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教育与文化战略

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不仅仅是人类知识生产的平台，而且是其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地。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提高文化修养、培养道德水平的层次，而是要成为文化战略目标，即通过学理化、系统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史的教育，使学生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理性的认同，同时具备对传统文化进行阐释、批判以及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文化自主的能力，如此才能确立文化自信，承担文化使命，领导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

当下，文化或文明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与冲突的重要力量，国家不仅仅意识到我们“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而且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所以，传统文化的教育已不仅仅是“自完之道”而且也是“进取之术”，十分迫切。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已经将“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课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课程。由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为中国大学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确立了理论方向。作为对通论性知识的展开与补充，还有一些大学以经典阅读的形式开设此类课程。

但是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否已经形成？其中应由哪些知识或学术内容组成？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文明冲突与对话日益激烈，能够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观应该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此文化观有何关系？知识不是凭空创造的，因此，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鉴中国现代学术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观念关涉文化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结合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确立新的文化观。

二

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化观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事实上根源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立。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走向崩溃。面对强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复兴中国文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体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战略的规划。

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和深厚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学的主体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文化史学。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他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提倡开展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的专门史撰述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有柳诒徵撰写于2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撰写于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撰写于4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傅伟平开始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编成八十种，因抗日战争中止，共计出版了四十多种，多为中国文化专门史的开山之作。这些著作大都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和融汇中西、与时俱进的学术取向。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表明其书宗旨“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以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照，突破了以善恶褒贬和评判兴亡成败为主的的传统史学疆域。

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开始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推崇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就产生了论战。此后又连续发生“科玄论战”，西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和东方文化派之间的文化论战，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论战中，现代中国新儒家思想逐渐形成，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同时熔铸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新的文化理论，如“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

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动于我国台港地区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文化热”兴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陆也得以发展。新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保守，而是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哲学的主体是新儒学思想，旨在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

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中国创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已经设置了人种学的课程，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中国开展调查与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学习人类学，受到系统完整的人类学教育。他们在国外就已经发表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如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等。1926年，受德国人类学和文明史学影响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系统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从事调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黄文山《文化体系学》、孙本文《社会学原理》、陈序经《文化学概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涌现出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由于中国文化人类学者受欧美不同的文化人类学派影响，他们的学术取向异彩纷呈，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各有偏重，但大都主张广泛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民族和文化遗址中去调查研究，创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以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为根据，融合中西方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在一个大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为建立多元文化民族国家而努力。

进入21世纪，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文化自觉是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但不是‘复归’，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情景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文化观念，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关注的诸如“文化本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提倡“国学”等问题，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视域中深入阐释中国文化，提出对策，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思考、应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能力。

可以说，文化史学、文化哲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大学术构成，在此系统中，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得到科学的研究和思考，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尽管他们的解释方法和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但由于中国文化既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乡土家园，所以他们无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为课题。即使是那些批判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大都出于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与重新设计。他们科学而冷静的剖析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洗礼，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学的重要内涵。因此，大学教育中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涵应该总结、研究、借鉴上述三个学术领域的内容。

三

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观

西方启蒙思想家常常用文明作为判断人类社会是否摆脱野蛮状态的标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和理想，建构单一的文化演进说。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单一演进学说遭到摒弃。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其文化模式和文明演进途径各不相同。苏联和东欧政治格局解体之后，冷战意识形态不再笼罩国家、民族和文化，各种文明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文明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世界上的重要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全球政治已经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但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首先是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时空、语言的文化的障碍被冲破，人类文化和文明同一化的进程加快，强势文化又往往以普世文明的身份自居，希望统一或整合其他文明，甚至否定其他文化享有差异性的权利。其次是根源性的危机，即人类生存的问题。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资源的匮乏，许多适应某种特定自然环境的人类文化，特别是一些原住民的文化，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连同他们的生态环境一起遭到侵入和破坏。

面对这两大危机，一方面我们应主张多元文化共存，因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世界文明不会是其他的，只能是世界范围内的各自保留其独特性的文化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进程，因为主张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孤立的文化无法独自构建真正累积的历史条件”，“各种文化应该自愿或不自愿地加进他们各自的份额，从而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才最有可能使延续得以实现，使历史得以进步”。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是对待中外、古今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时期的文化转型和文化战略建构的问题。中国文化如何与全球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解决冲突，实现对话？中国文化凭籍什么样的资源与内在力量才能在世界文化联盟中加入自己的份额？这些时代课题，首先应该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寻求根源性的答案，大学应该首先承担研究的任务。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教育的逻辑关系与共同命运正在这里。

注：本文原载于《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