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传入中国后，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本文研究了该书与延安整风的关系，从整风指导思想的形成，整风学习的内容，党史讨论的方式方法，以及在“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到运动结束，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中都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延安整风  毛泽东  王明

1939年7月15日，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党中央回答以下问题：

（1）是否收到了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万册以及该书纸型？

（2）此书发行如何，卖出了多少本？

（3）为学习该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4）对此书有什么评论？

任并告知中共中央：“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髙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 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

在兄弟党那里此书的发行进行得很成功。”[①]

193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回电任弼时：

1.联共（布）党史的苏联版本寄来前，在中国已经把该书从俄文译成中文。该书已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已在重庆、香港、上海和延安出版，印数为2. 5万册。大部分已经售出。第二卷很快就出版。为了向读者作介绍，我们的《解放》杂志还刊登了第一卷的两章。在上海还出版了译自俄文的第二卷。

2.苏联版的样书寄到延安时，第二卷已经印出5000册。苏联版本的3000册运到重庆，不久就已全部售完。你们寄到延安来的1万册，主要已分配给华北和西北各地区，一部分留给延安各机关。

3.我们党中级干部学习小组。一般县委以上干部都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该书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此外，在延安还成立了由王明同志领导的《联共（布）党史》学习委员会。在党的报纸和《解

放》、《群众》等杂志上经常刊登介绍性的文章和学习《联共（布）党史》必备的材料。我们对于苏联版的译本很满意，尽管某些地方的译文过于欧化。这部书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会起重大作用。现在我们在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扩大该书的学习范围。

4.据来自重庆的报告说，这部书在同情我们的无党派人士中间也大加赞赏。一些杂志和报纸刊登了对该书的评论。我们在重庆的机关报编辑部还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咨询这部书的情况。来自其他地方的报告还没有。[②]

共产国际将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万册及印刷纸型送达延安，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非同寻常之举。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接到来自国际的电报后，很快便回电报告。从报告内容可见，党中央对出版发行和组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安排布置得很到位，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举。

就在任弼时致电延安了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情况的一个多月前，1939年6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研究小组[③]召开会议，会上任弼时提出“应该把小组工作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的工作结合起来”。曼努依尔斯基[④]则提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撰写方法和它的丰富思想内容相联系并在其基础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历史”的议题。对此，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是：讨论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在这方面，这里（指莫斯科——引者注）的工作对中共中央将具有辅助性质”。他还建议该项工作要放在应对较为紧急的时局问题之后来进行。[⑤]所谓“紧急的时局问题”，即国共关系发生紧张等问题。从后来的历史情况看，季氏的意见基本上得以遵行。

一本来自苏联的出版物，对其后中共党史的影响由此拉开了序幕。

一

说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如获至宝，这一点也不过分。据郭化若回忆，毛曾对干部们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⑥]我们知道，毛泽东喜爱读书，但在抗战烽火，戎马倥偬之时，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籍，能够连续读上十遍，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读书行为。毛读书的原则是“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总是告诫同志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工作”来读书，这“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⑦]那么，是怎样的现实斗争吸引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呢？这首先需要考察该书是在何种历史环境中撰写的，它的主旨及其内容是什么。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发动武装政变，一夜间夺取了政权，史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且须多国同时成功。这些条件，当时俄国都不具备。其革命成功靠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即在理论上提出“一国胜利论”的同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两步走”策略。先“麻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取得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迈向社会主义。[⑧]这样，11月7日的行动没有费多大事，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即被拿下。然而在其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时，却引起了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猛烈反抗，残酷的内战持续了好几年。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⑨]，其背景就是如此。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高层爆发斗争，斯大林把与他对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看作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党内的代理人，认为这一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前途。在斗争进入白热化的1931年11月，斯大林发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严厉批评苏联党史界“偷运”和“贩卖”托洛茨基主义。[⑩]他极为重视党史服务于现实政治问题，用正确的历史结论来统一党内思想，以彻底击败托季、布哈林等反对派，为此便亲自主持，开始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教程》被视为斯大林的“准著作”，作为附录收入《斯大林全集》是有道理的，因为斯大林花费了大量精力，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书稿，并加写了其中长篇幅文字，直至全书完全符合自己的思想。[⑪]

研究者一般都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然而其真正的高明之处更在于立论高屋建瓴，阐述富于逻辑。首先，它回答了在俄国这么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何以搞成功了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列宁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使其与俄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这一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使该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制高点，在当时俄国国内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无人能够否定。同时这也强化了斯大林在与托季乃至布哈林的斗争中的地位，因为后者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斯大林在当时则被看作是个实干家。接着，《教程》顺理成章地说明俄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际情况：按照列宁的观点，“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⑫]在小资产阶级“千千万万地包围着我们，我们是少数。”[⑬] 的环境中，该书这样宣称：“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⑭]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教程》一书的编写主旨，即它是一部如何同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做斗争的教科书，把孟什维克及其隐藏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完全正当、非常必要的。书末“结束语”总结了六条党的历史经验，其中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最为主要的两条，便是如何战胜党外与党内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分子及其代理人。[⑮]

