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朋友——艾迪丝·克利福特·韦莲司女士
随着胡适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开和发掘，以及研究的深入，胡适感情世界呈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五光十色。他与美国姑娘艾迪丝·克利福特·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的故事已经不新鲜了。但情爱的感人不在于是否为人熟知和古旧，而在于它的强度和深沉。韦莲司生命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绮丽高贵的景象依然吸引了我。
她是健谈者，也是倾听者
胡适结识韦莲司，一般的说法是1914年。届时韦莲司离开绮色佳的家，在纽约从事现代派绘画活动。因为这个小镇包括韦莲司父母一向有厚待留学生的传统，而胡适又那么惹人喜欢，于是韦莲司父母以真正“家”的温馨欢迎着他，他们相识就不可避免了；并立即互相吸引，频繁接触，密集通信。1939年胡适将自己的留学日记公开出版，赠书予韦莲司，划出提到韦莲司的地方，多达44处。从1914年至1917年胡适回国的3年间，胡适给她的信达百余封。这两个异国、异族、异性青年相荡而成涟漪，互击乃生灵光，互相获益，互相塑造，成为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民交往史上最为奇异的篇章。
韦莲司出生于富裕的大学教授家庭，在耶鲁大学念过1年美术，又到欧洲游学近1年。她酷爱美术，兼修雕塑和摄影。与胡适相识时，已在纽约现代派画坛初露锋芒。她的作品被费城美术馆和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她的一尊雕塑，有人称其是“触觉主义”的滥觞。在美国几本艺术家名录中，收有她的名字。在1952年的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派画家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她曾是个很有才华的画家。胡适在家书和日记中称赞她“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他在信中一再地说：“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深化了我的生命”，“你所给予我的是何等丰富”，甚至说，你是我“正确航向之舵手”。
江勇振说，胡适的留学生涯“是他一生思想、为人、处事的转折点”。胡适自己也说“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如果说美国塑造了胡适，韦莲司则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胡适原来认为妇女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贤妻良母，作为日后家庭教育的预备，仍将妇女囿于家庭的狭小圈子中，而韦莲司的观点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属前卫。在与韦莲司的交流中，胡适观点“大变”为：“乃在造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可以化民为俗”，振兴国家。这个理念在今天也仍然是妇女教育的目标和理想。
有一次，胡适自得地说，中国士大夫不拒绝新思想，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守旧者批驳攻击，达半个世纪之久。到中国马上所向披靡，未遭任何阻碍。韦莲司反驳说：“这不见得是中国士大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必须几次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音，苟其动人，便成圭臬。”这样深刻精辟的见解，对青年胡适不啻石破天惊，闻所未闻，便是对中国百年来的艰难竭蹶，也是一针见血的针砭，迄今仍可供我们深思。
1916年，胡适以《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一文参加“美国国际调解会”征文比赛，获一等奖，此时他才24岁。这是胡适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篇杰作，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为青年胡适赢得了最初的国际声誉；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哲学，定下了他持守不渝的国际关系理念的基调——国际仲裁主义。这篇论文一直是胡适的骄傲。在1916年7月9日胡适给韦莲司信中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接受了你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胡适在他的英文自传《我的信仰及其演变》中，曾特别指出：由于韦莲司的介绍，使他读了约翰·莫雷（Morley）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而此文成了胡适“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精神影响之一”。
胡适许多恪守终生的理念，比如“用好的方法，做好的事”，反对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别人的“信仰和观念”；“每一个个人应该有最大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对全社会的幸福是最有利的”等等，都得益于韦莲司的直接阐述和介绍，以及两人间交谈启发。
