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也即中国知青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予以纪念，题目是《也晒它几首知青诗》，里面披露了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写的几首有关插队地——岳西县白帽公社石岭生产队住所及其周围景色的五言绝句。其中还有一首是前些年写的，内有这么几句诗：“人有怀旧心，老来思愈深。岳西常入梦，岁月怎能愔？白帽山头聚，桥梁庙里吟。”这里说的“桥梁庙”就是指的此文提到的这个广佛庵。
桥梁村东南有一座小山，叫亭子岭。一条古官道横跨这个岭，直通太湖县和安庆府。这座岭东边有一爿庙宇，名叫广佛庵。1968年秋我们从合肥到石岭生产队插队后，因离得不远（石岭在山上，山下隔着一条公路就是桥梁大队，现在石岭也属于桥梁村了），有一天就下山到庙里，也就是广佛庵去看看。
那个时候，广佛庵里一尊泥塑菩萨也没有（文革期间佛像尽数被毁），更没有香火，只有一位老和尚领着七、八位中老年尼姑住在那个大约有五、六间僧舍的庙庵里。但有意思的是，在最大的那间庵堂里，也可能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所谓大雄宝殿吧，虽然没有了菩萨，但却在厅堂之间放置有八、九具黑黝黝的用国漆漆出来的棺材。其中一个最大的放在众多棺材中间，我们觉得，可能就是那位老和尚给自己准备的吧（事后看来，这位大和尚和那些尼姑圆寂后还是坐化或火化了，都没有用上这些棺材——作者注）。这位老和尚法号释昌意，当年约五十来岁，却拄个拐杖，只有一条腿。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老和尚的法号，更不知道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某专业委员会委员，加上我们那时还带有一点儿文革初期红卫兵的睥睨一切的味道，第一次在去广佛庵，大大咧咧的，也显然少了一份对菩萨及对出家人的尊敬。
当时的我们对佛教知之甚少，对各种宗教信仰也都不以为然，缺乏一种必要的敬意。但在到岳西山区插队之前，我与合肥的一个最大的佛教庙宇——明教寺却还曾有过一番短暂的但却是刻骨铭心的交集。这个经历也增加了我想去广佛庵看看究竟的心思。
明教寺是一个位于合肥老城区、建筑在7-8米高台上的寺庙，原址是曹操伐吴时的阅兵台，也叫教弩台或曹操点将台。南北朝时期就建有佛寺。中唐时期，唐代宗诏令重建，定名“明教寺”。后久经战火，多次被毁，光绪年间再次重建。香火甚旺。后来到了文革，所谓的红卫兵运动爆发，明教寺的所有佛像均被砸毁了。
1966年夏天某日，也就是明教寺佛像被毁掉后没几天，我曾路过明教寺，亲眼目睹一些不知哪个学校的红卫兵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手里拿着竹竿，上面挑着用绳子串起来的肉骨头，旁边挂着横幅，上面写着“谁说和尚不吃肉？见到骨头囫囵吞”字样的标语，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各种对佛教及其信徒侮辱性的口号。那条横幅下就站着两排明教寺的和尚和尼姑，低着头，一副沮丧的神情。那时我想：肉有多香呀，这些和尚真的不吃肉吗？如果真的不吃，那他们对佛的虔诚就太令人惊讶了。
后来到了1967年初，合肥造反派开始夺权。保守派红卫兵岌岌可危。而合肥市的红卫兵总部就设在明教寺上。1月7日那天上午，我和其他十来个15-6岁的男女中学生红卫兵被校红卫兵分部派到明教寺执勤，我被指定为保卫排排长，任务是：保卫红卫兵总部。
在明教寺的那天夜里，我亲历了大厦将倾、红卫兵领袖们树倒猢狲散的凌乱和狼狈的情景。有一位不知哪个大学的红卫兵头儿半夜撤出明教寺，因害怕被守在大门外面的造反队伍发现，天快亮时居然要我们用绳索拴住他的腰，将他从明教寺后面的一个角落缓缓放到下面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逃走了。最后偌大一个明教寺就剩下我们这十来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当时我们发誓继续保卫，绝不放弃职守。那天夜里，我们通宵未眠，从一尊菩萨和一个僧尼也没有的寺庙各处找来许多大门栓和大木头，还搬来一些我们还搬得动的石碑，将明教寺大门紧紧地顶住。
