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天，本刊委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0-2001年度访问学者莽萍教授访问傅高义教授，可是由于傅高义教授频频外出旅行，访谈就拖到初夏，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1年6月1日），一次在傅高义教授住宅（6月9日）。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我们感谢莽萍教授整理出这份采访稿并提供采访时拍摄的傅高义教授近照。
莽：傅高义教授，您在9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一些文章和出版的书，比如《与中国共处：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都谈到，展望二十一世纪，大概没有甚么变化对世界的冲击可以和中国的崛起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相应的国力增强使得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或者冲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傅：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实际的经济冲击，而是一些国家（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担心中国日后要是成为强国，会是甚么样的国家？军队的力量有多大？会不会威胁别的国家？要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下去，其力量会非常强大，所以有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就有顾虑。依我看，不必过于忧虑。当然，你看二十世纪的历史，看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做过些甚么事，就会发现，主要是日本和德国都曾侵略别的国家。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远大的发展潜能，所以别的国家担心中国会像她们那样发展。我个人认为中国不会走日本和德国攻击别国的路，但是可以理解为甚么有的国家会担心中国的发展。
一 日本的焦虑及其策略调整
莽：哪些国家会有害怕或者担心的心理？
傅：东南亚的小国家会怕，有些大的国家也担心，主要是日本和美国。韩国现在的领导人的政策很不错。他们可以跟日本修好，可以跟美国修好，也可以跟中国修好。现在，韩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去中国学习，也有许多韩国游客和商人到中国去，彼此接触很密切。中国正在变成强国，而韩国是中国周边的小国。从他们的角度看，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或者日本的力量比较强，比较容易办。要是只有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他们就会怕；要是有两个大的国家，就容易有制约力。我想这是韩国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日本也担心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你看中国的华侨，全亚洲的华侨，他们的联络网是一个「车轮」。虽然日本的经济力量比中国大，在技术方面和制造方面，尤其是高科技方面，日本还是亚洲第一；但是，他们也担心中国的影响。在民族心理上，中国人比较自信。很多日本人有他们自己所说的「岛民心态」，因为他们是住在一个小岛上。相比之下，中国人是住在一个大陆上，地理广大，人口为全世界之冠。此外，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跟多民族接触，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有看法。怪不得日本人担心，要是中国军队的力量增强，中国会怎么做。
莽：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近百年来总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一段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人老是觉得受强国欺负，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想。虽然是住在大陆上，中国人也不是那么自信，比较敏感。好的一面是有自强自立的活力，另一面是斗争心理很强，主要是怕再受欺负。所以中国也有一个作为正常国家与外国交往的问题。
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近百年来受西方列强压迫，心态上一直很敏感。不过，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一个大陆上的大国。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有一天会超过日本。现在日本在军事技术方面是超过中国的，但是，日本军队人数很少（中国军队有300万人，日本自卫队还不到30万），没有攻击性武器、没有核武器。中国要是不断增加军备，有一天武器也会超过日本，那就一定会令人不安。特别是在台湾、在南部沿海，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那就更令人忧虑。
在经济上，从日本的角度看，虽然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劳动力很便宜，但是中国的自然科学水平非常高，有些方面可能会在10年或者20年后超过日本。现在中国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便宜的。但是，10年或者20年后，中国有些高科技产品可能会超过日本。
莽：最近，日本朝野有修改宪法把自卫队改为军队的动议，已在东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这个提议的背景和目标是甚么？对亚洲安全会有甚么影响？
傅：我觉得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不要那么担心。现在的日本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主要是源于战争中的经验，跟日本人最密切的关系是在战争中得到的。中国人不太了解战后的日本人，也不了解日本在战后的改变。二战后，日本人对自己军队的看法有相当大的改变。他们现在的考虑是要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这本来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但是日本人不容易参加。海湾战争期间，日本仅出钱而不派人，所以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要求日本派人参加维持和平部队。因此，日本需要修宪（或至少修改对宪法的解释），以便派人参加国际维持和平事务。
莽：您是说日本现在要求修改宪法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压力有关？
傅：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这一点上是的。我们派遣人员可能会流血，而他们现在不派人，只出钱，这还不够。
莽：在日本国内，要求修改宪法的主要动力（理由）是甚么？
傅：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参加和平部队。但是他们要考虑，万一有问题，美国人会不会支持他们？不一定会。他们觉得别的国家都有军队，他们自己没有。他们的军队规模太小了，人数不到25万人。即使增加了也不会超过30万，那不能算是有军队的国家，他们有的是很高的技术。
