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不接“借粮”难
1971年我插队到陇西靠近岷县南部二阴山区的菜子公社。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吃的是供应粮，和原来没有插队时一样按月从镇上的粮站买面回来。因为强体力劳动每个月都差几天的粮食不够吃，东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几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紧紧巴巴地凑合了。我们知青点是女生轮流做饭，这个广义的做饭包括挑水、捣盐、砍柴拾柴、腌咸菜之类的一系列家务，出工的人把这一天的工分均给在家做饭的人。
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我手脚麻利的做完了一应活计，擀好了面晾在案板上，等着下工的人回来再切面下面，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我拿起一本书坐在门槛上一边看一边望着山下，等到看见有人扛着锄头往山上走的时候，赶紧回身到厨房里准备切面下面。进了厨房一看就傻了眼了——看书时一个没注意，房东家的猪拱开了厨房的门，鸡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张面给几只鸡糟蹋得不像样子，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把鸡吃剩下的面先藏起来，重新和面擀面。
上工的人进门看见我才做饭，都饿的前心贴后心了发牢骚问，“早干什么了，为什么现在才做饭？”我忙不跌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还把我留着“有病”时冲的红糖拿出来给大家泡水喝，并声称今天的工分还给大家，我不要了，就这样勉强糊弄过去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个月粮食的缺口会更大。
我们的粮食供应到6月底就结束了，这时川里的小麦可以收割了，节俭一点的人家能勉强接上茬。可我们山里小麦才刚泛黄，离开镰还差着天数，等我们扫完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糊糊就断顿了。大家倒也不太慌张，心想生产队再不济，倒腾倒腾口袋也够我们几人渡难关了。
吃完这最后的晚餐，我们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生产队长知道来意后满面愁容地告诉我们，队里实在是一粒粮食也拿不出来了，五保户田大爷已断顿两天，都是由队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我们这个19户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强能接上新粮，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缺粮，队里还曾经有人提议向我们知青借粮呢。
看来，生产队是没指望了，地里的粮食没有个把星期又进不了嘴里，偶尔地揪几穗没熟透的麦穗也不能顶饭吃，我们即不能喝风拉屁，又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只能寄希望于大队了。生产队长给大队开了张条子，递给我们时还不忘补一句，“估计大队所属的几个生产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知青有面子，实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
看到整生产队连一顿都匀不出来，我们这才傻眼慌神得相互埋怨，平时为何不节约，我心虚地不敢吱声，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说，干脆到有同学的知青点上混几天，有人则主张回家等到麦收分粮食再返回，但觉得都不是上策，吵吵了半夜没有定论，最后决定还是先借粮要紧。
第二天，没吃早饭我们就拉着板车拿着口袋赶到大队，大队长与书记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阳老高才见到大队书记，果然不出生产队长所料，还真让他给说着了，大队也没粮，大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生产队长的条子上加盖了一公章，让我们去公社借粮。这时大家已饥肠辘辘毫无精气神，还是书记催我们，“娃娃们快走，到镇上还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们就啥事也办不了了。”
我们只好顶着大太阳匆匆赶路。还好，赶在中午下班以前来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了一批从国际市场上买的饲料玉米作为返销粮补贴那些缺粮的农户。主管救济的公社水书记二话没说就批了我们120斤原粮玉米，指定到粮站提粮。到粮站正赶上人家吃午饭，我们几人又累又饿像晒蔫了的茄子有气无力地坐在粮站的屋檐下等着“公家人午饭午休”。
粮站食堂中午饭是臊子面，出进的职工端着碗阵阵饭香飘过来，馋得我们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一位上年纪老职工端着碗走到我们身边，一边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的吸着机器压的细面条，一边随口“客气”一下，“娃娃们吃了吗？”这种话是不能当真的，看着他碗里绿的葱花、红白相间的肉丁、油泼辣子红橙橙油汪汪的臊子汁，细长的白面面条，我双手紧攥拳头忍住咕咕叫的肚子小声地说“吃了”。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公家人”和我们“庄户人”之间的天壤之别。人家是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顿顿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红（指生产队的年底发钱），我们风吹日晒一年熟一次，按每个工值1角3分钱计再扣除其他费用年终能分到十来块钱就不错了。
是我们“趴废”吗？
终于等到下午两点粮站的“公家人”上班，称给了我们120斤从加拿大进口的9分钱一斤的饲料玉米。我们讨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几粒外国喂马的干玉米扔进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没有力气说话了，几人默默地走了15里山路轮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队上时，太阳已快落山，我们已一整天没吃没喝，心空得前胸贴后心，腿软得戳不起摊来，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动了。但我们明白，如果不抓紧时间赶在点灯前把这原料玉米弄回我们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没吃的。
于是我们几人分头行动，男生去磨坊，女生运粮。要是平时这120斤粮食分倒在两个背篓里背上山是极容易的事，可这会儿腿肚子像棉花一样，连人都挪不动、空背篓都拿不动，更别提背粮了。我们女生只好去队里牲口棚里借驴，因其他牲畜出工还没有回来，只剩下一匹新买来的白马因为口生没人敢用，无奈之下只好请饲养员牵出帮我们运粮。
