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跛”是我在汉阳钢厂制砖车间八年工作期间的同事。那时，我在焙烧窑工段工作，他在成型工段，加上中间的破碎工段，三个工段，那时称“排”，军事术语，企业编制，1排、2排、3排，工艺上是上中下游关系。多年以来，我只知道他姓黄，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全名。工厂里，从车间领导，到工人师傅，到青年工人，都对他以“飞跛”相称。偶尔听到过领导叫他小黄，却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称呼过他的大名。这倒不是因为轻慢，恰恰相反，不少人，还有几分亲切和敬意。而他本人，对于这个称呼，无论呼者倨傲还是亲和，都毫不介意。
我与他相识在荆门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
1968年12月22日，文革发生2年以后，伟大领袖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下达不到一个月，“飞跛”和我一样，随着武汉市中学生第3批学生队伍，来到荆门。
第1批去农村的是武汉地区各个中学的造反派学生负责人和骨干，他们是先行者，是少数。他们在最高指示下达以前，满怀豪情，去了农村，继续革命。第2批人数也不多，他们“上山”，去了鄂西一带的郧阳等地。他们多是革命干部子弟。一个“上”字，足以彰显他们血统的高贵。第3批，也是最大的一批，随校的，跨校的，投亲的，靠友的，“下乡”或“下放”，来到农村。他们中的出身，有红的，工农兵。黑的，地富反坏右。灰的，独劳职员及其他。他们中，懵懂的，憧憬的，随波的，无奈的，随着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一起被冲刷到那片广阔的天地，泥沙俱下。
“飞跛”是市10中初中67届的学生，下发到五里区。我是9中的，下放到团林区。团林和五里，是荆门相邻的两个区。两区的行政中心，镇所在地，相距约20华里。
1970年冬天，春节前夕，荆门农村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田野里，山路上，树枝间，茅屋顶，全都铺满了堆满了挂满了厚厚的一层雪，放眼望去，白茫茫漫天一片。
我们小队的几位知青，踏着雪花，高一脚低一脚，从小队的知青点来到团林镇街上。
团林镇上有一横一竖两条街道，呈丁字型。两条街道，竖的长，横的短。竖的一条，约七、八十米长，街道两旁的餐馆、肉铺、旅馆、农具站、供销社、和百货商店，都是一层楼的砖瓦房，一家挨着一家，往西边何场山区方向延伸过去，鳞次栉比。横的街道，不足六十米，它是襄沙公路上的一小片段，北通襄阳，南达江陵，是公社行政机构所在地。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家信用社，和几家住宅，沿这条公路点缀其间，稀疏排列。荆门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团林又是荆门重要的粮库和中转地，襄沙公路上的运粮车，满载的，返空的，在穿过镇上的这条公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公路两旁，三五成堆，一堆堆地，站满了渴望搭上运粮便车回家过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中有来自团林镇团林公社何场公社的9中和华师2附中的知青，也有北边掇刀镇38中和南边五里镇10中的知青。其中许多人，自上一年元月下放到荆门以来，还从来没有回家去过。
我们站在公路一旁，只见公路南边，五里镇方向，漫天雪地里有三个人影，两高一低，向我们走来。
那两高个，约1米8个头，穿褪色军衣，一般身高，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矮的一位，身高约1米5几，一踮一颠，左右晃动，尾随其后。同队的江怡生同学见状，惊喜地大叫一声，“飞跛”！话音未落，三人已旋风般来到我们面前。
这两高个是一对孪生兄弟，王姓，身材挺拔，长相风俊，是那种青春少女，城里的，农村的，见过都想多看一眼的邻家男孩。矮个是“飞跛”，小鼻小眼，相貌平平。他是江怡生同学的街坊，他俩住武昌中营街一带。
中营街在武昌蛇山南麓，明代这里曾是楚王宫兵营驻地，清代成为居民区，百姓夹街而居，其街因此而命名。