第二天一早，明教寺外人山人海。负责进攻的合肥市搬运工人造反队伍看大门坚如堡垒，无法撞开，于是便避开了大门，居然自下而上地用大木桩将寺院大门一侧的墙壁撞塌了一个大洞，然后随着一声山呼海啸，潮水一般的人流涌进了明教寺。
那些强壮如牛、五大三粗的工人们发现我们这些中学生后，就像拎小鸡一样将我们这十多个手挽手站在大门边、嘴里不停地喊着“誓死保卫XXX”口号的男女伢子一个又一个从门洞的人流上方扔了出去。门洞下面的台阶上全是密密麻麻往上涌的人，我们就从人潮的头顶和肩膀上连滚带爬地滑到了大街上，好在都没有受伤……红卫兵总部被强力攻占也就是文革初期发生在合肥的著名的1.8事件一部分。
说了半天，我也就想借此告诉读者，其实去广佛庵之前，我与佛教的缘分也就是这么可怜的一点与明教寺有关的交集，其他并无所知。那次去广佛庵，我是和几位插队知青一起去的。估计其他人的佛教知识也和我差不多吧。一路上我们似乎都在大声说话，哪里有几分礼佛敬僧的思想和准备？
一进山门，我们发现整个庵堂院落冷冷清清的，没有菩萨，也没有香火，只见1-2位身着青灰色短装海青服的中年尼姑在打扫庵堂，进庵前在庙庵外的山地上也看到有几位穿着素装的尼姑在忙碌，好像在种植或收获什么农作物。我们由远及近的喧哗和呱噪声可能被庵里什么人听见了，这时一位须发花白、慈眉善目、拄着拐杖的老和尚（其实当年也就五十来岁）从庙堂走到门口迎接我们，单手竖在胸前打个问讯，说道，“施主何来？”
我们中有人立即就高声回答说，“我们是附近生产队的知青，到这里来看看。”我和其他几人见状则礼貌地合掌说道，“方丈，我们都是石岭和年畈生产队的知青，今天路过这里，想来歇息一会，也来见识见识。”
“幸会幸会。”那位老和尚对旁边干活的尼姑打了几声招呼，便将我们迎进庵堂，然后一瘸一拐地领着我们进入庵堂左侧的一间僧房。
与庵堂一样，那间僧房的门框和梁柱上面的油漆都已经剥落很多，里面露出的木头也显露出一种陈旧感。老和尚招呼着我们坐在靠墙放着的两把椅子和几只木凳子上，自己则登上一个踏板，将拐杖靠在一个较高的木桶状的带靠背的椅子边，坐了上去，然后与我们互相询问并攀谈起来。老和尚得知我们大致情况后说道：他听说了有不少合肥知青到岳西白帽山里来插队，还说，看我们小小年纪就离开合肥城里和家人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独立生活，凭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很不简单，他很敬佩。云云。
老和尚的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的痛点。“凭自己劳动养活自己”这句话恰恰是那些天我们一直在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我们这个知青组的人都是来自老干部家庭，父母亲多在省直机关任职且多是所谓高干。正是这场还没见终了的文革让我们卷入了一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烧书，贴大字报，批斗老师，批判资反路线，然后又是组建造反组织，形成对立的两派，再往后又是武斗，动刀动枪（我们组几个人于1967年夏的合肥武斗爆发前都先后退出了造反组织，没有参加武斗——作者注）。后来回校复课闹革命。
再后来，也就是到了1968年秋，又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山乡，经过一两个月的艰苦劳动，人累得要命，工分却没有挣多少（1968年插队后到年底每人每天出工也仅挣6分工。这在前两篇杂记中均有介绍——作者注），我们那些天正在今后如何能凭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十分纠结、苦闷和彷徨。
这天，这位老和尚开门见山的这番贴心话语顿时让我们对其产生了一种好感，也消除了不少距离感。我见老和尚说话亲切，面容和善，便对旁边一位知青低声说“那样不好，今天我们不要干那事了。”所谓“那事”是指我们在路上曾经商量过的一个恶作剧，就是偷老和尚的东西吃。
原来我们曾听说，这个老和尚僧房中坐的那个木桶状椅子下面置有木格，里面装有花生、瓜子、板栗和糖块等干果甜品。我们计划中的恶作剧就是由我们中间的一个知青（具体说就是我——作者注）借着与老和尚谈话，将其引出僧房，然后一人潜留僧房，去打开那个木桶椅子上面的盖子，偷些东西吃。但看到老和尚对我们那么诚恳和善，说的话又是那么地贴心，我们几个人似乎也都良心发现，也就相约主动放弃了这个不那么高尚的少年恶作剧。老和尚对此却始终一无所知。
