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权衡当今各大经贸区域比重升降的时候，要明白东盟是中国多年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是在老牌工业经济体动荡不景气的年间，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的新兴市场。印尼作为东盟的第一大国，最近被《经济学人》评为亚洲三大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视其为全球及东南亚最具投资展望前景的前五名；日本的国际协作银行（JBIC）的报告则把印尼列为最受日本厂商欢迎的经商地点（陈昌博：《印尼经商容易度跃升》，台北：《工商时报》2017年8月17日）。

国际分析圈关注的焦点

所有这些有关印尼增长潜力的展望，均是以该国不会被宗教极端主义和国内及跨国恐怖主义搞乱为必要的大前提。总统佐科在今年8月17日印尼独立日前夕对国会的致词里强调：全国要团结起来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同时才能够处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问题。就在独立日前两天，印尼警方刚破获了试图在8月底对总统府发动炸弹攻击的恐怖分子小组。加上前不久，台湾和香港警方发现有十几名印尼公民，她们及个别人的丈夫在港台当家政工人期间，从互联网联系上“IS伊斯兰国”招聘印尼人的渠道，受到极端主义的蛊惑，愿意效忠恐怖组织接受任务。港台警方没有发现这些人要在本地作案，便遣返回印尼。从台湾驱逐回去的几个人果然参与了雅加达的恐怖袭击阴谋（Yahoo即时新闻：“印尼警方透露女炸弹客在台透过社交媒体接触IS”，2017年8月29日）。笔者不断收到澳大利亚牵头所作的国际智库网对东南亚政治经济风险的追踪研究，他们绝不敢把目光从这个焦点移开。

来自20世纪初中国的启迪

本专栏上一篇评论里重点论及，印尼在所有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里，长期被国际政策分析圈看作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是温和宽容的社会，有赖于该国的“建国五原理”。苏加诺几次坦诚相告同时代人，他的核心政治价值观的主要启迪之一，来自于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30年苏加诺因为从事民族独立自由运动被荷兰殖民主义政权逮捕，在公审他的时候，他的自辩书里一再向法官引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言论，为自己的正义事业辩护（Bung Karno, Indonesia Menggugat， Djakarta, 1951, pp. 111-117）。

在1945年3月初苏加诺的那次建国理想的著名演讲中，三次提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他有一次动情地说：“到我17岁时，思想发生了变化，那是1918年。我感谢真主，指示另一个人示我以正确的道路，他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得到“世界大同”的教导。自这时候起，我蕴藏着民族主义的观念，它是受三民主义的影响。而且，后来全中华民族尊孙逸仙博士为导师。要相信，就是我苏加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也怀着极大的尊敬心，感谢孙逸仙博士”（马树礼：《印尼独立运动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6年再版，第93-94页）。

印尼建国一代的领袖深受20世纪初中国大潮流的启发，根子在于两国分享了诸多内部外部的综合挑战，所以孙中山学说里的几大要素很容易引起印尼建国领袖们的共鸣。这里还应该提及他们当初未必知晓的深一层的缘份，比这更早一步的是1914年，就有荷兰社会民主党即以后改名为荷兰共产党的要员Hendrik（Hendrius）Sneevliet来到印尼，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他因为具有在殖民地印尼从事革命的实际经验，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被第三国际派到半殖民地的中国作首任代表，化名“Maring（马林）”。马林和孙中山等人密切联手，推动了中国的反帝反殖运动的进行和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苏加诺只知道1918年所得到的启发，但不太明白这之前两国的反殖民主义革命运动早有关联。

郑和下西洋带去的遗产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经由中国输往印尼群岛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仅有近代推动民族独立自由的孙中山学说，而且连印尼绝大多数居民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包含着来自华夏的要素。笔者前几年在印尼做研究时，在清真寺旁用英语向华人穆斯林长者（他们不会讲普通话）请教，得知南洋群岛原住民从多神教和自然崇拜改信一神论的伊斯兰教，众所周知的一个途径是穆斯林从阿拉伯半岛飘洋过海东来传播的，另一个途径则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由于郑和本人成长于以非穆斯林为主的汉人社会环境里（郑和故乡云南晋宁是笔者多年前蹲点的调研基地），他的信仰和传教体现了一种节制温和的风格，关键是对非穆斯林民众的容忍和睦，这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古旧教派（即原教旨派的渊源）有明显的区别。

