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知青杂记的第二集写的是山乡女人。很多读者看后在给予肯定和夸奖之余，也在问我何时能写一写山乡的男人？说实话，相比于山乡女人，山乡男人确实不太好写。因为女人一般不介入政治，贤惠而单纯，而男人嘛，似乎又总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何况那还是在中国现代政治曾经的集大成者——文革正酣的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的插队经历来看，山乡的男人总的来说，对人还是挺厚道、淳朴和温和的，而且身上并没有那么多文革期间城里很多男人身上普遍带有的那种动辄喊打喊杀或者城府很深的那种令人讨厌的阶级斗争味道。不相信吗？下面就容我细细道来吧。
当年我们刚下乡时，发现山区村民个头普遍较矮，估计大多在1.65米左右。除了在白帽区和公社见到的那些干部们的个子还算正常外，好像很少有高于我们知青个子的山民。石岭村就有一位外号叫“长子”的男人，当年30来岁。一开始我们听不大懂当地话，不知“长子”何意？后来得知他的外号就是因为他的个子比较高时，就哑然失笑了，因为他还没有我们知青组大多数男知青个子高（我当年身高1.77米。这位被当地人称之为“长子”的村民个子也只到我眉毛上面一点，估计可能最多也只有1.72-1.75米吧——作者注）。
山乡男人不仅个子不高，而且与不下田的山乡女人的白皙窈窕不同，还因负荷了太多太重的生活负担，加上可能长期营养不良，他们的身材大都是桶形的，而皮肤则是黝黑而粗糙的，身上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由于勤于劳作，他们四肢的肌肉却都是饱满而有力的。尤其是山乡男人们的那两只小腿肚子，由于经常负重翻山越岭，那里的肌肉都是鼓成一大团，稍微用力就坚如铁石般硬。
我曾试挑挑过石岭村里一位中年村民从山上挑下来的一担两大捆足有两座小山一样高的栎树条柴火，刚上肩就感觉到一股山一般的重量压在窄窄的肩膀上，即便顾不上肩膀疼，腰腿都得拼尽力气才能站稳。那重量至少也有200-300斤。那次，那担柴我只挑了一二十米远，就感到力不从心，撂挑子了。可那时我还经常练举重，90公斤重的杠铃可以连续卧推十多下哩（我们组知青下乡时还带了一副标准的100公斤重的杠铃——作者注）。而那位小个头的村民居然一个人就能将这么一大担小山一般高的柴火从山上挑了下来。可见，山乡男人虽然个子不高，但能如此能肩负重担、吃苦耐劳，你不服都不行啊！
不过，在08年和12年我两次重返岳西时，以前留下的那种山乡男人个子矮的印象已经没有了。那两次无论在县城天堂镇或偏远的白帽镇上，还是到了石岭村里，见到的男人，除了当年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原本就矮小的老山民外（不知为何那时感觉他们似乎显得更加矮小了——作者注），大多是衣着时尚、气宇轩昂，论个子也都不算矮了。
比如，我们老房东儿子的儿子就比他老爸（也就是拙文《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中提到的那位前几年的一天晚上因外出醉酒归来不幸跌落田坝摔死的那位乡村退休教师——作者注）足足高了一个头，身体强壮、相貌英俊，儿女双全，谈吐不俗，算得上是山里的新一代农民（与人合伙买了辆农用货车，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跑运输）。
可能由于贫穷，山乡男人酒喝的少（据说当时最便宜的一斤地瓜干酒也要0.5元，而这足够山乡男人干两天农活的了——作者注），但喜欢抽烟，尤其是那种旱烟袋。石岭村的男人们几乎每人一根烟杆，大多是竹根做的，粗约手指，长不盈尺，上面的竹节一节一节的，烟锅处多是铜皮包裹，烟嘴也是，但也有玉石的。烟杆上还挂有一个烟袋儿，里面放有切成丝的当地产土烟叶。平时就斜插在裤腰上。
劳动之余，找块石头或坡地坐下来，男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出烟杆儿，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压进烟锅里，再摸出一盒火柴，擦着，就着烟锅就吸了起来。几口吞云吐雾，烟锅里的烟丝就燃烧完了，男人们就将烟杆儿朝就近的树上或鞋底上敲几下，再吹几下，然后装上烟末，继续抽。一般男人抽烟，不抽上三五锅烟似乎就不过瘾儿。