莽：一些国家担心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日本的技术能力太强了，很可能在极短时间里就制造出非常厉害的武器。而修改宪法变自卫队为军队就为这种可能性提供合法依据。
傅：我觉得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样他们达不到甚么目的。日本人很想维护和平。现在日本的经济地位很高，可以和许多国家接触。日本人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最好的，发生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想继续跟别的国家和睦相处，所以不用发展核武器。日本人在二次大战后发现，立国最好的方式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建军。这就是他们在二战里学到的教训。他们也在看也在想，二战后他们的成就是在甚么地方？为甚么他们能享受那么高的生活水平？为甚么他们的福利能那么好？就是因为搞好了经济。20-40年代日本大肆发展军队，结果怎么样？失败了。还有一层，世界有了很大改变。十九世纪是帝国主义时代，要是国内没有足够资源，在国际上也不容易买到资源，只好占领有资源的土地。现在就不同了，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在今天这种国际合作充分、信息发达的时代，战争已经不是解决争端和获得资源的手段。
莽：那么，为甚么日本政府频频修改历史教科书，改写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傅：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分歧。有的学者跟我们一样，觉得日本侵略别的国家是不对的，应该承认历史错误。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做错了，但是有一小部分人是反对的，如极右势力。大多数日本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或者叔叔参加了战争，也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不是坏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是军队要他们去的。为甚么最近新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要去靖国神社参拜？他说得很清楚，不是我认为战争是好事，而是因为我的亲戚和我的国家的很多老百姓为国家牺牲了，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莽：一些东亚国家认为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自我反省。你可以尊重自己的父亲祖父，但是在写历史的时候，就有个历史事实问题。日本政府却一再地掩盖，这是导致一些国家对日本不满的重要原因。
傅：他们也为自己那段历史感到羞愧。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曾经犯错，那是事实，他们有的首相也道歉了，但是为甚么中国和韩国一再地要求他们道歉？英国在殖民地时期也做了不少坏事，荷兰在印尼也做了很多坏事，现在都没有人提起了。日本做了坏事已经快60年了，为甚么还老是要一再地道歉？他们会想，为甚么别的国家不要，偏偏要针对我呢？
莽：可能因为事情是不同的。前面您提到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历史上，这些例子都没有那么顺利，都是经过战争，甚至大战，新崛起的国家才要么获得承认，要么被制服。在今天国际充分交流的环境下，一种甚么样的格局或者架构更有利于新崛起国家的发展？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傅：现在中国正在崛起，所以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态度都很重要。本来对日本和德国来说，1921年的时候，国际社会对日本拥有舰船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但是日本后来超过了这个限制，国际社会没有加以控制。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国际社会也没有及时制止。美国从二战的历史中学到的经验就是，要是一个国家对别国发动侵略，就应该马上制止。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我们的基本态度认为中国应该有机会发展。中国人应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不应该限制。中国应该加入到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里来。中国也应该更多地参加国际组织，应该有更多的合作。我对中国的发展比较乐观。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发展，而不是用武力扩张的方式。
二 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
莽：在全球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国际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也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正努力适应外部世界，而其它国家看起来也在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变化。但是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
傅：因为有些美国人注意到，要是中国经济以目前的增长率持续发展下去，将会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军费开支增加很快，每年增长17%或者18%，中国也不是民主国家，缺乏公开性，这些自然使中国位于令人担心的国家之列。尤其是天安门事件以后，电视上经常播放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这让美国老百姓对中国政府留下不良的印象。美国制订防御计划的人也很容易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由于中国人不是生活在民主国家里，可能很难理解美国舆论的影响。美国媒体影响力之大，往往能左右国家政策的制订和领导人对事务的判断。并不是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发展经济，而是怕中国军事发展太快会威胁其它国家。中国现在还不是超级大国。以目前的汇率来衡量，中国落后日本几十年，更不用说美国了。但是，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则属于世界上几个最强的经济之一。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之快超过了其它任何国家。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符合世界利益的，这个发展势头看样子还要持续下去，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高，也有了可以广泛应用于从沿海到内地的技术和管理技巧。还有，中国那几乎用之不竭的、积极肯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旦与新资本和新技术结合起来，生产率势必高速发展。美国现在是在世界上居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它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来适应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
