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震惊世界的十月战争爆发，三十年后同样震惊世界的伊拉克战争爆发。三十年只是一代人成长的时间，但在中东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灾难。发现历史规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认为的，所谓历史规律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家的规律，更何况短短的三十年。但我们思维的本能总是试图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就战争与和平的角度而言，中东已经历了至少两个 “战争—和平高潮—战争”模式的循环，中间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中间期。这两个循环呈现出层递式推进的特点。这些则是被人们长期忽视而尤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本文虽然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两个循环以及一个中间期进行回顾和审视，但借取的则是将来的眼光，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地从历史中走出，走向未来。
三十年间中东所经历的第一个循环是：十月战争—埃以和约—黎巴嫩战争（1973-1982）。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军队向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十月战争爆发。战争持续到2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监督下交战双方实现了停火。与前三次中东战争相比，十月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惨重、影响也更深远。以色列、埃及、叙利亚三国的物资损失都达50亿美元左右。埃及和叙利亚的被占领土并没有收回，但开战初期的军事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阿拉伯人久战不胜的耻辱心理，坚定了埃及等国冲破超级大国束缚和控制的决心。战争过程中，阿拉伯产油国不仅在政治、军事和财政上对埃及、叙利亚等参战国提供援助，而且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显示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给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修正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开始正视阿拉伯人的愿望和要求。(www.yypl.net)
十月战争虽然取得上述效果，却无助于解决任何土地问题。到70年代末，迫切需要结束战争状态进行经济建设的埃及率先踏上了与以色列和解的不归之路。在美国等国家的斡旋下，1977年11月19日—21日，萨达特总统力排众议，毅然前往耶路撒冷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48年以来第一位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他们的世仇并且高举橄榄枝，萨达特总统以非凡的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同以色列总理会晤，打开了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1978年9月，埃以双方签订著名的戴维营协议，1980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年内以色列所占领的全部埃及领土归还埃及。从此，戴维营“和平进程”就成为阿犹两个民族实现和平唯一的现实道路。萨达特总统为此而获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和平进程充满了荆棘坎坷，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遭枪击身亡，政治家为此献出生命的代价预示着和平的道路虽然现实，但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果不其然，1982年6月，中东冲突又起，以色列侵入黎巴嫩报复性惩罚巴勒斯坦游击队并与叙利亚军队交战。(www.yypl.net)
其结果是巴解组织战士12000人被遣散到约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巴解总部被迫迁往突尼斯，以色列在黎南部85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安全区”。以色列也伤亡两万人，耗资50亿美元。1973—1982年，十年和与战，终点又回到起点，然而历史与逻辑都没有结束。
所谓的中间期就是指从1982年到1989年中东进入一个并不稳定但又相对停滞的时期。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随后几年，和平进程可谓举步维艰，阿以冲突双方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效协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由于黎巴嫩战争再次激化中东矛盾，国际社会认识到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紧迫性，为此战后出现了美国的“里根方案”、阿拉伯的“菲斯计划”和苏联的“六点建议”等三种和平计划。以色列由于其一贯的立场和主张对三个方案都予以拒绝。在巴解组织内部，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主流派认为应适应现实需要，更多的通过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寻找出路。菲斯计划被确定为阿拉伯国家采取政治行动的最低纲领。(www.yypl.net)
1986年12月，第41届联大通过决议赞成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中东和会问题被提上历史日程。1987年底，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即因提法达运动。该运动直接粉碎了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妄图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永久占领被占领土的梦想，恢复了巴勒斯坦民族的自信，改变了其国际形象，表明用武力无法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客观上迫使以色列走向谈判桌。1988年7月，由于约旦放弃了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权利，为防止以色列正式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第19次特别会议上宣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它的首都为光荣的耶路撒冷。”这个在地图上尚不存在的国家很快得到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承认，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
