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集说了岳西白帽山乡的很多事情，说了石岭村的厕所革命，也说了山乡女人和男人，还说了山里香火最旺的庙庵——广佛庵以及岳西山区自然资源的变迁情况，就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说，但忍住没有说。这事儿就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吃饭问题，也可叫做“以食为天”。何况对于我们插队知青来说，吃饭问题关乎的不仅是健康，而且还有生存。想一想就知道，一群十多岁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如果老是吃不饱又会怎么样？现在看来，是到了该说一说的时候了。
1968年秋插队时，我刚满18岁，我妹妹16岁，石岭知青组的其他三人也是16-19岁不等。这个岁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或者，正是需要营养滋润的时候。但遗憾的是，文革风暴和“伟大领袖”的一个最高指示便将我们抛到了岳西贫瘠和穷困的大山里面。而我们在合肥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何安身立命？也就是说，如何吃饱饭达到自己照顾自己并能在这块偏远贫瘠的山区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目的？这便成为了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也即我们刚到石岭村安顿下来的第二或第三天，生产队长就和几位村民挑了两担白萝卜进了小祠堂，说是生产队给我们当过冬蔬菜吃的。山里农民每年都要种一些白萝卜，收获后一般都是放到地窖里（村民家一般都在附近山坡上挖有1-2个地窖，以放置萝卜和红苕这类的植物块茎——作者注），或切片晒后码上盐装坛子腌起来。而这些白萝卜及其腌制品，再加上夏天腌渍的辣椒和豇豆角，几乎就是当年山区民众整个冬天的主要蔬菜或小菜了。
可我们没有地窖，也想不到腌渍萝卜，更不知道这两担萝卜对我们今后一个冬天生活的重要性，所以也想不起来找个地方挖个地窖以放置这些萝卜，就找来几块土坯和石块，在堂屋的一角地上垒了个一尺多高的挡坝，请村民们将这些白萝卜倒在那里。队长见状摇摇头，临走前就说了一句话，冬天就靠这些萝卜了。你们要保存好。我们听了无不点头称是。
但是队长他们一走，我们也就忘记了他的忠告，甚至都没有明白他说那话的意思。放在那里的萝卜，头几天还每天拿几个做菜吃，但十来天过后我们忽然闻到一股霉烂味，这才发现腐烂味是从那堆萝卜里散发出来的。我们过去一翻，发现除了上面还有若干好萝卜外，堆在下面的几乎全部烂掉了。而且烂萝卜的水已经淌了一地。没办法，我们只好找来两个簸箕，一担一担地挑出去倒掉了。就这样，烂萝卜的腐臭味在小祠堂的堂屋里还留存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堆萝卜在时，我们几乎没人在意它，无非每天拿几个烧着当菜吃。但当那堆萝卜不在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就饭吃的菜没有了。天也冷了，整个山乡也没有一个自由市场，谁还有蔬菜卖？
那时国家还给我们每月8元钱和30斤米的补助粮（初时说补助半年，后又增加了半年，一共补助了一年——作者注）。每次我们都是下山走到白帽公社粮站买米，带了一个粗细如面口袋、长约三尺多的布口袋，买上70-80斤糙米，装进袋子里，几个人轮流用肩膀扛，走上七八里路，再爬山回到石岭山上。
每月30斤米，一天一斤米，也就是稍大碗的两碗干饭吧，如果有肉有菜，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吃三顿也许勉强够。但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干农活，有的还是重体力活，如担土，打土坯，还有起猪圈等，即便有肉有菜，这点粮食也显然不够吃（我年轻时饭量很大，20多岁在安徽凤阳县一家农场劳动时曾吃过每天4斤多米蒸的饭，中午一顿一般都是两斤米，就这样还感到饿意——作者注）。可我们那时遇到的问题是：只有一天一斤米，既没有蔬菜，更没有肉。于是饥饿感也就愈益强烈了起来。