莽：美国政府近期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似乎比以前更缺乏长远的和比较一致的策略。今年4月，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相撞，紧接着，布什又发表讲话，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将会介入，这个讲话被认为改变了3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傅：我最怕的是两方面都着急。美国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相撞以后，一些美国人着急，中国人也着急。你知道，每隔四年，美国就要举行大选，选举新的总统和政府。我们新上任的领导人往往不够了解情况，所以要是他们太紧张，也会做过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年初以来直到6月份，美国有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是，现在我想美国会有些改变。美国的主流是喜欢和平的，我们的新政权已经作出了调整，对北朝鲜已经改变了，对中国也会采取一些更温和的做法。中美军机相撞时，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比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 Rumsfeld）说了很不好听的话，火气很大。过后，他又说要取消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话，我对之很不以为然。但是，白宫第二天就出来纠正了，说军事交流还会继续。你看一个那么大的政府，每个部门每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一样。特别是新政权，政府内部对很多问题还欠缺共识，所以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做法。本来，按照拉姆斯菲尔德的讲法，中美关系应该退了一步，但是白宫在第二天就马上更正了。所以，我一直对中国朋友说，我们的主流还是愿意和中国友好。但是，很多人对之有怀疑，因为布什政府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只是，新政府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想只是开始的时候会这样，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的。
莽：为甚么美国新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做法开始比较极端，然后才慢慢地改变？
傅：那主要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印象不佳。美国政府领导人都了解情况，知道应该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普通老百姓不了解。而选举是要争取老百姓的支持，特别是在野党是要反对原来的政府，攻击他们的政策，所以也批评中国，不只是骂中国，也骂全世界。但是，到了他们自己组成政府，开始实际工作，慢慢就了解应该怎么做，因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一定要和中国搞好关系才能解决。我们在中国的大公司和商人的影响力也慢慢增加，商人们也去说服总统。所以我告诉中国朋友，美国每四年有一个新政府，不要过份担心新政府的政策，不要太介意他们讲的话。因为几个月以后，我们的主流──知识分子、商人、很多人还是认为应该与中国搞好关系。所以你看，30多年来，我们的主流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新政府的头几个月而已。
莽：布什政府今年4月决定向台湾出售40亿美元武器，是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售，从而使得大陆与台湾的军力对比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加强两岸对峙，并朝着军事抗衡而不是和平对话、谈判的方向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傅：这次出售的主要是防卫武器。由于中国对美国出售神盾级驱逐舰给台湾很不高兴，所以现在美国不会卖了，但是会卖防卫导弹给台湾。中国最担心的就是台湾得到神盾级驱逐舰。当然不能说美国几年以后也不会卖给台湾。我想，为了寻求一种比较安定的环境，两方面都应该安心。美国人想让台湾人放心，不用每天害怕会受到武力攻击。现在美国政府认为，要是我们说得很清楚，美国会在台湾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帮助台湾，中国就不会产生误会。要是美国不说清楚，反而可能产生误会。你看朝鲜战争为甚么会爆发？因为那时候我们说得不够清楚，北朝鲜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参战，会不会帮助南韩。所以现在的看法是，应该把事情说清楚。布什政府认为，为了避免危险情况，应该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这样中国大陆就不会采用武力进攻。两方面都很清楚形势，都会安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和平对话，来来往往，也可以做朋友，可以有很多交流。但是，前提是要安全，要一开始就做好。
三 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
莽：您前面谈到美国舆论的巨大影响。您在《与中国共处》一书中也谈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在政策真空中获得了较高的声望，其感染力和塑造力很强，能够影响和塑造公共意见，甚至能够左右国家的政策。那么，美国媒体传达的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有多大的距离？这种情形到今天有没有改变？
傅：每个国家的媒体对别国的理解都不完全，中国媒体所反映的美国形象也有不足。我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比几年前好一点了。因为「六四」以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主要是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对待异见者很不好，控制太厉害；另外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所以美国人透过媒体得出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不好的国家，经济发展又快，军力扩张更快，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20年后会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一些美国人很担心。最近几年，驻北京的美国记者比较了解中国，情况就好多了。
有一点我想说，中国太怕我们的记者。记者只是想了解情况，不是想反对中国政府。记者是要写文章的，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具体地报导，要实地去看，你越是不让去看、越是不让写，记者对中国也就越反感，那会影响他们的报导。比如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和对西藏的控制很严，这就影响采访。现在美国写社论的人一般不太了解国际情况，而驻外记者则比较了解，所以，如果驻北京的记者对中国印象不好，就会传达给写社论的人。现在驻北京的记者已经好一点，比较了解情况，会讲中文，报导比较客观。
