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命的延续

——读杨雪冬《书声人去后，满座静思中——纪念荣敬本老师》

拜读杨雪冬老师的《书声人去后，满座静思中——纪念荣敬本老师》，我最感兴趣的是，原来“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在1997年荣老师的主持项目，也就是《县乡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正式提出来，并逐渐获得学术界认同。这就说明，早年的研究项目，后来俗称的课题，还是提出了解释中国政治有影响力的学术概念，不像今天被广为诟病的课题那样，主要是用来评职称以及获取研究经费。

这就涉及到徐勇老师最近说到的“重新定义中国政治”的问题。徐老师在最近的演讲《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中指出：“被定义的中国政治已经远远脱离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也背离了科学认识应该从事实出发的做法。所以，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中国政治，而重新定义需要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参见徐勇：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551.html）如何超越被定义的中国政治，提出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这就涉及到如何分析、如何解释快速变化的中国政治的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也在梳理中国学者提出的解释中国的有生命力、有解释力的概念。大概在十年前，中国学术界，至少是社会科学界，就对采用西方概念研究中国不太感冒。认为此举有生搬硬套之感，需要建构能够解释中国、有效解释中国的概念。围绕着这一目标，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解释性的概念，但是这些解释性的概念能否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凭我有限的阅读，“压力型体制”是公认的解释中国地方政治颇有解释力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在这一点上，雪冬老师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其实之前他已经在另一份报告中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自己还不是很自信。在最后形成荣老师的课题报告时，雪冬老师又再次使用“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荣老师强调要相信年轻人的判断力，因此在最后的报告中保留了这个被后世学者公认的“压力型体制”的概念。现在看来，荣老师对学术本身还是很有判断力。因此，与其说是荣老师相信年轻人的判断力，不如说是其敏锐的学术判断力。  

    可以说，雪冬老师此文，是对二十余年前中国政治学学术史的一段回顾。这段学术史的回顾包含多方面的回顾。既是对其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一段学术史的回顾，又是对荣敬本老师一生学术史的回顾；既是对“压力型体制”概念提出过程的回顾，又是对荣老师学术风骨的回顾；既是对《经济社会体制》杂志早年创刊发展的回顾，又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生态的回顾。

    从雪冬老师的文章中，我还读到一点，就是年轻学者的学术生命在早年的起步阶段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高人的指点，现如今主要是导师指点，可能会进步比较快，更容易早些时日在学术界展露头角。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年轻学者与学界结缘，可能更多是基于学缘、业缘关系的话，那么，今天更多就是基于师生关系。

   雪冬老师讲到的荣老师提醒他要重视诺斯及其新制度主义，以及他此后连续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发表两篇文章，就是明证。当然，我相信雪冬老师受惠于荣老师的远远不只是诺斯及其新制度主义，而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的自觉与自信。

   总之，雪冬老师这篇文章，虽然讲的是他与荣老师的故事，但是我读到的是，学者的学术生命的故事，即如何做研究的故事，如何提携年轻人的故事。前者涉及如何提出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后者涉及如何提携后进。对于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来说，这两者同样不可偏废。这两者集中到一点就是，学者的学术生命的延续。

   世界都很忙，学者也不例外。往往某个学者去世，一般不是颇有感情、深表惋惜、痛心不已的话，往往不会专门花时间写长文悼念。雪冬老师写此悼念文章，或许与上述两个方面有关。

   学术的希望在于，学术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永不止息的学术生命的延续过程。问题只是在于，学者们以何种方式延续其生命而已。

2017年12月31日星期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