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从去年金秋开始，为了明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缅怀俯仰。偶尔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先生之于我，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
今天情形略微有异，也许因为今天是“五四”，恰值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它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所以，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壮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想想也是，蔡元培诞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按农历，属兔，到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二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潦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之前内阁大员的身份，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謇、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三
蔡元培是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进入北大的。不要小看了这八个字的分量，它上承着诸子百家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外映着欧洲大陆飙发电举的文艺复兴，下启了四十年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后一点是我的姑妄之论。我总觉得，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上述口号，多少有蔡元培振兴北大的影子；考虑到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十月到一九一九年三月，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当日龙腾虎踔、万马奔驰的景观有过直接的感受，这猜测至少也有一点历史的依据吧。言归正传，前面说到，北大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营垒。蔡元培如今要来拨乱反正，“思想自由”也好，“兼容并包”也罢，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新学的领军人物，给北大一阵狂飙，给文化一道闪电，给社会一个震撼。环顾天下，谁能当此大任呢？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小蔡元培整整十二岁，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是蔡元培的晚辈，若以功名计算，他在科举的台阶上只走到秀才这一级，比蔡元培要低得多，但在民主革命的资历上，却堪与蔡元培媲美。陈独秀在二十刚出头的浪当年纪，就以《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为阵地，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三十出头，便出任民国政府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擂鼓助威。二十世纪早期，陈独秀的大名是带有电闪雷鸣的，那个时期青年人对他的崇拜，远远胜过近来的追逐港台歌星，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骚动，更是一种灵魂的苏醒，人性的张扬，生命的呐喊。
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地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把他从草莽状态推到时代舞台的前沿。历史再一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一个人或一个刊物的生命被激活，是如何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独秀一入最高学府，注定了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也即将循踪而至——他就是胡适。
胡适这时候正在美国留学。他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小陈独秀十二岁，蔡元培二十四岁，巧得很，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该是未来北大“兔子党”的第三梯队了（除蔡元培、陈独秀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等名教授也都属兔）。这也是一只不安分的小兔。他属于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美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农科、文科，主修哲学，兼修英国文学、经济还有政治理论等等，研究来研究去，此君突然越出专业，对故国的“白话文”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长前进的力，要创造出新文学，必须采用新鲜活泼的白话语言。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请注意，胡适在这儿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异域，在华人留学生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引来的几乎都是讥讽。胡适被激怒了，自尊与自傲迫使他奋起反击。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自励，并在词的下半阕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说是“文学革命何疑！”，气壮得很，然而，毕竟是书生间的斗狠，沙龙里的清谈，真地拿到社会上去检验，效果怎样，心里还没有底。这年十一月，胡适把他的主张加以小心翼翼地改制，归纳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其要点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个调门，比起他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宣言，要低了几个八度。文章写成后，胡适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了《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呢，他壮着胆子，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新青年》。胡适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试探性的“刍议”，正搔着老牌革命家陈独秀的痒处。他一眼就看出了它“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的革命实质，很快就予以发表。陈独秀的老谋深算，还在于他不容许胡适有丝毫犹豫或退缩，更不容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随即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为之推波助澜。他称赞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说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并放言，天下凡有像胡适这般勇于向封建文学宣战的，“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机遇，是百尺楼头的欢呼，胡适一觉醒来，已经是名播九州的新进思想领袖。还得继续感谢陈独秀，此公不仅巨眼识人，更兼有举贤让贤的雅量，他大度地把胡适推荐给蔡元培，欲以代替自己的文科学长地位。蔡元培呢，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老资格的陈独秀，但他对胡适也颇为欣赏，是年九月，他聘任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留美学子为北大文科教授。
