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也就是知青运动四十周年纪念那年秋，我和一位当年的插队老友首次返回了当年在安徽岳西县的插队地——白帽乡看了看。那次是开车去的。同行的还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的风景油画家皮尔斯。贝特曼（Piers Bateman）和他的一个儿子小贝。当时还有一位安庆市委副书记陪同。
车队离开县城，顺着盘山公路往山上开到一个能清晰看到明堂山雄壮英姿的地段时停了下来以便赏景。人们都下车了，三两个站在那里指点江山。这时，站在靠山崖那边一丛花树边的小贝突然喊我过去，指着花丛说，“Hi，look ! what’s it?（嗨，看！这是什么？）”我粗看是一只大小如马蜂的昆虫在树丛中飞，忽而停住，忽而换个地方，但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蜂鸟！
“Hummingbird！”我也惊讶地叫了起来。大别山怎么会有蜂鸟？但那时我也无暇他想，似乎本能似地伸出右手，像以前抓苍蝇一样，迅速搂去，居然就将这只飞着的蜂鸟抓到了手掌里。小贝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那意思好像是说：抓到了？你太厉害了！
这时皮尔斯先生也走了过来，我将空握起的且能感觉到蜂鸟在里面挣扎的右手张开一条缝给他看，那长着墨绿色羽毛的小鸟正在我的手掌中不停地挣扎，试图扇动翅膀。他看了立刻惊讶地说，“You did catch the hummingbird？Chinese Gongfu? ”（意思是：你抓住了蜂鸟？中国功夫？） 而我则淡淡地笑着说，“That’s nothing. What now？（意思是，这不算什么。现在怎么办？）”
“Let it go（放了它），”他们爷俩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please.”虽然说了“请”，但那口气似乎也不容商量。
“Ok.” 我说着便张开空握着的手掌，将这只蜂鸟在我们眼前放飞走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后悔放飞前没有给这只蜂鸟拍张照片。这个悔意一直保留至今。
这时那位安庆地委副书记走过来问是何事？我将抓住蜂鸟并放飞的经过说了一下，然后说，“X书记，没想到岳西的生态环境保护搞得这么好，连美洲的蜂鸟都有了。”
那位书记听了一头雾水：蜂鸟？没听说岳西有蜂鸟呀。皮尔斯先生和他儿子都肯定地告诉他，说史先生刚才还抓到了一只，但是放走了。书记听了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我们的车队到了白帽，与乡里一些领导及乡亲们座谈聊天后，就又开车去了离白帽镇七里路外、我当年插队的石岭村。将车停在公路上后，我们一行又开始爬山。在爬到石岭半山时，还是那位细心的小贝，又看到了路边的小树丛上飞着一只蜂鸟，连忙叫我过去。这时那位书记就在旁边，也走了过去看。这次他也看到了那只小如昆虫的蜂鸟，很惊讶：这么小啊！就像马蜂。这次我没有出手。我们一起看着那只小小的蜂鸟在树丛上飞了一会，然后一晃就飞走不见了。
但有意思的是，岳西有蜂鸟这事迄今快十年了。仅我们就看到了两次，我还抓过一次，但在当地，即安庆和岳西的各种媒体上对当地有没有蜂鸟却始终没有过任何报道。真是有点奇怪。“岳西有蜂鸟资源”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没有任何部门或其他个人发现并对此进行跟踪调查？我真希望岳西有关部门能对县里的蜂鸟资源情况进行调查。说不定还是一个新的物种哩。
此文开头说了这么一大段有关岳西有蜂鸟的故事就是想告诉读者，岳西今天的自然环境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在这里插队的时候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确实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记得1968年秋我们到白帽公社插队时，沿着公路看到的山，哪里还有什么原始森林？就是稍微稠密一点的小松树林也不多见。山峦起伏，也都只是稀疏地生长着一些马尾松，然后就是茅草，连矮小的灌木丛也很少。就是我们插队所在的那个算得上全公社最高的石岭村，高高的山上，大多也只是生长着一些半大不大的马尾松树林。我们站在田坝边所能看到的山坡上都是这么一种稀疏而单一的植被，连次生林都很少。