在蛇山以南，东起阅马场，南到彭刘杨路，西至解放路，到司门口蛇山脚下，有一块约一平方华里相对独立封闭的方形居民区域。在这片地区，除中营街外，还有八卦井，九龙井，后宰门，后长街，魏家巷等众多大小里巷。它们之间，以宽不足10米，窄仅1米的青石板小道或土石小路，相互衔接，四通八达。
文革第二年，“一月革命”以后，武汉三镇许多无所事事的青春少年，多以各自居住地聚团，割据一方，散打群殴，行走于街头巷尾江湖之间。武昌区内，沙湖的猴良，解放桥的关良，民主路的佛来，大东门的来狗，以及大成路的货皮，都是那时武昌乃至武汉三镇风云一时的江湖人物，各地顽劣少年，大多唯他们马首是瞻。
中营街一带的青年，没有这些大佬。但因此地大小路径，迷宫一般，十分复杂，外人入内，如鬼子进村，多晕头转向，进可以攻，退可以收，各地团伙，对其不敢轻易染指。
江同学讲，那时小黄，在对外来侵犯者的群殴中，常手执一把菜刀，不是两把！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一次群殴，他只身一人，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招法？在彭刘杨路中营街入口处，将来犯二、三十人的团伙，诱敌深入，于九龙井一带。等到对方进入该区错综复杂的大小里巷之中，茫然不知路径时，他早跑得无影无踪。再到对方，被事先埋伏在里巷的队伍分割驱逐的一刻，他又如奇兵天降，突然出现。他一脚稍长，一脚略短，飞步向前。他追逐其中的一支，至阅马场开阔处，对其领首者，上去就是一刀。其余散兵游勇见状，望风披靡。从此，黄在江湖赢得“飞跛”大名。靠的是他双脚飞快摆动的频率，和满身的血性。
尔后，这个称号，从江湖到学校，到农村，到工厂，和他一起飞过万水千山，如影相随。
在异乡，“飞跛”和江怡生，青春相逢，两人都非常高兴。江湖趣闻，乡音絮絮。话题绕不开知青，绕不开一年来在各自队里的生活，酸辣苦甜。
他和孪生兄弟二王，大王和小王，同在一队。下乡一年多来，三人压根儿就没好好出过几天工。他们四处游玩，偷鸡摸狗，打架寻衅，拈花惹草，任由青春期的荷尔蒙激情四射。
“飞跛”向我们讲起一个故事。那是他们刚下放农村不久，一天，小王一人在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与当地农村青年发生冲突。相互斗殴中，小王势单力薄，被五、六个农村青年一涌而上，捆绑起来，准备将其押到镇上公社人武部发落。“飞跛”和大王闻讯赶回，手执火把，来到这五六个青年中为首的那一家。大王权当人梯，“飞跛”就势跃上屋顶，举起火把，高高站起。两人一上一下，大声呼喊，“快快放掉小王，不然烧掉房屋。”那时，荆门农村房屋都是土砖墙茅草顶，经不起一烧。那时，当地农民的全部家当，几乎就是这幢土屋，更经不起一烧。于是，房屋主人，年青农民的父亲，向“飞跛”二人磕头作揖，“莫烧，莫烧。放人，放人”。
自那以后，“飞跛”二王，顽劣依旧，但与队里农村青年，井水河水，互不打扰，一时相安无事。
“飞跛”看到团林镇上有那么多等待搭乘运粮便车的知青，便主动上前帮忙。如其他拦车青年不同，来往运粮货车见到“飞跛”三人，无不早早停下，等待知青们从容上车，热情异常。
“飞跛”见我惊诧，又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那是一年前，也是春节前夕，也是一个白雪茫茫的冬天。“飞跛”和二王，无所事事，来到五里镇街上，闲逛玩耍。
五里镇街上已有不少青年在路边翘首盼望。他们都是不到一个月前刚刚下放到这里的知青，想家，准备找便车回家，看望父母。来往的运粮车司机有好有歹。好的司机，满怀悲悯，招手即停，任由知青上车，尽量搭载，多少不论。歹的，对路边幢幢青春人影，不予理会，呼啸而过。
那天，“飞跛”他们在镇上遇到其他队里的女知青，准备帮她们拦车回汉时，碰到了其中最歹的一位。
他们像往常一样，站在马路中间，对飞驰而来的车辆招手，示意停车。那车飞速临近，来了一连串的点刹，刹、刹、刹！车速迅疾下降，车辆几乎停下。三人赶紧向马路两边让开，准备招呼女知青们上车，不料司机突然松开刹车，加大油门，飞奔而去。路旁的女知青和“飞跛”二王，被突然加速旋转的车轮溅起满身雪泥，甩在车后。三人在女生面前，颜面失尽。
此刻，得意洋洋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车子及车牌号，已被“飞跛”他们牢牢记住。
