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学不是对经验的总结，而是对经验的综合。一方面，历史学试图把碎化的个体经验综合为总体化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历史学又必须努力把抽象的人类经验落实为具体的个体经验。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在于把人类经验和个体经验综合在一起，从而塑造出一种“新经验”。心灵感应历史的方式始终制约着我们对历史的一般认识。

关键词：第三种历史，经验，心灵，生命。

一

历史学不是对经验的总结，而是对经验的综合。因为经验本身总是分散的、支离的、破碎的。把破碎的经验综合为一个整体，以便使生活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样，无穷无尽的琐碎的日常细节便都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基于这个观点，历史学无疑应该对人生经验持有一种永恒不衰的激情、敏感和亲和力。在历史学手中，经验成为一种坚实的结构、完整的形式。

历史是人类的经验总体，故而，历史研究就是对人类经验总体的重构。所谓人类经验总体并不是属于别人的，而是为所有人即整个人类所共同拥有。但这并非说人类经验总体就是一种毫无任何个性的简单抽象，或是某种抽象之物的简单总和。事实上，人类经验总体乃是基于人类独特心灵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结构。历史研究便是基于这种人类经验总体的普遍结构而对人类独特心灵的深刻沟通和本质诠释。

历史研究作为对人类经验总体的重构与那种认为历史研究是为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这类观点风马牛不相及，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因为，“人类经验总体”是一个新的本体论概念，是一个包含有生命意识和历史内涵的意义性范畴，而“经验教训”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主观性的认识论概念。它更多地偏重于伦理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定和取向。而“人类经验总体”概念则更注重于人性、真理与心灵这方面的价值特性。

正象历史研究是一个无限的没有终结的过程一样，对人类经验总体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活动。每一个新的历史观点，每一种新的历史认识，每一次新的历史发现，本质上都会导致人类经验总体产生一些新的变化，都会使人类经验总体获得一种新的形式，都会使人类经验总体焕发一种新的精神，都会使人类经验总体呈现一种新的意义。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塑造人类的经验，在于将人类的经验塑造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但这并不等于历史学就是一门彻头彻尾的纯经验科学。因为历史学所研究和塑造的人类经验并不是一种功利性的经验，比如政治经验、道德经验等，而是一种文化性的经验，比如人生经验、心理经验等。因而，历史学对人类历史的经验性思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仅仅追求一种较为粗俗和浅陋的经验性趣味。因为，在这里，经验更具有一种理性的意味，更具有一种哲学的内涵，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格。毋宁说，经验本身就是理性，就是哲学，就是形而上的东西。问题仅仅在于，历史学如何去发现和对待这种经验，以便把这种经验建构为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学把人类那种道德性的经验教训变成一种精神性的文化经验，它使人类的心灵变得更丰富，它使人类对生命的理解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经验深度。不管是否承认，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意识和经验深度的确是一种生命优越感的表现。因为，生命本身在历史学中变得更直接、更纯粹、更有意义，即生命变得更敏感了，更具敏感性了。在历史学对人类经验的重新构造中，历史学证明了它是现代世界中能够重新为人类精神和思想的完整和独立提供重要保证的一支力量，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支力量，也必定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人类经验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而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人类经验一般都是破碎的、缺乏深度的、过分私人化的。而历史学则试图通过研究而达到重建人类经验总体的目的。历史学有可能将人类经验重新建构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可能恢复人类经验的普遍联系，有可能使人类经验由私人感觉转化为公众意识。质言之，历史学有可能使人类经验具有更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人性、真理、生命。对生命的敏感性应该是人类经验的本质。历史学不仅应该揭示出这种本质，而且还应该保存这种敏感性。因为麻木意味着生命的死亡。历史学深入到人类经验的内部，试图通过对人类经验深层意识的发掘和开拓而使人类经验成为人类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丰厚财富。历史学应该教导人类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全部经验。历史学应该使人类培养成一种非常自觉和敏锐的经验意识。历史学应该使人类经验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的历史—现实的宏伟进程之中。历史学应该使人类经验变成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二

一方面，历史学试图把碎化的个体经验综合为总体化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历史学又必须努力把抽象的人类经验落实为具体的个体经验。这是相反相成的双向努力。它既表明了历史学的野心，又体现了历史学的价值。但无论是哪一方面，它都具有足够强大的吸引人的力量。所以，历史学是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东西，也是许多人都愿意尝试的场域。

历史学高度重视人类经验，并不意味着历史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倾向。主张历史学应该总结“经验教训”，那是第二种历史的习惯性说法。第三种历史并不如此理解。第三种历史强调历史学对人类经验必须有新的理解和把握。历史学既要把人类经验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要深刻揭示出其内在的生命个体性。换言之，历史学既要把个人经验整合为人类经验，又要把人类经验还原为个人经验。人类经验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机械的模式或僵硬的体系，相反，它内部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躁动。有时，一个人的经验变成了所有人的经验；有时，所有人的经验变成了一个人的经验。人类经验与个体经验之间总是处于你来我往的相互循环状态。而这种循环将使双方受益。即人类经验与个体经验都将因此而变得丰厚起来。