说话间，一位中年尼姑端了一个托盘，里面放了四五个小茶碗，走进僧房，将这些茶碗一一端到我们座位旁边的茶台上。我还认真看了一下茶碗里的茶叶，发现是舒城小兰花（一种安徽产的中档的但质量较高的茶叶——作者注），心里对老和尚又产生了一种好感。这是为何？这是因为我们来之前曾听山民说，广佛庵的老和尚招待来客，喜欢看人下菜碟。
我们听说，这位住持和尚在庙庵里准备了好几种茶叶和香烟。一般山民到庙里歇脚，仅有开水喝，无烟招待。生产队长去，就能喝上一杯炒青茶，抽上春秋牌香烟。如系大队长或大队会计去，会泡有小兰花之类的中档茶叶喝，给抽的香烟则是东海牌香烟，而且，老和尚他们还会拿出传说中放在木桶椅子里的干果甜食款待。而公社或以上级别的人去则更有类似毛峰的嫩芽级高档茶叶喝，提供的香烟则是更好的精装大前门。（春秋香烟、东海香烟和大前门香烟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香烟品种，价格大约分别是0.12元、0.18元和0.25元/包——作者注）
对此传闻，我们将信将疑，也不知真假。所以在去广佛庵的路上，我们便想亲身验证一下这个传闻是否确实。那个偷东西吃的恶作剧就是这种心理下的产物。当时我们心想，我们是知青，无权无势，当下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到了广佛庵，还会得到好茶好烟招待吗？很值得怀疑。所以，既然得不到款待，那还不如我们偷，也就此给那个喜欢等级看人的老和尚一个薄惩，如何？（这种文革少年的思维方式真值得反思一下——作者注）同时，我们也想了解，在这位老和尚眼里，我们插队知青又会属于那一个等级和档次呢？
正在此时，那位端茶的尼姑又从僧房另一面墙边的一个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大的木盘子，里面放置有一些瓜子花生等干果，放到我们的面前。看到这里，我心里开始庆幸我们之前决定及时终止那个恶作剧是正确的了。因为这个事实表明，那个传闻肯定是错的，而那个木桶式座椅里面可能也并非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放有什么干果甜食。此时我们大家互看了一眼，可能也都明白了：既然木桶传闻不是真的，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个说老和尚喜欢看人下碟子端茶上烟的传闻看来也是不准确的了。
人若敬我，我必敬人。这个道理我们还懂。此时，我们几个人都开始在言行举止上对老和尚以及招待我们的尼姑变得恭敬起来，而原有的那种溢于言表的轻佻的少年戾气也都被收敛了起来。那天，我们在僧房里与老和尚聊了一会儿，喝了一碗茶，又剥吃了一些瓜子和花生，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
其实，我们当年对佛教的平等观一无所知。比如佛陀曾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就是说，人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于佛而言，均为慈悲对象，并无差别。而“众生平等”也就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与佛同等。从我们初次见面看，释昌意大师显然是一位宽厚仁德的大德高僧。而我们却仅凭道听途说就想去验证与其有关的某种说法的真伪，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年少无知，自以为是啊！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广佛庵。这第二次去，我们也带上些自己种的蔬菜：一口袋黄瓜、西红柿和四季豆等，送给昌意大师和那几位尼师品尝。他们也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们。由于熟悉了，我们对释昌意大师多了一分敬意，而老和尚看到我们则更是笑容满面，也许他也听说了我们这些知青在石岭村搞的所谓厕所革命以及为女伢子知青争取与堂客们同工同酬的故事吧？总之，一回生，二回熟，我也感到了老和尚对我们与上次不同的热情。
这次，我们也向释昌意大师请教了一些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佛教问题，如，佛教徒为何不吃肉？菩萨没有了，你们又如何念经拜佛呢？对这些问题，昌意大和尚回答得有点谨慎，但也告诉我们，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动物也是生命，怎能杀生以动物之肉，养人生命？所以佛教五戒，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但涉及菩萨被毁等问题，大和尚叹了口气，说了句“佛在心中”后，便闭目安坐，不愿多说了。