莽：有一种说法认为，在美国媒体上只会出现有关中国的坏消息，而好消息则不会出现。
傅：我觉得中国和美国都可能有这种情形。关于美国的报导，你看《参考消息》选的大多是对中国有偏见的看法，对我们的印象是不准确的。有些所谓的对美国的「理解」，并不是真的理解，有偏见的成分在。虽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比较严，但现在老百姓也可以透过很多其它的方式来了解美国，比如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等。我想中国老百姓会越来越了解美国。很多国家的人都说，我们对美国很有兴趣，很了解美国，但是美国不了解我们。
莽：是的，许多在美国的外国人也注意到这点，美国媒体报导外国的消息比较少，主要关注国内问题。我想至少比中国报导外国消息要少得多。
傅：这多半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最发达，国力很强，科学技术先进，所以其它国家的人就很想知道美国的事情。而美国老百姓对不发达的国家了解不多，不独是中国。这当然不能算平等的兴趣，但这不等于美国看不起别的国家。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所知不多，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比方说中国在「文革」的时候是甚么样，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善。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文化表示尊敬，对中国人也有好感，但要是媒体报导了一些负面问题，往往令人印象深刻。
四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
莽：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有很多共同利益。在很多领域，中国和美国都有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和交往。所以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至为重要，对于世界和平也有莫大益处。
傅：我完全同意。我们都知道，稳定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削减军备方面，对中、美都极有好处；双方在扩大贸易和保持开放的国际市场方面也有重大利益。中国从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中获益，美国也从进入中国市场中得到好处。另外，中国跟美国一样，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组织中有既得利益。中国现在是世界银行的最大借贷国，而且在准备贷款使用报告方面做得很好，还钱很及时，还款记录无可挑剔。中国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也很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加入加强了这些国际组织。1979年以来，中国接受了国际组织的基本框架，也参加了多个国际组织。到1994年，中国一共参加了50个国际政府组织，955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我觉得加入这些国际组织是很有益处的，可以增加国家之间的了解，避免国际冲突。不过，有时候中国在人权和武器销售、技术转让等方面不遵守协议。那会让人很担心。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对外国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一个国际组织要是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是不可能强大的。这既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利益所在。
有些国家批评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人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与捍卫普遍理想。我们不怕花自己的钱与资源来达成这个目标。
莽：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变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您认为中国内部存在哪些不利因素阻碍自身发展？
傅：中国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非常有意义。首先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还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你看中国的沿海地区发展很快，技术也很先进，就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现在电子技术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还有，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有些部门官员的腐败问题太过严重，常常令他们无所适从。外国商人希望扩大市场，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受那些反复无常的官员影响。另外，改革以来，已经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国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可以慢慢扩大民主和自由。
莽：民族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造就了以反帝和救亡为特色的民族主义。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仍然充满这种情绪。您怎么评价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
傅：民族主义太过高涨就会影响社会和平发展和对外交流。爱国主义是好的，但政府要是鼓动排外的民族主义发展而不加以控制，就会引致严重的后果。这次中美军机相撞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访问，我觉得在这次事件中，师生的表现都很平和，没有太激烈的情绪。虽然也有反美言论，但是和上次美国误炸中国大使馆的时候不一样，这是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有关的。极端民族主义容易造成狭隘的偏见，这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只是，你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民族主义，像义和团，不光杀洋人，也杀戴眼镜的中国人，常常发展到最后连政府都无法收拾。
莽：中国大陆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中国成功加入，对中国会带来甚么样的影响？
