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发表时多有删节。正文删除部分用粗体标示，以供比读。注释在文末。】

 摘  要：元历史观不是史学观。元历史观是历史观的内部建构和前在设置。元历史观是历史观的理性基础。元历史观试图对各种历史观模式加以理性分析和思想解构，从而为建构更多更好更新的具体历史观而提供一种规则和创造一种理念。“具体历史观”与“抽象历史观模式”是元历史观所确定的一对核心范畴。元历史观在解构“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的同时，也就把唯物史观从自身这套历史观模式中解救出来，从而既使“唯心史观”不复存在，又使唯物史观仅仅作为一种具体历史观而存在。

关键词：元历史观，历史观，唯物史观，唯心史观。

一 

元历史观不是史学观。史学观是历史学的理性基础。史学观只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去对历史观加以审视和甄别。也就是说，史学观主要关心的是历史观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即历史观对历史学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复杂的影响。所以，史学观对于历史观的反思主要是一种外部监控。但元历史观就不同了。元历史观是历史观的内部建构和前在设置。它所考虑的是一些先行于历史观并内在于历史观的更为本真的基础性规定。也不妨说，元历史观是历史观的理性基础。它主要考察历史观之为历史观的那些基本因素。它是关于历史观本身的基本观念。它主要考虑的是：何为历史观？或，历史观何为？

元历史观试图对各种历史观模式加以理性分析和思想解构。它认为所有的历史观都应是具体的，而不应是抽象的。它不相信世界上可能存在有某种抽象性的历史观。它认为唯物史观是具体的，“唯心史观”也是具体的。但具体的唯物史观仅仅是它自己本身，具体的“唯心史观”则必然要分化成为许多种各个不同的具体历史观。这许多种不同的具体历史观之间的差别并不小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所以，根本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签把它们强行纳入一个固定的“唯心史观”模式。这就要求，元历史观在考察历史观的本质时，首先要彻底消除这种笼罩在许多种不同的历史观头上的莫须有的抽象统一性，还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以其本来的真实面目。而这种抽象统一性正是唯物史观强加在各种具体的历史观头上的。它们的统一名号就是“唯心史观”。显然，“唯心史观”只能是唯物史观自己的虚构。它是唯物史观出于自己立论的需要而构制出来的一种抽象历史观模式。这种抽象历史观模式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确实“真实有效”并“客观存在”，但在唯物史观之外的语境中则纯属虚假和主观，既无效也不存在。

当唯物史观把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所有历史观都统统指称为“唯心史观”时，唯物史观就构造出了一个虚假性的抽象历史观模式。在这个抽象历史观模式中，各种历史观的具体特性和复杂面相被摒弃不顾和视而不见。于是，各种历史观也就不复有任何具体内容和思想个性。可以说，这个抽象历史观模式的功能就是抹杀和取消所有历史观的具体性，使之变得绝对抽象起来。任何一种历史观一旦被纳入到这个历史观模式，便将立刻成为抽象的一部分。它自身不再有任何特殊的价值，它的价值将由原来的自我赋予性而变成现在的外在给予性。它的价值原来是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现在则变成一种外部规定和外部强制。它的所有内容、要求、意向、特征，都将统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唯物史观构造出来的无任何特殊表情的单一理论面孔。于是，我们就只能看见这种绝对单一化的“唯心史观”面具，再也看不到各种真实的生动的并且彼此矛盾和冲突的具体历史观的面容。

显然，抽象的历史观模式不但抹杀了不同历史观之间的丰富个性，而且更彻底地扼杀了各种历史观的真实生命，使每一种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历史观都异化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和空洞的概念。难道不是吗？在唯物史观虚构出来的“唯心史观”模式中，每一种具体的历史观不是早已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了吗？本来千差万别的不同历史观不都被整容成了一种彼此大同小异的孪生兄弟般的历史观了吗？各种独特的历史观不都变成了对唯物史观之“科学性”的旁证和反证了吗？