在第三种历史看来，有两种现象必须予以克服，即，个体经验的无限碎化和人类经验的绝对抽象化。个体经验一旦过于碎化，就无法被人分享和感知，就无法被整合进人类经验的总体结构中，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同样，人类经验如果过于抽象化，就会远离现实的个人，而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格格不入，从而成为毫无实际价值的空洞言辞和虚假回忆。这样，第三种历史就必须确立两个相关原则：个人经验必须是人类的，人类经验必须是个人的。即，二者是平等的。不存在人类经验比个人经验更“大”的问题。第三种历史必须善于从个人经验中发现最富于人类性的东西，同时，也必须善于从人类经验中发现最富于个人性的东西。总之，第三种历史决不随意偏爱任何一方。在第三种历史中，个人与人类均有自己相应的位置。最好的人类经验和最好的个人经验都能在第三种历史中找到最好的分析和处理。

在这方面，第二种历史就做的不够好。一般说来，第二种历史总是不厌其烦地过于强调人类经验的重要性，致使把人类经验弄得过于抽象和空洞，它与个人的现实生活发生不了任何联系，我们在其中也丝毫看不出有任何个人所感兴趣的东西。由于个人经验在第二种历史所构制出来的“经验模式”中毫无真实份量，故而第二种历史制造出来的“经验体系”就变得轻飘飘的，没有一点质感。因为人类经验一旦删除了个人经验，那么人类经验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就是说，人类不能排斥个人，而必须接纳个人。因为人类不是一个高于个人的抽象体系，而是一种融入个人的具体关系。总之，每个个人必须在人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第三种历史的绝对要求。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如果在这面镜子中，个人看不清自己的模样，甚至根本看不见自己的影子，那么人们要这面镜子有什么用呢？人们要么把这面镜子摔碎，要么把它仍到一边。毫无疑问，在人们拒斥第二种历史的诸多理由中，缺乏对个人存在的终极关怀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虽然从道理上说，历史学没有理由不去关心个人的现实存在，但事实上，个人的真实存在在第二种历史中却得不到丝毫有价值的对待。每个有常识和感觉的人都会考虑：我为什么非要读这种与我无关的史书呢？我犯得着为它去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么？显然，普通人的反应是正常的。既然第二种历史摒弃了普通人的需要，那么普通人也就自然要抛弃第二种历史。个人是非常具体的，这种具体性体现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种历史力图从现实的角度全面展示出个人存在的具体性。但这并不等于要求或暗示普通人在历史面前必须“对号入座”，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把历史看成是和自己有关的事情，要求他们必须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不管历史走到哪里，人们都必须相信，历史并没有走远，历史就在自己身边，历史始终与自己在一起。

历史与个人的一体化（或综合化）是第三种历史着力强调的内容。只有如此，人类经验和个体经验才能同时克服抽象化和琐碎化的倾向，而双双实现总体化和具体化的目标。

三

经验可分为人类经验和个人经验两个方面。那么，究竟是用人类经验来解释个人历史，还是用个人经验去解释人类历史？这二者显然有着较大区别。当然在某些时候，这二者却又惊人地相互一致。其中的奥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奇特的现象，并进一步寻找到灵活地掌握和运用这种高度复杂的理智体操和思想舞蹈之正确技巧的微妙平衡点。一切伟大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是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而是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这样，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将变得丰满起来、立体起来、活起来，历史将充满着勃勃生机、情趣盎然，历史将变得厚实和沉甸甸的。历史不仅有重量，而且还有热量。历史就象从炼钢炉中刚刚流出的铁水，泛着透明的红光，挟带着灼人的热气，生成为一种富有冲击力的沸腾的实体，使人不得不正视和尊重历史的深沉。伟大的历史学家就象一个奇妙的魔术师，任何一件普通的枯燥乏味的历史事实在他手中也会变得具有灵性和生命。

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大都不是一个个人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更多的是凭借人类的集体经验而不是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但毫无疑问，历史学家自己的个体经验将在他的历史思维中起到一种选择和规范的核心作用，它将决定历史学家对人类经验的判断和取舍，它将为历史学家评价人类经验制订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基本标准。

诚然，历史学家的经验只能是一种个体经验，但这种个体经验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是用来整合人类总体经验的一个认识论模式和思想框架。尽管从本体论上说，人类经验并不需要依赖于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而存在，但从认识论上说，人类经验却恰恰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的认识论综合而得以确立下来和显现出来的。尽管从本体论上说，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首先也是存在性的东西，但历史学家能够把自己这种存在性的个体经验有效地转化为一种合理的认识论模式，并以此为框架去对人类经验加以深刻的综合和创造性的诠释。事实上，通过历史学家之手而展示出来的人类经验无不打上着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鲜明烙印。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历史学家通过清理自己的个体经验而塑造了人类经验。所以，当我们试图反思人类经验时，首先感知到的就是其中蕴含着的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就此而言，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之于人类经验便多少类似于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图式或基本形式。所以，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有着特殊价值。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构成了人类经验的认识论根据。