这一时期需要人们特别关注的还有海湾地区和中亚局势。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军队奉萨达姆总统命令袭击了伊朗的民用和军事目标，开始了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战争双方动用了飞机、坦克、导弹等现代化武器，战斗从陆地发展到海上、空中，从边境附近推进到轰炸对方的首都和大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88年8月20日，双方正式实现全线停火。当处于前线的士兵从噩梦中惊醒，对天鸣枪庆祝并互赠礼品时，不仅是他们，包括我们相信也对战争有了新的感悟。比两伊战争开始较早、结束又较晚的是长达九年多（1979·12·27——1989·2·15）的阿富汗战争。战争不仅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更重要的是苏联撤军后给阿富汗留下了绵延不断的内战，结果是使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武装迅速崛起并控制了阿富汗政权。对中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www.yypl.net)
第二个循环即最近十几年来的美伊对抗：海湾战争—阿以和平高潮—伊拉克战争（1990-2003）。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延续已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岌岌可危之际，1990年8月2日凌晨，来自海湾地区的枪炮声又一次震惊了全世界。伊拉克突然大举入侵科威特，再次把中东送上战车。但这一次循环对立的双方已经主要不是阿犹两个民族，而是美国和伊拉克两个政权。也就在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共同谴责制裁伊拉克的同时，乔治·布什总统不容分说，几十万美军齐压海湾，并且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1991年1月17日，沙漠中爆响惊雷，仅42天之后，科威特宣告解放，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以伊拉克萨达姆的失败而结束。
战争已经到来，和平还会远吗？人人痛恨战争，因为战争给人类留下了太多的悲痛和仇恨。但战争在客观上也孕育着和平契机，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都是这样。在海湾战争结束不到两年，阿以和谈实现了历史性突破。1991年10月，阿以敌对双方第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1993年9月13日巴以签署《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宣言》。1994年7月，阿拉法特率其官员回到阔别27年的加沙领导自治，当他亲吻着祖国的热土而长跪不起，带给我们的又何只是感动？ 1994年10月，约以关系实现正常化。这真是令人目眩的和平攻势，我们同样向拉宾致敬，这位让人怀念的犹太政治家！拉宾的行动使人想起15年前埃及总统萨达特，正是萨达特的和平举动开创了以谈判解决阿以冲突的和平进程，而现在拉宾总理显然要继续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并且也达到了高峰。
然而正当传闻中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和谈也进入快车道时，1995年11月拉宾总理遇刺，历史终结的地方成为宿命开始的地方。实现中东和平的多米诺骨牌并未按人们希望的那样全部倒下，和平进程急转直下。这一事件再次显露了在中东实现和平不知要经历怎样的惊涛骇浪。在海湾，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长期制裁，以及美伊十多年的对峙和武器核查危机。中东人民就是这样伴随着世界人民的眼光而步入21世纪的。
就在巴以重新走向武装对抗的困难时期，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楼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长期以来趾高气扬的美国人居然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新世纪的初年。新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先是在贫瘠的阿富汗高原，塔利班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受到沉重打击。随之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这个曾经孕育了伟大的古代文明和伟大的中世纪阿拉伯文明的国家——风云突变，沙漠再起风暴，美英等国家的军队无视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之声，悍然发动对主权国家伊拉克的侵略，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战争打响。乔治·沃克·布什在战争局势总体顺利的情况下硬是拖延到了第42天才宣布战争基本结束、美英联军获胜，给父亲留足了面子。
目前，伊拉克原政权的高官正在陆续被美军拘捕，伊拉克战后重建也正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回眸三十年的历史，直面仍在流血的现实，展望并不乐观的未来，留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却很沉重。(www.yypl.net)
第一，关于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就在伊拉克战争进行过程中和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同叙利亚的关系陷入一个持续的紧张状态，与此同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危机也剑拔弩张。一时间，“美国将要打击的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样的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这两个危机都已走向缓和，倒是伊朗的核查被提上议事日程。估计战争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但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及其胜利已经成为美国走向单边主义不归之路的重要契机，只要美国找到合适的理由（例如反恐），并且在其他途径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其巨大。