第二天，当这辆车再次路过五里镇时，二王依旧并排站在马路中央，双手呈90度张开，高高举起。那厮依然点刹。在车似停非停的一刹那，二王向两旁闪开，“飞跛”从公路右边斜刺杀出，疾步追上。他飞身一跃，展开双臂，双脚腾空，空中滑行，双手迅疾抓住了运粮车后车档板。他一个收腹，双膝勾回，双脚扒住车后钢梁。他抬起右脚，跨上后车板，一个鹞子翻身，双脚已稳稳站立在飞驰的车上。这一连串的动作，他一气呵成。“飞跛”从车后迅速跑到车前，双手握拳，雨点一般，在驾驶室顶部的钢板上，猛力交替敲打，同时大喊，“停车！停车！”司机面对车顶上一连串震耳欲聋“砰、砰”敲击声，置若罔闻，加速前行。也许此刻司机在想，看我车辆到达粮站，如何将你收拾？！情急之中，“飞跛”急中生智。他脱下外衣，俯身于车顶之上，双手牵住衣领两角，将整件衣服从司机驾驶窗前，顺势徐徐放下。那是冬天的外套，不透风，也不透光，司机眼前，顿时黑魆魆一片，顷刻傻眼。
那厮急刹，车头恨不得扎地，弹了一下，急停下来。他推门跳车，破口大骂，要找“飞跛”算账。还没等司机与“飞跛”交火，二王，还有几个跟随的知青，已拍马赶到。他单枪匹马，对付二王其中之一，尚且下风，何况一干愤怒青年？一阵拳击，乱雨一般落在司机身上。他鼻青脸肿，连连叫饶。从此，这一带运粮车的司机，好的歹的，满载的，空载的，对待“飞跛”二王，有车必停，比从前主动多了。
当时我听得入迷，脑海里蹦出了《碧血黄沙》中的主人公西班牙斗牛士加拉尔陀斗牛的画面。 他在驾驶窗前放下外套，就像加拉尔陀在斗牛眼前放下红布，但他怎么没有从急停的运粮车前行的切线方向飞出去呢？就像加拉尔陀们从猛然低下的牛头上边飞出一样。他的身躯是如何做到不受惯性定律的支配呢？ “飞跛”是10中初中67届学生，那时文化革命，风起云涌，哪里顾得上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我不好意思，也没来得及，向他问起这个问题。 我更不好意思向他讲起，比起我们可爱的“飞跛”，加拉尔陀不知要英俊挺拔多少倍了。
这年10月，我和“飞跛”再次相遇，在两三百公里外的汉阳。我们同时被招工进了汉阳钢厂，一起分配到了制砖车间。那是汉阳钢厂规模最小、环境最差、设备最简陋、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
制砖车间是汉阳钢厂转炉炼钢车间的配套车间，制作转炉所用炉衬沥青砖。那时，汉钢转炉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纯氧顶吹技术，5t容量。同时期武钢类似的转炉是50t容量，现在的转炉容量已经达到450t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砖，像琪玛酥，由大小不同的颗粒致密粘结而成。只是它的颜色与琪玛酥不同，黑乎乎的。形状也不同，是弧形或圆底形。大小更不同。从1号至7号，大小不等，最轻的约350kg，最重的有1200kg。
作为纯氧顶吹转炉的配套车间，制砖车间的设备极其简陋和原始。它的成型工段，主要设备是1台反射炉，1台震动台和1台行车。震动台是一个大约6M2的钢板平台，其动力设备埋在地下。平台上面，是垂直于其上的钢制弹簧模板槽，1号至7号，大小各异。另外还有一口大锅，熬沥青的大锅，置放在车间厂房外半露天的炉台上，也算是1台设备。制作沥青砖时，工人们将大小不等，富含氧化镁的白云石烧结破碎后的颗粒料，放在反射炉里加温，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倾倒在钢板上，再将熬好了的沥青油浇灌其上，用铁锹人工拌和均匀，然后将此混有沥青油的颗粒料，装填在弧形钢模板槽里，用行车吊来钢制模板盖盖上，震动粘结成型。
我几次路过成型工段，都看到“飞跛”站在震动槽钢模板的上盖上，双手紧紧拉住上盖板上的行车吊链。他的双脚随着震动台的频率翩翩起舞，全然不顾沥青青烟从钢模槽中徐徐冒出，从他的脚底，并经由身躯，向车间厂房上空，回旋缭绕，袅袅升起。他那时是否知道，这沥青烟中饱含的各种多环芳烃，都是路人闻之色变的致癌物质呢？
3排的排长万师傅曾跟我讲过，“飞跛”乐于助人，只是他体力不济，能力稍差，这里又不需要飞车，在钢厂笨重的体力劳动环境下，他帮不上别人。车间里遇到脏一点苦一点的活，他多半顶上。这倒不是他思想有多先进，据我所知，他不过是一个曾经的少先队员，班组里就那么几个鸟人，工作都摆在那里，总得有人去做。
从焙烧窑外的白云矿石料场上，往沥青锅炉台方向看去，经常可以看到“飞跛”和张仪等几位青工，在那里熬制沥青。那也是脏活。他们手执一把打上网眼的大铁锹，在加热的锅里不停地搅拌，并捞出里面的沥青渣。待到沥青油熬好，再将其装进小油桶，挑到车间待用。那沥青锅，直径约2米，一次可熬制大约2吨沥青。“飞跛”对我说，张仪跟他讲过，当年居里夫人从沥青铀矿里提炼放射性元素铀，也是在这样的沥青锅里不停地搅拌。
张仪是荆门掇刀公社招工回来的知青，38中，初中66届的，学过初中物理。他父亲文革后成为船舶工程教授。他是知识分子子弟，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里，还有如此美丽浪漫的联想，令人感叹。