当然，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是要求人们把人类经验撇在一边，专门去研究和挖掘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而是说，当我们反思人类经验时，必须保持有一种明确而自觉的意识，这就是：我们永远不是在纯客观地观照人类经验的，我们始终是借助历史学家的眼睛来审视这一切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之于人类经验始终起到一种内视觉[①]的作用。即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经验永远具有一种内在的视觉性。它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能够对历史有所言说，乃是因为历史学家对历史早已有所见。历史学家如何“看”历史决定了人们如何“说”历史。“看”永远是首要性的。“看”意味着一种明确的指向性。“看见”历史就必然能够“指出”历史。看得见，才能说得出。看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可我们总是在对历史本身既无“所见”又无“所指”的情况下，去毫无节制地瞎说和妄说。其实，对任何一个装模作样的历史学家，我们都有权利说一句：没看见就别说；或，看见了再说。这一下子就能撕破他们的画皮而将他们打翻在地。同样，对任何一种高超的历史理论或流行的历史观点，我们只要轻轻地问一句：你是否真的看见了历史？你能否给我指出历史？这一下就足以戳穿它们的西洋镜而把它们置于死地。所以，尊重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对历史研究有着极其深刻的本质性意义。

历史学家的个体经验往往是平淡无奇的，而人类经验则大多具有某种传奇性。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注目于人类经验的五彩缤纷时，却常常没有意识到他这双眼睛恰恰是历史学家给予他的。历史学家基于自身的个体经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照人类经验的场域，赋予了一个审视人类经验的形式，但人们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当成是纯粹客观的人类经验。于是乎，人们也就在无意中受到历史学家的蒙蔽和欺骗。这就是说，忽视或遗忘历史学家的结果就只能被历史学家所戏弄。所以，尊重历史学家的存在恰恰是为了免于轻率地上历史学家的当，为了不致于动辄就掉进历史学家精心设置的陷阱里。当然，历史学家的陷阱到处都是。一次也不掉进也是不可能的。不是掉进这个陷阱，就是掉进那个陷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作一些准备，宁肯清醒地掉进去也不稀里糊涂地陷进去。清醒地掉进去是一种宿命，盲目地陷进去是一种愚蠢。前者构成为悲剧，后者则纯属活该。

四

历史学家究竟是把历史变得更熟悉了，还是把历史变得更陌生了？如果说文学的特性是把陌生的变成熟悉的，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把不可理喻的变成可以理解的，那么史学的特性就是把熟悉的变为陌生的，把可能的变为不可能的，把可理解的变为不可理解的。这就意味着，在一般意义上，史学总是一种与文学相反的东西。[②]同时，史学也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地追求一种与文学完全相反的阅读效果。所以，新的历史文本必须展示出人对历史的陌生感、震惊感和疏离感。

在熟悉的领域去尽可能地发现陌生的事物、陌生的意义，这不但是历史学的一般要求，而且更是历史新闻学的根本原则。这种别具只眼的陌生化眼光，并不是把熟悉的东西看成陌生的东西，而是力求在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陌生的意义。在这里，“看成”与“看出”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它是一种运思向度的根本性差异。准确地把握住这点，我们就能对历史新闻学所建构的第三种历史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理解。

把纯私人的、狭隘的、有限的、碎化的个人经验创造性地综合为一个新的人类经验整体。在这一人类经验整体中，各种经验成份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陌生的变得熟悉了，熟悉的变得陌生了。于是，一种陌生化的距离感就产生了。这种陌生化的距离感是将人类的各种经验拆散、打碎、分化并加以重新组合和建构的意义性活动。它使每一个人的经验都变得有意义，它使每一种经验都变得有价值。陌生的东西经过思索成为熟悉的事物。同时，熟悉的生活经过思索也成为一种富有启示性和神秘感的陌生经验。无疑，对人类经验的意义性整合乃是为了更加深入地发掘经验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恒久价值。经过陌生化的处理，各种经验便都变得可以理解了。追求乃至证实经验的可理解性，正是历史学一惯努力的基本方向。历史学所坚持的陌生化原则并不单纯是为了使熟悉的个人经验变成陌生的人类经验，同时也是为了使陌生的人类经验变成熟悉的个人经验。这样，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成为可能，自己与他人的沟通成为必然。而这种可能与必然恰恰是历史学所提供的。在这个正常意义上，历史学便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对话方式，便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活动，便是一种无可争辩的言说过程。正是基于此，我们便合理地推导出两个新的命题：作为思想的语言和作为语言的历史。即，思想－语言－历史。它展示的方向是：从思想到语言，再从语言到历史。在这里，语言作为中介思想和历史的等价物，恰恰是统一二者的内在形式。