或者，不用烟杆的男人，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小铁皮盒，里面放有烟丝和一小叠裁剪过的长方形毛边纸。然后拿出一张烟纸，从铁盒里拿出一些烟丝，捋成条状，放到用手指斜弯起来的烟纸上，然后熟练地一卷，最后放到嘴唇边用口水将烟纸粘住，一根喇叭型的卷烟也就完成了。然后也是用火柴点着，美美地吸了起来。
如果歇工回了家，有条件的山乡男人就开始坐在家门口吸起了水烟。岳西水烟多是铜的，一个铜做的或圆或方的扁形容器，上面插有两三根细铜管，一根头上是烟锅，一根则是烟嘴，中间的那根多是插纸媒儿的。抽水烟大多是用火柴或就着豆油灯点着了纸媒儿烧烟锅。那样节省火柴，而小小的火柴当年那也得花2分钱才能买一盒。
石岭村有一户村民有一个当年比较稀罕的做工精致的白铜水烟壶，上面还刻有漂亮的花纹。我们经常看到他总是坐在门口抽水烟，见人就打招呼，那个得意劲儿，呵呵，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这个宝贝似的。后来我们一问，得知他家成分居然还是贫农。
当然，那时一个农民要是能抽上一包纸烟，不管是春秋牌香烟还是东海牌香烟，那就更是值得炫耀了。因为石岭村男人们要拿出拼命干上一天赚的工分且不吃不喝才够买到一包东海烟。要知道，石岭村1968年10分工仅值0.21元，而东海香烟当时价格则是每包0.18元。
说到山乡男人，那就不得不说当年山里的一个好风俗，那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因为这显然与山乡男人的淳朴和不贪有关。我们知青农闲时也喜欢出门到处闲逛。经过一些山村时，我们常看到一些村民的家门虚掩着，如想歇脚喝口水，就去门前招呼主人，但屋里总是一个人也没有，想来都是出门上山或下田里劳动去了。田坝上，只有一些鸡、鸭在房屋周围闲散地找食或打融（交配）。猪只闻到人声则在圈里哼哼，养的山羊多被绳子拴在山坡上的一棵树上，在那里啃食周围的青草。一幅静谧的桃花源氛围。
当时，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知青，刚刚经历过了文革中合肥发生的那些野蛮的但几乎是社会性的打砸抢、抄家和偷盗，甚至刀枪相对的武斗等暴力争夺行为，甚至有的人家里就被造反派抄过几次，细软和摆设几乎都被抢走或砸烂（我家也被抄了好几次，房屋还被造反派占去了一半——作者注）。因此，我们对山里村民们的这种家里没人却大门敞开，丝毫不设防的场面似乎都有点不适应。当我们看到山民家中无人也不闭户的情景，心里产生的那种惊讶，真的难以描述。说白了，那种心理反差的冲击非常之大，站在空无一人的村民家的虚掩或大开的房门前，我们甚至都有一种自己就是一个莽撞的入侵者或小偷似的感觉。
为此，我们还曾问过石岭一些村民，你们出门不上锁，家里被偷了怎么办？村民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不肖必啦（不必要），乡里乡亲，哪里有什么小偷？听了这种坦然而率真、恍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农人的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话语，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出一分惊讶和惭愧来。
那时候，我们上山打柴经常看到小路边就放着一两捆已经捆扎妥当的栎树枝条柴火，有时旁边可能还放着一把柴刀或一根两米长、中间半拃宽，两头尖尖却包着铁头的冲镐（山乡一种挑柴火专用的扁担），但周围愣是没人。第一次见到时，我们还心想，这么好的柴火是谁丢在这里的？再等一会儿，要是没人我们就挑走了？还省了一趟砍柴的活。当然，后来我们还是忍住了，没拿。过了两天我们再次经过那里，那捆柴火居然还在，原封未动！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句话是说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类似描述最早出于《贞观政要。 政体》篇，当时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所以史书说“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后来宋代的《资治通鉴》则描述说，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这些史书上的记载和叙述使得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初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惊羡的一个皇权良治时代。