实际上，在唯物史观的上下文（刊文为“语境”）中，“唯心史观”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体系，而是一种普泛性的历史观模式。这个模式具有极大的弹性，它可以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地装下所有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模式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把所有进入它内部的历史观都自动加以分类、排队、定性、编码，使之具有另外一个新名称。这个新名称是由构造这套历史观模式的唯物史观给重新命名的，它已不同于它原来的那个自我认定的名字。这就是说，它的名字被改写了，它的旧名被取消了，它被另行指定了一个新名称。这个新名称的目的是让它所代表的该历史观与它过去的内容、要求、意向、记忆等彻底断绝联系，即让它永远忘记它过去的一切。通过这种遗忘，唯物史观就使纳入这个历史观模式中的各种历史观都能自觉地认同“唯心史观”这个新名号。这时，各种历史观才恍然大悟地知道彼此之间的身份，原来自己和别的历史观竟然都出自于一个共同的“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不但彼此之间血缘相同，而且长相也相似。在某种意义上，“唯心史观”就成了这些不同历史观所共有的“家族标记”和“血缘证据”。它既是“族徽”，还是“血统”。不论到什么地方，它们之间始终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不论由谁表述，不论它们的表述话语多么千姿百态，但它们之间永远具有异常醒目的亲和性。这就是历史观模式的整合功能。它既使历史观强迫忘记自己的过去，又使历史观强迫认可自己的现在。自己的过去是具体的历史观，自己的现在是抽象的历史观；自己的过去有着具体的内容，自己的现在则只是抽象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也不再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它成了唯物史观任意套用的标签和随便搭配的道具。这就如同参差不齐的木块和废弃不用的砖头一样，唯物史观把它们归拢到一起，堆积在一间旧房子里，根据自己的眼前需要不时从里面取出几块或烧或垒。这间旧房子就叫“唯心史观”。它是唯物史观专门为其他历史观建造的。实质上，它已成了关押和奴役各种历史观的非法监狱。

不仅如此，唯物史观的高明还在于：一方面，它通过构造“唯心史观”这套历史观模式而把自己同其他所有历史观都严格分区开来；另一方面，它又凭借这套历史观模式而使自己盘踞于整个历史观的中心，使其他所有历史观都变成了围绕自己一家历史观而旋转的“卫星”。其他历史观不会发光，唯物史观则是会发光的“恒星”。唯物史观因占据中心，而提供给其他历史观以光和热。这样，唯物史观就成了其他历史观得以运转的动力源和能量库。在这个历史观的“天体”系统中，唯物史观拥有毋庸置疑的绝对中心位置和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其他历史观均因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实际价值。唯有唯物史观具备这种超凡能力，故而，能够逐一辨明其他历史观的内在本质，并对它们加以准确定性。其他历史观的问题，它们自己解决不了。也就是说，其他历史观由于种种不证自明的先天局限而无法克服自己的固有缺陷和根本错误，只能依靠唯物史观来对它们进行全面批判和彻底改造。其他历史观对自身的一切是非曲直都没有自知之明，必须等待唯物史观来为它们作出评判、分析和定位。其他历史观既愚蠢又低能，唯物史观既睿智又高超。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唯物史观高高在上，君临天下，洞察一切。其他历史观则匍匐在下，仰其鼻息，茫然无知。

通过这种高低有别的历史观等级格局的权势定位，其他历史观就被迫处于一种被动和依附的弱势地位。其他历史观成为“弱者”，唯物史观则成了独一无二的“强者”。这样一来，其他历史观也就失去了对唯物史观所说的一切进行质疑和抗辩的正当权利。其他历史观已无力反抗，只能由人评说，任人宰割。其他历史观非但无法说明历史，甚至无法说明自己，只能等待唯物史观来对它进行重新解说。[①]如此，唯物史观就当仁不让地扮演了一个“拯救”“唯心史观”合理内核的“教皇”角色。

显然，这是一个既严密又强硬的历史观模式。它具有异常强大的控制功能。但它的直观形态却是由众多术语、概念、命题以及复杂的推理规则和分析程序构造而成的庞大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表面上看具有明显优势，但实际上却非常虚假和脆弱。理由在于，它既不允许人们质疑唯物史观自身的合理性，又不允许人们批评唯物史观所编织出来的并被其命名为“唯心史观”的这套历史观模式的合法性。所以，这不光是一种要求人们必须接受的具体历史观，而首先是一种要求人们被迫认同的抽象历史观模式。所谓历史观模式就不单纯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一套要求人们如何看待历史观性质与功能的前在观念框架，即它是一套要求人们必须使用和严格遵守的有关历史观作用与价值的先行话语体系。人们一旦接受了这套前在观念框架并使用了这套先行话语体系，那么，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认同了唯物史观所虚构出来的“唯心史观”，也就顺理成章地认同了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所作出的种种界定和评判，也就不假思索地认同了唯物史观自己所划定的它与“唯心史观”的所有区别和界限。