没有萝卜后，就开始不煮干饭了，因为中午的半斤米也只能煮出装满一个稍大碗的米饭，就是不要菜，饥饿的我们也只要紧扒慢扒它几口饭就吃光了，而这时肚子可能还是空的。剩下的半斤米还得吃上早晚两顿。三天下来，组里每个人都是饥肠辘辘的了。要知道那点米就是全部煮稀饭也不行呀，因为连汤带水几碗下来，当时似乎喝饱了，但几泡尿一撒，肚子也就空了。这可怎么办？
饥饿逼着我们去想办法。于是我们便开始扫视周围所有可以充饥的东西。第一个被我们瞄上的居然是左邻右舍家从队里分到萝卜后割下来、摊开晾晒在门前地面上的萝卜缨子。
有意思的是，除非饥年，山里农民一般不吃萝卜缨，而是拿它们去喂猪。萝卜缨子有点苦涩，猪也不大喜欢吃，但村民们不愿意浪费掉，就每次在食料里放上一些切碎的萝卜缨，猪吃起来也没得挑捡，只好吃。所以，萝卜收获很长时间了，村民各家似乎还存有不少萝卜缨，但大多也已经晒得比较干了。
那天，我看一个邻居家没人，门口地上就摊着不少萝卜缨子，觉得这玩意是喂猪的，他们既然不吃，我们何不拿些来当作蔬菜做些可以充饥的菜烂饭吃？这恐怕不叫偷吧？于是就顺手抱了一捆晒得还不算太干的萝卜缨，然后溜进了天井旁边的小灶间里。
记得大饥荒那几年，我家虽在城里，父亲甚至还能在省政府小食堂吃上小灶，但因兄弟姐妹多，肚量都大，平时也缺乏油水，粮食严重不够吃。那个时光我家也经常是瓜菜代，吃过很多萝卜和萝卜缨的，包括胡萝卜。那时母亲就是将萝卜缨子切碎后放在米里面一起烧，做菜烂饭给我们吃的，印象中味道还不错。于是我就想如法炮制。
在灶间，我们用水将半干不干的萝卜缨子泡了一会，再洗得干干净净，切得碎碎的，待水米在大锅里烧开，仔细淘过米中碎沙，将碎萝卜缨子与半开花的米粒一起倒入锅里，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再将米汤倒进锅里，稍加上一点儿水，盖上盖子继续熏蒸，一大锅香气扑鼻的菜烂饭就烧好了。
那天，在萝卜烂饭还在锅里熏蒸、锅巴的响声和菜饭的香味开始飘逸时，我坐在灶洞前，将燃烧的柴火用炉灰压住后，因知道很快就有的饱饭吃了，一时高兴，便随口吟唱出自己用著名的俄罗斯歌曲《红梅花儿开》旋律改编的“菜烂饭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红梅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
大锅里的菜饭蒸得扑鼻儿香。
要想吃菜饭呢又怕菜饭儿烫，
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菜饭凉。
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菜饭凉。（最后一句重复唱）
每次唱到最后一句时，我都特意将最后一个字“凉”唱得很重。因为那时的我们真的都是饿极了，好像唱的“凉”字的声音大一些就能快点将菜烂饭吃到嘴一样。其实这个“菜饭之歌”歌词也不完全是我的独创，我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对此也作出过贡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石岭知青对这首改编歌曲的喜爱。因为它实在太契合当时饥肠辘辘地坐在灶间等着吃锅里蒸的萝卜缨子菜烂饭时的我们的心情了。
当组里其他几位知青也都先后拿着自己的碗进入狭小的灶间加入这个歌曲的大合唱时，锅里的萝卜缨子菜烂饭也最终烧好了。揭开锅盖时，满屋子蒸汽还未消尽，我们就急忙放入一大筷子买肉时熬的猪油和一些盐，用锅铲在萝卜缨子菜饭里面拌一拌，然后就一人盛上一大碗，很香地大口地吃起来。那种味道确实很香，虽然吃完后的那种饱腹感和满足感现在已经久违了。
（岳西山里人烧饭有一个可能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漾沙后滗下来的米汤，人不吃，而是拿去喂猪。山区的稻米总是混有一些细沙，所以人们在烧饭开锅时总得用一个葫芦瓢，连米带汤舀着，将细沙一瓢一瓢地漾出来，米倒在一个竹篦子上，米汤则滗到一个瓦盆里，然后再将撇掉了细沙、也滗掉了米汤的半开花的米粒放入大锅里，再放上一瓢水，盖上盖子，灶膛里加一把火后便用炭火熏，直到听到锅底噼里啪啦地响声并散发出足够的锅巴香味时，饭就烧好了。