可让人感慨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经过十多年充满你死我活和虚伪欺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甚至暴风骤雨猛烈如文革的洗礼，致使司法无存，而官场上则难窥政治信用，民间社会的道德体系也濒于垮塌。派别之间绝情无义的争斗则让人与人之间几乎都失去了起码的互信。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岳西的深山区，民风却依旧淳朴如一千多年前的贞观年间。这是多么难得的啊！
（遗憾的是，后来我们一些知青却将城市里的文革遗风带到了山里。可能出于饥馑，也可能仅仅出于恶作剧，少数知青还是那套目无法纪、打倒一切的红卫兵范儿，有的人居然开始偷盗起山民的鸡鸭来了。这些行为虽然是极少数，为时也不长——后在知青内部遭到强力劝阻而作罢，但一下子就败坏了合肥知青在山民心目中原有的良好形象。当然，也给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纯朴民风和良好习俗打上了一块丑陋的补丁。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知青反思的事情啊——作者注）
山乡男人们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品德，那就是注重邻里关系，为人也慷慨厚道。比如，当地有一个习俗，那就是村民过年杀猪，会请全村每户都去一个户主，即男人吃杀猪宴。当然，这种杀猪宴也体现了山乡的另一种习俗——男尊女卑，也就是只请男人，不请女人。但在石岭山上，厚道慷慨的村民，不管哪家杀猪，都是请我们组所有在家的知青去赴宴的，一个不落。
第一次赴杀猪宴，我妹妹也在被请之列，而且那位做东的村民居然还特地请她坐了上席。因为他也有一个十多岁但未成年的女儿。其实，山乡好像早就有一个规矩，即女人不上席。但经过那场评工分事件（详见《知青杂记之二——山乡女人》——作者注），我妹妹居然也获得了与山乡男人同等的待遇。山乡男人的开明与厚道由此可见一斑。这显然是值得我书写出来并加以赞誉的。
但在我们刚下乡时却并非如此。那天晚上，石岭村民在小祠堂堂屋摆下两桌接风宴，两个大方桌边除了我妹妹一个女知青外，没有其他任何女人。就这样，我妹妹还是被安排坐在末席，勉作陪衬，而我们其他四位男知青都是两两分坐在两张桌子右首的客席上。男尊女卑，一目了然。当然，那天是有几位公社和大队干部作陪的。而村里过年前的杀猪宴，由于都是乡里乡亲，也就不大分主次了。
每到腊月年前，也是山区杀猪匠们最忙乎也是收入最好的时期。过年前杀猪也叫杀年猪。大约过了冬至，各村各户的杀年猪也就依次开始了。过去，山里人生活贫苦，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而且，山里人养猪一般都是养1-2头猪，没有意外也不卖，就是想留到过年前杀了自己吃。杀猪宴剩下的猪肉一般都是切成大块，搓上盐，挂到厨房无烟灶头上的房梁上，靠灶膛里烧柴冒出的松油烟将其熏成黑漆漆的腊肉。用灶间柴火油烟熏肉也是一种有效的防腐措施。村民们据此也就可以细水长流，吃上很长时间猪肉了。
各农户杀年猪的时间也不定，但多在腊月，即冬至后，主要看猪能长多大，一般长到100多斤就可以杀了。有点奇怪的是，山乡男人啥力气活都会干，而且也很懂得节省，但杀猪却好像没有自己杀的，总是请一些走村串户的专业杀猪匠到家里来杀并就此摆上一个杀猪宴。也不知这是为何？
不过，请杀猪匠杀猪，活儿干得确实细致利索。三下五除二，一头大猪，从到猪圈里抓猪，开始嘶叫，到捆上猪嘴和四蹄，抬到一条宽板凳上，前后两人按住，杀猪匠左手搬住猪颈，右手一刀捅入，血流如注，泻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已装了小半桶淡盐水的木桶里，到最后猪不叫了，最多也只要十多分钟。然后就是在猪的每个蹄子上用刀杀个口子，用一根细细的铁钎插进去，从皮下一直捅到死猪的肚皮和脊背处。每捅一个蹄子，杀猪匠助手，一般都是杀猪匠的儿子或亲戚，就用手托住猪蹄子，使劲地用嘴往那个切口处吹气。吹完气用手捏住切口，然后用细绳迅速将切口扎了起来。四个蹄子一吹，猪只眼见着就鼓涨了起来。
这时再从屋里灶台间端出一盆盆的沸水，倒入一个准备好的大椭圆形深木盆里（这个木盆大多是杀猪匠与其他工具一起随身挑来的），试试水温后，人们便合力将吹胀成圆咕隆咚的猪只浸入木盆，翻转烫毛，然后迅速地用刮刀将猪毛连拔带刮地去了个干净。接下来就是挂起来开膛破肚了。看来这杀猪确实是个技术活。在山乡当个杀猪匠也不是浪得虚名的。（杀猪匠的现金报酬不多，2-3元即可，但得按惯例将被杀的猪头加一副猪下水都作为报酬送给杀猪匠——作者注）