张仪是“飞跛”在制砖车间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他善良、懒散、有正义感。几年以后，他30刚出头，不幸辞世。他的死，一点也不浪漫。
成型工段是早班中班两班交替。我们焙烧工段是三班倒。因此，我和“飞跛”虽同在一个车间，在厂里碰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一次车间停产维修，“飞跛”遇到我，向我讲起了他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6个月的早产儿，出生时，体重还不到5市斤。他是一个弃婴。他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即被生母遗弃在天主教堂门口，希望遇到好心人将他抱走。他的养父养母，一对虔诚的天主教徒，路过此地，被婴儿的哭声吸引，将其抱回，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养大。15年后，文革风起，他的养父养母受到冲击，自顾不暇，任由他在街头巷尾打闹玩耍。但多年的耳濡目染，养父养母的爱心和正直，已根植于其心。他顽劣的举止，掩埋不住他内心深处的善良。
这也是我们始终愿意与他交往的原因。
1978年恢复高考，我去了大学。他被调到汉阳钢丝绳厂，对于制砖工人而言，那是一次很好的调动。我有四、五年没有看到他了。大学毕业后第二年，我乘工作之便，到钢丝绳厂去找过他。两人相见，非常高兴，谈了许多话，我都记不得了。
中午时刻，他拿来两只搪瓷大碗，几乎小脸盆一般大小的搪瓷大碗，带我去了食堂。他给我买的是半斤白米大饭。菜呢？我记得很清楚，很奢侈，两个大菜。一纯荤，一素荤。纯荤的，是粉蒸肉，钵装，标准份量， 0.25元一份。荤素的，是混配，黄焖园子烧大白菜，0.20元一份。两者都是我们钢铁工人的最爱。从食堂卖饭的小窗口看去，厨房师傅对“飞跛”似乎偏心，那菜瓢，大约60度的角度，从铝制的大菜盆挖下去，又深又准。园子的个数和整体的份量，好多好多，搪瓷大碗都快装不下了。
我们靠站在食堂外墙边吃饭，便吃便谈。初冬的阳光，暖暖的，照在食堂外的灰白墙上，照在搪瓷碗上的大块粉蒸肉上，照在大白菜中的黄焖原子上，晶晶闪烁，炫目耀眼。那顿饭，印象里，吃得好滋润。
吃罢午饭，他带我穿过料场，送我到厂门口。偌大的料场，堆满了盘旋的钢丝绳。那是中午，空无一人。正午的阳光从南边天空，投射在碎石子铺满的料场上，光影陆离。他走路，依然微微地摇晃。但振幅比四、五年前略大了一点，频率也慢了许多。他毕竟三十出头了。由于身体的孱弱，比同龄人显得苍老一些。我不好意思问他成家了没有？他那天心情太好，我怕扫了他的兴。
离别那一刻，我回头一看，正午的阳光，在料场上，给他留下短短的影子。我突然想，找一天黄昏，约他到鹦鹉洲去转转吧。那里离他们厂近。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断岸千尺，波涛拍岸。我们可以在江滩上，聊聊走走，走走聊聊。落日斜照，烟波浩渺，让他弱小的身躯，在细细的软软的灰灰的沙滩上，留下长长的身影。
但“飞跛”这长长的光影，我再也无法看到了。
自那次汉阳钢丝绳厂离别以后，没过几年，我婉转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又伤感，又感慨。
伤感的是，一个熟悉的卑微的个体生命，过早地，无声无息地，消逝了，死去了。
感慨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的生。
他太早地来到这个世界，早到了三、四个月。他还没来得及长得壮实。他孱弱的身体，支撑不住这世界沉重的生活。
他又太晚地来到这个世界。晚到了几十年，几百年。不然，以他的血性和义气，江湖中，庙堂上，或许会多上一个大号“飞跛”的英雄。
他匆匆离开人世，却给我留下一连串的疑问。
他是那一年去世的呢？他是患上什么病症死去的呢？与他生前身边时时缭绕的沥青青烟有关吗？
他成过家吗？他是孤零零一人洒脱地离去？还是带着对亲人无尽的眷念，念念不舍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呢？
还有，当年他在荆门五里镇飞车，司机急刹停车时，他是怎样做到没让自己从车辆前行的切线方向飞出去的呢？是他的双脚勾住了车厢前面的车板，还是那一瞬间他双手紧紧抓住了驾驶室上方的铁栏杆呢？
我永远也无法得到真实准确的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