北大何幸，沙滩红楼何幸，胡适身后，又迎来了李大钊（守常）。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大胡适两岁。早年留学日本，锐志揽辔澄清，与同在那里留学的陈独秀夙有交往，意气颇为相投。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国，因主编《晨钟报》而声名鹊起。稍后又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深得章氏的激赏。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这都是一条道上的志士，彼此相知有素，相得益彰。蔡元培主事北大不久，就聘请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在这个任上没有待多少天便辞职，转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章氏日后回忆说，“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如此这般，李大钊就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北大上任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以北大图书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渴骥奔泉般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北大这个舞台是弥足珍贵的。那是“黑暗中之灯塔”（李大钊语）。或者说，那里面已经积聚并仍在积聚更多的热力，只待一声引爆便燃起烛天的火光。如果李大钊没有进北大，很可能仍在革命活动的外围徘徊，而一入沙滩红楼，情形就不同了。还是那位章士钊先生，他的观察十分到位：“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那学府，还是书声琅琅的学府，那气韵，却已是雷霆万钧的气韵。
仿佛历史感到以上三员战将还不足以构成方阵，于是派遣鲁迅出场。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鲁迅免不了要来帮忙。比如，一九一七年八月，鲁迅就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这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但鲁迅那时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开笔写小说。他日常在教育部任职，公余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这时，《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从平静走向燃烧。一九一八年一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五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
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的笔轻轻一点，历史禁不住为之索索颤抖。
一代文化巨人就这样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紧接着，《孔乙己》自他的笔尖下飞出，《药》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风波》、《故乡》等一系列不朽名篇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鲁迅在呐喊，《新青年》在呐喊，北大在呐喊。呐喊的世纪，世纪的呐喊。“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在这里，我想起一段公案。一九三三年，鲁迅回忆这一段生活，曾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从前有人告诉我们说是毛泽东，也有人称之为李大钊，前者当属于特定年代的硬伤，后者多少沾点边，但鲁迅的意中人，无疑是陈独秀。
四
写到这儿，请容许我把笔锋稍稍挪开一点主题，谈谈两位当年虽不是主角，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人物。
其一：关于梁漱溟。梁漱溟当初只有二十四岁，中学毕业，在司法部担任秘书。蔡元培主掌北大不久，读了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疑决元论》，是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便请他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呢？”梁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梁漱溟还有什么好推脱的呢？他又岂能不为蔡元培的胸襟气度所折服？聘请的全过程，如今听起来，就像是一则童话；而且是一则遥远的无法复制的童话。
其二：关于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四人由湖南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过了一阵，毛泽东决定暂时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并且想在北大找点事干。据肖瑜回忆，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并提出，哪怕是当清洁工也行。蔡元培阅信时，一定是有过短暂的沉思。他本人就曾留欧多年，并且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层发起者之一，自然能体谅这样一个中途不能成行的热血学子的处境。于是，他裁纸拔笔，给李大钊写了一张便条，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位。”毛泽东就这样进了北大图书馆。当年的详情，现在是难以查考的了。但可以肯定，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批世纪级人物的风采，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勃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强化了他“到中流击水”的意志。
五
现在再把笔拢回来。除《新青年》编辑同仁外，蔡元培的麾下还聚集了顾孟余、朱希祖、沈士远、沈兼士、刘文典、马裕藻、陈大齐、马寅初、徐宝璜、周作人、周鲠生、陈启修、吴虞、陶孟和、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一大批新锐人物。在我国最先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得以继续留任理科学长，与文科的陈独秀呼应，奠定了北大在文理两方面的高屋建瓴之势。南金东箭，济济一堂；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就这样军容浩壮地拉开了序幕。
如果认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局限于新派人物，那就错了。蔡元培对一些确有学问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崔适、陈汉章、马叙伦等等，也都诚意延揽，给他们提供发抒的讲台。这一点常常为人诟病，认为不可理喻。其实，这正是蔡元培的无与伦比之处。即以辜鸿铭而言，他诚然有着复辟倒退的一面，但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举世鲜有人及，所以蔡元培请他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也是用其所长。站远了看，辜鸿铭的人格精神也自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于深谙西方文化背景并洞察西方文明弊端的辜鸿铭，他的卓荦之处就在于：当西方对中国大肆进行文明歧视和文化侵略时，他敢于说：“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把“全盘西化”的口号叫得沸反盈天时，他敢于说：“不！”当国人普遍忽略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而无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时，他敢于说：“不！”辜鸿铭的这一个侧面当时并不为世人理解，蔡元培能对他高看一眼，确属难能可贵。再以刘师培而言，他是“筹安会”发起人，帮助过袁世凯鼓吹帝制，大反动也。但他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连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家章太炎对他也十分推重，让他讲授擅长的经学，又有什么妨碍？何况穷愁病困中的刘师培这时正急需支持，北大倘不能向他伸出援手，也有失于煌煌上庠的格局、气派。
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有其理论渊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曾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老话，阐述他的治校方针，指出：“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相隔八十年，如今回过头来看，就更见出蔡元培涵融万汇的泱泱大度。大度也是一种高度，一种浅学者浅薄者绝难企及的人生大境界。蔡元培鄙弃罢黜百家、独崇一己的文化专制，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当然自有倾向，但含而不露，相信自己稳操胜券，故从容不迫。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上帝的作派！——假设冥冥中真有上帝，我说，上帝一定总在谦恭地笑。
人们很快看到，蔡元培是如何把一个旧营垒下的北京大学，转变为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水到渠成地输送上大批思想、人力资源。你也许抗辩：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完全出于蔡元培的本意！——是的，蔡元培本人受他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完全预见到未来的走向，但这又怎样？在某种意义上，岂不是恰恰印证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无限量威力。
1997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