（可我们知青却有不信这个邪的。记得白帽区余河公社有一个也是合肥一中的知青组，可能为了省下外请杀猪匠的成本，也可能是出于老红卫兵的那种“没有张屠户照样不吃浑毛猪”的豪情壮志，最后决定自己动手来杀自养的一头猪。为此，那天去了不少知青为之壮胆。其实他们也是想就机饱餐一顿杀猪宴，解解馋。
（刚开始，那头肥猪被捅了几刀都没有刺中心脏，出了很多血后，居然还挣脱了几位知青壮汉的控制，滚下地后就开始四处乱跑，吓得一应前来吃杀猪宴的知青纷纷躲避。现场一片狼藉。后来，那头猪血流尽了，没力气倒在那里了，这场闹剧才结束。但是紧接着发生的又一件事情又让这场杀猪宴彻底地歇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位热情的猪的主人听说大家喜欢吃猪大肠，于是便将一副猪大肠拿到溪水边洗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也没有。谁知道当他将那副猪大肠放到灶间大锅里煮开后，整个知青组以及门前的场地上全都氤氲了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猪屎臭味。原来此公清洗猪大肠居然没有将其翻过来！锅灶都被污染了，洗也洗不掉，恶臭难消，那些前来捧场并准备大吃一顿杀猪宴的知青们见状也只好饿着肚子落荒而逃了。这个故事是当年的合肥一中到岳西插队的知青群体中迄今还在流传的一个笑话——作者注）
现在想想，山乡男人们摆杀猪宴其实摆的就是一种慷慨和豪爽。平时舍不得吃点荤腥的男人们那天毫无例外，几乎都将自家猪身上最好吃也是最为珍贵的猪颈肉拿出来请来宾们吃。猪颈肉，也叫槽头肉，肉质绵老，肥瘦不分，营养成分也较高，口感很好。一头猪的猪颈肉总有十多斤，主人则将其全部拿出入宴，一点不留，以飨食客。
女主人和帮厨的女人们则将猪颈肉全部切成扑克牌那么大小、厚约柴刀背的肉块，放到大铁锅里翻炒，加上一点点酱油，主要还是碎盐，再加上一点生姜和水，有时放点从房前屋后摘来的小茴香枝叶，盖上盖子闷烧一会，待水收干，再在大铁锅里翻炒几次，也没出什么油，就算烧好了。然后用大瓦钵盛出，端到摆在场地上的几个大方桌上。此时的猪颈肉，肉质透明，肉香四溢，桌子边上坐的食客们闻之，口水也就出来了。那时的我们整天饥肠辘辘，没有人能挺得过那种诱惑。所以，村民们的杀猪宴也是我们知青的杀馋之时（记得第一次赴石岭村民的杀猪宴，没忍住，我一个人就吃了十多块大肉。但后来两次也就自觉少吃了——作者注）
我说了这么多山乡男人的好品质，如吃苦耐劳、淳朴厚道和慷慨善良等，有人可能会问：那时还在文革时期，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政治斗争那么激烈，你却把山乡男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世外桃源般的安适温和，自得其乐，为何？难道就没有狂躁、野蛮、贪婪、虚伪、欺凌和暴虐吗？其实，我前面所写的这些文字并无掩饰，因为我描述的是世代躬耕山野的山乡男人，而不是那些虽身在山里，却卷入权力斗争和政治漩涡中的男人。
其实，就算是与我们知青有所接触和往来的白帽区或公社革委会的那些干部，书记也好，主任也好，由于他们在当地的文革经历和政治生活与我们这些从合肥外来的知青总是隔了一层，而山外的那些大中城市里的文革浪潮即便狂暴得如山呼海啸，但在其波及偏远的深山后也会像海潮拍岸，逐渐地偃旗息鼓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想分析一下相关资料对于读者认识这个问题也是有益的。皖西因是山区，田土本来就较少，且地处偏远，产出有限，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本来就不明显。民国时期的皖西山区，除部分面积较大的平畈地区有一些地主且有的地主拥有较多土地之外，其他山区，尤其是深山地区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并不那么严重。1949年前后，皖西山区的土地改革因为汲取并纠正了某些地方过于激进的土改教训，土改比较温和，给农民确定成分也比较实事求是。
据相关资料，那时，皖西大别山地区土改，大的平畈地区一般拥有多于三担田的水田，而且家里人少于五人的才算得上地主。（所谓担田，即以育秧的稻谷种子计田亩数，一般每担田约为7-10亩水田——每亩育秧需10-15斤稻谷种子，早稻和中稻各需种子数量略有差别。但山里面的水田由于高寒水冷，一般都是一年一作——作者注）