那天，除了给我们各泡了一杯小兰花茶外，老和尚还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包东海香烟，递给我们一人一支。对此，我们甚感满足，走后在路上还私下里互相戏谑道：“今天我们都是大队长待遇也。”
读者也许会奇怪，我如此浓墨重彩写的这位老和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还有，广佛庵在那个没有香火和化缘的时代又是怎样生存的呢？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一一道来吧。其实，我们也是后来通过石岭村邻居家的亲戚，也即《一座回乡知青的坟》一文中的主人翁、那位县中高材生的介绍以及现在查找资料才知道，广佛庵的这位独腿老和尚也不是凡人，而是一位与李叔同弘一法师类似的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出家人。
据说，这位法号释昌意的老和尚原籍安徽寿州人，家境富裕，少时饱读诗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曾远渡重洋赴日留学，后回国，曾在南京某学校任教。那个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释昌意（迄今未能了解到这位大和尚的俗名，很是遗憾——作者注）居然在一次兵变战乱中为了保护学生，左腿被炮弹炸断截肢。伤口愈合后，释昌意心灰意冷。后不知为何，也许是受到了前不久发生的李叔同先生剃度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影响吧，他心下开始顿悟，于是便剃发出家。先是在南京某寺庙静修，后于民国18年（1929年）来到岳西深山，先在位于安徽省岳西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凉亭乡的崇福庵任住持。这个崇福庵最早建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有庵堂8间，僧尼十余人，环境幽静，确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因与佛法有缘，加上口才甚佳，讲经弘法有道，释昌意大师很快便在岳西佛教界崭露头角，没几年便升任岳西县佛教协会会长。
1954年，身为崇福庵住持的释昌意大师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佛教协会某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皖西以至于安徽省佛教界均名声赫赫。到了1960年，由于位于司空山的二祖禅刹佛殿因年久失修，部分倾覆，二祖禅刹的僧尼三人不得已下山迁徙到位于白帽乡的广佛庵。此时，释昌意大师又身负重任，来到这个广佛庵当住持。自此以后，广佛庵便成为岳西县境内香火最旺的一个寺庙庵堂。
亭子岭下的广佛庵最初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有一位法号雪山祖师的比丘尼（戒号觉道）来到此地，见环境幽静，是一个修行念佛的好地方，于是便化缘建了6间佛殿和僧房，又置了十多亩田产，收了僧尼徒弟，从此暮鼓晨钟，香客不断。1949年后，在释昌意大师住持下，广佛庵成为了岳西县佛事活动主要场所。那段时间，广佛庵的香火在岳西及其附近几个县，包括湖北英山县，都是最旺的。可惜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广佛庵的佛像金身全部被破坏殆尽。我们1968年冬那次去看到的就是空荡荡、冷清清的庵堂，一尊菩萨像也没有了。
没有了菩萨和香火，就没有了化缘、布施和捐助，也就断了僧尼众人的生计。那个年头，合肥市的寺庙的泥塑金身全被砸掉后，断了香火，几乎所有寺庙也都关门大吉（明教寺后来就被改成了市属某单位办公地点——作者注），僧尼信众也全都被遣散掉了。位于深山之中的广佛庵也遭遇了几乎同样的命运，那么，这几位和尚和尼姑又将如何生存呢？如前所说，当年广佛庵名下还有十几亩水田，应该说，也就是这十多亩水田让广佛庵僧尼们顽强地生存了下去。