（那种米饭烧出来一粒一粒的，少了米饭本来应有的粘性，比较好吃，但因人不喝那瓦盆里的浓浓的米汤，而是拿去喂猪，米饭的营养少了一大截。我们当时就知道这种习俗肯定不科学，甚至认为山里人之所以大多长得那么瘦小，兴许就与这种不吃米汤的饮食习惯有关。——作者注）
那天看到那个邻居回家了，我就上门主动说了拿了他家一些萝卜缨子。他问，你们下放知青要萝卜缨子干什么？我答曰：烧菜烂饭吃了。邻居听了大吃一惊说：那萝卜缨子苦涩呀，你们也吃？我笑着说，可以吃呀。要不，我们上山去割一些猪草跟你家再换些萝卜缨子，如何？他则慷慨地笑着说，换么子吆？家里还有一些，你们知青要，就拿去吧。
结果仅这家邻居的萝卜缨就让我们吃了好多天菜烂饭。连吃了几天萝卜缨子后，有人开始不适应，反胃，吐酸水，我们也就停了几天没吃，只吃白米饭。但我们很快就又饿得不行了。这时已到11月下旬，各家的萝卜缨子也都先后喂猪喂光了，我们就是去讨也讨不到了。不得已之下，我们的饥饿眼光又盯上了另一种猪食——红苕（山芋）藤子。
那时的白帽山乡不种小麦和大麦，也不种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只种水稻。农民的主食就是稻米，但因人多田少，耕作方式自然粗放，生产效益低，一般年成也只够混个大半年饱，其余的就靠在一些坡地上种些山芋以补主粮稻米之不足了。
（岳西山区也种黄豆，村民在插秧前后，总是把田埂上的草锄得干干净净，再用锄头舀起田泥将田埂敷设得很光滑，然后就在这些泥糊的田埂上用根棍子隔两拃距离就捣一个洞，点种一些混合了草木灰的黄豆。秋收时，那黄豆与水稻共生，长势也挺好。收获的黄豆村民主要用来榨油吃或点豆油灯。煤油比较贵，农民点不起煤油灯——作者注）
为此，农民每家每户都挖有几个地窖，主要储存队里分的山芋和萝卜等这类块茎植物，好多吃一段时间。我们插队时，因有国家补助粮，虽然我们也参加挖山芋劳动，偶尔也生吃几个山芋，但生产队每次收获的山芋却不分给我们。加上当地好像没人买卖山芋，也没个价格，更重要的是，村民家的山芋也不丰裕，青黄不接时少不了，我们不好去买村民的山芋。所以，即便我们粮食不够吃，也吃不上山芋。那时如不想挨饿，我们就只能另外想办法。
跟萝卜缨子一样，山民家的山芋藤子也都是喂猪的，但不同的是，山民们有时候也吃些新鲜的萝卜缨子，而山芋收获后的山芋藤子纤维比较粗糙，就只给猪吃，人是从来不吃的。如果说，我们知青吃些萝卜缨子虽让村民吃惊但其心理上还能够接受，那么当我们没办法可想而不得不吃起了山芋藤子时，村民们感到惊讶并当笑话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天，也就在我们饿得一筹莫展时，我们石岭知青组来了一位熟客，是山下桥梁大队年畈生产队跑到石岭山上闲逛（蹭饭的另一种说法）的一位知青（也就是知青杂记《广佛庵》和《人与自然》两集中提到的刘海彬先生——作者注）。为了待客，做饭时我将米坛子里的米全部舀上来，发现也才有两碗米。三个人恐都不够吃，现在有6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要知道那时的知青，均有浓厚的共产思想，欣然待客是题中之义。纵是前门迎人，后门借米，也绝无冷脸对人的。何况还是一山上下的老同学。请他吃什么好呢？
刘海彬先生插队那年只有16岁。他突然发现了我们另一个邻居家放在门前木桶里面泡着的枯黄色的干山芋藤子，就顺手连桶拎了过来说：山芋藤子能吃，三年大饥荒时我家吃过，味道还行。我那时虽然没有吃过晒干的山芋藤子，但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可以试试，于是便弯腰抽出一根，用手一掐，居然掐断了，心想：还嫩，可以吃。
于是我就将桶里泡的山芋藤子全部拿了出来，堆在盆里，组里几个知青学着我，动手将藤子的粗硬部分掐掉，保留了那些能掐得动的部分，然后又像烧萝卜缨子菜烂饭那样，洗洗切碎，用两碗米烧了一大锅山芋藤子菜烂饭，每个人都吃了个肚儿圆饱。那天在蒸山芋藤子菜烂饭时，我们又一次挤在灶间里合唱了那首自编歌词的《红梅花儿开》。