另外，在偏僻的山区里面，因修建梯田的自然条件有限制且其相关时间成本和劳力成本都非常之高，水田本来就不多，加上高寒水冷，这又导致山区田土自然产出十分有限（那年头，正常年景每亩水田年产稻谷300-400斤——作者注），因此一个山乡农户祖祖辈辈在那里耕耘，一家老小好几口人能拥有一担田就很不错，也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很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比如，我们当年插队的白帽公社新建大队，位于石岭山下的一个大山洼里，水田不多，土改时好像就没定一户地主，被定为富农成分的可能也只有2-3家。而我们所在的石岭村位于山上，却连富农也没有，只有一户是富裕中农成分，其余都是贫农。（前几集说过，我们下乡插队时，石岭村一共有11户人家，71人，但只有72亩水田，人均1亩。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据说只有5-6户，30多人，30多亩水田，平均下来，每户每人仅1亩多田，当然都是贫农——作者注）
那个富裕中农也就是我们的邻居徐姓老汉，他的媳妇，一位贤惠能干的山乡中年妇女，纺纱织布都是高手，《山乡女人》那集中说我妹妹学会了织布，就是跟她学的。
为了让读者阅读时保持阅读的连贯性，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偏远山乡的男人们是怎么经历文革的，下面还是将《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中有关这位徐姓老农民，一个富裕中农，在文革中居然频遭批斗的情形原文抄写如下。这也算是文革中出现的无数奇葩中的一个吧。
“我们在石岭村的老房东姓徐，当年五十来岁，模样敦厚老实，样样农活都在行，成分富裕中农。因我们这个位于高山上的贫穷的小山村十一户人家里只有他的成分最高，结果村里几次根据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安排召开批判会时他都是唯一的被批斗对象。不过那种批斗也就是一种形式：
“队长在传达什么最高指示并说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这位老房东就会主动走到从他家搬出来当批判会主席台的方桌子边站好，垂着手，低下头，然后被几位坐在高低不等的小凳子上抽着旱烟的村民程序式地七嘴八舌批斗或数落一番。那场面除了人物表情不是那么愤怒外，其它都与当年那些描述类似场景的宣传画很像。然后很快就散会了。
“他和他的堂客就一趟又一趟地将开会前从他家搬出来的那些桌子、凳子和茶壶茶碗等再逐一搬回他家里去（他家门前的场地在村子里最大）。然后，他进屋洗把脸，就扛着一把锄头慢腾腾地上山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当然，山乡再偏远，强劲的文革之风也会刮到。比如我就曾经被公社指派在公路上写了好多天的标语墙。那是1969年春，公社革委会为了紧跟形势，宣传文化大革命，在石岭山下的那个山洼面对的那段山区公路外侧，用土坯砌建了七、八堵宽和高均约为两米，墙头还铺设有几片灰瓦遮雨的墙，墙面都刷上厚厚的白石灰。
一次开知青大会，公社革委会主任问我们知青中谁会写排笔字？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推荐了我。说实话，当年我的排笔字写得尚可，虽说自学，写得不怎么样，但胆大敢写，楷体、魏碑和隶书等字体也可信手拈来，据说还耐看，观者多有称赞。
1967年上半年那段文革刚分为两派进行大辩论的时期，我就经常于晚上或半夜拎着一个墨汁桶或红色水粉汁桶，在合肥长江路街头不知书写或张贴了多少个各种紧扣当时主题的派性造反标语？我还曾在用每六张一开的道林纸粘合起来的大纸上书写了仅仅一个大字的标语并在同学的帮助下将这些巨大的字幅连夜逐个张贴到位于合肥四牌楼的新华书店大楼的窗户和墙面上。那个巨幅标语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第二天有意路过那里时，我还听到一些路人指着那个大标语上的排笔字说那些大字写得漂亮。
结果，那次由我来写那些公路边宣传墙上的标语也就在所难免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就天天跑到山下公路边的那些宣传墙边用排笔和红漆在石灰墙面上书写各种文革标语。不过，这些土坯垒起来的宣传墙并未能存在多长时间。大约3-4个月后吧，岳西山区的一场特大暴雨就将路边这些书写着鲜红的文革标语的土坯墙全部淋冲垮塌了，成了一堆堆烂泥巴，然后被公路养护部门全部推倒山下河沟里去了。