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与美国都有利。自由市场一般来说是好的，但对某些行业会带来困难。为了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经济结构还要改。我认为应该给中国某种经过修改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否则中国就不可能合乎实际地加入这个组织。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现实的时间表，以便中国遵守诸如取消非关税壁垒、降低关税和最终开放粮食贸易等方面的国际标准。虽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已经从中得益，加入以后得到的好处会更多。只是，中国真加入后，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可能会有相当多的法律纠纷，因为很多中国人是不了解国际贸易行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和制度的。中国需要大量的法律从业员、专业律师和经济专家，才能应付未来大量的经济交往和贸易事务。
莽：台湾也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可能和大陆同时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这对两岸关系会有甚么影响？
傅：中国人很聪明。他们已经想出了让台湾同时加入亚洲发展银行的好办法。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一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不是甚么大问题。这会让大陆和台湾有更多的经济贸易来往，更容易合作。我觉得两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和平交往和对话。现在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和李登辉不一样。李登辉要是得到美国的支持就会独立，但是现在的陈水扁不是这样的。他知道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应该注意这种不同，应该有更多的和平谈判。
莽：傅高义教授，去年您出版了新书《日本仍然第一？》（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继续您对日本和东亚的研究，同时也谈到了您自己的学术经历。在书的封底有一段关于作者的话，说美国中西部小镇上的一个犹太少年，上了哈佛大学，日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特别是日本与中国问题专家。我想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傅：在这本书里，我谈了我的学术兴趣是怎样养成的。50年代我在哈佛念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家庭与精神健康的关系。作为一个研究爱尔兰─意大利和老式美国家庭项目的一部分，我对许多家庭中的丈夫进行访谈，再进行比较。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外国，直到有一天，我的老师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教授对我说，你的眼界太窄了，从来没有到过国外，如果你想客观地看美国社会，就应该到国外，到一个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去。另外一位教授、对美国和日本的精神健康问题有出色研究的人类学家考迪尔（William Caudill），鼓励我到日本去做博士后研究。这时我就开始学习日文，了解日本。1958年我到了日本，从此就开始了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回美国后，哈佛大学邀请我回来学习中国情况，促进中国的研究，我怎会说不呢？我研究中国社会是从广东开始的。70年代我写了一本书《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Canton Under Communism）。而从1979年以后，我每年至少去中国一次。这对于我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别有好处。我觉得中国跟日本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莽：您去年4月在哈佛亚洲中心的讲演中谈到，退休后要用自己的方式，由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持续关注当代亚洲问题。您还说您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可以谈谈您的研究计划吗？
傅：邓小平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邓小平时代也是一个转换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都肇始于这个时期，中国的很多现代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我觉得对这个特殊时代做一个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现在收集了许多书和资料，也要找许多人谈话，特别是和邓小平有过接触的人。我想我的研究会持续很长时间。
莽：您认为这个时代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是甚么？您对这个时代印象最深的是甚么？
傅：1973年我第一次去中国，1979年以后每年都去。我看到中国的变化非常大。我初到中国时，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当时提出了要取消人民公社，我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不相信。大寨不是一面红旗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小队都被取消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从生产队转到每家每户，包产到户，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邓小平时代的不同之处。还有一个是，1980年我在广东待了两个多月，经常不能到我想看的地方去，有时候，认识我的人在街上看到我也不敢跟我说话。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甚么都可以看，可以了解。中国的变化非常大，许多美国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从甚么状态下走到今天的，也不知道「文革」时期有多么恐怖。他们许多人还以为中国还在「文革」中呢。邓小平时代变化得太快，这种变化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影响着中国社会，也会影响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我这样一个老人为甚么想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外国人对中国不够了解，也希望利用邓小平时代的变化，提高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附注：傅高义（Ezra F. Vogel）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东亚问题专家。2000年4月退休，但仍然是学术界中活跃的和最受重视的亚洲研究专家、特别是中国学和日本学研究专家。他的著作多达十几种，其中《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在美国和亚洲各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2000年又出版对日本的最新研究《日本仍然第一？》（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重新引起人们对日本研究的兴趣。目前正着手研究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