显然，要想对这套前在性的观念框架和先行性的话语体系加以彻底解构，绝非任何一种历史观所能办到。何况，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它的主要任务只是去思考有关历史自身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去对其他各种历史观的是非短长加以抨击。作为一种具体历史观，它似乎也没有能力去对那些构造历史观的前在观念框架和先行话语体系（也就是使历史观得以可能的基本程序）加以反思和辨析。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观念产生，以便完成这个工作。这种新的观念是去反思历史观，而不是去思考历史活动；它是对历史观所从属的那种前在观念框架和先行话语体系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有效性加以彻底思考和解构，而不是去对某一家历史观所建构起来的有关历史进程诸问题的理论体系的是非得失与真伪利弊加以评估和分析。所以，它不是一种历史观，而是一种元历史观。元历史观是对历史观思考历史方式的进一步反思，是对历史观现行存在模式的全面反思，是对历史观表述言语规则以及运思机制的根本反思。元历史观的目的是把历史观从抽象的历史观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历史观模式对历史观的统一管制和强行控制彻底无效和解体，使历史观不再受制于历史观模式的支配和左右，使历史观还原为具体历史观，使历史观真正具体化。总之，元历史观的目的就是解构历史观模式，从而为建构更多更好更新的具体历史观提供一种规则和创造一种理念。

二

“唯心史观”不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而是一种抽象的历史观模式。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由唯物史观制造出来的。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并不存在有“唯心史观”。“唯心史观”是同唯物史观一道并伴随着唯物史观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唯心史观”的历史并不比唯物史观的历史更长。相较于唯物史观，“唯心史观”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它仿佛是唯物史观的倒影。正因如此，唯物史观宣称自己是对“唯心史观”的颠倒。的确如此，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正是相互颠倒的。但问题在于，并非先有“唯心史观”对历史的颠倒，而后才有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颠倒历史这种行为本身的重新颠倒。事实的真相是，唯物史观首先以颠倒的方式制造出“唯心史观”；然后把“唯心史观”视为对历史的颠倒；最后，唯物史观再来完成颠倒“唯心史观”的历史使命。

这里的步骤是：第一，先制定出一个颠倒历史的“唯心史观”；第二，再颠倒“唯心史观”，即把“唯心史观”打倒；第三，再去颠倒被“唯心史观”颠倒了的历史，最后宣布被颠倒了的历史已被唯物史观自己重新颠倒过来。可我觉得这个“作案现场”是伪造的，这桩案件是虚构的，而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唯心史观”则被当成了唯物史观确立自己神圣权威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唯心史观”被唯物史观制造出来，然后又被唯物史观毫不留情地抛弃。其实，事情的本质在于，唯物史观制造“唯心史观”就是为了打倒“唯心史观”。“唯心史观”仅仅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敌人而被唯物史观制造出来。唯物史观必须要有一个敌人。即便没有这样一个敌人，也要想方设法地制造出一个敌人，以便去彻底消灭它。所以，从产生那时起，唯物史观就具有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斗争精神和毫不妥协的必胜信念。正因如此，“唯心史观”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不可逆转地注定了。“唯心史观”只能成为一个“它者”。它只能作为唯物史观所需要的“它者”而存在。所谓“它者”的含义是：“唯心史观”不光是唯物史观的对立物，而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创造物。唯物史观首先创造出“唯心史观”，然后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物，对之加以种种审视、界定、评说、批判和否决。