谁知道，那位邻居回家后看到自家木桶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我们小祠堂的台阶地面上还堆有一小堆丢弃的老山芋藤子，就问我们这是不是他家的？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的。对不起。我们米不够，就拿了你家泡在桶里的山芋藤子做菜烂饭吃了。
啊，你们吃了红苕藤子？这是猪才吃啊！那个深感惊讶的村民并没有怪罪于我们，而是转身出了门去，对着门外的几位村民居然大声地说道：下放知青吃我家猪食咯，下放知青吃猪食咯——
村民惊讶的那样子就像见了鬼似的。激越的叫声回荡在石岭山上。闻之，一下子就有好几位村民围到小祠堂门口看热闹。我没想到他会喊出去，想解释也来不及了。当时就涨了个大红脸。而始作俑者则更显尴尬。刘海彬和我一样搞不明白：吃个山芋藤子又咋的了？
四十多年后刘海彬先生在他的博客上说到此事时还说，自己当时觉得“大跌了一回面子，不免十分狼狈。”（详见南山牧夫博客《山乡纪事》第51集——作者注）不过，我当时则安慰他说，那有什么？山芋藤子做菜烂饭不是很好吃吗？多谢你的推介，以后我们还吃。
后来每当粮食不够感到饥饿时，我们认为人以食为天，吃饱饭为大，而且干的山芋藤子泡好后，捡摘一下还是可以做菜烂饭吃的，更重要的是味道还不错，所以也不管山里的习俗山芋藤子是不是只能给猪吃，还是厚着脸皮向村民各家陆续讨要了一些干藤子回家泡泡摘摘地吃掉了。只不过到那时，石岭村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后来村民们在评论知青时，还说石岭知青很能吃苦，连猪食都吃。
每听到这类话语，我只能笑笑，摇摇头叹息。那时我就知道曾有古人因“不食嗟来之食”而饿死。但我们是知青，不是那个古人。有东西饱腹总比饿肚子好。何况古人也说为人做事可“不拘小节”。
这种虽伤尊严却不饿肚皮的日子一直过到了来年开春。那年我们在回合肥过春节期间，都觉得是要改变一些什么了。于是我就特地跑到合肥当时最大的菜场——中菜市去，找了一些所卖蔬菜比较漂亮的菜农和一些专卖蔬菜种子的摊贩，问他们有没有蔬菜良种卖？几趟一跑，混得人头熟了，也就陆续买到了令人满意的种子。这些蔬菜品种包括西红柿、黄瓜、辣椒、青菜、韭菜、茄子和青葱等，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季豆。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合肥菜市场上四季豆也才上市没有多长时间，而我们在白帽区和公社除了长豆角，即豇豆，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种四季豆的。
（不过，我近些年几次去岳西，看到很多乡镇都早已广泛种植了四季豆这种豆类蔬菜，而且还以高山蔬菜名义卖到了安庆和合肥等地。我也问了一些岳西农民，他们是从哪年开始种植四季豆的？得到的答案都是：很早就种了呀。我迄今不知四季豆是不是我们石岭知青当年首先带到岳西山里种植的，但看到这种高山蔬菜销路越来越好，心里还是很感欣慰的——作者注）
令人高兴的事也来了。开春回到石岭，还没等我们张嘴，队长就告诉我们说，生产队商量了，准备将小祠堂后面的一块比较平缓的山坡（整理平展后，约有二分地）划给我们知青组作为菜地，还鼓励我们说，你们今年多种些菜，米不够吃，也可瓜菜代嘛。得知这个消息，就好比一个困得很的人刚想睡觉，就有人将一个枕头递过来。焉能不高兴？真是一个好队长！
后来一段时间，我们便在队里有经验的村民帮助下，每天下工后就去平整细翻那块坡地，然后根据卖种子摊贩说的那些种子各自的播种和育苗时间，陆续将这些蔬菜种子都种了下去。接着又是浇水、施肥和锄草。很快地，那些菜种都发芽了，后来又长大了。又是锄草、施肥（多是从知青杂记第一集《厕所革命》里提到的那个新厕所里沤出来的肥料——作者注）、插竹竿和搭架子。再后来到了春末初夏，辛勤劳动开始有收获了。
从初夏到秋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这块小小的菜地里摘它一篮子红、黄、青、绿的蔬菜。我们吃饭时，原本空落落的饭桌上也开始摆有几个大菜碗了，不是炒辣椒，就是烧四季豆、茄子或豆角，而黄瓜和西红柿则一般都是洗洗生吃。我们也送了一些蔬菜给左邻右舍或上门瞧新鲜的村民尝尝鲜（前述的那些蔬菜除了辣椒、茄子和葱，好像石岭村民都很少种——作者注）。