粮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们既不敢牵新来不断尥蹶子的马，又抬不动粮食，14-15岁的小饲养员折腾的满头是汗也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气得他冲着我们撒气，“你们知青真是一滩‘趴废’（当地损人的土话），吃的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真是癞蛤蟆扶不上树，还怎么活人。也就是你们知青是人，公社书记才给你们批粮食，我们饿死了都没人管。”我们又好气又无奈地还击他，“不是趴废的帮我们把粮运回去”。
后来还是叫来了队里的放羊娃帮忙，我们才七手八脚地把粮运回去。倒出来饲料玉米一看，里面有不少沙粒小石头，还不能直接去磨，还需要晾晒簸干净，看样子当天无论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这样从昨天晚上一碗糊糊一直顶了24小时，仍然没有吃到东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到队上其他人家拿玉米换一顿的吃喝，但看见别人没吱声，心里发软得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好喝凉水嚼马料玉米粒当作晚餐，心想我们连外国的牲口都不如。
有个女生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不由得我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没有哭，只是在想小饲养员的第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历练得相当坚强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心理还是体力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话，“我们饿死了都没有人管”。
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饥馑岁月的我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养活不了自己呢，整个大队没有几户是一年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是啊，我虽然自认为已经坠落到苦难的底层，还是感觉和当地人不同，从来不认为这是我永远的归宿，不论是期盼父亲平反，还是指望招干招工，都有可能跳出农门。而当地农民呢？他们就该生来如此吗？
公家收公粮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在老乡嘴里“忆苦思甜”，说的都是张仲良（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书记，当时甘肃“放卫星”刮“五风”上“引洮工程”导致饿殍盈野，妇女“走陕西”与人同居活命，老百姓对张十分痛恨）的“引洮工程”害死了多少人，我们村里姑娘媳妇有多少人走了“陕西”。这是我们要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吗？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传达的“林彪反党集团材料”里那份《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些话：“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我陷入了困惑。
永远的“水红色”
第一年插队劳动分红，除了分得的麦子、玉米、土豆、胡麻等食物外，现金分红我一共得到了11元7毛钱。在我们生产队里属于中等水平，还有些人家不但分不到钱要向生产队倒交口粮钱呢。这也就意味着我第二年一整年的可支配现金就这样多了，如果真要是没有别的来源的话。掰着指头算算，要买盐、煤油、火柴、碱面、卫生纸、牙膏和蛤喇油，好像怎么节省也不够花。当然我也知道，上述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从家里拿，父母还是会给一些零花钱的，但是毕竟我感觉“自立”以后就不应该向家里伸手了。
这里山区光秃秃的黄土单调之极，草根都让人们铲去填炕了，生态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冬天的劳作和沉闷的生活让人既无奈又压抑，满眼没有一点色彩。春播后不久我们去镇上赶集，发现供销社里到了一些新的花布，红红绿绿十分提色醒目。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知青和姑娘们围着柜台叽叽喳喳地讨论哪个更好看。
我也伸着脖子望了一眼，但是她们看上的平纹花布我都没有入眼，却发现有一卷水红色与白色相间的格子府绸布格外耐看。不由得多嘴问了一下价钱。“0.465”，果然比平纹布的0.395多了7分钱，而且人们都知道府绸是中看不中用，没有平纹、斜纹布耐磨。营业员一边忙着应付顾客一边向我们兜售说，“这几样是业务员硬从商业局抢来的花色，现在城里头早都卖断货了”。
我的花钱计划里原本没有做新衣这一项，现有的旧衣服改改补补也还够穿。但是看到其他队里有知青穿出来的用那些花布做的衣服煞是好看，给灰秃秃的山村增添了一抹亮色不说，惹得小伙子大姑娘羡慕的眼光，不由得动了心思，臭美之心按捺不住了，以致于晚上做梦都在惦记着“水红色”。
等到十天以后再去集上，果真其他花色都已经告罄，我喜欢的水红色格子布还剩下一小卷。我盘算了一下0.465×6尺=2.79，再加上手工费1.2元，一件衬衣差不多要4元钱，也就是说一年劳动分红的1/4多就没有了，虽说家里可以帮我，但是好像做新衣以我现在的收入水平显得有些奢侈，一时之间下不了决心，只好攥紧那被手汗浸透了的11.7元讪讪而归。
再一个逢集日去看的时候，营业员好像记得我的面孔，抖搂着剩下的一点布说，“这是这批布里最洋气的一块，你们学生娃穿再合适不过了，现在也就剩下一件衣服的材料了，这么好的花色以后怕再也碰不到了。6尺2寸，算你6尺的价钱，要不我把9分钱的零头也抹了，凑个整数，你给我2.7元，但是布票不能少的。”就这样架不住营业员的热情怂恿，我稀里糊涂买下了这块布，送到集市上唯一的裁缝铺了量体做了一件衬衣。
回村的路上还是有些后悔，算一算差不多可以买五斤盐五斤煤油的钱了。等到第三个赶集日我拿到了新衣服，试穿了一下，除了有点过于显腰身以外，别处都很合适，果真“人凭衣服马凭鞍”。晚上穿给村子里大姑娘小媳妇们看，大家一致夸好看、提色，说衬得我的脸色也格外好。在大家的猛夸之下，我原来的那点小愧疚也随之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新衣服嘚瑟的穿了几回，每一次都能赢得一片好评，以至于人们从老远处看到水红色都能认出我来。村里的老人摸着细腻的布料砸吧嘴说，“好看是好看，就是显得太单薄怕不经穿”。端午生产队放假一天，我们一行好几个女孩子去赶集，也不知是谁提议，要去照五角钱的一寸小照。
我的这件水红色衬衣成为大家的摩登时装，几个人来回换着穿，结果村里一个胖姑娘猛一使劲，在背部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吓得她照相的时候都不敢笑了。我也只好安慰她说，没关系，在里面衬一块布补补还能穿。话虽这么说，还是挺心痛的，毕竟花费了一年1/4的分红还没有穿多久呢。后来虽然穿过各种各样的衣服，但那件水红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