这样，“唯心史观”自己没有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没有阐释自己的权力，它必须依赖作为自己对立面的唯物史观来对它进行证明和阐释。它的一切错误和荒谬之处都必须依靠唯物史观来予以揭示。它并不真正理解自己所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胡说八道但又自以为是，它漏洞百出但又巧言令色。它头足倒置地看待历史，把历史弄成一种毫无规律可循的神秘传说。它把历史的原因、历史的动力、历史的目的、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命运统统看成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总之，它把历史整个神秘化。它故弄玄虚而又煞有其事。它言辞凿凿，但却经不起推敲。一句话，“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己在说什么。它没有自己的真实价值。它的价值仅仅在于为唯物史观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靶子”和“反面教材”。通过这个独一无二的“反面教材”，唯物史观得以阐释自己和说明自己，唯物史观得以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唯物史观得以显示自己有超越一切历史观的神奇能力，有否定和裁决一切历史观的神圣权力。所以，“唯心史观”是唯物史观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没有“唯心史观”，唯物史观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唯物史观所说就全都成了一种无的放矢的东西。为此，就必须制造出一个“唯心史观”，以便满足自己那想当然的批判欲望。这样，“唯心史观”就恰如其分地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假想敌”。唯物史观按照自己的想象，为“唯心史观”作了全面、周详的描述和规定，为“唯心史观”制作了一套“皇帝的新衣”和一张精美的脸谱。它认为自从人类开始认识历史以来，直到唯物史观自己产生为止，所有的历史观全部都是“唯心史观”。也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就是“唯心史观”控制人们思想的过程。“唯心史观”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或是像唯物史观那样，从物质生产资料的角度去解释历史。第二，它是虚伪的。因为它只是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故而成为欺骗人民思想的工具。第三，它是反动的。因为它不能帮助人民正确地认识历史规律，从而束缚和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通过这番规定，唯物史观就完成了对“唯心史观”的革命和造型。从此，“唯心史观”就在人们头脑里定格为一种抽象的模式。一提起“唯心史观”，脑子里马上产生一种恐怖般的条件反射：荒谬性、虚伪性和反动性。一说起某种历史著作，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部史书属于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一说起某个历史学家，首先就会产生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这个人的历史观是“唯心”还是唯物？这种思维和意识已经构成一种自然程序，这就是：就在这种判断过程中，人们在自己心里就已经为每部史书和每个史家打了分数，评了等级。如果是唯物史观，便是上上；如果是“唯心史观”，便是下下。一说前者，肃然起敬，赞美有加；一说后者，嗤之以鼻，骂不绝口。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人们对“唯心史观”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性的高度警惕和超常敏感，随时准备把任何一种有别于唯物史观的具体历史观指控为“唯心史观”，然后使自己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唯物史观的强化训练使得人们拥有了一种比安徒生笔下的那位“豌豆公主”的娇嫩皮肤还要娇嫩百倍的皮肤。“豌豆公主”只不过能感觉到四十床被褥下面小小异物的存在，现在的人们则既能在只言片语中察觉出异端的微弱存在，又能在千言万语中分辨出微弱异端的存在。唯物史观通过构造“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而使它自己拥有了一种无可争辩的特权和能力，即，根本无须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各种具体历史观的价值与特性，根本无须全面研究和透彻理解各种具体历史观的命题和论说，就可以断然声称它是一种“非科学的”、“反科学的”、“伪科学的”“唯心史观”。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具有一种异常惊人的强大吸附力。它足以吸附任何一种可能的历史观，使之变成自己模式中的一部分。唯物史观的任务则是寻找和发现形形色色的潜在的“唯心史观”，揭露各种新旧历史观所具有的“唯心”本质和真实面目，并与之作最坚决和彻底的斗争，直至把所有的历史观都判决为“唯心史观”，并把所有的“唯心史观”都统统批倒批臭为止。[②]

经过唯物史观的精心制作，“唯心史观”在世人眼中便形成了一个几乎牢不可破的标准形象，这就是：荒谬、虚伪、浅薄、可笑、反动、故弄玄虚、别有用心、想入非非、不可理喻，等等。凡此这一切混杂起来所构成的大杂烩就是“唯心史观”的典型标本。总之，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唯心史观”所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诞离奇，不近情理，几乎无一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唯物史观精心包装“唯心史观”所追求的奇特效果。它的表演策略是先把对手打扮成一个怪诞的形象，然后再不顾一切地把它打翻在地。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由打造而打击的完整过程，不过如此。其所包含的秘密是：唯物史观不光需要一个对手，而且需要一个完全臣服的对手。这样，人们所看到的斗争现场就只是一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唯心史观”的死狗，或一具散发着腐臭气息的“唯心史观”的僵尸。

作为被唯物史观构造出来的“唯心史观”，它是一个具有抽象统一性的历史观模式。在这个历史观模式中，所有的历史观都具有同一种性质，它们相互之间的种种差异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根本不必认真考虑，相反，它们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则被尽其可能地夸大到一种令人吃惊的变形程度。似乎所有这些具体的历史观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按照同一种方式，从同一个模子里翻制出来的一样。

经过唯物史观的界定、分类、定性、指称、重新命名，所有的千差万别的历史观就都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立阵营和体系。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存在的“唯心史观”是因为不懂得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出现之后存在的“唯心史观”是为了反对唯物史观。这样一来，唯物史观在人类历史观的发展史上就具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轴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唯物史观几乎把自己赋予了一种耶稣基督诞生之于世界历史所具有的神圣性质。基督诞生之前为公元前，基督诞生之后为公元后。所以，它具有一种划时代的公元性。诚如耶稣本人所说，“在我之前来到的人都是窃贼，在我之后来到的人都是强盗。”前者窃取了我的权力，后者盗窃了我的财富。《圣经》的说法给唯物史观一个有力的启示。故而，唯物史观就敢于声称：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的历史观都是错误的，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后的历史观都是反动的。唯物史观自己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所有历史观中“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就如同耶稣诞生之时成为人类历史的公元纪年一样。所有的时间都指向这一时刻，所有的历史观都应该转向唯物史观。所有的人都应信仰基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应信奉唯物史观。依据公元纪年，人们可以建立一个标准的时间秩序；依据唯物史观，人们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历史体系。所有的时间都依照公元纪年而自然展开，所有的历史都将依据唯物史观而必然进行。就此而言，唯物史观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观史上的“创世纪”。因为所有的历史观都由它来定性，所有的历史规律都由它来发现，所有的历史道路都由它来指明，所有的历史命运都由它来昭示。故而，唯物史观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场历史观的“革命”。岂止如此，它还具有一种“末日审判”的终极性质。一切历史都要汇总到它那里而被重新安排。一切都将变得是非分明，丝毫不爽。