韦莲司不仅是个有才华的画家，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她感情奔放，想像瑰丽，善用隐语，敏锐的头脑能发现深刻间的共同联系和细微平常中的同一性。胡适接受韦莲司不要“旁骛太多”的劝告，转学哥伦比亚大学，韦莲司写道“大雨过后，是多么清新和亮丽啊……所有书本里的每一片小书页一定都雀跃着，个个都盛装以待”；说起自己亲爱的父亲去世，她悲伤地说“即使这整个世界遍地黄金，当这块巨岩断裂……这些黄金泰半已随他而去”；在谈到与胡适的情谊时说“我们彼此的影响就像织进我们外衣上绚丽的线条一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污损或拆卸”，“我想你写了地址的一个空信封也能给我一个宁静的片刻”。这些智慧与个性撞击出来的璀璨火花，在韦莲司的文字中比比皆是，不可能不对胡适产生影响。
韦莲司阐述、介绍、回应、诘问、驳难，是个健谈者；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这都迫使胡适梳理深化他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思考；或进入新的领域，汲取新鲜的营养，丰富自己；许多概念和思想也从空泛模糊变得具体清楚，然后条理井然地表达出来。胡适告诉韦莲司，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有关这个主题的知识，才真正属于自己的”。
她仍然是心灵的对手
1917年，对胡适和韦莲司来说都是人生的重要转折。胡适学成回国，以“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的恢宏气慨，击打命运的集合鼓，参与发动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的声音像最高峰的雪崩，回响在千山万壑之间。而韦莲司则难逃二十世纪初，美国知识女性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命运。她从纽约回到绮色佳，照顾父母、重病的姊姊，乃至老管家伍尔特，缠身于种种家庭琐事，并严重影响了她的健康。在一封写于1927年给胡适信中，她悲伤地自喻为一只被禁锢在牢笼中的小鸟，“瑟缩在一个角落”，被一圈圈的铁丝紧紧“捆住”。1937年韦莲司已经51岁了，在给胡适信中说“我自己这一生最有创造力的阶段，已经作了别种付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你明明看到了未来，却不得不由于难以驾驭的力量，而滑向相反的方向。韦莲司平淡的语气中，有着多少无可奈何的况味！
从此，始终囿于小天地中的韦莲司与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在知识思想上的激荡少了，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慰藉和关爱。韦莲司毫无保留地为朋友取得的成功礼赞，也不加掩饰地表达自惭形秽和自卑。但这并不影响她保有精神世界里已有的疆域，反而深化了她的洞察力——她仍然是胡适心灵上毫不逊色的对手。
1933年，胡适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做了贺司克讲座，历时1个月，共6次。胡适一讲完，立即把讲稿寄给韦莲司征求意见。韦莲司花了1个多月时间阅读稿子，做了润饰，提出意见。胡适参酌韦莲司的意见，次年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名交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本书在胡适的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胡适第一次在西方阐述他对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五四运动和未来中国的文化趋势；也是胡适第一次把中国文化趋势放到了世界历史性运动中来考察。1963年此书再版，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海曼·库布林写了热情洋溢再版序言。一本学术著作30年后再版，可见其价值历久不衰。而胡适曾在初版序言里特别感谢了韦莲司对本书所作出的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派胡适到美国和欧洲活动，翌年7月，蒋介石又2次打电报坚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这有违胡适一贯“不介入实际政治”的立场。胡适心情沉重地写信给韦莲司说：“我现在头发已经斑白，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谈战争、谈国际政治，这是何等的浪费啊！”在中华民族最为严峻的时刻，韦莲司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和果断的智慧，鼓励胡适要有所作为。
1938年1月31日信中说：“你不仅仅属于中国，你属于整个时代和时代里的危局”。此时“应该有个人出来，改变人们的看法，让武力的使用朝向一个有利的方向”。“你属于全世界”。
1938年8月19日信中说：你不应该“不让你的生命去做完全的发挥”， 而“试图去逃避自我的砥砺”。“当我们在精明却又短视的人所造成的洪涛中载浮载沉着，当可怕的事情倏然间把所有的希望都粉碎的时候”，此时应该“努力专注地去找出路、找解决方法”。韦莲司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长信，鼓励说，以往“你总能用坚定的声音，说你要说的话”。“从你最近有关公共事务的演说中，我总是震惊于一个伟大人物和先知的智慧”。“你的服务不只是为了‘你的同胞’，也是为整个大病的世界”。