历史在两个方向和两个维度上给人们提供了陌生化的可能：在时间上历史是过去的，在空间上历史是远处的。而过去和远处均超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对于仅仅存在于此时此地的人们来说这便构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基本向度。但历史学的功能却不是力图保持这种陌生化的向度，而是尽力改变它，转换它，使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相融合，相对接，使陌生的变成熟悉的，使过去的变成现在的，使远处的变成身边的，使不可观察的变成可以想象的，使不可置身的变成可以现身的，使不可参与的变成可以进行的，使不可思议的变成可以思索的。这样，陌生之物就变成了熟悉之物，陌生对象就转换成了熟悉对象。陌生化成了熟悉化的一种极具思辨力和洞察力的具体可能。陌生化向度切入熟悉化领域，使熟悉的领域成为向无数陌生物完全开放的经验结构。这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世界。于是，熟悉的领域被伸展了，熟悉领域的界限伴随着陌生物的介入和陌生化的加强而得到无限的扩张，它幅射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使原有的熟悉之物产生各种复杂的变形和富于戏剧性的重新整合。熟悉之物在陌生化向度的推动和引导下，不停地移动着自己的固定位置，构成了一系列连续的思维轨迹和认识路线。精神之网构成了，经验之轴形成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陌生成份的增加，熟悉领域的基本结构得到新的调整，传统关系得到新的组合。新角度、新视野、新向度、新层面接二连三地被显现出来、揭示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一切现存之物仿佛都变得不确定了、不可靠了、不可捉摸了。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狭隘闭塞的个人经验变得异常开阔。被遗忘的往事得到庄严的恢复，受漠视的时刻得到真诚的追忆，遭误解的人物得到隆重的纪念。无穷无尽的变化从这里开始，又在这里结束。但最值得重视的既不是变化的开始，也不是变化的结束，而是变化本身，即变化的进行与过程。它孕育着崇高的萌芽，又埋藏着阴暗的种子。多义的陌生化使单一的熟悉之物变得暧昧、模糊，使人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果断、直率、干脆的风格，而变得犹豫、谨慎、胆怯。怀疑主义变成一切缺乏主见和判断而含糊其辞的遁辞和同义语。但真正的思想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那么直接，不再那么露骨，不再那么赤裸裸，而变成一种夹杂在胡言乱语的学术大合唱中的令人不知所云、玄之又玄的怪诞清淡。日常生活并不保持思想的人格和尊严。因为过于熟悉的东西包围着它、埋没了它、吞噬了它、腐蚀了它。这样，陌生物就成为必然，陌生化就成为可能。陌生物给熟悉之物注入了非凡的活力，使僵死的熟悉物充满生机。由于过分熟悉而素来缺乏思想的日常生活在内涵上得到新的开掘和审视，使其在形式上呈现出批判的意味。

于是，个人经验被社会化了，成为普遍的社会经验，成为社会公众的经验形式。它说明，陌生化决不是过去对现在的入侵和渗透，而是对现在的改造和协调。机械的僵硬的熟悉领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原有模式都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和新内涵。这种新形式和新内涵的统一性就是陌生化。它是改变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历史基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使过去无限地贴近现在，使彼在无限地靠拢此在。它是经验的一个新维度，是生活的一个新层面，是心灵的一个新视点，是精神的一个新世界。论述到这里，我们发现本节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史学究竟是把历史变得陌生还是把历史变得熟悉？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答案的。它不取决于逻辑，而取决于感觉。我们既可以肯定前者，也可以承认后者。二者都有道理。或许，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二者之间还有些更为细致和微妙的讲究，但大体说来，二者均有其合理价值。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颠倒过来说，这就是：如果艺术的运思取向是把熟悉物加以陌生化的话，那么，历史学的运思意向则是把陌生物加以熟悉化。在这一过程中，陌生的与熟悉的双双获得了新生命新意义新境界。在陌生化原则的指导下，熟悉的东西并不需要变得陌生起来而获得价值，而是相反，陌生的东西则需要凭借不断逼近的熟悉过程而得到尊重和认可。这样，基于陌生化的向度，过去的与彼在的陌生物就同现在的与此在的熟悉领域建立起一种广泛的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不会再被任何外在的非理性的东西所破坏所割裂所拆散所摧毁。

五

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在于把人类经验和个体经验综合在一起，从而塑造出一种“新经验”。新经验既是人类的，又是个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新经验之所以“新”，并不是一般历史的产物，甚至也不是一般历史学的产物，而恰恰是第三种历史即历史新闻学努力的结果。历史新闻学要求人们用新经验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经验和个体经验。而新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包含有心灵体验的史学视野。所以，如何用心灵去感知历史便成为第三种历史塑造人类经验总体的关键要素。

