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知青运动五十周年。我的这个谈论岳西白帽石岭知青生活的杂记也已经写出并发表了六集。其实还有一个在我的知青生涯中很重要的事情该写却还没写，那就是读书。

说起来，我也曾经在一些知青怀旧的诗词中写到过读书。比如我在10年前纪念知青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也晒它几首知青诗》的文章中晒了好几首1973年写的五言古风，在其中一首的后半段我写到：

“……

阶前苔藓生，堂内土石平。

檐下蛛织网，梁间燕飞鸣。

床边油灯弱，伴读到天明。

少年有远志，来日勿须惊。”

这里就描述了五十年前我们到岳西石岭插队时晚上在小祠堂里读书的情形。

前几年我还写过一阕忆秦娥词，题自己画的一幅水彩画《山乡》，也是说的此事：

少年苦，

山乡寂寞耕田亩。

耕田亩，

日劳筋骨，

夜读寒庑。

人生不怕多歧路，

沧桑历尽知今古。

知今古，

愧难达义，

受天之祜。

（注：庑，音舞，指堂屋周边的房间。《说文》曰：庑，堂下周屋。我当年插队所住的正是堂屋旁的偏房，且四面漏风，冬日有过雪飘入内之景也。是谓寒庑。受天之祜，指蒙受老天的保佑和恩泽。《诗经 • 大雅 • 下武》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祜，音护。平水韵上声七麌。——作者注）

像这种描述我们当年在石岭读书的诗我还写了一些。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我迄今经常在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在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我们组的几位男知青或蜷缩在床上，或趴在一个简陋的大方桌边，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捧着一本书在读，还时不时有人提出个问题，有人知道的就回答，问者觉得回答得对，就接受，觉得不对，就可能会提出反驳，甚至还会引发出脸红脖子粗的辩论。当然，这类争论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与山外不同，在石岭，没有谁是绝对理论权威。

桌子上一盏煤油灯散发出昏暗的、但还能让我们看清书上文字的灯光。当然，我们还得过段时间就将橄榄型的玻璃灯罩子用干毛巾包住轻轻地取下来，用剪子将烧焦的灯芯拽出来一点，再剪掉一点，以让灯光更亮些。

这时，从露出瓦面屋顶的一个敞开式的天窗里忽然飘落了几片雪花，但还没来得及落到我们的身上或桌子上就在空中融化不见了，因为我们围着的大方桌下还有一个用土坯围着的火塘，里面炭火正熊。正在读书的我们都把脚放在火塘的土坯边烤着，周身都是暖融融的。现在想一想，还真有点儿温馨的感觉。那种情景是有点像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中说的那样：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那些冬天烤火的木炭都是前几个月我们烧锅时自己制作并一根一根积累下来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即我们每次烧饭在熏蒸锅巴饭环节时，将比较粗大的烧红透了且已不冒烟的栎柴或松柴用火钳从灶膛里取出，放入墙边一个小口坛子里，然后用一块厚木板闷住坛口，隔绝氧气，烧红的木头也就变成木炭了。冷却后取出，被放到堂屋墙角的一个筐里。我们的经验是，制作木炭最好的还是栎树枝条，因为栎树制作的木炭，也叫栎炭，栎炭炭身硬朗，不易碎裂，观之，炭身有亮荧荧的反射光，敲之，还会发出金石之音，好看，也耐烧——作者注）

我们那时所读的书主要是知青组各人从家里自带的，也有外借的。我也专门用一个藤条箱带了不少父亲书柜里的藏书，尤其是那些标有《干部必读》字样的马恩列斯著作，印象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及《反杜林论》等，甚至还包括了一本《资本论》第一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有一些，如《国家与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等。当然还有一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记得我带的书中有一本书是前苏联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硬壳的。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很多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词汇并有较为详尽的解释。还有一些哲学历史名人介绍，很多人还配有一幅单色头像。那时候我很喜欢这本书，没事时经常翻看，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其知识量很大的条目内容，我还喜欢书里面给那些哲学人物所配的画像。

有段时间没事时，我常照着那本书上那些名人头像用铅笔或钢笔在画纸上放大了画。记得我画过的名人，除了马、恩、列、斯外，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笛卡尔、黑格尔、康德和尼采等。每画一张，就给其他人看。观者一般都说好。自己感觉也画得不错。有人看了就想要，我也舍得，便随手赠之。加上后来不停地调动工作和搬家，结果到现在一张也没有留下。

