从《寂静的春天》开始到今天以环保和节能减排为名的对于中国的“战争”。但是它同时又面临的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必然是、或者是否可能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如果它是必然的或者可能的，那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也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选择？这里的“我们”可能是人类，也可能是中国。当我们追问中国能不能示范一种不同的文明时，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很自然地在大家的讨论当中浮现。大家在用不同的方式触及这个问题，比如说革命，比如二十世纪。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因为我们的对象是刘慈欣，刘慈欣真的也塑型了我们。我知道在座的好几位朋友其实是碍着面子没说：戴锦华你说错了，你有常识错误，你知识准备不足。大家都在非常委婉地暗示我：刘慈欣是科幻迷，刘慈欣阅读大量的美国科幻。刘慈欣是在阅读了大量美国冷战时期、全盛时期的美国科幻后写作科幻，而不是我所说的所谓原创性的、自发的写作。但在雅琳的发言之后我的思路就清楚了，我仍然用“自动写作”、“自主写作”评价他。我觉得刘慈欣是在进行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写作，用十九世纪创作的方式去写作——一方面好像是在记录自己的想象世界，一方面是自觉地上帝一般地去创造、营造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更自觉地履行一个说书人的身份职责，就是吸引对阅读者的注意，然后产生对他的新奇感、对他的刺激以及对他的震惊。
我觉得可能正因此他的作品才成为“第三世界文学”。但是我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学”，不是詹姆逊意义上的“与第一世界的殊死搏斗”、 象征着民族命运的“民族寓言”、“利比多”的故事。我觉得刚好相反，刘慈欣的写作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初期舍伍德·安德森式的作家之于当时欧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刘慈欣的写作充满着潜意识、携带着裂隙、携带着杂质、携带着缝隙而又如此地自洽、如此地宏大，以致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入到作品当中去谈我们要谈的东西——无论是从政治哲学，还有所谓的终极关注。但是我说它的塑型性和它的限定性在于，正因为刘慈欣的写作方式使我们不能够去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幻小说的全球流行和科幻小说的中国落地，以及现代/后现代主义这个对立组之间的重要的鸿沟、断裂和连续。
所以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在处理刘慈欣以及中国科幻小说的时候，我们好像要处理很多坚固的东西：比如说文学、比如说等级、比如说人与人性、比如说救赎和意义——我们好像就忘记了这些坚固的东西早已烟消云散，已经不存在坚固的那些标准供我们去讨论问题。这些东西的烟消云散（马克思意义上的烟消云散）与二十世纪的工业、后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真正以殖民主义终结而全球化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把飞氘、夏笳的作品拿进来讨论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他们的作品当中不言自明的后现代参数，以及后现代主义对整个文学等级、文类划分等等这些东西的含糊、模糊化（我不想说消解）。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
对我来说，在讨论当中对我构成兴奋点的发言是洪喆的发言。因为洪喆在知识的意义上给了我极大的补充，我在跟夏笳一起讨论她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和她前一届的赵柔柔谈论反面乌托邦的时候，处理的文类全是科幻。在跟她们俩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坚持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幻作为一个文类，它是历史性的，我个人感觉它的历史性是冷战类型的。这是我当时朴素的认知，就是当时在美苏争霸意义上才形成的一个整体的科幻写作的历史语境。洪喆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把NASA的角色、NASA文献所提供的极端清晰的格局、美国经典科幻小说家跟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和NASA之间的高度的内在关联清晰地展示出来，这样我们就无需借助意识形态批评了。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展示把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放到我们面前，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历史情境当中去了。其实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状态或者当代世界状态的另一个症候或者症结。
我们一直在艰难地想做两件事：一件是通过抹除历史纵深埋葬二十世纪。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我觉得文化工业或者说如果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它们就在做这件事儿。原因是二十世纪是现代历史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中一个“极端的年代”，一个例外的年代。所以我才说王昕的发言对雅琳的发言构成补充，刚才的那个“不等价交换”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六十年代的逻辑。王昕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发现了刘慈欣的思想钢印，或者说作为遗产传递者这样一个内在的构成。我觉得，历史的一个症结是通过压缩历史、抹除历史纵深、通过人为地制造坍缩和人为地否认历史的在场来使二十世纪不在场，使得变革、创造、颠覆的可能性消失。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症候就是，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去体认这个时间的过程。洪喆的发言当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非连续性变为连续性，我认为这用来描述刘慈欣或者说描述科幻也是准确的。但是可能我们忽略了，这几乎是八十年代以来所有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都试图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曾用一个电影说法叫做“文化蒙太奇”，就是拿剪子铰掉中国文化历史。