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建了上述理论高地之后，它已经坚固无比，攻无不克了。但是要想让阐述富于逻辑，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斯大林在党内高层的对手们一一纳入“孟什维克路线”，进而把他们全部归于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也即资产阶级阶级敌人的范畴。这在理论上不难解决，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包括斯大林在内，几乎无例外地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⑯] ——马恩早就论述过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⑰]的特点——这些人如果不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则自然是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存在着变成阶级敌人的可能性。[⑱]可是事实叙述却并不容易，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斗争很复杂，阵线是不断变动的，打击面又相当宽泛。列宁患病和逝世以后，先是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遭三人联合反击落败。接着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目，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形成联盟，对抗斯大林、布哈林，被驱逐出党。继而斯大林又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最后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新一轮“肃反”[⑲]，致使当年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一半遭处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被杀和自杀的则超过三分之二。 另外，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双方或多方领导人之间互相攻讦的说辞又都完全一致——指责对方为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理人，如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定性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⑳]接着托洛茨基又被斯大林等人指为“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21] 1927年4月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批评斯大林、布哈林让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主义观点”。[22] 1928年6月，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它给东方各国及全共产国际的教训》一文，抨击斯大林等人在中国搞阶级合作，是“置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于马克思主义之上”。[23] 同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布哈林也是“托洛茨基主义”、“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24]那么，在这段历史叙述中，如何把斯大林一人摘出混战，说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其他人（尽管他们也曾互相对立）有说服力地打进另册，说他们从来就是一伙的呢？对此《教程》在历史材料的选取上、理论分析的辩证上，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教程》得出的结论是，在联共（布）党内，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斯大林作为列宁最忠实的学生，继承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道路和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分子及其代理人做坚决斗争，并战而胜之。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25]这就牢固地确立了斯大林在联共（布）乃至共产国际的最高领袖地位。

二

毛泽东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他启发最大，使他最觉鞭辟入里，并产生共鸣的，便是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论断。《教程》还论证了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的，恰恰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等人上台，这些人会俄语，经常跑莫斯科，能够直达天听，他们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钦差大臣满天飞，却没有一点实际斗争经验，而不曾出国、不懂外语，在山沟里浴血奋战的毛泽东们则被认为“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话没人听”，毛还几次受处分，险些掉脑袋。这样搞的结果是党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令毛泽东窝了一肚子气！直到现在，延安学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仍掌握在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他们在党内还有大批追随者[26]，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题目叫《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27] 9月，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示成立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组，“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二年历史两个题目”。[28]1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干部高级学习组着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和苏共关于学习《教程》做出的有关决议。[29]次年初他又做了两个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指出，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是中共党内路线分歧的焦点。教条主义在思想作风上表现为主观主义，在组织作风上表现为宗派主义，其写出的文章则是一种“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30]

毛泽东的上述报告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随后都被列为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31]，要求党的干部认真阅读。但务虚容易务实难，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党内高层的认识并不统一。毛泽东认为，四中全会上台的领导人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而张闻天等人却不同意提那时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起初毛只好让步，转而效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历史资料的搜集、筛选和编篡上下工夫。

据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从中抽选的《两条路线》。这项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的工作，开始仅是为了筹备中共七大，由多位领导人分头负责，几无进展，且没有要将搜集到的资料编辑成书的计划。毛泽东接手后，目的性变得明确，即要在七大召开之前，将党的历史资料编辑成书，供高级干部学习，以统一思想认识，解决政治路线的孰是孰非问题。他布置专人和自己身边的秘书来搜集文献资料，时时督促过问，收集到一份就亲自审核一份，并且对决定利用的某些文献做题目上的修改，使之突出中央决策的线索，如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上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后用括号加上“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32]

毛泽东还在编辑过程中对资料仔细选择，特别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挑选得格外认真、严格。如有一篇刘少奇写的检讨文章，秘书问是否收入，毛说：不必要。《六大以来》汇集了1928年6月中共六大至1941年11月间党的历史文献资料519篇，共约280万字，印成书后存党中央机关，未向个人开放，而对党的高级干部开放学习的是从中又经过筛选的86篇典型文件（后来叫做“选集本”）。这些文件清晰地显示出两条路线：一条是王明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条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六大以来》编篡成功并取得预想成果后，又有《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即《六大以来》的精缩本）的编辑，这是后话。[33]