那时我们只有从住处继续往石岭山顶上爬，才能在某些特别高耸和陡峭，也就是人一般不易攀登地方看到一些与低矮的灌木次生林共生的比较高大的大树。
白帽公社距离县城有120里，又与湖北英山交界，这么偏远的地方植被也是这么稀疏，与我们插队前对大别山区森林密布的印象截然不同。真让人失望！但是，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曾经问过村民为什么山上的大树老树这么少？植被这么稀疏？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五八年大跃进嘛，炼铁都伐了吆。当我们再问下去，村民们就会说，我们石岭山上以前都是大枞树（岳西方言，松树读枞树），还有好多好多高大的杈子（指银杏、香果、青檀、香樟、蜡树、枫树和栎树等落叶树和大灌木）、毛栗子（野生板栗）和毛楂（野生山楂）吆，都伐了，倒烂柴的（意砍倒了），拿去炼铁了，现在什么也没了。
后来我曾查找了有关资料才发现，1958年，原本漫山遍野遍布原始森林的岳西县山区真的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十万多人进山砍树大炼钢铁，山上几乎所有的大树都被这些炼铁大军砍光了，换来了一堆又一堆垃圾一样的渣铁疙瘩。
根据史料记载，自1958年8月17日，中央通过决议并公开宣布那年钢产量计划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并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后，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炼钢先得有铁，炼铁就需要烧炭，而烧炭就需要砍树，砍大树。
当年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岳西县显然是砍大树、大炼铁的好地方。在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岳西立即掀起了一场全民性的砍树运动。据岳西地方志介绍，那年居然有18万人（可能包括部分岳西当地人）从附近平原地区来到了当时只有20万人的岳西县山里面去砍大树，就地炼铁。在这种狂热的全民运动下，岳西山里无数生长了百年甚至千年的参天大树纷纷倾倒于斧钺之下，焚烧在铁疙瘩炉前。岳西的自然生态在短时间内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
大炼钢铁砍树以后，山上的树被砍光了，植被也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赖此生存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开始萎缩，原来岳西山里面所有的一些野兽也逐步绝了迹，有的甚至绝了种。比如，豹子。
据石岭村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山上树林子里就有豹子，他们经常见到。但那时的豹子从来不袭击人，还躲着人，因为山上有东西吃，如野猪、野山羊和獐子什么的很多。那场砍树运动后，豹子这种大型食肉类野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开始与人过不去了。
听石岭村民说，在大饥荒之后，就经常有豹子进村，不是咬死一头猪，就是咬死一头牛，有时候还袭击人，抓伤了好几位村民。于是村民们便开始了与豹子的战斗。他们在豹子可能出没的地方放置了许多大小如鸭蛋那么大的土炸弹（一种外面涂上一层猪油、里面包裹着黑色炸药的炸弹。只要施加外力，如咬合或揉捏，就会爆炸——作者注），并以此先后炸伤了多只豹子。豹子也就逐步地失去了踪影。
这样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去插队时，石岭村就剩下了豹子的传说。以后再也没有村民见过豹子了。不过那时，豹子没有了，豺狗还有。据村民说，他们那里有豺狗，但以前与豹子一样，豺狗从来不进村子，与人和平相处。但随着山区自然环境的破坏，豺狗也开始进村骚扰村民了。
豺狗是一种结群捕猎的野兽，个头比狼小，但力气较大，牙齿锋利，经常围猎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如野猪、野山羊、豪猪和獐子等，背上还有一层灰黑间白色的毛，印象中，石岭村民称之为斑狗。据说，我们插队前不久豺狗群还曾袭击咬死了石岭村在山上散养的一头黄牛，是先撕咬开牛的屁股掏肠子吃，然后再吃肉的，估计那时牛还没死。等到村民们发现时，那头牛已被撕吃了一半。