历史作为人们心灵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原始内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个认知活动中必然具有一种深刻的原型意义。在这里，我们试图提出一个观点：历史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一）历史依赖于人类的心灵而存在；（二）历史首先不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作为心灵的对应物，历史既是客观的，但又不是独立的。所谓不是独立的，就是说，历史既依赖于人类的心灵而存在，但又不能为人类的心灵所改变。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仅仅是心灵的对应物，而不是心灵的产物。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所谓心灵的对应物，就是与心灵对等的存在物，甚至是比心灵更伟大的存在物，它与心灵的关系只是若即若离，而不是一味依附。所谓心灵的产物，就是心灵的附属品。第二，作为心灵的对应物，心灵与历史之间并不存在有确定不移的因果关系。作为心灵的产物，心灵与历史之间则存在有明确无误的因果关系。第三，历史作为心灵的对应物并不来源于人类的心灵，历史作为心灵的产物则直接来源于人类的心灵。这种心灵一元论显然是不妥当的。在某种意义上，狄尔泰似乎就持这种心灵一元论的观点。他说历史是一种心灵的表现，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心灵体验到了历史的心灵的丰富性。

但在我看来，心灵一元论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它过分夸张了心灵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密切性和一致性，乃至把心灵视为历史得以存在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就我而言，我只愿意把历史放在心灵的对应面，[③]而不愿意把历史完全放置于心灵之中，使历史毫无选择地成为心灵的一部分。总之，我的观点是：历史既与心灵有关，又不受心灵所控制。我们不妨把心灵看成是历史的通道。历史既入乎心灵，又出乎心灵。历史在心灵里面出出进进，但就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心灵之中静止不动。历史是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生命状态。心灵可以包容历史，但却不能完全包住历史。历史比人类的心灵更丰富，更博大，但也唯有人类的心灵才能对历史加以真切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心灵与历史的关系类似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不是世界的全部，但惟有人类能够拥有这种全部性。所以，一方面，历史确与人类的心灵有关；另一方面，这种相关性又不足以导致某种心灵决定论。

因为历史毕竟不是纯客观的东西。历史不可能与人类心灵完全无关。除非它不是历史，起码不再是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必然与人类心灵有关，同时，也必须用人类心灵去把握人的历史。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这一命题的双重含义。它同时排除了习以为常的两种对立性看法。一种是过于“唯心化”的看法，一种是过于“唯物化”的看法。前者把历史视为心灵的直接产物，后者把历史当成与心灵绝对无关的身外之物。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就是：历史既不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又不是与人类心灵无关的身外之物，而仅仅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

作为对应物，历史始终与人类心灵发生着丰富而微妙的深刻关系。这种关系是和谐的、多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与心灵的一致性。历史并不与心灵一致。历史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独特的价值。所以，尽管历史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但心灵也并不始终对应着历史。有时，心灵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历史。这时，心灵就形成一种无心的真空状态或真空的无心状态。这就需要通过心灵来校正心灵与历史之间的偏差，使心灵重新对应于历史。这样，我们就会在新的基点上再次感受到心灵与历史共振的韵律与和谐的美感。

作为心灵的对应物，历史与人类心灵之间构成一种对应关系，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和深度无不受制于这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实际上还构成一种内在机制，它要求人类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灵状态，以便能够更好地观照和洞察历史。从心灵对应物的角度看，越是敏感的心灵，就越能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心灵的敏感性，就意味着对历史理解的深刻性。但心灵本身首先是一种感应方式。所以，心灵与历史的对应关系首先是一种感应关系。心灵如何感应历史，至今还是一个半封闭的神秘课题。事实上，心灵感应历史的方式始终制约着我们对历史的一般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心灵也是一面镜子。这两面镜子是各自独立的，但又是相互映照的。历史中包含有心灵，心灵中包含有历史。所以，不能把历史与心灵的对应关系理解为：历史产生于心灵，然后又独立于心灵。只能认为：历史依赖于心灵而存在，但又不仅仅存在于心灵之中。这两种理解是有本质差异的。关键在于，绝对不能把心灵理解成历史的源泉。历史就是历史，心灵就是心灵。心灵对历史的感应可以使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基本性质。所以，心灵是脆弱的。但脆弱的心灵在感应历史时却常常出乎意料地（但又合情合理地）表现出一种纯粹性和高贵性。