平心而论，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年代，中共作为国际的支部，执行的是国际下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不同的是，王明等“临时中央”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前因国民党“清党”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布哈林联合小资产阶级实行“国民革命”的政策宣告失败，且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攻击，国际领导层遂展开谁左谁革命的竞赛，其时中共不断接到的指示便是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王明等人则唯上不唯实，一切以莫斯科的“圣旨”是从，即便这种政策使中共步入绝境也不知变通，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并不为过。及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进入中央决策层，正赶上共产国际调整政策。鉴于法西斯势力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加剧，国际改变了向各国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政策，转而提倡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是在中国重新联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从中积极发挥了领导作用。结果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摆脱了“比较孤立”（毛泽东语）、有可能被消灭的危机，重新获得发展壮大。正可谓两个时期，两种政策，两条路线；前者失败，后者成功，孰是孰非，十分清楚。

当毛泽东把所编体现“两条路线”的文件集（毛称其为“党书”）交到高级干部手上，让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的时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后期路线错误的人便哑口无言、“解除武装”（毛泽东语）了。张闻天说自己太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主动出延安到外地进行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亦即离开了中央决策层。博古也检讨了自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并说在重庆译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觉悟。只有王明不做检讨，反指党中央现行路线脱离国际精神，这引起了大家的公愤。四年前，王明携带“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国际精神回国，把维护国共合作局面，以拖住日本防其北进，乃至“武装保卫苏联”作为第一要务，而把中共的独立自主、“阶级利益”撇在一边，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替别人考虑太多了”。1941年初，相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项英所率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消灭。这血的教训，更激起延安高层对王明一套的不满，说他是错误路线代表已无人为其辩护。在同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摊牌斗争中，毛泽东提议取消王明等人的“理论家”资格，“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34]

1942年3月，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说，《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这是毛泽东与王明等人较量决出胜负后所做的一个小结。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位置已经易位，毛自信满满地谈了怎样研究党史，怎样看待党史上那几个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既不可抬高他们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低估他们的恶劣作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运用得十分娴熟——不再有人怀疑他是党内最高理论权威，又是掌握着最多历史材料的党史专家。末了他仍然强调：“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35]

当然整王明必须小心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几次巧妙回答季米特洛夫的电报[36]，并且殷勤关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37]，而整风中大力提倡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有一定的掩护作用，直至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38]

应该看到，在王明的路线错误被党内多数领导人肯定之后，如何从理论高度论证其是孟什维克主义，仍有一定难度，因为王的“令箭”均搬自联共（布），他又把“布尔什维克化”挂在嘴边，对他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鞭挞，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个任务被刘少奇承担了起来。刘是中共老资格领袖，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又是党的卓越理论家，著述颇丰，威望也高。1943年3月党中央正式确认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时，刘当选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了党的二把手。同年7月，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研究者大多注意到该文在中共思想史上第一次说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提法，这固然非常重要，而全文论证了王明路线是孟什维克路线，在当时的意义也非同一般。

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抓住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精义——反对教条主义，这就从认识论的高度拿到了批判的武器，从而摆脱了具体事实的纠缠。他指出，我们党自建立至今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搞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至使这些人占据了某些组织某种运动的指导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占据了全党的指导地位，因而把革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

刘少奇用斯大林的话，说明了假马克思主义一派人的特征“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们不拿经验，不拿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工作的根据，却拿那些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来做工作的根据。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上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什维主义”。而真马克思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规定适合于环境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环境发生变更而变更这些方法和手段，就是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这一派人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而是由研究周围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在工作时，他们不是拿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是拿实际经验来做根据，拿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来学习和教导别人去建设新生活……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尔什维主义”。

刘少奇的论说进而点出了实质性的问题：“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就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李立三路线，就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教条主义。这些机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他还特别指出了“中国的孟什维主义”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形式上是以‘反孟什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进行实际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什维主义”。这样就把王明等人的嘴巴给堵住了。

刘少奇最后得出结论说：“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39]

三

延安整风的成果，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获得了集中体现。这个《决议》，又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子。

毛泽东也象斯大林对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亲自主持起草、修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胡乔木回忆，毛亲自动手修改至少七次，“改得比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提议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毛选》，成为他的“准著作”。 [40]这些都与斯大林的做法差不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作方式上，也借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根据政治需要，重新富有逻辑性地描述和解释了一段历史。如陈独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忍让“投降”，执行的本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却把他说成“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正确意见”[41]；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辈搞“反富农斗争”，也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但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42]又如毛泽东在19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在共产国际调整政策之后，根据斯大林1937年11月的指示，加上毛自己的创造性发挥构建而成的。[43]但《决议》的描述是：“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44]

前已述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党史上的阶级斗争，主要说成是与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理论依据，在书中没有做更深入的探讨，仍停留在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述上。对此，中共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有自己独到的理论阐述。

首先，《决议》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定位为中共党内不正之风和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指出“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45]