现在想想，我写的那些标语无非都是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以及什么“四个伟大”和“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标语。还有一些是紧跟当时形势的，多已忘记，但有一个标语我印象最深，那就是前一年冬，也就是我们到石岭村插队两个多月后，“伟大领袖”发布的一个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段“最高指示”一下子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到山乡插队的性质给定格了，那就是我们作为知青到农村是去接受农民教育的，而不是什么锻炼的，虽然同一个“伟大领袖”还曾说过中国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话（见《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作者注）。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我们知青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低于前20年一直被严重教育的农民了。如果那时的我们有人还把自己当作可以随心所欲造反并打倒和砸烂一切的红卫兵，那恐怕也就太自以为是了吧。
政治地位的巨大落差也让我们很多知青变得沮丧和现实起来。少数插队知青的偷鸡摸狗行为可能就是这种心理下的产物。好在我们组的知青都只有十几岁，原本就不懂政治，而且各自父母和家庭都遭受过或依然正在遭受各种名目下的斗争和批判。命运将我们抛向了这个偏远的大山里面，我们除了自强自立，别无选择。有一个故事因为与这个最高指示有关，加上印象深刻，还是让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细说一下吧。
1968年12月快靠近年底的一天深夜，我们都已经脱衣服睡觉了。这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伴着生产队长的呐喊声将我们惊醒。连忙起床打开门一问，得知“伟大领袖”又发布了最新指示，而且还与我们有关，要求我们男知青立即参加游行祝贺。后来才知道，这个最新指示就是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都已经是后半夜了，天又很冷，我们每个人都是睡眼惺忪，大多也忘了带电筒，有的连棉衣也忘了穿，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大队组织的大约百把人的游行队伍，在偌大的石岭山上摆上了一字长蛇阵，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不时地稀稀拉拉地喊着各种当时最革命的口号（当然这个最新指示喊得最多）。
那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村民还是知青，居然都只要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参加，女人们，无论女伢子还是堂客们，一律不参加。到现在我也想搞清楚，当年的这种规定究竟是谁确定的？抑或仅仅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习俗究竟是在疼爱女人还是又一种男尊女卑？是认定女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吗？真搞不懂。
印象中的那天似乎特别阴冷，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山野里伸手不见五指。可能因无准备，游行队伍里只有少数几个农民拿着一种用浸了桐油的麻杆或松明子捆绑制作的火把在前面带路，但因天太黑，跟在后面只要隔了几个人就看不清前面的山路了。所以游行时，不时地有人摔跤跌倒。
最初还引发一阵哂笑。但后来摔跤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还有人不慎失脚滚到了山坡下。到后来，没人笑了，而咒骂声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再到后来，居然有人溜号了，而且越来越多，到快结束时，原本那本上百人的游山队伍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路过石岭附近山下时，我们组好几位知青也都先后悄悄地溜回了小祠堂。那天夜里，好像只有我一直坚持到那次游行结束。当我回到石岭时，大山东边的天已微微有点亮了。