六

历史学家把自己的体验转化为对人类经验的永恒思考，这样，就产生了生命的敏感性。生命的敏感性是一个过滤性的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来表述一种对生命状态的特殊理解。所以，生命和敏感性也是对生命本体的一种独特理解方式。所谓生命的敏感性就是生命的先验性。生命失去了敏感性，也就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变成了一具缺乏活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没有生命的敏感性，历史学是不可能在不断地尝试中重新构建人类的经验总体的。这里面包含有三个相关的环节。其一，历史学把碎化的私人经验创造性地重新构造为一个具有统一形式的经验总体，这同时也就使心灵对历史的感应得以成为可能。其二，历史学把纯属个人的私人经验转化成为一种属于全体人类所共同享有的社会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笔庞大的社会财富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份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便是一门造福于全人类的社会经济学，便是一门为全人类提供经验资源的社会福利事业。其三，历史学把处于分散状态的人类经验整合起来，构造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从而使之具有一种生命的敏感性。正是在历史著作里面而不是在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人类经验的总体结构才表现得如此直接和鲜明，而不受任何粗俗不堪的低级趣味的腐蚀和影响。

人类的经验固然是一个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价值仅仅存在于生命的某一阶段上。历史学对人类经验的整体性构造，其立足点与着眼点就在于将生命的意义赋予给生命自身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它认为，在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上，生命的敏感性都会象茫茫黑夜中闪耀的篝火一样照亮无际的天空与大地。在人类的经验之链上，耐心而细致地寻找和捕捉每一个生命的感应点，以便把这些感应点融铸成为一个无限延伸和无穷联系的经验整体，从而使经验焕发出新的生命之光。

对历史学来说，所谓真理就是人性，就是丰富无比的人性。丰富的人性深深地蕴含在人类经验的总和之中。它最本质地有赖于历史学的揭示。历史学的揭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恢复人类经验的生命敏感性。

历史学对人类经验的系统研究，有助于使我们克服那种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的庸俗经验主义和粗俗经验决定论的观念和影响。在这里，经验已经上升为一种非常纯粹和透明的人性层面和生命境界。经验不再是实用的、功利的、政治的、道德的、教训的，而成为形而上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灵的、意识的。这样，经验就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敏感性。生命的敏感性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既然历史学试图塑造人类经验的总体，那么，就必须把蕴含在人类经验内部的生命敏感性完整地保存下来和毫无破坏地展示出来。历史学通过对人类经验的塑造，应该使人类对自身的生命本质具有更深刻的敏感性，应该使人类对自己的现实存在状态产生更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命意识。在这里，被历史学展示出来的生命感和生命意识应该等同于历史学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即使二者不完全相同，那二者也必然存在于同一个层次上。也就是说，在历史学对人类经验的塑造中，生命感和生命意识同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应该属于同一范畴、同一层次。

七

历史不仅是生命，而且还是对生命的敏感性。而历史学则是努力保持这种对生命的敏感性。唤醒人类的生存意识，唤醒人类的生命敏感性，并不是历史学研究历史的一种手段，而是历史学研究历史的目的，甚至是最终的目的。历史并不是活人同死人或生者同死者开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粗俗玩笑。历史是快要死的人与刚刚死去的人之间在灵魂中展开的一场关于生命意义之问题的严肃讨论和对话。所以，写什么并不重要，写出什么也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写着。因为，在这里，生命的敏感性已不是一种既定的结论和完成的事实，而是一种需要捕捉和把握的感觉和意象。它是一种未定之天。在不确定的广袤天宇自由自在独往独来地流动和漂泊。

生命在其自身的历程中往往产生两种可能性的形态，即碎化与僵化。把碎化的生命整合起来，把僵化的生命激活起来，是第三种历史努力尝试的事情。思考可以使人恢复活力，可以使人的生命敏感性得以确凿无疑地证实。生命的敏感性在于，我们不能把生命与死亡当作两种不同的东西来看待和处理。生命与死亡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问题。是问题就必须思考。但思考又常常是无效的。因而，无济于事的思考就只能使问题依然处于一种割舍不断、悬而未决的“中立”位置和“零度”状态。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生命的敏感性作为最有力的死亡形式，足以使任何生命之柱都显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另一方面，我们则又必须说，生命从来就不曾死亡。生命中从来就没有过死亡。生命可以扭曲，可以窒息，可以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变形，但就是不可能有死亡。所以，生命不是对死亡的回光返照，而是对生命自身的本质观照。

本质上，生命的敏感性并不是来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体验，而是来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神圣热爱。生命的敏感性仅仅是一种生命本身的特性，它与任何非生命的东西无关，它仅仅产生于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敏感性，故而便常常对无数损害生命尊严的现象麻木不仁和反应迟钝。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尊严和生命权利。最终，生命的敏感性变成了一只生锈的器皿，只有在强烈的敲打下才能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人们虽然活着，但人们却不知道生命为何物，不知道生命有何意义，不知道生命有何乐趣。于是，生命就成为一种与生活无关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生命的真实存在，而只有一种活着的平庸状态。