但是，有了水田谁来种呢？庵堂里的尼姑是女性，按照当地风俗是不下田的，而唯一的男性和尚，即释昌意大和尚又是一条独腿，根本是下不了田的。这又怎么办呢？好在广佛庵所在亭子岭的另一边还有年畈生产队及其淳朴的农民。
有意思的是，1958年搞人民公社时，不知是出于当时的宗教政策保护，还是当地保留下来的淳朴的民风，广佛庵的这十多亩水田虽然名义上入社被充了公，但私底下运作方式可能还是出租或代耕。大饥荒后的1962年，安徽率先搞土地分田到户改革。此时这十多亩水田可能又划回给广佛庵了。文革期间砸了菩萨，当地也没有破坏这个规矩，很是难得。不过在历史上，寺庙庵堂所有的田土也算是公田，其地位与宗社和政府所有的田土相似。不管在何朝何代，这些公田都是受到朝廷法律和乡规民约保护的。广佛庵及其僧尼一众人等也就凭借这保留下来的十多亩水田和山前山后的一些适宜种植蔬菜和药材的旱地，居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这是值得欣慰的。
桥梁村年畈生产队的山民们也够意思。他们每年都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像打理自己的水田一样打理广佛庵所有的这十几亩水田。但到收获之日，每亩水田他们又按约仅留下一担谷子作为年租，即劳动报酬，其余则全部用箩筐一担一担地挑到广佛庵，当面过秤，装入粮囤，供老和尚和七八位尼姑作为他们的口粮。这真是难得的好风尚。
除此以外，广佛庵的和尚尼姑还可以靠种植和销售茯苓、天麻及茶叶获得一些现金收入。我们每次去广佛庵都看到有些尼姑或在山坡上种菜，或在庙庵后培植、起获或在庵堂前切晒天麻、茯苓等中药材。昌意大和尚因腿脚不好，就坐在庵堂前，手里拿着一个喇叭，指点着尼姑们作业劳动。一只大公鸡就在其周围溜达。
广佛庵当时养的这只公鸡可谓巨大。说实话，我们当时也包括现在，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公鸡：站起来个头足有一米多高，红色的鸡冠大如成人手掌，尤其是其两只脚爪上长的鸡拒，即腿干下朝后长的骨刺，足有一拃长，粗细如成人手指。那大公鸡叫声也属巨大，几能声振屋瓦。这厮整天就跟在大和尚身边，趾高气昂地，乍看了还有点吓人。一只鸡能长这么大，实属罕见。
种植天麻和茯苓是岳西白帽农民的一项主要副业，也是他们获得一些现金的主要来源。广佛庵的和尚尼姑们也不能免俗。估计，老和尚招待客人，包括招待我们所用的那些茶叶、香烟和干果等食品也都是他们辛苦劳动的成果换来的。可我们当年居然还生出了偷吃人家东西的念头。现在想一想，真不好意思啊！
2012年秋，也就是距我们到岳西山里插队44年后，我和一位当年就在年畈生产队插队的知青朋友刘海彬先生一起回到了岳西。现在的年畈和石岭，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都属于了桥梁村（当年的新建大队和桥梁大队合并后统称桥梁村——作者注）。那次，我们又一起爬山翻过亭子岭去看了新建后的广佛庵并且拜谒了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去世的释昌意大师的灵塔。
因原大殿建于建国初期，文革期间又遭到破坏，大殿的柱、梁、椽等大多虫蛀腐烂，岌岌可危，亭子岭下的广佛庵于2007年开始了重建。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当时年近九十的妙安老和尚也亲自来到广佛庵为大雄宝殿奠基法会主法。我们去的时候，原有的庙庵殿堂僧舍等均已拆除，一座漂亮的大雄宝殿及其附属建筑物矗立在原址上。殿堂里菩萨金身，光彩再现。现在是岳西县唯一的省级重点寺庙。住持释宏君师太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与我们谈经论偈，交谈甚多。出于当年的那份怀旧感情和对释昌意大师及那几位尼师的敬意，同去的刘海彬先生还给新建的广佛庵捐助了一笔千元善款。
释昌意大师的灵塔位于大雄宝殿的东南侧的一个山坡上。我和刘先生来到灵塔前，看到大和尚圆寂坐化的瓮棺和牌位位于中间，两边靠墙则放有40多年前文革期间与大和尚一起坚守广佛庵的那七、八位尼师的灵牌。一片静谧肃穆。
听着耳边吹拂的秋风，也已经进入耳顺年龄的我们站在那里，将手里的几支在路上摘下的青绿的马尾松枝条放在那些灵牌前，各自恭敬地向这些灵牌和瓮棺作了三鞠躬。这次拜谒，对我们来说，既是表达一种虔诚的敬意，也是一种隔空四十多年的怀旧。
旧的广佛庵不存在了，但我相信，我们对知青岁月的怀旧就像新的广佛庵一样会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