这些恢宏、简洁、有力的赞誉和期望，仅仅看成一种囿于个人情感的偏颇，是不公允的。这些语言有着深邃的思想刻度、不凡的历史感，具有真正政治家的气度。它的感召力和冲击力也是难以抵卸的。1938年8月26日，胡适请辞电报已经拟就，第2 天突然决定接受这个“战时征调”。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认为，胡适“是听从了韦莲司的意见”（姜异新：《走读胡适》第151页）。
无怨无悔，奉献终生
1914年至1917年，两个年轻异性亲密接触、互相砥砺，又都长得那么俊美，不可能不擦出爱情的火花。（在我阅读过的文字里，都说韦莲司长相平凡，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在已经公开的几帧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16岁少女的秀美亮丽，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雍容瑞庄。）不过囿于当时美国社会普遍的种族偏见和胡适已“使君有妇”，他们的爱情之火只能在压抑中燃烧。胡适1915年1月25日信中写道
虽然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之内，我已写了两封信和一张明信片给你，但还是忍不住要写这封信。
这显然只有在热恋中的情人才有的情怀。
韦莲司则要更压抑一些。她一直要到胡适回国，才发现已经深深爱上了胡适。她在1927年与胡适阔别10年，在绮色佳重聚以后的一封信中回忆说：你宣告结婚，“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割舍”，“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婚了……你回国而去，我就整个崩溃了”。
开始还是冷静的，但终究压不住情感的爆发。她写道：“你是一个我最崇拜的人”，“除了我自己以外，此地一切皆空。然而，我整个心所想的，除了你以外还是你”。“这个情感的巨浪扑向我，我要怎样做才不会灭顶呢？亲爱的适，我不知道去死是不是也太晚了”。“让你走，是如此艰难，老友——但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甚至冲动地用了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誓言：“我用我的生命对你说：‘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江勇振认为这些信可能根本没有寄出，韦莲司内心汹涌的波涛，只是靠独自的呢喃抚平。很可能要到1933年他们成为身心合一的情侣之后，才拿出来给胡适看。
1933年6月，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将在美加两地奔波3个月。绮色佳依然旖旎，然而，继韦莲司的父亲、姊姊去世后，她的母亲也永远离去。韦莲司渴望这次聚会，写信给胡适忍不说“你的来访，对我而言，有如饥者之于食”。该年9月的2次重逢，是他俩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韦莲司在分别后的信中说：以前我们一直“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现在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韦莲司激情奔放地写道：“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胡适则隐晦地回应道：“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留我心。昨晚我们在森林居所见到的景色是多么带有象征的意味啊！”
胡适离开绮色佳后，在丹佛、旧金山、波特兰作了32次讲演，乘船抵达东京都写了信，其中包括那张至为经典的明信片——
整个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
1936年8月中旬，胡适为出席在加州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年会又一次来到美国，在绮色佳聚会只有短短4天，但并不愉快。因为胡适的另一个情人曹诚英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显然向韦莲司诉说了她与胡适间的恋情和胡适的不是。
韦莲司一直认为她是胡适婚外的唯一情人，是中国传统陋习阻隔了他们。现在她的幻想破灭了，痛苦直到很久以后才平息。她显然调整了感情，但柔软的心还是将爱留了下来。她请假到纽约又与胡适相聚5天。在以后的信中，有宽容和原谅：“我尊敬我跟你的关系，我认为那是神圣的；我也是用同样的态度，来看你跟其他爱着你的人的关系”；仍然有火样的缠绵：“我爱你。抚触着你的身体的感觉，就像触碰你的爱意一样的真实”。
但以后不久，韦莲司写信告诉胡适，有一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士向她求婚，询问意见，胡适立即表示赞成，却又一次伤了韦莲司的心，这一次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伤害。韦莲司原本希望胡适像一个真正的亲人那样，负责任地为她未来的生活筹划决策。但胡适更像一个想卸下担子，忙不迭地摆出了“朝后一闪的姿势”。这与韦莲司对胡适无怨无悔、一无所求的纯粹相去太远了，韦莲司真正生气了。她写道：“这是一个中年人的合同，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目前的情况可以令人（你）息肩，但却是极端的无趣”。“你以为如果我结了婚，你就可以解脱了一个负担……我不是你的负担；我也从来没有要你跟我结婚”。“我要告诉你，我是不会为了讨好你而去结婚的！！！”