饭桌上有了充足的蔬菜之后，饥饿感开始缓解了，我们脸上的颜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干巴巴的缺乏维生素和纤维素等营养的样子了（知青杂记第三集《广佛庵》里所说的送给释昌意大和尚和尼师们一口袋蔬菜就是产自于我们这块菜地——作者注）。饥饿问题得以缓解，我们在这个偏僻山乡生存下去的信心也开始树立了起来。何谓安身立命？也许这就是吧。
说到种蔬菜，我们还曾有过一个意外之喜。也是那年春，2月底或3月初吧，即我们刚从合肥回到石岭，队里在给我们那块菜地同时，可能怕我们一时种不了蔬菜，错了农时，队长就给了我一包豇豆种子，叫我们先去种豇豆。
那天，隔壁那位老房东拿了一把锄头，要我带上那包豇豆种子，再从厨房炉膛里刨出一木盆炭灰带着，就领着我走到田坝对面那座山头背面的一个窄窄的只有一两尺宽、长约二十米，但似乎已经翻过土壤的背阴地段说，就在这块地上种吧。于是，他在前面走一步，就用锄头刨一个深约半尺的坑，要我抓一把炭灰放进去，再放入三五粒豇豆，用脚将浮土盖上。然后他再走一步，再刨坑，我就再如法点豆。就这样，我和那位老房东大约只干了一个时辰不到，那包豇豆种子也就点完了。那段窄窄的山地也正好种到头了。然后，我又回来从房东家拿了一副水桶挑子，挑了两桶溪水，再去那块地里，将点过豆子的坑都浇上一瓢水。这活儿也就干完了。
谁知道我这个人健忘。由于回来后就一心忙着与其他知青平整小祠堂后面山坡上的菜地，我居然把在对面山上点豇豆这件事儿忘了个干干净净。几个月也没有想起来。但是，惊喜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那是1969年6-7月份吧，也就是那场特大暴雨袭击岳西之前的一天，有村民跑到小祠堂来说，你们知青种的豇豆再不收，就全烂到地里咯！
一听之下，我猛然想起春天自己确实在对山种过豇豆，但一直没有打理过，既没锄过草，也没施过肥，那现在还会怎样呢？但村民这么说了，还是得过去看一看。当我们几个知青走到对山那个山坡地头时，全都惊呆了：那块窄窄长长的土地上因没有插竹竿撑着，杂草丛中几乎全都铺满了细细长长的豇豆角！有的已老得几乎干枯了，但是大多数还是青绿色的。
见状，惊喜不已的我们连忙跑回家，拿了一根扁担和一个箩筐，再次来到地里捡拾匍匐在地上的那一簇簇嫩老不一的豇豆角，没多久就装满了箩筐，然后两个人抬回家，再回来拾，再抬回去，整整抬回来三箩筐足有一百斤豇豆角！
回来捡摘了一下，发现少量被虫吃了的或老干瘪了的外，几乎都能吃。于是先给队长和老房东家各送去一大篮子豇豆角，然后又给附近几户村民各送去了一大捆。那些天我们每天都用长豆角烧菜吃，还买了一个坛子，将余下的豇豆角洗洗晾干后腌渍了起来，还放了一些红辣椒进去。那年的冬天也就有咸菜吃了。
其实，我们在石岭的日子里并非都是吃素的，也有打牙祭的时候。夏天在水田里薅草时，有时能抓住几条黄鳝或泥鳅的，但由于太少，还不够几个人塞牙缝的。于是我们也不时下山去白帽公社镇上买它一刀肉，一般都是3-4斤，大多是买比较肥的五花肉。回来先将肥肉在锅里炼一点猪油，盛一个瓦钵里，平时吃菜烂饭时少不了的。剩下的还有两三斤肉就切成块放到锅里，学着村民杀猪宴的做法去烧那种不出油的红烧肉（详见《知青杂记之五——山乡男人》）。因为那样烧好吃，也杀馋。
还有一次我们开了一次意外的洋荤。一天我们上山砍柴时，发现了一条有胳膊粗、两米多长的大蛇。那条蛇身呈灰黑色，每隔寸许又一个半寸宽的白环，正盘在前面的小路上对着我们吐着蛇信子，很是吓人。当时我们知道遇到的是一条剧毒的银环蛇，但好在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担柴的冲镐和柴刀，而我手里则拿着一根近两米长、粗细如同镐把的黄檀木棍子，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吆喝一声分别上前，一顿乱棍将这条大蛇给打死了。
我们用手拿起那条黑白相间的死银环蛇，感觉很沉，至少有十来斤重，想到了传说中的广东人喜欢吃蛇，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呢？何况我们那时天天吃素，已多时未尝荤腥，正馋得慌。于是就将这条大蛇用绳子捆起来，挂在冲镐的铁头上很神气地扛下山了。
