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位来自偏远地区的朋友，研究生毕业时无论如何也要留在上海，说如果离开上海，就意味着人生失败和被淘汰。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他与其女友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以非常拮据的形式呈现，而当面对当年愤然离沪到异地寻求新生活的同学的舒适状态时，他以外地没有国际车展、国际音乐会等来为自我的抉择提供心理上的辩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上海想象，已经深深烙印在诸多在沪打拼的外省青年的心灵世界，成为一种无法解消的逻辑巨链，而意识形态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实相、经验的脱节。当一个人的核心目标是追求世俗人生的幸福，而在上海成功的概率远远低于二线城市时，他仍旧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上帝的宠儿，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强迫了。这套世俗社会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华丽的外壳和空洞的内核，正在对于绝大多数缺乏足够反省能力的外省青年构成巨大的压迫，自然也有效地构造了和谐社会的超级稳定结构。

如何从这种意识形态的压迫中实现自我的救赎？当代文化研究网组织的虚拟空间的关于“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公共讨论（参见本刊2010年第五期“城市之魅与现代化反思”小辑）以及结集出版的书《城长的烦恼》（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反思的空间。在这个持续将近一月的网络讨论中，身份多元的发帖者（有大学教授、专栏作家、媒体人、基层工作者、大学生、研究生等）从各自的经验世界与思想结构出发，围绕城市与文化、城市与自然、城市与记忆等各种话题展开。因为是网络谈论，不可能长篇大论，这样反而使得这些讨论的语言弥漫着日常生活的气味，渗透着个体的自然而然的情感与思考。上海是一个“敏感词”，围绕着它，外地城市、乡土记忆、东京、纽约等大都市的居留经验都在介入上海所表征的符号空间，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经验对接和视域融合。按照苏格拉底“没有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箴言，这种开放而反思的讨论，对于每一个生存在此地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构成自我生命世界之完整性的来源之一。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个城市永远是外在于我的，即使我一生居住在此地，我仍旧会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过客。有时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城市不容易让我产生一种亲近感？而在温哥华仅仅居住了八个月，却如此地热爱这座海滨城市的原因何在？温哥华是一个安静而缓慢的城市，作为一个读书人，慢，那种悠长而日常的慢节奏，那种海边与友人边走边聊的散步，是我们营造精神世界所必不可少的，而上海太快了。既然人生最终的终点都是一样的，那么又何必如此冲撞与鲁莽呢？这也许跟这个城市的人口太多，而资源有限有关系吧。上海不能让与我类似的人产生认同的原因也许在于几个方面，一是上海是一个精致的现代工艺城市，它缺乏自然的灵秀与博大，自然生活在上海几乎是寻觅不到的，节假日的公园人山人海，哪有“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闲适？上海人喜欢把杭州说成是它的后花园，潜意识里可能也就是在弥补这个城市缺乏自然山水的缺陷吧。记得在湖南大学读书时，经常与三两好友夜登岳麓山，聚众而谈，海阔天空，那种愉悦感在上海是想象中的奢侈。

其次，上海几乎成了一个没有传统的城市，且不说儒家传统，就是1949年前的上海海派文化传统，也是余音不绕梁，驾鹤已西去。今日上海弥漫着一种布尔乔亚的怀旧情调，1930年代的摩登上海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书写，也似乎在拼接着一种五光十色的脸谱。用一位我敬重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是，这种怀旧其实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当一个城市只能通过回忆，也就是俗话说的“吃老本”来摆阔的时候，说明这个城市在现实层面的文化独创性已经岌岌可危了。民国上海，既有现代主义，也有左翼文化，更有各种国际文化，那时候的上海，国民党、地下党、第三种势力、地方实力派、殖民者都并存于此地，是一个多种力量并存和博弈的空间，它自有其永不枯竭的文化动力，比如棋盘街的报馆、出版社、书店等，几乎是整个中国文化出版业的三分之二。抗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观察》杂志也是在上海出版的，集结了当时中国呼唤和推进宪政民主的最强音。今天的上海似乎只有消费主义文化和会展文化了，世博会就是一个典型，它只是文化的跑马场，而成为不了文化的原生地。

前段时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南方都市报》一个记者（他也在上海长时间居住过）比较上海与广州的文章，说得颇有一番道理，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广州能够允许“反对”的声音存在，比如对亚运会给市民带来的种种不便的批评声音，而上海的世博会则只接受赞美和逢迎，而拒绝批评的声音，“反对”的概念被成功地置换成“阴谋”的概念，批评就意味着别有用心，所以韩寒的“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主题现场直播发言才一开始就被掐断了。一个不能容许批评声音和反对派存在的城市，自然就不可能是一个多元而包容的城市，也不可能是有自由气味的城市，这样的政治文化往往是将政治的根本问题偷换概念成行政管理的技术问题。对照一下上海与广州乃至北京的媒体，我们就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不同城市的性情与特质了，在上海，风花雪月的报刊是主流，而新闻专业主义是扯淡，是边缘，是不顾大局，正因为此，《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露三鹿奶粉才让中国的传媒人“悚然一惊”，原来上海还有真正的新闻人。上海的绝大多数传媒永远是光鲜而温吞吞的，它的目标也正在塑造这样的奉公守法的市民。自由是幸福的前提，而上海意识形态似乎始终在强调，没有自由，照样可以幸福，想象幸福的第N+1种方式在上海似乎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了，大家在上海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下，似乎想象力和政治实践的勇气枯竭了，只能以一种“动物庄园”的方式来想象幸福生活与和谐社会的模式。比如可以寻求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样的生活，或者说做“玻璃缸里的金鱼”，或者“螺蛳壳里做道场”。

我的一个上海籍好友听了我这些谬论后，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一只永远养不亲的“大灰狼”。我想在一个到处是绵羊的城市，也许也需要一些人来扮演不为当局所喜的大灰狼角色吧。后来我仔细一想，为什么我这么热衷于谈论这个城市？那是因为我还在乎它，期盼它能够生长出一些为我们所喜的元素。自然，上海亦有它不容忽视的光彩一面，比如这个城市的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虽然这也是我们这些纳税人的血汗所养育的，但总比很多城市纳了税却还要“走夜路，吹口哨”强。上海虽然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大都市，但上海也有市民意识的反抗传统和公民不服从精神，比如前些年为了反抗磁悬浮的“散步”。上海太大了，谈论它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比如对上海人吧，在我所接触的人中间，有好有坏。朋友当中的上海人，古道热肠的很多，我在上海认识的第一个校园外的朋友就是一个上海籍的畅销书作家，包容、聪慧、艺术感强，且富有侠义精神，因此，我是不大愿意用整体化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城市的男人或者女人，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没有一种类型化的可以定性的群体人。其实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基本生活空间在校园，到哪个城市生活都差不多，因此仔细想想，也就没有什么好唉声叹气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对这个城市文化和生活的思考、讨论已经是“不务正业”的业余爱好了。在我看来，当代文化研究网的这种讨论，就有这种意义，它是在重构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相关性，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情感感应方面，或者是自由的拓展方面，这种重构的努力才能尽可能消除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城市时刻会涌现的“无力感”和“孤独感”（阿伦特认为，这种漂泊无疑、孤独无用的情绪是形成乌合之众和后极权主义的前提之一），从而让我们成为一个积极公民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人。

唐小兵，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