其次，《决议》从社会根源上对小资产阶级问题做了深刻分析，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46]

进而，《决议》论述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性质：“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47]

《决议》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的论断，不仅得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启示，也是延安整风的总结。据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中“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同志错误思想的揭发转变为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毛主席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毛主席说，“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48]而《决议》再次把党内“路线斗争”明确为阶级斗争性质，并把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认定是“错误路线”存在的基础，这就为继续在党内外开展以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为特点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定下了基调。“从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的斗争模式，则被不断重复上演，成为日后党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的套路。[49]

“路线斗争”及“错误路线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从联共（布）、共产国际传入中共党内，经延安整风和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特别是通过了《决议》，终于把它作为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固定下来。“路线”之谓者，乃实现目标的根本途径；路线分歧，亦即目标一致下的不同途径主张，从词语意义上看不出有什么严重性质。然而发端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两种不同“策略路线”之争[50]，却引出了两派后来腥风血雨的厮杀，继而又演绎成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于是，同“小资产阶级倾向”绑定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就带上了严酷的阶级斗争色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读者，如同阶级社会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一样，路线斗争也是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的斗争，其性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决议》全盘接受了这一观点，其影响至深且巨，可以说一直延伸到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

最后，《决议》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评价，也采取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斯大林评价的方式，但比后者显得要更加高调。《决议》这样说：“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51]对此，在《决议》通过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一点解释：“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52]这是他在当时不得不做的姿态呢，还是发自内心的话，只有联系后来的历史来分析了。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 “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53]后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学习12本马列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将这批书亲自题写“干部必读”四字。[54]有统计表明，直至1975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在中国出版发行达一千万册之多，作为“干部必读”书，其社会影响可想而知。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任弼时的电报稿上有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签字，说明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发出这份电报的。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249页。

[③] 1939年夏，国共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共产党以前的‘团结和独立’的口号被新的‘团结和斗争’的口号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利用中共负责人在莫斯科的机会，决定成立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对中共进行指导。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22—23页。

[④] 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⑤]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8页。

[⑥]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⑦] 参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9、208页。

[⑧]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把“两步走”的策略表述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1页，这段话在列宁原著中为黑体字）。

[⑨]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0页。

[⑩]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6—77页。

[⑪] 在俄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也说斯大林“执笔”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参见《斯大林传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5页。

[⑫]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⑬]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页。列宁的另一说法是：小资产阶级“象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⑭]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9页。

[⑮]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所总结的六条党的历史经验（大略）为：一、要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二、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三、不打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就不会有胜利；四、不打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也不会有胜利；五、要力戒骄傲；六、要联系群众。详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613—624页。

[⑯] 如托洛茨基出身富农家庭；季诺维也夫出身小牧场主家庭；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斯大林的父亲则是作为小手工业者的皮匠。

[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⑱] 按照马列主义阶级划分的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主要是物质的，即前者占有后者的劳动及其生产资料；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则主要在思想层面，而思想是可以任意分析、“上纲上线”的。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变成“阶级敌人”的可能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还在于其对立面的意愿。

[⑲] 在1917至1922年的俄内战中，布尔什维克政权以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为主要打击对象的“肃反”已经存在。1934至1938年开展的肃反运动，则以肃清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为目的，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广为人知。

[⑳] 参见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2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4页。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页。

[24]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25]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8页。据罗伊••梅德维杰夫说，斯大林身边的莫洛托夫等人认为《教程》还应该更加强调斯大林在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但斯大林仍用了这样的一段话，在突出了自己的同时，还加了“列宁的其他学生”这样的虚词，因为这已经足以确立斯大林在列宁之后的最高领袖地位。参见罗伊••梅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2期。

[26] 康生甚至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做报告。参见《康生在中央党校的报告》（1944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藏本。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803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29] 《毛泽东、王稼祥致各地高级学习组副组长电》（1941年11月1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30]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46页。

[31]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要求干部在整风中学习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在内的18个文件。同月16日，中央又在学习文件中补充了4个，统称整风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6页。

[32]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178页。

[33] 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187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408页。

[36]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340，374—376页。

[37] 参见［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38] 顾虑到与苏联的关系，王明在抗战期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仍没有在中共中央后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明白。

[39]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301页。

[40]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28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4页。

[4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43]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5页。另参见【俄】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2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6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3页。

[48]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211页。“王实味案”，是1942年5、6月间发生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事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特别是根据斯大林、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坚决清查和斗争托派分子的指示，王实味由发表文章《野百合花》散布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整风中被批判以至追查其为托派反革命分子，最后遭到处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做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昭雪。

[49]在获得了“从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的实际经验后，《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说：“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对于内奸分子……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上述策略在14年后被再次使用。

[50]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311页。

[51] 《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3、998—999页。

[52]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53]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 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另外四本书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54]参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2页。

（载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