到石岭插队那年冬，我们也亲眼目睹了一群豺狗对石岭村的洗劫。而这个故事又与我们当年知青组从合肥带到石岭的一条狼狗有关联。因还有点意思，那就容我细说一下吧。
那次我们和一些村民在石岭村的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挖红苕（山芋），忽然听到山下村子里有女人嘶喊，叫声很是凄厉。于是，人们都挺直了腰朝坡下看，只见一群豺狗，总有十来只吧，在对面山坡上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跑。其中一只大豺狗仰着头，嘴里叼着一头小猪仔，也夹杂其中跑着。这时，让人奇怪的是村里原来四处可见的土狗都不叫了，而且一条也看不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们——山坡上挖红苕的人们很快就看见我们知青组所养的那条德国黑背狼狗（我们称之为Dog——道格）从坡下跑进了视野：道格居然在追豺狗。
我们知青组养的这条勇猛的德国黑背道格也是偶然的来的。下乡那天，在学校大门口，很多同学前来送行，旗帜招展，锣鼓喧天的。我将背包扔到一辆大篷车上后，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位熟悉的比我高一届的老同学牵着这条小狼狗。见这条狗十分可爱，我也不知为何就贸贸然地说了这么一句话：X兄，能否将这条狗送给我？
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随口一说，心想谁会愿意将这么一条狗轻易送人呢？哪里知道那位同学听了一愣后，似乎想了一会儿，居然也就同意了，而且很慎重地将狗绳递给我，说道，好吧，你要就送给你。但你在山里得好好待它。
一听之下，喜出望外的我，便连声点头，不停地说着“一定、一定！谢谢、谢谢！”之类的保证话。在与那位老兄紧紧握手并互相拍拍肩膀之后，我就抱着这条小狼狗上了汽车。汽车开走时，那位老同学还追在汽车后面喊着说：这是纯种德国牧羊犬，是从合肥市警犬基地得来的。你们要好好待它——
到了岳西石岭后，我们也是尽量给这条狗吃好的，为此曾多次到白帽区和公社供销社卖肉的地方去收集或以低价购买一些零碎的羊骨头或牛骨头（那年头不知为何岳西山区里的牛羊肉很便宜，仅卖0.15-0.20元/斤，是猪肉价的五分之一）回来煮熟后给道格啃，骨头汤就给它拌饭吃。结果这小狗长得也很快，而且全身肉滚滚、毛皮油光发亮的。到那群豺狗出现时，道格已长到约2尺长、一尺多高了。不怒而威。平时就跟着我们跑东跑西，我们上山劳动时，就叫它看家。它很听话，就在家门口转，不骚扰村民，也不骚扰村民的鸡鸭鹅和猪羊，很忠于职守。只是村民家的土狗看到它老是躲着吠叫。也不知是嫌弃它还是怕它？
那群豺狗体型较大，似乎都比道格大。其中那只衔着小猪仔的豺狗个头更大。当它发现只有道格这么一条半大的狗只在追逐它们时，干脆在山路的一个拐弯处将猪仔放下，然后站在路口呲牙咧嘴、虎视眈眈地等着还在坡下伸着舌头往上跑的道格决斗。
此时，有农民则开始往山下跑，想看看自己家的畜禽有没有给这群豺狗伤害掉。我们也有点紧张了。因为此时的道格才一岁不到，还是一条半大小子，好在其胆子大，勇猛敢斗。当然，如果真的打起来显然不是那只大斑狗的对手。但怎么阻止它不要去冒险呢？这时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拳头大的扁形石头，大喝一声，然后将手中石块用力掷向对山。
我年轻时臂力很大（后来招工进厂与合肥市机械系统很多工厂的冠军们扳手腕未遇敌手，大学时也是多项投掷项目的冠军——作者注），石块也飞出很远，但最后也只落在两个山坡之间溪水中的大石上，啪地一声崩成碎片。但不知为何那条狼狗似乎听懂了我的呼唤，当其跑到离大豺狗十多米处的山路上机警地停了下来，回头抬眼望着对山我们这边挖红苕的人们，似乎在等我的下一步的命令：上还是不上？而那只大豺狗见状则好像受了惊，丢下已经死掉的猪仔，转身就跑，一会儿就隐身到路边的丛林中去不见了。
下山后我们才知道，那次豺狗群对石岭村的洗劫将小山村中段的好几家农户的家禽、猪羊和柴狗，除了躲起来的，几乎都咬死或吃掉了。那真是遍地畜禽尸体，鲜血淋漓，一片狼藉呀。
我们养的这条狼狗——道格上演的这出“单犬搏命追群豺、夺回一头死猪仔”的勇敢一幕被几乎所有石岭村民都看到了。他们都很惊讶：还有这么勇猛的狗？以后他们也都很喜欢和敬佩道格了。见到它，有时还竖起大拇指称赞。而石岭村的土狗们自那以后见到道格却再也不叫了，只是夹着尾巴，低着头，一副表示臣服的架势。