我非常喜欢这本尤金编著的《简明哲学词典》，但因其扉页上有一个难得的签名——“翁可业”（我不知道这本书当年是怎么到了我手里的？但我知道这位“翁可业”——翁老先生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也是好友的父亲——安徽省原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位深受安徽人尊敬的老红军。1960年安徽省爆发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翁老曾不惧挨整，直言向中央反映了安徽省里大面积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却因“捅了天”而在文革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折磨和批斗，甚至牢狱之灾，最后含恨去世——作者注），后来——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国到安徽大学任教后，还是主动将这本书还给了我的老同学翁庆生，因为那时我才得知翁老先生多年前就已经辞世了，而那时的这本书对于我的老友而言显然已经成为其先考留下的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遗物了。

石岭读书时期我们也经常发生争论，争论的内容无非是些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但大多是些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命题。比如何谓天人合一？何谓白马非马？何谓唯心论和唯物论？当然，还有何谓资产阶级法权？讨论的结果显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可那时我居然还因兴犹未尽而连篇累牍地写信与人讨论这类问题。

当年我有一个好友，也是合肥一中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叫王海崎。他父亲是出版界老干部，他有一个舅舅叫何城，曾是中共华南局宣传部秘书长，文革前不幸因病逝世。记得下乡插队前曾读过何城先生著的一个小册子，里面除了有些调查报告，还有一篇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那时我虽然对何谓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似懂非懂，但却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在石岭读书期间也有目的地阅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而且还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但因感觉与石岭及其他组别的知青们讲不清，于是就与远在安徽颍上县插队且似乎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的王海崎开始通信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王海崎后来上调进了合肥化肥厂，1972年夏天不幸因意外去世，年仅22岁。海崎少年老成，思维缜密，对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有很多真知灼见，可惜天不寿之。1973年初我还曾写过一首忆江南词《悼海崎》，词曰：

思亡友。

泪水似泉流。

往昔英姿达识立，

而今为鬼在冥游。

谁解我心忧？

注：这阙词是 1973 年 2 月 9 日我在上海读书放寒假期间去合肥殡仪馆祭奠海崎时而作。英姿达识，典出宋 陆游《贺皇太子受册笺》：“英姿达识，事洞照於几先；强记博闻，言必稽於古训。” 发表时略有修改。平水韵下平十一尤。说实话，好友王海崎的骤然去世给了年轻的我很大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总是想他，或是心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该多好？——作者注）

印象中，那时我给海崎写的信，每封至少有十来页那种打着暗红色线条的信笺纸，上面包括修改栏也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每次信封都塞得鼓鼓的，贴个8分邮票还怕白帽邮局因超重而不寄，就经常在信封上补上一枚4分的邮票。不过，现在那些信件一个也找不到了。虽然讨论的具体内容大部分早已忘记，但是我与他之间关于按劳分配也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却还依稀记得。

比如，那时马克思说，所谓按劳分配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说实话，那时我们向生产队争取同工同酬，要求男知青每天10分工，女知青，即我妹妹，每天6分工（详见《知青杂记——山乡女人》篇）的理论依据也就在这里。是啊，我们也干了跟村民们一样的农活，可为什么工分待遇却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要争取。

不仅如此，年轻气盛的我们那时还以此为依据去纵论国内的经济形势。其实，我们那时似懂非懂，也由于最高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反复复，估计偌大中国当时也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正搞懂了：为何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富裕而我们搞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谨遵这种按劳分配方式却不能给农民带去富裕和幸福？还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生产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在剥夺了农民土地资产所有权的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是怎么衡量出来的呢？那些不值几个钱的工分又怎么能衡量出农民每天辛苦劳动的劳动量呢？

当然，那时的我们更不知道，作为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我们其实都是在无偿分享当地农民的原本属于他们但后来却被集体化了的土地资产并因此而相应减少了他们应有的劳动和原本就有的资产所得。