其实，这正表明了唯物史观的双向策略。唯物史观一方面极力神化自己，一方面又极力丑化“唯心史观”。可以说，从唯物史观把“唯心史观”制造出来那时起，“唯心史观”注定必须要扮演一个令人厌恶和鄙视的“小丑”。在唯物史观一手导演的喜剧中，“唯心史观”不可能扮演“殉道者”的“正角”，而只能扮演“殉葬者”的“丑角”。美丑对比，爱憎分明。这正是唯物史观所要求和期待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不是以某种孤立的历史观点出现，而是以一种普遍的历史观模式出现。所谓历史观模式，既包括“唯心史观”，也包括唯物史观。[③]它具有以下五个鲜明特征。第一，“唯心史观”具有极大的覆盖性。它能涵盖和囊括所有不同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观。第二，“唯心史观”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它能对唯物史观造成某种瓦解和腐蚀，使某些自称是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也不敢打包票说自己的论著中就没有一点“唯心史观”的成分。这样，警惕和防范“唯心史观”的侵袭和骚扰，便成为唯物史观为自己制定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第三，唯物史观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唯物史观非但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就连那些训练有素的自然科学家也很难掌握。所以，唯物史观经常自豪地向人们宣布：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们虽然在自然观上是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历史观上却无一例外都是拙劣的唯心主义者。至于那些数不胜数的社会科学家，在唯物史观看来，他们连自然科学家那一点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没有，故而就只能是彻头彻尾不可救药的“唯心史观”论者。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唯物史观对自然科学家的评价反而要比对社会科学家的评价更高一些。第四，二者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唯心史观”有史以来就是为腐朽的剥削阶级和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对人民的思想和心灵只有奴役和欺骗。与之相反，唯物史观则代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无私、最公正，同时也是最后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唯心史观”虽然花样繁多，但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唯物史观虽然信奉者少，却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第五，二者都具有坚定的政治性。“唯心史观”总是时时处处地为统治者的现实政治作辩护，它的每一个论点、它的每一项研究都包含有为反动阶级的统治政策作辩护的阴险企图，它的所有结论都有一定的或明确或隐晦的政治目的。它的目的无不都是为了论证现行政治的绝对合理性，从而反对革命、反对人民。与其相反，唯物史观总是毫不讳言地公开声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它支持革命，赞成进步，拥护人民。

三

显而易见，所谓历史观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概念魔圈。它的非凡魔力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同化一切可能的历史观。但这只是“唯心史观”这种历史观模式的功能，而唯物史观作为另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观模式，它的功能则主要是排斥而不是同化，主要是剔除而不是吸纳。这样，真正的唯物史观便只能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人们有绝对充足的理由相信，自从马克思（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列宁），西方已不复有唯物史观。不要说那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不可能有唯物史观，就连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学家也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因为真正的唯物史观在中国，而且仅仅在中国当代。不过，即使在中国，真正懂得唯物史观的仍然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学者照样不懂得唯物史观。这仅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官方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学术批判乃至发生于学界一般性的学术商榷之间所使用的语言和彼此指控对方的“罪名”中，也不难看出，被大家公认为是唯物史观论者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既然唯物史观是一种能够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那它为什么会如此难以理解和掌握？是不是一种历史观越科学，就难以理解？否则，又怎么解释这些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许多人都虔诚地宣布自己信奉唯物史观，在其实际的历史研究中，他也的确是在一丝不苟使用着唯物史观，可在其他人眼里，他仍然是“唯心史观”。不管他如何为自己百般辩护，甚至不惜丧失人格地指天骂地，诅咒发誓，或者信誓旦旦地表白忠心，但仍被其他批判者视为不符合唯物史观的绝对要求。这迫使人们怀疑：是否唯物史观有一种内在的独特的超凡的“道统”或“心传之秘”，只能被极少数的具备特殊禀赋的人物所获悉和继承，其他的芸芸众生则根本达不到那种超验的神秘层次，故而，那些无数的自诩是信奉和使用唯物史观的人，便必然被认定为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标准尺寸而只能打入另册。这就如同，唯物史观既然是人类历史的《圣经》，那么，那些悉知其秘传的便只能是凤毛麟角的极少数“选民”，绝大多数凡夫俗子对此只能望洋兴叹终生无缘。