显然，这不符合逻辑。它既不符合生命的逻辑，也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最终，它不合乎情理。因为真实的生命和真正的生活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生命在生活中的不复存在，生命敏感性在生活中的消失，意味着生活肯定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内涵是：生命在生活中的虚无化和堕落化。即生活中不再有真实的健康的生命。生活杀死了生命。生活扼杀了生命。生活抹杀了生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生活中重新肯定生命的存在，重新确定生命的尊严，重新获得生命的敏感性。说到底，生命的敏感性就是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它要求生命对自身存在有一种自我保护能力，它要求生命必须善于区别自身与生活状态的不同，它要求生命不要沉沦于生活的平庸状态之中。所以，把生命从生活状态中拯救出来和提升起来，就构成了生命敏感性的基本内涵。

八

生命的敏感性是一种需要人们不断加以精心保护和擦拭的东西。对生命敏感性的精心维护，表明了历史学对人性的敬畏和对真理的热爱。毫无疑问，它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历史学本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历史学的本质问题常常困绕着我们，使我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大都稀释成一种虚张声势的意识形态游戏。说实在的，我们很难在丧失生命敏感性的前提下去郑重其事地谈论历史。除非我们自欺欺人地将历史与生命截然分开，用成堆的史料和大把的概念去搪塞历史和糊弄生命。但到头来，除了借用历史的木料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打造一个狭小的棺材之外，就再也不可能起到任何令人满意的作用。曾几何时，我们先是在生命中失去了历史，继而又在历史中失去了生命。于是，我们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和等待权力赐舍的弃儿。历史与生命的双重丧失，使得我们日复一日地陷入于不可救药的堕落和不可自拔的沉沦。我们将心甘情愿与无可奈何二者不分彼此地一股脑揉合在一起，构造成我们现在那种身不由己而又毫无所思的支离破碎的经验荒漠。

所以，生命的敏感性在于尽力保护生命本体的绝对完整性、真实性和自由性而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物的野蛮伤害。并且，它对这种粗暴伤害充满着不可抑制的厌恶、憎恨、恐惧与忧虑。在常识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它更愿意将死亡作为生命的最后避难所。而自杀则是进入这个避难所的通行证。当然，不到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步，没有人会轻易使用这张通行证。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放弃的话，我们总能找到一种有效方式去呵护生命的敏感性。而历史研究无疑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我相信，生命的敏感性肯定能在历史著作中得到全面、完整的恢复。历史著作对死人、死物的论述与探究恰恰为这种恢复的努力寻找到了一个必要锲机。通过不厌其烦地淋漓尽致地展示死人与死物的存在与细节，历史著作便得以把生命的敏感性作为一种精神的本质和世界的意义而无条件地肯定下来。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形而上的肯定，因为它可能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纯粹和崇高的生存境界。思想——特别是富有思辨魅力的思想——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它使历史著作在热切关注生命的同时不致于把批判的欲望完全排除出去。如果这样的话，生命的敏感性就会堕落为死亡的黑洞。它吞噬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还有无数的希望和良知。于是，这类历史著作最为擅长的就是向世人进行愚蠢的道德说教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胁。不言而喻，这类历史著作正是我们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的第二种历史。第二种历史是历史的不幸，更是历史的灾难。它无视个体生命与私性经验。它把历史写得比历史本身还让人感到难以忍受和不可理喻。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形成来说，第二种历史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显然是一个可疑的事实。

我们的目的则是彻底摆脱这些，而致力于对第三种历史的创造。我们相信第三种历史是一场真正的深刻革命。它将改变史学史的方向，甚至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史学史的性质和定义都要因此而重新确立。因为，第三种历史将全面恢复人在历史上所可能拥有的一切，将全面展示个人在历史上所可能拥有的一切价值。正因如此，把碎化的个体经验组合起来，重新建构为一个超越私人眼界的经验总体，使之具有生命的敏感性，乃是第三种历史的崇高追求。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可以从这种由第三种历史所重新建构起来的经验总体中敏锐地感知到自己所熟悉而又陌生的那部分独特的生活经验，以期在他的最内在最隐秘最微妙的心灵深处唤起一种高贵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生命热情。这是一种唯人所有的生命力和生命的高贵感。在历史的广阔而又深邃的领域中，生命的高贵感始终是我们必须精心维护和保存的东西，它本质地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永恒不灭的瞬时存在之根据与意义。

九

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十万年甚至是上百万年了，每一种历史都蕴含有生命的精华，都凝聚着生命的意义。在历史中，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是无与伦比的。从而，研究历史就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生命敏感性的最佳机遇。如果生命敏感性是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说这个本质恰恰也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本质。从习惯上说，历史学研究的向来都是一些死东西（死人和死物）。但这并不是历史的过错，而是历史学的失误。因为这完全是因为历史学根本就没有摆正好自己的位置。所以，它构成了历史学的一个决策性失误。历史学根本不知道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恐怕也没有打算真正弄清历史本身到底是什么。因为这对于历史学实在是太难了。历史学尚未做好这个准备，历史学家也还不具备有这种能力。为了方便起见，历史学家便出于想象地把历史理解为一种过去了的死东西。