所以说为什么雅琳的发言让大家那么兴奋和震动，就是她以她的年轻气盛 （今年一部得奖片的名字）把这段剪掉的历史给接回来了让大家看看。而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我们都成为了蒙太奇效果的牺牲者——我们都忘记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是我们亲历的历史，甚至是塑型我们的历史，然后我们都把这段历史当作异己的历史，或者说是异质性的。这使得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历史、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成为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叙述当中的一个褶皱，或者说成了具有幽灵性的存在。尽管这幽灵性不时地返归，但是，每一次我们感觉到幽灵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危险，我们感到了恐惧和威胁。
要说的东西太多，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从不同的层面上讨论的话，我们有太多可以说的东西了，而且我觉得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开几次会、写几本书来分享。我们从分享问题开始，我们的问题是在不同层面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刘慈欣以及科幻小说是革命性的时候，我们在针对什么说？我们是在针对文学生产文学体制吗？我们是在针对今天这个极端独特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体制吗？还是我们在针对市场、针对资本、针对一种新的文化消费形态或者可能呢？还是我们在针对作家们所携带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还是我们在针对他们如何强有力地参加型塑一种的新的文化霸权？每一个定位、每一次坐标的改变都会使我们的问题发生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位和讨论。
那么我还是回到洪喆的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洪喆是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不同的学科背景切入，当然也有他的才气。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勾勒这段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带出了一个可能只属于科幻的的问题。我觉得科幻是一个类型，但是它独特的问题是科幻是唯一的一个由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类，而它始终覆盖着一个从通俗写作、单纯文化消费品直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极广泛的光谱。
同时，科幻除了作为“应用文”（洪喆描述的特准确：美国政府的应用文类），还包括所有的暧昧不明的文学性都必须认可的文学巨制，比如我最爱的勒奎恩的写作，我想什么主流非主流，什么评价机制都没有办法否认他充沛的文学性。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讲，这个问题太复杂。这是科幻文类的特殊性。另外在洪喆的讨论中还带出了一个“他者”的问题，带出了一个“异类”的问题，而这个“他者”和“异类”在那个历史时刻经由科幻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文类来勾勒的时候，其实它带出的坐标本身就太复杂了。因为一方面是全球解殖的过程当中，西方世界必须接受那些野人也是人类、是跟我们一样是国民，另一方面它也必须要面对冷战结构之下对于人类的非共识状态，同时它也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结构。
最后用回到科幻来结束，我说太空歌剧和赛博朋克对我来说构成科幻的两种基本取向和类型。飞氘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太空歌剧是宇宙征服，赛博朋克是神经漫游。但是我原来没从这个角度想，我觉得太空歌剧就是现代主义逻辑的最大化、是拓殖、是征服、是开发、是所谓人类基因的播散。而赛博朋克是一个反现代的、反科学的、反省现代文明的一种表述。我觉得就是这两种逻辑本身构成这个文类自身的张力。但是从那个角度上说这两种文类共同构成了冷战时代美苏竞争当中两个主要的空间领域，一个就是外太空的开发，一个是潜意识的占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历史坐标，重新在历史坐标中再次接受刘慈欣的成功是在于刘慈欣的滞后。因为当科幻小说只具有海德里安式的元写作的可能性的时候，刘慈欣仍然能够用克拉拉的、阿基莫夫的方式去写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的滞后已经全方位地转换为后发优势，所以这个时候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方位的概念正在全面地坍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警惕左右的定位。回应一点汪荣的说法，他的紧张我是理解的，因为不存在这样一种左翼国家主义，在历史上、逻辑上和未来中都不成立。可是今天它在某种意义上真切地存在了，这本身表明方位感的坍缩已经把一个全新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了。谢谢大家！
（本文收录于《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