诚然，唯物史观与众不同，但它也绝不至于离奇到如此程度。尽管无数多的人都愿意信奉它，却无人能够完全掌握它。从形式上看，唯物史观使用的基本术语或核心概念大都是自己独创或独有的，[④]“唯心史观”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则大都是沿袭或借用现成的。这便使得唯物史观从概念到命题，从立论到证明都极为独特，甚至不乏深刻。但这是否就是唯物史观难以掌握和理解的全部原因呢？未必。唯物史观常说“时代性”与“阶级性”。这就是说，达不到某个时代水平肯定理解不了唯物史观，达到一定时代水准但又不属于某个阶级照样掌握不了唯物史观，即便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但由于学识、能力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仍然有绝大多数人无法正确使用唯物史观这个“科学法宝”。[⑤]

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这里面恰恰暴露出唯物史观自身的一个悖论。即，唯物史观一方面向人们许诺它能够揭示出全部历史奥秘，另一方面却又向人们暗示它自己还有一种更隐蔽的秘密，而且这种秘密还不能轻易示人，只有等到在德行、才能、学识各方面都具备上乘资质的超凡人物（比如俗称“伟大领袖”一类）出现，这种秘密才能公布于众，从而发挥出它那匪夷所思的神奇威力。否则，那些德行、才能、学识或某一方面欠佳者即便想运用它，也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反而还会弄巧成拙，甚至走火入魔，身败名裂。这就好比，一本绝世的武功秘籍，如果被功力不够或心术不正的人得到，顶多只能学到一些粗浅的皮毛，根本不能参修到上乘境界。通过这种手段，唯物史观同时达到了两个目的，既使历史不再神秘化，[⑥]又使自身神秘化。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怪诞的现象：人们把历史观看得比历史本身还重要，把唯物史观看得比物质生活还重要，把方法论看得比研究对象还重要。于是，“唯唯物史观”在意识形态的合法建制中就成为操控史学界全局走向的主流史学观。

这使人们重温了一个常识：“稀世珍宝”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是不易多得的“稀世”之物。如果遍布大街小巷的地摊上都摆着这种玩意，即便它果真价值连城，恐怕也无人问津。所以，唯物史观把自身神秘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自己准备退路。它必须面对这种尴尬的困境：如果众多信奉唯物史观的人都发现不了它所宣称的历史规律，那该如何是好？如果个别人还好对付，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那人们就会合乎情理地怀疑唯物史观的功效。为了避免使自己过于难堪和狼狈，就必须神乎其技，即把唯物史观说得高深莫测，难以把握。所以，唯物史观必须不厌其烦地反复声明，那些自称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使用的也都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说到底，这是一种自我神化的需要。正像那些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一样，他们总是说他们的信徒和支持者误解了他的思想。不如此，他们就无法在信徒和支持者面前保持自己永远正确的神圣权威形象。

不言而喻，唯物史观非常精通这套把戏。为此，唯物史观制定了非常严格乃至极端苛刻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不但那些不同于唯物史观的具体历史观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就连许多声称信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其实也都是“唯心史观”。这就是说，“唯心史观”不但存在于唯物史观的外部，同时也大量存在于唯物史观自身内部。这样，唯物史观就必须同时展开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与外部的“唯心史观”作战，又与内部的“唯心史观”作战。通过这种斗争，唯物史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纯粹了，“唯心史观”的队伍却变得越来越庞大了。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存在如同燎原星火，大有烧尽一切之心；另一方面，“唯心史观”的存在则俨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当然，唯物史观并不认为“唯心史观”全是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但通过唯物史观的严厉指控和猛烈抨击，“唯心史观”似乎变得越来越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所有的历史观都被强行戴上“唯心史观”的帽子，而成为与唯物史观势不两立的险恶敌人。这样，唯物史观自己把自己抛入了“唯心史观”的重重包围之中，不得不变得日益孤立和封闭乃至僵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激活唯物史观，使之变得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解除它对“唯心史观”的严重恐惧，就必须缓解它对“唯心史观”的深仇大恨。要想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摘掉“唯心史观”这顶帽子，还各种具体的历史观以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唯物史观成为众多历史观大家庭中的平等的一员，也就是废除“家族化”的历史观模式而转换为“家庭化”的具体历史观。可这样一来，唯物史观也许会疑虑重重：废除“唯心史观”这种强加在其他历史观头上的历史观模式，那岂不就等于是取消了自己凌驾于所有历史观之上的的超级特权，而使自己沦为与其他历史观为伍的低贱地位，从而使自己不得不面临着时刻被其他历史观侵蚀乃至吞噬的巨大危险？如此一来，唯物史观还有什么优越性和优越感可言？唯物史观还有什么独特价值可言？因为唯物史观的存在就是为了发现并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既然不再有“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对于唯物史观来说，取消“唯心史观”岂不等于釜底抽薪？在这种被架空的状态下，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岂不就成了一句不折不扣的空话？