一路上很多村民都看到了。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知道石岭山上有这种剧毒蛇，而且称呼其为白花蛇，但都怕它，见到就跑开，还觉得晦气，因为这种蛇咬人后不疼不痒，但不过一个时辰人就会全身麻痹而死。现在看到我们知青居然打死了这么大的一条平时他们都害怕的白花蛇，也都过来看热闹了。
我们在祠堂门口场地上将这条大蛇从七寸处将头割下来，然后将其倒挂在一棵树上，在其尾部排泄口处环切上一刀，就用手一点一点地往下捋，一会儿，那条黑白相间的大蛇的皮就逐渐地被剥了下来，里面露出了雪白细嫩的蛇肉！围观的乡邻中也发出了“啧啧”的声音，还有人说：“下放知青真有一吆（真行的意思）。”
后来我们将剥了皮的蛇肉剖开肚子，掏出内脏，与切下的蛇尾部和蛇头一起埋在屋后山坡上，然后将那条还有一米多长、胳膊粗的雪白的蛇身拿回灶间，用刀斩成小段，足有一大盆，倒进大锅里，再添上几瓢水和一把葱白煮将起来。很快那个蛇肉的特殊香味就溢满了小灶间并飘溢到天井里，让多时未尝肉味的我们不免食指大动，口水也多了起来。
那顿银环蛇蛇肉我们每人都吃了一大碗，狠狠解了一次馋。不过，当我们盛了一大碗蛇肉无论是送给老房东还是队长家或是其他村民时，他们都急忙推手，坚决不受，还婉拒道：表、表（表示不要的连读）。都嚇死人了，哈格敢吃？
吃了蛇肉，还心有不足。我们还想将那张粗圆筒状的黑白相间的漂亮银环蛇皮做成蛇皮鼓或二胡琴口的蒙皮，于是将很多粗米糠装入蛇皮筒里以吸附里面的水分，然后将灌满了米糠的蛇皮筒盘绕在堂屋的一根房梁上，也好晾干。谁知道当天晚上好端端的一个蛇皮筒就被老鼠啃得千疮百孔，里面的粗糠也撒了一地。没办法，最后也只有扔掉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曾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来说，这句话就是真理。可以说，我们到岳西山区插队的那两年的头等大事也是一个字——吃。比如，我们从刚下乡时的饥肠辘辘到来年种了蔬菜后初步消除了饥饿，度过了饥荒，这显然是一个成功。可没有多久，我们的吃饭又遇到新问题了。
1969年秋，国家给知青一年的粮食补贴终于结束了。但那年10月初石岭生产队秋收的稻谷并没有分给我们，直到了11月份，看到国家补贴粮真的没有了，又经公社和大队催促，生产队这才想办法先匀了一两百多斤稻谷给我们知青组当口粮。从这时起，我们吃饭就不是去买现成的米而是得自己舂米了。
当时，石岭山上，包括新建大队都没有碾米机，白帽公社好像也没见过。山区农民都是用跷跷板踩踏式石臼舂米。也就是在一个棚子地上埋个大石臼，那臼口直径五、六十厘米、深约六、七十厘米或更深。在石臼上方架了一个圆木做的木锥，锥头上还包了一层厚铁皮以增加锥头重量。人则站在木锥的另一头，扶着一个圆木架子，不停地踩踏靠近支撑木锥横轴的锥尾的木板，锥尾板下是一个深坑。舂米人将锥尾木板踩到深坑里，锥头就高高抬起；当舂米人抬起脚时，锥头就重重地砸向石臼里事先放入的稻谷，以达到稻谷脱壳的目的。每次踩踏和锥头砸入石臼都会发出较大的“啪—咚”的声音。
我们在石岭村常用的那个踩踏式石臼舂米，一般一次可舂四、五斤或更多稻谷，按75%出米率计，约3-4斤米。但须一个人站在踏板上踩踏不下一两百次，中间还得时不时停下来，蹲或跪在臼口，用手将石臼底部的稻谷翻到上面来，再舂。舂好后，还得又挖又扫地将臼里舂过的米、稻壳和稻糠等全都弄到一个大的圆簸箕上，然后就是稍微倾斜地用手不停地左旋右转那个大圆簸箕，以让轻飘一些的稻壳和麸皮飘落到地上的另一个大簸箕里，手里簸箕上最后剩下的才是可以烧饭吃的稻米了。
在山乡，无论是舂米还是筛米，都是一个标准的技术活。但对于熟练的村民来说，不管是男人还是他们的堂客，从拎着半口袋稻谷上舂米棚到分别用布口袋和圆簸箕盛着稻米和稻糠回家，大约半个时辰就行了。遗憾的是，我虽会舂米，但是一直到1970年中离开岳西调到离家较近的肥东县（因母亲不幸病故，父亲还远在干校劳动，为照顾两个上小学的弟弟，只能调走——作者注），都没有学会筛米。我们组其他知青的水平也大抵如此，都是舂好米后，再去请乡邻来帮忙筛米的。当然，没有养猪的我们每次都是将筛下来的米糠送给帮忙的村民以作酬谢。
说到吃饭，我还想将一件印象很深的往事写出来，因为它对于我很重要。那是1969年12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队长带给我的一份电报，说是我母亲病危。队长将电报递给我时说，快回去看看吧？