我们今天才知道，按照产权理论，在否定市场和个人土地财产权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当年无论怎么去评议社员们的工分，其所得也只是他们每天的劳动量，没有将甚至不承认该将其土地财产应有的市场价值包括进去。而且，在土地集体所有和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所谓人民公社双集体制度下，不仅原来就属于他们但后来却被收走去搞集体化的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在农民的劳动中丝毫未能体现出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即每个个体农民的在体力上或智力上优势的价值在所谓的集体劳动中也丝毫未能体现出来。所谓集体劳动“大锅饭”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这种撇开了土地资本，即土地财产权的所谓劳动的“平等的权利”就是我们当年大搞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念念不忘想要消灭的那个大名鼎鼎的“资产阶级权利”（在当时中国则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注）。实际上，导致中国农民贫穷的部分原因也就在这里。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在一百多年前鼓吹“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马克思的理论那里以及在当时所谓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实践那里，却都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和疏忽。

（以上引号内容均摘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分配原则，但它却忽略了公有制下的土地资产仍然具有市场属性和市场价值且可供土地资产所有者去分配。而当年中国的那个“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实践却想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此举不仅完全否定了土地资产的价值，甚至还想完全消除马克思一再肯定的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必然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注）

不过，不懂归不懂，或者说，似懂非懂也好，我们在石岭的理论学习还是一如既往的。我的那些浅薄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那个时候在石岭的那间小祠堂厢房里打下的。学然后知不足。石岭读书也让我此后几十年都保持了一种喜欢读书的习惯。这是石岭带给我的、可能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收获。有幸的是，这也得到了很多熟悉我的人的肯定。

比如，一位学长——曾以下放干部身份在岳西待过很多年的艾忍先生五年前在他的《难忘插队大别山之2： 余河知青》一文中，在介绍了诸多合肥一中到岳西白帽的插队知青之后这么写道：“少数知青凭藉在白帽刻苦攻读打下基础，日后在人文社科方面脱颖而出，比如史啸虎。”（详见新浪上“艾忍的博客”——作者注）能得到艾忍先生的如此肯定，实感高兴。

其实，那时候除了刻苦阅读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我也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我这里就不再一一掉书袋了。反正同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喜欢的那些中外名著，我也零零碎碎地读过一些。但我最喜欢读的还是一些古文书籍。那时候我手头就有《左传》、《战国策》以及《文心雕龙》等。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才十多岁，居然经常没事时坐在那里，像个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手里捧着一本像《左传》这类晦涩难懂的古文历史书一本正经地看下去直到睡着，也实属不易。

我还记得，那时我的手头上还时常捧读着一本中国文学史（不知为何只有上集，没有中集和下集，也记不得是谁编著的了？——作者注），里面详细介绍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诗》等先秦中国诗歌。每到辛苦劳作和疲惫读书之余，我也很喜欢翻看这本收录有很多先秦诗歌的书，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吟哦其中的那些好诗美句解闷。古人的那些浑然天成、豪放大气、柔美婉约或悲凉凄苦的众多诗句都让我陶醉其中并产生共鸣，因为其中一些很能触动我当时的心扉。

比如《诗经。 采薇》的最后一句就让远离家乡身处偏远山区的我印象很深，也经常吟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此诗描述的那个自然环境，那个主人翁的遭遇，那种饥肠辘辘的样子，多么像当时在偏远山区农村插队的我们啊！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底便埋下了古诗的种子：我也要写诗。

历史也确实如此。自那以后我便开始写诗，而且只写古体诗，即不讲究格律的古风类诗歌，五言也多于七言（这可能是受到了那本只收录和分析了不讲平仄的前秦时期中国诗歌，而没有涉及唐宋以后才形成的格律诗词的《中国文学史》上集的影响吧？——作者注）。后来写多了，看的诗词也多了，我的诗词风格也逐渐地转向讲究格律的近体诗（词）了。这从我的诗词选《总道人间惆怅》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些诗词的形式和年份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用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词吟咏一些事物的人。这几十年来，我曾写过数不清的诗词，估计总有几百首吧，吟咏知青生活的也有不少。去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名为《总道人间惆怅》的诗词选就收录了约240首（阕）诗词。其中涉及知青生活的也有至少二十首。为此，我还在书中专辟了《岳西行》一章。里面除了那些五言古风以外，还收录了可能是我最早写的一首格律诗——五绝《雨意》。这首诗具体如下：