我想，这种疑虑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是非常正常的。但我还必须指出，这种疑虑本身乃是基于一种惯性的“唯物史观中心论”的思维逻辑而产生的，它是一厢情愿的自我膨胀。它对其他历史观所拥有的中心地位和特权优势，对其他历史观而言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和客观规定，即它没有任何效用，它完全是虚幻的和杜撰的，在其他历史观眼中，它只是唯物史观的一种自我宣传和主观标榜，它对其他历史观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所以，它所说的这一切都只是在唯物史观自身内部自我繁殖和推演的一套“中心论话语”。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观中心论”。它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因如此，对唯物史观所设置的这套以“唯心史观”为标本的历史观模式的清理，以及对以唯物史观自身为标志的“历史观中心论”的否定，就必然涉及到一系列更为基本和内在的东西，它属于一种人的本性中所特有的东西以及政治之为政治的纯粹本质。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自觉和清醒的意识，即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深蒂固和盘根错节的东西，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所以既要谨慎又要坚决。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个隐而不露的问题来一个斩草除根的终极解决。

这就意味着，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否定唯物史观，而是彻底否定“唯心史观”。更进一步说，是否定由唯物史观制造出来的“唯心史观”，是否定唯物史观构造出来的“唯心史观”这种抽象的历史观模式。所以，问题既不在于超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本身是虚假的），也不在于使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二者展开对话（因为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甚至不在于是否取消“唯心史观”这个名称，而在于解构“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从而解放所有的具体历史观，同时，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对唯物史观自身的拯救。通过对这种抽象历史观模式的消解，“唯心史观”将不复存在，而唯物史观则依然如故。它依然有道理，但不再是绝对真理；它照样有魅力，但不再有权力；它独特，但不再独尊；它宏观，但不再普遍。我对唯物史观的合理安排是：唯物史观既存在于历史观之中而又有别于所有历史观，而不是存在于历史观之外而又凌驾于所有历史观之上。前者意味着唯物史观依然有思想价值，后者意味着唯物史观不再有权力优势。其实，唯物史观有别于所有历史观，这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任何一种真正的历史观都是这样。只要是一种具体历史观，它都必然有别于所有其他历史观。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观。

显而易见，这种安排正是元历史观的本职工作。元历史观的职责就是重新设计历史观之间的秩序，重新调整历史观之间的状态，重新确立历史观之间的关系。一句话，重新定义历史观。元历史观希望历史观之间继续保持思想交锋和理论竞争，而不是沿袭原有那种政治排斥和权力争夺。元历史观要求每一种历史观都必须具体化。而且仅仅是具体化。至于如何具体化，那是每种历史观自己的事。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混淆：一方面，历史观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总体性的；另一方面，历史观自身则必须是具体化的。否则，历史观本身如不能成为具体的思想建构，那它就不可能去对历史加以总体的把握。这里面存在有一种辩证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是否定一切模式化的。“唯心史观”的荒谬就在于它用抽象历史观模式代替了具体历史观。一旦具体历史观被模式化，那么，对历史观的准确定位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人们已根本弄不清究竟什么是历史观。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把许多不是历史观的东西当成历史观，一方面又把许多不是“唯心史观”的东西当成“唯心史观”。在这个背景下，重新思考“历史观是什么”，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通过对“唯心史观”的消除，元历史观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加以抽象的模式化。所以，“具体历史观”与“抽象历史观模式”是元历史观所确定的一对核心范畴。元历史观并不特别关心各种具体历史观的具体内容，但它特别关注某种具体历史观是如何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模式化的。所以，元历史观总是提醒人们千万不能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或学术需要而将自己所认可的具体历史观构造为一种抽象历史观模式，以便去推行自己的历史观，而否定他人的历史观。这是不能允许的，也是必须防范的。元历史观的目的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防范意识和鉴别手段，使人们懂得具体历史观与抽象历史观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元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仅仅是“什么是历史观”，而不是“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唯心史观”。在元历史观看来，前者是一个真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假问题。正因如此，元历史观要求必须把“唯心史观”打上引号。引号的含义是：“唯心史观”不是一种具体历史观，而是一种抽象历史观模式。二者区别在于：历史观对历史研究主要是一种引导和参与，历史观模式对历史研究则完全是一种规范和强制；历史观一般内在于历史研究，同时保持自我修正和更新的可能，历史观模式则总是外在于历史研究，同时坚持自己对历史学的一贯优先性；历史观是同史学家一道踢球，历史观模式是管史学家踢球、教史学家踢球。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自身已不复为一种历史观，也成了一种历史观模式。事实上，这是一种必然。因为唯物史观在构造“唯心史观”这种历史观模式的同时，也就把自身由一种具体历史观而异化为一种抽象历史观模式。于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就以两大对立的历史观模式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从而统治着人们思考历史的方式、思考历史观的方式、思考历史学的方式、思考历史观与历史学之关系的方式。总之，它成为一种非常基本的东西。这些，正是元历史观关心的问题。元历史观在解构“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的同时，也就把唯物史观从自身这套历史观模式中解救出来，从而既使“唯心史观”不复存在，又使唯物史观仅仅作为一种具体历史观而存在。