这样，历史学的目的就比较简单了。历史学只不过是打算要恢复过去死东西的原貌和真相，或者再在这个基础上强行赋予历史事件以某种人为的主观意识，以此来获得某种虚拟性的历史意义。但无论怎样做，这一切都统统改变不了历史仍然是过去的死东西这一基本事实。这样一来，历史就永远与生命无关，历史就不再是一种生命样态的自然呈现，历史就不再具有激发人类激情和想象力乃至创造力的生命敏感性，历史就不再因自身内在的生命敏感性而去追求和捍卫人性、自由和真理这些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理想了。

正因如此，历史学才越发成为那种我们所极力贬斥的第二种历史。我们的目的是在第三种历史的立场上来重新构建一种更加理想和合乎人性需要的历史学体系。所以，我们必须把生命敏感性作为核心问题来予以关注和讨论。我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所带来的麻烦有多大。因为把历史看成是过去一元论的死东西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能接受的事情，而把历史理解为现实一元论的活东西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总是死人。[④]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就被提示出来，这就是：历史学能否从死人身上发现某种生命或是使死人具有某种生命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历史学的全部价值也不过是给死人多做几副棺材、多穿几件寿衣、多放几件陪葬品、多挖几个墓穴、多立几个坟头、多树几块墓碑、多写几篇悼文、多虚情假意地干嚎几声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它用。在死人林立的世界里左右穿行，其辛勤劳作、疲于奔命的结果只能是与死人为伍，其收获也只能是被归类于死尸之列。如果你问一个貌似健康的历史学家最近忙些什么，他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自豪：“我最近又幸运地捡到了几具尸体。”在历史学家心目中，尸体显然比生命更有价值，更值得热爱和珍惜。虔诚地献身于死亡成为历史学家的生命观，为死亡而牺牲生命成为历史学家的宗教，亲吻尸体成为历史学家的入教仪式。无形的幽灵和有形的死尸与历史学家的一生形影不离。这真让人毛骨悚然。甚至想一想都感到恶心。可历史学家对此却毫无感觉。所以有时我想，历史学家恐怕就连正常的嗅觉器官都已可怕的退化。

播种的是生命，收获的却是死亡。宇宙间的这种宿命在历史学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因而，在这种时时刻刻充满死亡气息和诱惑的生存境遇中，历史学家便对生命意识具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性和领悟力，生命意识几乎就是他们的第一意识。但问题是，历史学家对生命的渴望和焦虑常常伴随着一种对死亡的崇拜与迷恋。他们完全区分不清楚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他们将之视为一体，并注入一种强烈的激情与神圣的义务。他们由衷地感到自己必须义不容辞地为死人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务。历史学家是死人的朋友，是死人的伴侣，是死人的兄弟。而且，几乎天生就是。与此同时，死人的压迫又常常使他急不可待地逃向生命的避难所。尽管生命是一个家，但却不是一个具有无限能力的能给人以完全庇护的始终温暖的永恒之家。灾难随时都会降临。飞来横祸就象天上的太阳一样每天都高悬在你的头顶。这个家随时都会拆散、解体、崩溃、毁灭、消失。生命之家肯定是死神这个不速之客最喜欢光顾的场所。因而，历史学家对生命的信念究竟有几份承受力确实还难以预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家的生命信念并不十分执著，历史学家的生命意志并不十分坚韧，历史学家的生命体验并不十分深刻，历史学家的生命要求并不十分强烈。

这一切都必须予以改变。其力量就来自于第三种历史。第三种历史将以其特有的思想力量赋予历史学家以生命的敏感性。获得生命敏感性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将有一份生命的虔诚与敬畏。他不再执迷不悟地把历史看成是与生命无关的过去一元论的死东西，而是看成蕴含生命乃至创造生命的现实一元论的活东西。历史本来就是活的。它不仅活在心灵之中，而且活在生命深处。生命敏感性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把敬畏生命作为一种信念肯定下来，以此去观照历史，去思考现实，去理解人性。

注释

[①] 参见雷戈《哲学主义的历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四部分第二章以及《历史与意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章第三节的第一个问题“内视觉”。

[②] 历史真实性、史学真实性、文学真实性三者具有一种复杂的结构。（1）历史真实性既可以通过史学真实性表现出来，又可以通过文学真实性表现出来；（2）史学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之间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二者却可以统一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历史真实性是一种更大的真实，甚至是一种最大的真实。

[③] 注意，我只是把历史放置于心灵的对应面，而不是心灵的对立面。因为对应意味着历史与心灵相关且本己，而对立则意味着历史与心灵无关且异己。

[④] 在不太多见的情况下，历史学也偶尔涉及一些虽然暂时没死但却是快要死的人。

《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