窗外雨如浇，内心似火烧。

远山浑不见，何日可逍遥？

（注：这首五绝作于 1969 年 7 月的石岭，可能也是我写的最早的一首律诗了。那年夏天的一场连日大暴雨冲垮了岳西县无数民房，也将几乎所有山区公路都冲断了。这让回家之路更为坎坷。作为对未来充满迷惘的插队知青，内心的焦灼以及对自由的向往都是现代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发表时做了修改。平水韵下平二萧。——作者注）

其实，除了我们石岭知青喜欢读书外，还有很多合肥一中到白帽插队的知青也喜欢读书。艾忍先生的那些博客文章里也描述了不少白帽知青读书以及后来他们考上大学并学有所成、最终成为各行各业精英的情况。我在这里远的不说，就说一下在石岭山下的桥梁大队（现在石岭所在的新建大队与桥梁大队合并成桥梁村了）年畈生产队插队的那位刘海彬先生吧。

刘海彬那时年仅16岁，时常从山下的年畈爬到山上的石岭来玩。这种“玩”在当年的白帽，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叫蹭饭。有一次，他来时，我正好在灶间烧饭，刚把漾过沙的水米和菜放到锅里蒸。他来了，看到我在灶间，于是就靠在灶间门框上看我烧锅。

那天，也不知为何我们谈到了古典诗歌。他问我在看什么？我说在看汉乐府诗。他说他早已看过了，包括其中一些长诗，如《妇病行》和《长歌行》等，还说他正在看唐诗，感觉唐诗开始讲究格律了，读起来抑扬顿挫，比之前的乐府诗也更好听了，云云。

一听之下，我有些惊讶：他小小年纪就读了这么多古诗，而且还知道格律平仄，是真的吗？看我有点不相信的样子，海彬随口就背起了《长歌行》一诗。在背到最后两句，即“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我不仅相信了，也知道了他那时显然也在努力读书。

接着，刘海彬又说出让我更为吃惊的话：今天高兴，那我就再背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吧。《长恨歌》？我那时刚刚从一本借来的诗集上看到过白居易的这首长篇叙事诗，足有五、六十句，八、九百字。他能背出来？谁知他咧嘴一笑，居然就靠着灶间的门框，朗朗开背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这时，组里面的其他知青听到海彬来了且在灶间背诵唐诗，也都先后挤了进来仔细倾听欣赏。我读过这首长诗，但不熟，估计其他人与我也差不多，但看他目中无人似地在那里很投入地背诵着，逐渐地，大家也被他那种沉浸在那首诗歌中的执着感染了。这时，锅里的菜饭“噼里啪啦”结锅巴的声音和冒出的菜烂饭锅巴香味也没能转移在场人的注意力。这真是一场独特的灶间诗歌朗诵会。

刘海彬少年时代喜欢剃个平头，头发有点发黄，也喜欢力量锻炼，常好跟人扳手腕，力气不小，平时相处给人印象很讲义气，颇为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他一谈诗歌竟然如此胸有识见，记忆力也如此之强，顿与平时模样判若二人，真让人始料未及。

刘海彬在白帽桥梁村的读书也没有白费。与石岭知青组的其他几位饱读诗书的知青，如范君、王君和孔君一样（他们都先后于1977年或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作者注），刘海彬也于十年后考取了安徽大学。考上后选择专业时，他还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学中文好还是历史好？我的建议是中文，因为感觉那个专业似乎离文学近些。那年他在石岭灶间谈论和背诵诗歌的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一直觉得他今后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大家。现在看来，当时的我作如是想显然是对的。

前些年，刘先生在上海浦发银行监事会主席位置上退休后，诗兴大发，一连出版了十多部诗词专著，尤擅长调词牌，如水调歌头、满庭芳、沁园春和水龙吟等，俨然一个诗词大家。他曾应电视连续剧《亮剑》原型王近山将军长子王少峰之请填了一阕满江红词，将被镌刻在王近山在八宝山陵前的石碑上。他的《南山牧夫词三百首》去年6月在沪上首发还曾引起轰动。

可在那个时代，中国正在掀起一个读书无用的狂潮。伟大领袖曾多次发表最高指示说读书无用。比如，1958年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 1966年4月24日，他在一个批语上又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

在这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诡异氛围中，读书无用论几乎浸濡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后来轮番出现的“白卷英雄”和“反潮流小将”等无不是这种思潮的牺牲品，虽然他们都被当时的“两报一刊”等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成为最具造反精神的人并被树为当时中国年轻人的楷模。这真是中国读书人的悲剧。

