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岁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挑战的态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全盘西化的胜利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共产党当政以前的左派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毛泽东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当今课题之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在美国，目前开始有些人在做这事情，医学院里逐渐有“medicalethics”这门课。我的侄女嫁给一个医生，他现在不行医，改读人类学了。同样的，在台湾有没有人问医药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很少。除医药专业这一行外，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专业，但它们的专业伦理在哪里？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像药学就是重要的商品，因为原料太便宜，卖的价格却又太贵。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药水，这么小瓶，价格25块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药。二十五块美金的价格如何来的？里面有二十四块九毛九被实验室赚走。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利的结合。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对年轻朋友的期许
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我都当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谈话，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国、大陆、台湾看到的种种，使我痛感事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盼望明年有机会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