第二，关于中东未来实现和平的预期性问题。按照上述和平与战争的两个循环的理解，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人们对巴以和平的预期开始增加。而美国和巴以似乎的确存在某种默契，一个以色列和美国都可接受的巴勒斯坦新总理阿巴斯已经产生，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为目标、实现阿以永久和平的所谓“路线图”也已公布，20世纪90年代初的和平契机已经重现，巴以双方如何走下去则是人们拭目以待的事情。2003年6月，为实施“路线图”，小布什进行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中东之行，出席在约旦举行的美以巴三方亚喀巴峰会，试图给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但紧接着巴以双方就发生了重大流血事件。随后，美国务卿鲍威尔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相继出访中东给巴以施加压力。6月30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要派别宣布对以色列3—6个月的停火期，和平机会重现。
或许对于巴以双方来讲都应该扪心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要问和平能为你带来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和平带来什么？(www.yypl.net)
第三，关于国际社会干预的有效性问题。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单边主义对国际法、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正如二战前英、法对德国的绥靖造成一场人类的劫难一样，美英不愿意看到由于法、德、俄对伊拉克的绥靖会制造第二个“9·11事件”。法、德、俄的无奈和失落是不可避免的。联合国的尴尬在于武器核查的“无功而返”，这不仅由于美国单边主义，也源于它自身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国际社会干预的有效性是大打折扣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仅此就忽视国际社会在其他方面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仍然需要联合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可能不需要国际社会，“和”却不能没有国际社会。在这里，我们想提出的一个看法（不敢妄称观点）是，联合国明显不能也不可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起主导作用，这是明摆的事实，理由就在于美国太强大，它不允许联合国占主导。但我们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偏要坚持联合国应占主导地位，对我们认识问题本质并无益处。因为只有承认美国的强大，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解释空间去讨论和认识问题，理论不经掌握群众，又如何说服群众？
第四，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大国关系的走向问题。战前，在是否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欧美大国截然分成两个阵营，以美、英为首的主战派是未来战争的主力并且得到波兰、西班牙、日本、韩国等若干国家的支持；以法、德、俄为首的坚决反战派则引领国际反战舆论，在关于联合国授权美英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甚至不惜以联合国的分裂为代价。如上文所言，美国打击伊拉克是既定方针，特别是发生9·11事件以来更是如此。稍微绝对一点的说，对于法、德、俄想要阻止美英发动对伊战争，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可能是他们直接参战，并且站在伊拉克一方。如果法、德、俄做不到这一点，当战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以美英获胜而结束，那么承认战后现实才是法、德、俄最为现实的做法，诚如我们所早已了解的，在国际关系史上，欧洲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真正的理想主义外交。这也正是我们在战后几个月来看到的现象，在一系列的欧美领导人峰会活动中，欧美大国关系并不是像战前想象的那样差，而是处在迅速的修复之中。(www.yypl.net)
第五，阿拉伯世界能否真的团结一致的问题。自从十月战争后，阿拉伯世界那种掀起石油武器、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反对外来势力的决心和行动已风光不再，俨然成为昨日黄花。“齐步走”早已成为历史旧梦，当然它本身并不符合阿拉伯世界的根本利益。但无论在对待埃以和谈、伊拉克侵略占领科威特以及海湾战争的问题上还是从地区峰会上领导人公开的争吵到对战争的谴责说的多做的少，阿拉伯世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分裂的印象。“阿拉伯世界未能阻止战争是阿拉伯民族的悲剧”因而成为政治家无奈的感叹。
中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尔顿（1332—1406）所总结的社会“团体精神”在当今却成为阿拉伯民族的致命弱点，其中复杂微妙的原因是值得进一步探究和问询的。
最后，关于“文明的冲突”命题实质的理解性问题。具有粉刺意味的是，当正好在十年前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时候，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片反驳和批评； 十年后，当我们面对“９·１１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时，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该命题的现实性，甚至合理性。本来，亨廷顿由“文明的冲突”而至“文明的对话”本无可指责。历史上，文明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希腊化、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征服、奥斯曼的扩张、近代的殖民主义等等），那么在一个日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文明确实是使自己成为自己而不成为别人的最重要标志，西方如此，伊斯兰如此，东方如中国亦如此，所以，我们在指摘亨氏命题（也是某种“冲突”）的时候，不妨也接受其强调对话的意义（也是一种“对话”），这对世界和平肯定会有好处的。幸运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概念“文化自觉”已经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它能进一步降入民间则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华文明的弘扬产生空前的影响力。(www.yyp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