在那前几天，我们组的知青不知为何好像都不在石岭，要么回了合肥（我妹妹在岳西那场暴雨前就为照顾被折磨得身心皆疲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而先回肥了——作者注），要么到哪里闲逛去了，石岭小祠堂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那几天不知为何我还拉肚子，拉了四五天了，也没药，人都几乎虚脱了。但我没有选择，只能立即回肥。于是，我给组里其他知青留了一个条子，将一些换洗衣服装进一个细帆布口袋，用背包带稍捆了几下背上就从石岭动身了。
那时，因1969年7月份的一场特大暴雨（具体情况可详见《知青杂记之四——人与自然》——作者注），岳西境内所有公路全部被毁，所有汽车停驰。人们无论到哪里去就只能走路。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足。以前最多是走到附近有同学插队的公社，如河图或余河等地转转，来回也不过走它三五十里路，而且多是几个人一起。而这次，我是一个人走，听说可能要走120里才能到县城，而且还得再走上100多里路可能才有汽车。但是我太想念母亲了。母亲在文革中被批斗、游街，饱受折磨。我那年春节回家，我家所在的院子和楼梯的墙上被刷满了用红黑墨水排笔写的打倒母亲的标语，看了心里堵得慌。1968年初秋下乡前曾与父母亲拍过一张全家福，照片中可以看出，原来身材窈窕丰腴的母亲那时已瘦削得不忍目睹。我很心疼。我得回去看望病危中的母亲。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回家。
为了赶路，我走的是小路，从石岭往东经河图公社那个大峡谷去县城，一路都得下山或爬山。那天很冷，还是阴天，不时下着小雨，路上没人，路也湿滑。我没有伞，只能冒雨前行。我走了约五六十里，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又累又饿又冷，天又快黑了。因肚子里没货，那时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而拉过几天肚子的身体却一点热气也没有了。人也筋疲力尽。这时我发现路边一户山民家门口放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南瓜，但门口没人，屋内没灯。这时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一个小点儿的南瓜用手擦一擦，就直接用嘴就啃了起来。
半个南瓜下肚，人也清醒了一些。可此时天黑透了，周围的山景渐渐模糊起来，暮色笼罩了山野，小路看不清了。于是我又改从看得见路的公路走，只是经常遇到被泥石流或倒塌的山体冲断或覆盖的路段，还得绕着过去。
也可能是后半夜了吧。那半个南瓜的热能早已消耗殆尽，我整个人都已疲乏得似乎麻木了。已腹泻多天的我在想，就这么走下去？我能行吗？还要继续走吗？这120里路怎么这样长啊！但是如果我不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天这么冷，又黑得像罩口锅，我在哪里过夜呢？这荒山野岭的，遇到豺狗又怎么办？我手里连一根棍子也没有啊！（前一年冬我就遇到过一群豺狗袭击了石岭村，咬死了很多畜禽。详见《知青杂记之四——人与自然》——作者注）
没办法还得走。但越走越感到没力气，走不动了，人就想能吃点东西。可哪里有东西吃呢？正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公路前方有灯光，比较亮，惨白的，是那种气灯。可能是修路的吧？我当时作如是想。于是似乎又有了动力：到那里可能就有的吃了。
果不其然，那亮灯处就是一个修路工人住的工棚。我挪着脚步走到那里，看到一个亮得耀眼的汽灯挂在棚外柱子上。我还没进门，就被一个披着棉袄的胡子拉碴、年约四五十岁的中年农民模样的工人挡住了。他轻声问道：你是下放知青？我说是的，同时反问他：大叔，有没有吃的？我付钱和粮票。