不过，由于劳动强度大，十多岁年龄的我们又都处在生长发育时期，每月30斤的口粮严重不够吃，工分也挣得不多，哪里还养得起一条狗，而且还是喜欢吃肉的狼狗？后来第二年回合肥过年时，我便不得不将这条我们都很喜欢的狼狗——道格带回合肥又送人了。将这条狗送人的过程很让人伤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动容……这里还是省略了吧。不过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养狗了。
这次惨烈的袭击让村民又开始了另一场与豺狗的战争。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村民们除了继续在山上偏僻处放置一些土炸弹外，又在山上树林较密处的一些他们观察可能是豺狗常走的小道上私底下安装了一些牵绊击发式鸟铳，居然也打死了一些豺狗。再以后，豺狗也终于消失了。
（这种打猎方式是在路上隐蔽处挂上一根细绳，离地一尺高，另一头拴在附近一个树棍上挂着的鸟铳扳机上，有动物绊上细绳，鸟铳便会自动转过来，枪口对准那个触碰细绳的物体击发。鸟铳威力很大，装的是铁砂散弹，一枪搞得好就能打死一队豺狗。但与土炸弹一样，对人畜都很危险，当时政府均明令禁止。我们刚下乡时也曾在石岭山上遭遇过这种牵绊时鸟铳，只是因为幸运而免遭了一场灾祸——作者注），
比豹子和豺狗先消失的还有一大批野生动物，如野山羊、獐子、豪猪等。野猪也是最近一些年，由于近半个世纪的封山育林，岳西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之后才重新出现的。而我在石岭的那两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野猪的。
山林里各种野生动物资源的大幅度减少必然意味着山区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自然植被的被破坏的恶果还不仅是这些，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必然会惩罚破坏植被的人类。1969年夏季在岳西下的一场特大暴雨，终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山洪暴发。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下了三天大暴雨后，位于镇上的白帽区和公社的院落都进了水，垮塌了很多间房屋，而更多的位于平畈地区的村落几乎都被咆哮的流经白帽的店前河支流爆发的洪水所冲垮。那几天，泛滥咆哮的那条河上没完没了地顺水漂着各种箱柜床褥和圆木板条（被毁房子的房梁和檩条）。很多农民一夜间无家可归。白帽到岳西县城的公路也被冲断了上百处。交通彻底中断了。
岳西县政府是这样记录发生于1969年夏的那场特大暴雨及其造成的灾害的：“1969年7月，连降大雨1131.1毫米，13日晚到14日9点30分降雨245毫米，县城被淹，房屋倒塌1560间，十字街口水深2米，水位高达372.57米。16日复降大雨，两次山洪暴发，遍地泥石流（俗称起蛟），交通、邮电中断，岳舒、岳潜公路路面冲坏70％，全县受灾田地126000亩，死亡197人。”
其实像这样暴雨成灾似的自然灾难自1958年大砍树、大炼铁之后，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着。其中，1963年7月也是连续三天大暴雨，山洪暴发，冲坏田地11781亩、塘326口、堰5012条、坝8817处、桥128座、公路920段、房屋990间，冲走木材1890立方，死6人，伤17人。
那场暴雨后，公路断了，长途车也没了。给我们合肥知青的新考验也来了。这次不是别的，而是回家，即我们将如何回合肥探亲呢？在此后的两三年内，我们知青只要回合肥，或者从合肥回到岳西插队地，我们都要步行。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步行，而是要走崎岖的山路，很多时候是爬很多很高的山。白帽距岳西县城120里，从县城再走出山区，不管是往东南方向还是东北方向，走到一个有长途汽车的地方至少还要走100里。
比如，1969年12月中下旬之交，因收到了家里拍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我立即就赶回合肥。那次远足，我就是从石岭开始翻山越岭，120里路走了一天半，路上在一个修路工地睡了一觉，到了岳西县城，发现仍然不通车。我又只好独自一人再次迈出双脚，继续走了100多里，出了山区，走到了一个叫源潭铺的地方，才终于搭上了去合肥的长途汽车。我那次独自步行大约走了200多里路，为时三天多。而这在我们知青中还算少的。