笔者请教的马来西亚的马华混血家庭人士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这个观点：中东的许多穆斯林往往不把南洋的穆斯林看作是正宗地道的同教信奉者，说他们没能在一切方面严守古老的教规。而这恰恰是南洋诸国大多数穆斯林社区不太极端化的巨大优点。有如笔者在本专栏早先的一篇评论《他们仇恨的是现代化！》里所解释的，宗教生活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否则，若是严格按照千百年前的原教旨，对不信伊斯兰教义的“异教徒”要作最严厉的处罚，轻者施加重税，然后是刀剑威逼他们改变信仰，然后是肉体残害，直至最后砍头示众。这么一路下来“严格遵行古旧教规”，那还有什么余地实行求同存异的现代世俗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管理呢（James Traub, “The Demonic Wellspring”, Wall Street Journal, 20-22 March 2015, p. 8）？

所以，当听到六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不仅带去了多种宝贵产品和技术，还带去了相对温和宽容的宗教风格时，笔者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骄傲！至今“海上丝绸之路”尚未成功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系列项目，不是内容不够，而是推动的操作法不够与时俱进。若是加进“文化开放、宗教宽容、多族共存”的诸多合情合理元素，很少有当代知名人士和国际组织不给予大力支持的。郑和是当之无愧的中世纪“多元文化大使”的首要人物，他留下的文化遗产越是放在当今反极端主义、反原教旨主义的背景上解读，越是全人类共同珍惜的超越性价值。

“轴心”的巨大需求

印尼所处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得任何一波国际化大浪潮，不论是经贸性质的（如历史性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政治性质的（如反帝反殖革命），是世俗性质的（如亚欧多民族的海途移民）还是宗教性质的（如伊斯兰教进入东南亚），都对这个“万岛之国”十分看重。深谙其中的奥秘的印尼总统佐科于2014年11月在缅甸召开的第九届“东亚论坛”East Asia Summit (EAS)上，大力推销他当选后立马提出的该国发展长远战略，要推动印尼成为Global Maritime Axis（可译为“全球航海/ 海运轴心”），在亚太主导全球增长势头的新世纪中，争取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巨大机会（Natalie Sambhi, “Jokowi’s ‘Global Maritime Axis’: Smooth Sailing or Rocky Seas Ahead?” Canberra: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11, No. 2, 2015, pp.39-55）。

这个“轴心”构想自然而然地就和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挂上了钩（佐科2016年9月来杭州参加G20峰会期间，那么在意和中国商界讨论脱贫项目，以建立合作框架的细节，是深思熟虑之举）。作为轴心，印尼的各类交通设施亟待更新换代。中国已经参与了该国的铁路发展项目，而这个万岛之国的造船需求更是中国的巨大商机。印尼本土的船厂不少，但只能建造中小型船只，还无法制造大吨位的船只。这对于一个连接两大洋和两大洲的人口大国来说，是严重的瓶颈。中国目前已经跻身世界造船业的前列，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三大主流船型技术在国际上有几分竞争优势，建造大型客滚船、大型挖泥船和大型液化天然气船的产能可观。若是能把印尼的船舶缺口竞争到手更大的份额，两国均可受益。日本虽然近年来努力加强和印尼的海事合作，但主要是在海警、海军和港口建设方面，而不是在制造民用船舶上（Michael Hart,“日本在东南亚的海上外交使命”，《外交家》，2017年8月28日）。和中国竞争的，应该主要是韩国的造船界。

中国以东南亚为前进基地，是明智之举，而印尼则是东南亚最关键的棋盘。把这个航海轴心的项目做好、做多，中国进入21世纪中期的前景，将是很扎实的正面态势。六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开了一个头却没有后续的大故事，将会变得丰硕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