我们虽然只上了几年中学，但当时却被认为是知识青年。如以当时的革命标准衡量，我们与“工农分子比较起来”可能也属于那些“最没有学问的人”之列。可好在我们当年没有灰心，也没有认可这个事实，在岳西山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同时，更没有放弃读书和学习以及对自己理想的追求。这也为我们各自后来的人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看来，我们在石岭的读书还是有纪念意思的。

自古以来，国人莫不以读书为荣。宋代有一个皇帝（宋真宗赵恒）为了用科举拢住天下人才为其所用，曾写过一首《劝学诗》，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赵恒这诗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劝人读书以考取功名并认为那是当时人生最好的一条宦途。读书才有功名，而有了功名，当了官，也就有了一切。有这么一个十分懂得读书好处、居然还写诗鼓励国人读书的皇帝，也难怪有宋一朝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社会也是最繁荣的朝代。

当然，从现代社会角度去看，读书不一定非要去当官入仕走宦途，也不一定就要或就会发财并如赵诗所言娶到美妻，但读书却是人们接受教育和学习知识、成为一个文明人而不是野蛮人的必经过程。一个鼓励不读书的社会只能是愚昧、落后和倒退的，也是逆世界文明潮流的，更不可能去尊重人权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

不过话说回来，石岭读书虽然让我们组的每一个知青都增长了知识，也扩大了人文视野，但由于当年世道的混乱以及我们对当时的国家、自己小家以及自己今后的前途既看不清，也道不明，我们都是迷茫的。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都已经被打倒，城里的家也破败得不成样子了，而户口已被迁到这个贫穷偏僻小山村的自己则可能要在这个山头上待上一辈子了。而且，世界这么大，报纸上也天天说国际主义，唱国际歌，可我们这么年轻却哪一个国家也没去过，就被这场猛烈的文革风暴刮到这个闭塞穷困的山旮旯来修地球了。不遗憾吗？对此，我们当然不甘心。然而，不甘心还能怎么样呢？

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我们组的知青常在收工后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跑到视野开阔的山口，懒散地躺在向阳的草地或大石头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眺望山外的世界或天上的云，试图思考今后的人生。然而不幸的是，迷茫始终多于清醒。

我在前几年曾填过一阕如梦令，就能如实地反映出我们当时的那种迷茫和无奈的心情。这阕如梦令《题水彩画“山口”》具体如下：

常忆当年山口，

躺望天边云走。

立命待何时？

今后仅凭双手。

多久，

多久？

暮霭渐遮林后。

（注：立命，典出《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就是说，用心思考的人，即知人之本性。而知人性者，即知天命。存其心，养其性，则可完成使命。一个人，无论其是短命还是长寿，只要他做到修身养性，以待天命，即可安身立命也。平水韵上声二十五友。此词与画均作于 2013 年——作者注）

多久，多久？暮霭渐遮林后。真是一阕如迷梦一般的小令啊！写到这里，我的这个《知青杂谈》系列文章似乎也得告一段落了，但我想，今年是中国知青运动五十周年，围绕这场涉及近2000万年轻人命运运动的大规模民间讨论在中国却刚刚开始。

我相信会有很多老知青、知青家人和知青研究者们都会纷纷发表文章以从不同角度去回忆、分析或批判这场运动。我的这个于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陆续发表的回忆性系列文章不过是开了一个头而已。我也期待今后能读到更多的从各个角度谈论那场所谓知青运动的文章。

当然，当事人对此作任何评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无论是抒情还是反思，只要是说真话，不说假话，那都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一个古今中外所独有的历史事件，中国的这场发端于文革、为期十年的知青运动，也许符合当年那个伟大领袖的的政治逻辑，但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社会角度看，都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倒退和错误。

写在后面的话：为了纪念知青运动五十周年，最近一个多月来我未敢懈怠，勤于笔耕，几乎是每周撰写并发表一集，也使得这个《知青杂记》写到了第七集，每集少则万余字，多则两万字。如果将去年上半年发表的那篇也是写岳西知青生活的《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也包括进来，该系列文章一共就有了八集。这个系列文章发表后，转载颇多，读者甚众。岳西当地媒体也多有转载。有不少读者在问这个《知青杂记》有没有出书计划？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也希望如此，如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话。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