据说还有不少合肥知青那年春节回家是先走到岳西县城，然后再从岳西县城往东北方向的晓天和霍山方向走山路。走那条路至少得走300多里才能坐上汽车。1970年过完年，很多知青从合肥回岳西插队地则更是一次考验，因为那时候山区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几百里的山路上积雪过膝，两眼望去，附近山上一片白雪皑皑。有不少人回到插队地后因雪光反射，脸上起泡，然后就退了一层皮，还有的甚至眼睛也暂时看不见了，没有墨镜，雪盲。
平心而论，像我们知青，其实还包括供销社以及很多山民遭遇的这些灾难及不便，都属于山区自然植被破坏后造成自然界惩罚人类灾难的一种次生的灾难或灾害。说白了，这也是一种报应，一种大自然对人类愚蠢行为的一种惩戒。当然，万事都有它的反面，也就是因祸得福的一面。
我还记得，那年暴雨过后（比较幸运的是石岭村因位于山上，受灾较轻），白帽供销社因公路中断，无法运输，天气又热，保存困难，于是便开始贱卖他们收购的很多农副产品。我们知青当时最感兴趣的是鸡蛋。原来每斤卖0.73元的鸡蛋那时只卖到0.20元/斤。还没有什么人买。这是因为那年头的山民们都很穷，这么便宜的鸡蛋也没有多少人买。结果也就便宜我们知青了。
我们知青那年还有国家每月8元钱的粮食补贴，加上每人可能都还从家里带了一些生活费在身上，手里有点活钱，听到消息不少人就去公社供销社买便宜鸡蛋。我们组知青一买就买了四十斤，满满两个里面垫了些稻草的扁型的木框箱子鸡蛋，才花了八元钱。鸡蛋被喜气洋洋地抬回了山上后，我们组的几个知青便立即开吃鸡蛋，各种烧法都尝试了，什么炒鸡蛋，煮鸡蛋，蒸鸡蛋……第一天就吃了至少十斤鸡蛋，吃到最后打嗝都有鸡屎味儿才不吃了。
后来我们也送了一些鸡蛋给左邻右舍及村子里平时帮衬过自己的村民。剩下的就用一个小口坛子腌渍了起来，准备以后细水长流，腌好了吃咸鸡蛋。但由于那时经常吃不饱饭，饥肠辘辘，嘴巴馋，结果第二天就又想吃鸡蛋了。那次，我们都没有忍住，讨论了一番后便打开了昨天刚用木塞子塞住坛口然后用湿泥巴糊住的坛子，从里面掏鸡蛋吃。说实话，也不怕读者笑话，我们腌渍的那近二十斤鸡蛋最后吃到嘴的腌好的鸡蛋只有一个，还是平时捞鸡蛋吃的漏网之鱼。
那场大暴雨后，县里和公社都看到了自然灾害问题的所在，也都知道了这些几乎年年频发的洪水灾害都是十年前大跃进、大砍树、大炼铁的后遗症，于是在那场暴雨和洪水之后便开始反思，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当年措施主要是封山育林，一直坚持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相关资料，岳西县封山育林面积达118.8万亩，占全县有林地的近一半，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58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74.5%，林木绿化率为75.5%。已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看来，文头我写的那个九年前在路上以及在石岭半山上两次发现蜂鸟的故事并非是空穴来风吧。
也就是我们下乡那年，从公社到大队和生产队都规定了山民不准砍树，烧柴火也只能砍些枯树或者灌木条，砍些马尾松树干两米高以下的枝桠也是可以的。这个规定当然也适合插队知青。这就是说，我们也得遵守。可那时，我们散漫惯了，环保的概念也不强，在平时的砍柴中，除了遵照规定砍一些柴火外，偶尔也砍些半死不活的小松树截断后挑回来当柴烧。生产队长看了有时会提醒一下，但并不多说。
结果我们就干了一件人累死了，还违反规定，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事情。因为此事印象太深刻，而且对我们增强今后的环保意识可能也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讽刺和提醒，我就再写出这个故事并将其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那年冬，我们听说国家可能会给我们每个知青100多元的盖房子费用，我们就想，盖房子不是要房梁吗？我们何不在平时上山砍柴时留心并物色一下有无适合做我们新房房梁的树木呢？
那些天砍柴时，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跑到一些比较陡峭的但有大树的山头上去溜达。有一天，我们终于在石岭山上某处看到了一棵树干笔直，高约十多米，足有一抱粗的大松树。而且这棵树有很多枝桠和松毛都枯黄了。我们四个男知青看了都说这棵树好，非常适合做我们讨论中的知青屋的房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棵树看起来还好像是棵死树。