那民工说，你进来吧，里面暖和，但要小声点，大家都睡着了。于是便将我迎进了工棚。啊！里面真的很暖和。我几乎冻得发抖的身体也开始缓解过来。不过透过昏暗的光线，我看到靠里面两侧的大通铺上都铺着厚厚的稻草，睡满了民工。那位中年民工走到工棚中间点燃的一个炭火盆旁，拿起土坯上放着的用一个大海碗盖着的大碗，拿开海碗，原来是一大碗米饭，上面还有一些腌豇豆和辣椒，递给我轻声地说：这是我们值夜班的夜宵，干净的，我没动过。你吃吧。
米饭？夜宵？看到这碗还冒着热气的米饭，我也又冷又饿得顾不上说谢谢了，就接过碗来，立即大口地吃了起来。那位中年民工在旁边微笑着看着我吃。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吃相肯定很难看，但太饿了，那里管它？
不到一会儿，我就把那一大碗米饭和腌豆角全部吃下了肚子。这时身体感到暖和了，人也清醒了过来。我放下碗，擦了擦嘴，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和半斤粮票递了过去，也压低了声音说：谢谢大叔！这个是饭钱，请收下。那位大叔推着我的手说，不要，不要，一碗饭还收什么钱？你们下放知青也不容易呀。看他不收钱的态度坚决，我也不知咋办之际，忽然感到自己的鼻子很痒，想忍住但没忍住，结果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一根寸许长的带着辣椒味的腌豆角居然从我的鼻子里冲了出来，砸到两米远的地上。（这个细节的印象太深了，迄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因太饿而吃得太快，真不好意思——作者注）
这时看见有睡觉的民工被惊醒了，在那里嘟囔。我也只好不再坚持给钱了。那位大叔又低声地跟我说，你到最里面我的那个空铺上睡觉去吧。我还得值夜班。那时的我也真是太疲劳了。肚子饱了困意也更大了。于是我也就随着他的指向，拎着那个小背包找到工棚最里面的一个空铺位，爬上去，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声巨响所惊醒，发现整个偌大的工棚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连忙拎着背包走到工棚门口，看到远处山口对面的公路上正在放炮炸山。这时一块很大的石块突然砸到我前面几米处的泥土里，啪地一声，泥浆四溅。我也看到对面远处有人拿着红旗在那里对着我喊：工棚怎么还有人？危险！快跑！
我知道这里炸山放炮，真的很危险，绝非久留之地，于是便立刻拎着背包就顺着公路朝炸山的反方向，也就是县城的方向跑着走了。走了两里路，转过一个山坡，我才想起昨夜的遭遇：那位值夜班的中年民工，在我最饿，最疲乏，也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将他的夜宵让给我吃了，铺位也让我睡了，但他却拒绝收我的钱。而我居然也就忘了将应该给他的钱和粮票给他了，而且连那位大叔姓甚名谁都没来得及问。这也太那个了吧？
后来我想下次从合肥回岳西白帽时争取路过这里，再将那顿饭钱和粮票给那位大叔并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吧。于是便继续往岳西县城走去了。当然，到了县城还得继续走与百度里才有汽车。那趟步行我是走到了靠近安庆方向的源潭铺才终于坐上了开往合肥的长途汽车。
这是一饭之恩，而且是在我一生中最饥寒交迫的时候。我怎么能忘记呢？但遗憾的是，等我安排好母亲的后事和家里弟妹们的生活之后于1970年3月重返岳西白帽时，县城到白帽的公路已经修好，通车了。
印象中那个工棚可能位于岳西来榜镇附近，但是过了来榜还是没到来榜却记不清了。从县城乘车回白路上，我曾想是否运气好能看到那位大叔所在的修路工棚？如果见到我一定下车，当面向他表示谢意。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到。直到今天，我还在想，那位胡子拉碴的大叔民工后来怎么样了？多么善良的山里人。老天爷也一定会保佑他并给他好报的。
说到这里，我的这篇以食为天的有关石岭知青吃饭的话题也就说完了，虽然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事情限于篇幅没有说，但是，那个饥肠辘辘的知青时代也早就过去了。我希望那种日子永远不要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