注释：

[①] “过去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曾经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观，但是他们不能说明，至少也是不能正确地说明，自己的历史观是怎样历史地产生的。于是，如不归因于偶然出现的天才，便归因于理性自身的发展。用唯心史观解释唯心史观的发生，这真无异于在黑屋子里捉黑猫了。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足以科学地说明一切唯心史观是怎样历史地发生的，又能够科学地说明其自身赖以发生的历史条件。”（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6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我相信，中国史学界对这种看法或类似这种看法肯定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构成了中国史家信守不贰的教条常识。直到现在，仍不乏老调重弹者。（参见于沛《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学习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札记》，《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5年1期）

[②] 这里存在有一个隐秘的悖论：一方面，唯物史观认定，在“唯心史观”统治时代，唯物史观充其量只有些“萌芽”；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宣称，在自己产生之后，它的任务就是全力围剿和铲除一切“唯心史观”的萌芽。如果说唯物史观确实曾对“唯心史观”作出过某种颠倒，那也只是这种“萌芽”对萌芽的颠倒。

[③] 即不光“唯心史观”是一种历史观模式，就连唯物史观也同样是一种历史观模式。不过，二者之间也略有区别。它表现在：唯物史观既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又是一种抽象的历史观模式。“唯心史观”则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模式。这就意味着，一旦打掉了唯物史观的模式化，它还能作为一种相当不错的历史观而存在。但“唯心史观”如果不再作为一种历史观模式而存在，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了。因为，除了唯物史观的主观认定之外，世界上并没有哪一种具体历史观被公认为是“唯心史观”。所以，“唯心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模式的消解之日，也就是“唯心史观”的终结之时。作为一种历史观模式，“唯心史观”除了具有一些抽象的模式化特征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具体的历史观内容。唯物史观则是既有具体内容，又有抽象特征。所以意义上，必须给“唯心史观”打上引号，唯物史观则不必打引号。因为，无论如何，是唯物史观虚构了“唯心史观”，而不是相反。所以，没有唯物史观，也就没有“唯心史观”。反之则不然。没有“唯心史观”，照样还会有唯物史观。毕竟，唯物史观是一种独创，“唯心史观”则是一种杜撰。换言之，“马克思一方面独创了‘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则杜撰了‘唯心史观’。”（参见雷戈《历史学何为》第87页，赵文亮、雷戈主编《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 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等。

[⑤]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曾被习惯性地概括为一些公式化的结论。“史学领域唯心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的斗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经常发生的。那些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往往以史学作为他们实现政治阴谋的工具。他们利用权势，制造假象，打击正直的史学工作者。他们以极‘左’的姿态出现，歪曲窜改唯物史观的原则。在人民群众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人也会偏离唯物史观，接受上述影响。这种情况，就容易使人形成错觉，以为历史研究中‘左’的倾向和唯物史观有不解之缘，似乎唯物史观的理论只是某种假设，今天可以这样讲，明天又可以那样讲，真伪莫辨，是非难分。……怎样才能摆脱认识上的错觉呢？问题还是要回到唯物史观的原则上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跟政治上的斗争一样，史学领域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坚贞不屈，顽强战斗，每次斗争的结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获得重大发展，而唯物史观的胜利又转过来推动历史科学的阔步前进。”（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71－72页）

[⑥] 因为它认为“唯心史观”始终都在把历史神秘化。

发表于《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雷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思想史和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