我们高兴极了，便走过去用带去的斧头去砍树。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棵树可能还没有完全死，树干砍口处还有潮湿感，木质也不像死树。但这时我们对此也顾不上了，心里只有新房梁。于是我们四个人围着这棵大树轮番上阵，抡起斧头砍了起来。当天一直干到天快黑了，我们才最终将这棵大树放倒。因为太累了，又怕天黑看不清路，将树砍倒后，我们也就下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人又来到砍树的山头，这时发现这棵树确实不是一个死树，因为其断口处还潮湿润手，闻之有松木清香味。这表明，我们砍的这棵树肯定是违反了不准砍活树的规定。那怎么办呢？但此时树已砍倒，错已铸成，还能咋办？大家都望着我，此时我也别无他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把枝桠都砍掉吧，我们抬下山再说。
这棵大树的枝桠一经砍掉，一棵长达十米、滚圆笔直、近乎完美的大树干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抬呢？好在我们是四个男子汉，人多力量大，我就不信不能将这棵树抬下山。于是我自告奋勇抬树的大头，其他三人则根据身体强壮程度分别排在前后，抬小头的人在前面。谁知当我最后一个将大树的大头拼着力气抬上肩膀时，抬着树的我们每个人的腿都打了一下抖：那棵还没死彻底的树实在太重了。后来想一想，这棵大树可能足有七八百斤重！
由于山路是高低不平的，每遇到这种路况，我们就得有人用双手举着树，而其他人则依旧得用肩膀承担着大部分重量，这样才能保持每人负荷和大树的平衡。我们那时也没有山民们挑担子常用的木棍撑篙，那样还可以将肩上的重担搭在撑篙叉丫上歇息一下。我们就这样跌跌跄跄地抬着树才走了上百米山路，就吃不消了。至少有两人喊道，我不行了，把树放下来吧。
大树一旦卸肩，要想再继续抬上肩就得花上更大的力气。结果走走停停，就这么上下两三次肩，总共走了一里山路不到，我们就再也抬不动了。每个人都坐在地上，喘息了半天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没有力气了，也只好放弃了当天抬下山的打算。
就这样，我们前后一共花了5天时间，终于将这棵大树砍倒并抬下山，放到了居住的小祠堂门前屋檐下。看到这棵大树的村民都很惊讶我们能将这么一棵大树抬下山。而队长在看到树干断口时却用手摸了一下，闻一闻，然后摇摇头走开了。虽然什么也没说，我们心里明白，他这是说这棵大树还没有枯死。
由于任何树伐倒后都得阴干透了才能动用锯刨，加上我们盖房子的计划还八字没有一撇，也不知道何时才有钱拨下来，于是那根大松木也没有去皮，就放在祠堂前的屋檐下，而且一放就到了来年我们回合肥过年的时候了。
可是等到过完春节我们返回石岭时却发现，祠堂前屋檐下空落落的，那棵大树没有了。我们问村民，村民都说不知道，看到队长又问。此时队长才说，你们前脚走，后脚大队书记就派民兵营长带人上山扛走了。大队书记的意思是，这棵树是活的。石岭知青违反规定了，但将这棵大树交公就不处理了。否则的话……
我们忙问，否则的话，会怎样？队长干咳额几声说，呵呵……
没办法。我们理亏呀。那棵大松树确实没有死绝，否则不会那么死重，害得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衣服和皮肤都磨破了。我们就是去大队部交涉恐也难讨回公道吧。还有，就是大队书记同意将树还给我们，我们抬下山都化了5天，还能将它抬上山？显然不行，因为那家伙实在太重了。想到这里，我们只好叹口气，罢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借口办其他事去了一趟山对面位于一个山洼里的大队部，顺便问了大队书记从我们那儿抬走的那棵大树呢？大队书记抬着头，指着我们所在的那间新盖的宽敞明亮的大队会议室上方的一根粗大滚圆的新房梁，努着嘴说：那不是？然后又笑着说道，你们石岭知青为大队部盖新会议室立了一个大功。谢谢啦！
听了这话，我们心里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那个滋味哟，真不知何方怪味！不过，自那以后，我们石岭知青再也没有违规砍树了。以后烧柴，我们也都是拣一些比较粗大的灌木，如石岭山上到处生长着的栎树枝条和映山红等，又好砍，又好捆，挑回家作柴火，起火旺，火力强，燃烧后还可以闷在罐子里做木炭。冬天烤火最适合。
而那些灌木冬天砍后，来年春其巨大的根部会萌发得更旺实，长得也更长更粗。岳西的映山红现在早已闻名，漫山遍野的，春季到来，一片火红。那真叫一个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