她告诉胡适：
我所要的是那么一种人生际遇，让我的心智与品位能永保敏锐，让我能够坦然地与我最崇拜的人们交会；只要作出一幅画就可以，但必须是一幅杰作；只要能作出一道佳肴，但必须是人间极品；只需要一个小窝，但必须是一个素净典雅的极品屋；至于我自己，我要的只是一小块地，不起眼，阳光普照，自己省吃俭用，但能多多施予；或者云游四海，观察人生，并记录下它的意义。
从此，韦莲司在激情中冷静了下来，与胡适的关系中抽去了情爱的成分。
她回绝了求婚，也拒绝了对生活的妥协和平庸，一直独身——她准备独处，能够独处；她善于独处，享受独处。这是一个高贵成熟的女性。
而胡适虽然也珍视这份感情，却早已有了另外的情人同居。也许，忙碌的大使生涯和知识上的优势，使他不再需要像韦莲司那样“伺候费心”的、刻骨铭心的情人，那样代价太高，而更多地渴求世俗日常的慰藉和关爱。可贵的是，韦莲司是将爱情和友谊严格分开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将一如既往地珍视与胡适的友谊，并慷慨无私地奉献。
1938年初，韦莲司预感到胡适可能长期留在美国，写信询问胡适，是否有把家眷接来的打算，如果她空出来的房子可供使用，她将会非常高兴。（1953年，胡适夫妇终于受邀在韦莲司家中住了近1个月。在那个美丽舒适的小镇，3个老人平静祥和地度过了一段不算太短的时光，那是一幅多么和谐安宁，乃至，也可以说，圣洁的图象啊。）
1949年，韦莲司去纽约看望胡适，恰好天气奇热。她担心胡适心脏不好而影响健康，提议跟胡适同居的情人哈德门各出一半钱，替胡适购置1台窗型空调。韦莲司支票都已开给哈德门了，后因胡适去华盛顿一些日子，胡适又根据中国历书推测，纽约不久就会有好气候而作罢。退回支票的信是哈德门写的。这封现在还保留下的信，写得非常不得体和伤人，哈德门的妇人占有欲的尖刻表露无遗。
即便如此，韦莲司对胡适不改初衷，隆情高谊依然。
1959年，韦莲司在祝贺胡适生日的信里，“羞赧、迟疑”地把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告诉胡适，她打算将一笔款子以无名氏的方式，来帮助胡适将“迄未出版的著作翻译出版”。韦莲司虽然出身富家，但她一生并没有高收入的工作，自奉甚俭，正像她自己所说，身兼“清洁工、维修员、油漆匠、搬运工、园丁、销售员和批发”。但胡适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积极回应。直到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将支票寄给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在信中再三叮嘱“不要张扬”，“请你斟酌处理”。
1933年韦莲司曾说“透过你的事业，我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奴工的角色”；1937年她告诉胡适，她之所以保持单身的原因之一，是能无牵无挂，在必要时，可以帮助胡适或者其他朋友。现在，她终于践诺了近30年前的话。
韦莲司在垂暮之年，将胡适50年来数量极多的信件、电报、信封，以至片纸只字一一摄影，打字细校、复印，寄给江冬秀，并请求胡适纪念馆妥善保管。
韦莲司对胡适的不渝深情，有女性处于社会边缘，较少男性的实用倾向，而更为虚无一些，更具有精神价值一些；还有虔诚的清教徒人格的悲悯和宽容。更重要的是，她懂胡适，她知道胡适的价值。1958年她在信中说：
你追根究底，做得比大部分的人都要彻底。你又能沉潜，又能去了解文明的演进是缓慢的，因为如此，你才会有你根本的乐观。你的观点在这样的乱世界里特别有价值。
这样散落在信件中的只言片语，内蕴着多么深刻的洞察力，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胡适去世后，因江冬秀的请求，韦莲司写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自传，又在信中说：
我这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于思想敏锐的兴趣。任何对艺术、科学、国际事务所做的诚实的观察和清晰的思考，我都致以倾慕和钦佩。
这或许是向江冬秀解释与胡适交往的原由，也是实情。——在她心灵清澈的“半亩方塘”里，永远热烈地映照着那些不倦的精神探索者的身影。
1960年韦莲司卖掉在绮色佳的房子，迁居加勒比海一个小岛巴贝多——周质平教授认为，是为了汇率上的考虑和节省生活开支——胡适到纽约机场为她送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也留下了令人感叹的合影。
1971年，韦莲司去世，享年86岁。
参考资料：
《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江勇振 新星出版社 2011年4月
《星星·月亮·太阳》江勇振 新星出版社 2006年12月
《胡适的情缘与晚境》周质平 黄山书社 2008年6月
《走读胡适》姜异新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年5月
《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周质平编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闫红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1月
《胡适的亲情与爱情》周质平 腾讯视频
原载《文史天地》2015/1，此文本有较多的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