一次原本隆重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喜庆式的游行最后居然演变成了一次令人沮丧的骂声连天的游山。这恐怕也是组织者们当初始料未及的。不过自那以后，无论又有多少最高指示发表，像那次劳民伤财的游山活动区里和公社革委会也再没有搞过了。
可是，当我刚刚回到小祠堂，还没有脱衣服，就看见几个村民半抬半扶着石岭村的生产队长急匆匆地进门来了说：徐队长受伤了，要请小亚给看看（我妹妹名字中带一个“亚”字——作者注）。我们连忙拿过煤油灯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队长的左腿小肚子上居然有两个血洞，还是从下至上的贯通伤，上面那个血洞里的肉已经翻了出来，虽然已经用布带扎住了，但仍然是满腿鲜血。一问之下才得知，游山结束后，队长可能太疲倦了，一脚踩空，掉到一个陡坡下，被坡下露出的一根给人割了半截子的野竹子扎到腿肚子了。如送公社卫生站还有好远的路，而且因天还没亮，还可能找不到人，于是村民们便将受伤的队长送了回来。
此时，我妹妹也起来了。妹妹小亚下乡时带了一个带有红十字标识的医药箱，里面除了一些治疗感冒等内服药外，还有备有一些外伤药，如酒精、红汞、紫药水、消治龙软膏、消炎片和纱布绷带等。更重要的是，我妹妹在下乡前还到合肥某医院接受过一段短时期的医疗急救培训，而且还学了针灸，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在这之前，小亚也曾给一些村民治过一些突发病，如肚子疼或一般皮外伤等，通过针灸或上药的，居然都奇迹般地治好了。村民都很相信她。
那天，我妹妹看到队长的伤势，也吃了一惊。她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重的外伤。但她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镇定和不怕。她叫一个村民将坐在长凳子上的队长按住，另两个村民再一人按住队长的一条腿。然后她用药棉沾了酒精将队长血糊拉拉腿上的伤口擦洗干净，再用镊子将伤口处残留的竹丝一根根轻轻地夹了出来。此时她发现队长伤口不再出血了，知道没有伤到动脉血管，于是心中有数的她轻声地但却是很严肃地对队长说道：你是男人，下面的手术你可以叫，但你必须忍住不要动。好吗？
一个大男人，还是生产队长，居然被一个小姑娘当众这么警告，是有点面子上过不去，但此时受伤的队长除了点头，还能怎么样？然而，后面的手术连村民们都别过头不忍看下去了：小亚居然将一根纱布粘成一根细条，上面涂满了消治龙软膏，然后将这块纱布条从小腿肚子下面的伤口一点一点地往上塞了进去，一直在肉里塞了4-5厘米深，终于从上面伤口处露出了纱布头。
这时，小亚再拆开两包绷带，将队长的受伤小腿上下紧紧地裹了起来。然后她站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细汗说：好了。没事了。不要沾水。明天上午来换药。这两片消炎药回去早晚各服一片……
不愧是山乡男人，队长被小亚拿话一激，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在小亚用纱布条慢慢穿过腿上的贯穿伤口时，居然咬紧牙关，硬是一声没吭。但在旁边当妹妹下手的我却明显看到了队长腮帮子上不断鼓起的肌肉以及脸上渗出的滴滴冷汗，心里明白，他所经受的那种疼痛绝对非同一般。第二天的换药，小亚还是用一条新的涂满了消治龙软膏的纱布自下而上地穿过其小腿上的贯穿伤口，而队长仍然是一声不吭。这真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又经过几天的治疗，队长小腿肚子上的伤口终于长合了，一点也没有发炎。痊愈后的队长连同她的堂客端了一大盆红烧肉来到我们知青组，说是送给小亚的谢礼。其实，小亚也不怎么喜欢吃肉，那盆大肉最后还是被我们男知青们消灭掉了。
2012年那次回石岭，我还见到了生产队的这位老队长。不过那时他已经很老了，眼花了，背也驼了，个子也显得更矮了。但在我的心目中，这位老队长就是山乡男人的代表：淳朴、善良和勤劳，而且就像石岭山一般高大而宽厚，但始终默默无闻。
真心祝福他和石岭村其他的山乡男人们健康、幸福、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