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国古典文学诸样式中，小说发达得较迟。它的总成绩，无论与我国的其他传统样式如诗歌、散文相比，或与外国的同一样式相比，都可能要次一些，特别是在数量方面。
这么说，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决不意味着古典小说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写小说的同志们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学习的了。反之，明、清两代出现的几部成就很高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将永远是后来人学习的典范，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名著中，有汲取不尽的丰富营养。它们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生活，对于我们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认识作用，更不用说艺术技巧方面给予我们的教益了。
过去我们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余毒的顽固性估计不足。建国三十年来，虽然口头上也谈反对封、资、修，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封建主义的东西所起的危害是很大的。十年浩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因此，今天的作家，也就和全国人民一样，必须去努力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影晌。要反它，得先认识它。我们的青年作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就这一点来说,你们是幸福的，但是也有缺陷。没有经历过旧社会，所以对当前许多真封建主义假社会主义的现象就看不清楚了。或者只知其危害，不知其根源。
要认识封建主义的形形色色，上面提到的那些古典小说名著是很好的参考书。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未经粉饰的封建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非常真实。
我们不是非常憎恶关系学吗？在《红楼梦》中，就有好几位女性关系学大师，通过她们的精彩表演，我们可以了解，关系学也有各种风格、流派。薛宝钗是一派，王熙凤又是一派，袭人、平儿虽然可算一派，然而同中有异。我们不是痛恨一些花花太岁，一些仗着特权无恶不作的坏蛋吗？《水浒传》里的高衙内、《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是些这样的人。我们不是对一些头脑僵化、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美感的好人包涵着厌恶与怜悯之情吗？《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这些人的影子。至于广大干部与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遭遇，可以从《聊斋志异》描写的冤案中见其端绪。当然，这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之所以依然存在，在特定的时间内，甚至变本加厉，这是有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如今，“四人帮”已被粉碎，我们正在纠正过去的错误，并开始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是为了使“十年浩劫”不再重演。
当一个作家想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的哀乐、人民的愿望的时候，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个最迫切的问题，是不该而且也无法回避的。当你拿起手术刀，去割除这个痈疽时，古典小说中所展现的生活图景，作家们所提供的经验，对你决非没有用处。
为了更好地写出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诗篇，古典作家不遗余力锻炼着自己的笔，完善自己的艺术技巧。上述一些经过时间的选择而仍旧放射光芒的几部作品，在艺术上是不可企及的。当然，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是最适合于他们所要反映的内容的。我们今天没有必要，也不能完全去使用它们，或模仿他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美文化遗产的当然继承者，对于过去作家所提供，而为今天我们所可以吸收和利用的东西，就决不应当轻易放弃。作为一个作家，总该是心胸开阔的，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的。他要兼收并蓄，像一块千燥的海绵之于水分，而不能鸡肠鼠肚,以自己所已知为满足。
（二）
文学是人学，没有人物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所以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物，诉诸形象，将活生生的、不可重复的、不可代替的人物刻画出来。无论是正面、反面，还是中间人物，如果他在一篇或一部小说中是重要的，作家首先必需考虑到怎样安排他（她）的出场，才能取得最大的“亮相”效果。这在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长篇中，尤其是如此。不可忽视，安排一个重要人物出场，是小说家一桩很费力的、应当很好地完成的任务。
我们且看曹雪芹是怎样安排他在《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贾府的关系学大师王熙凤的出场吧。在第二回中，通过冷子兴之口，作者介绍了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的特点，为她的出场作了准备。然后，在第三回中，作者通过新来乍到的林黛玉的所闻所见，将她推向前台：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有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
接着作家细致地描写了她的服饰，她的容貌和从容貌中显示的“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精神状态和其在那个贵族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初次看到了她对关系学的运用。她当然要表示喜欢林黛玉，同情林黛玉，从而博得贾母的喜欢。因此，接着就出现如下一段：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番，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曰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遒：“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遒：“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
你看，多么平淡无奇的一场对话，却通过“因笑道”——“说着便用帕拭泪”——“忙转悲为喜”这三部曲，刻画出了关系学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他们的喜怒哀乐，完全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服务的，其中找不出半点儿真实来。有了这样一个场面，读者对凤姐儿以后的一切活动，就自然会看成合乎生活逻辑的发展了。
《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诸葛亮是在全书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弱的时候才出场的。三顾茅庐是个流传万口的动人故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这里且不去说它。但罗贯中用连续三回（第三十六回到第三十八回）的篇幅来写这一事件，说明他对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注意和关心，所以全力以赴。
当时刘备处境困难，好容易请到徐庶来当军师，局面小有转机，徐庶又被曹操耍阴谋弄走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徐庶荐举了“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又郑重说明“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的情况，接着，又借司马徽之口，说出诸葛亮“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经过这些铺垫，才转到“三顾”正题。在三访两不遇的过程中，崔州平等人所表现的冷淡态度，还有张飞所显示的暴躁性格（“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固然是描摹刘备的求贤若渴，但也是为了间接地加强读者对诸葛亮的印象。然而却不只于此。在两人正式见面之前，《演义》有如下一段很精彩的描写：
三人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门出问。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吩咐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靜，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诸葛亮，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位火攻战术的专家，张飞居然想用这一套对付他，可真是鲁班爷爷门前耍大斧了。）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睡着。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这首诗可吟得不妙，因为作者没有注意到，律化了的五言绝句，汉末还没有产生。）
孔明吟罢，翻身向童子曰：“有俗客来否？”童子曰：“刘皇叔来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遂转入后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
应当肯定，在上述场面中，诸葛亮的确是睡着了。罗贯中只是以童子之天真、张飞之鲁莽与刘备之虔诚对照，为诸葛亮的出场制造气氛。
在两人相会之后，作者主要是通过所谓《隆中对》，即一篇纲领性的政策和策略的谈话，来塑造诸葛亮的形象的。这，的确是非常独特的、少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要塑造一位胸怀大志，腹有良谋，隐居待时的战略家的形象，这不比哪怕是非常优美的外部描写更能显示其特征吗！
现在一般人都根据恩格斯的话，认为文学作品的“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但在作品中发议论，却是我们民族文学的传统表现方式之一，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从《诗经》、《楚辞》到《阿Q正传》、《毛主席诗词》，表示作者倾向性的议论都不少。它是作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发议论，一般有两种，一是作者发议论，以帮助读者认识和了解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自己的创作意图。另一种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来发议论，如果运用得恰当，也可以成为塑造人物的一种较好手段。怎样把战略家诸葛亮年轻而又成熟、机智而又沉着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呢？作者让他发表这次纲领性的谈话（即回目所谓“定三分隆中决策”）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除此以外，尽管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也不能使刘备一下子就相信，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发出“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赞叹。当然，发议论也要掌握火候，作家如果将自己变成早期话剧（文明戏）当中的“言论小生”，那就会招致失败。
总之，古典小说家对于其作品中重要人物的出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首次“亮相”的时候，就能显示出那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暗示出他们以后发展的道路。
（三）
小说总得有情节。一部小说总是从某一个或几个侧面来写一对或几对矛盾由发生而冲突，由冲突而解决的过程。在解决之前，矛盾总是上升的，而且越来越尖锐，吸引着，刺激着读者的心灵。而最使人关心的，则是已经发展到顶点，可是又还没有解决的一刹那。古代和现代说书的艺人，往往利用这一心理状态，在紧要关头勒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样卖关子，是合乎艺术规律的，不只是一种维持上座率的经济手段而已。
但矛盾总是在上升，不等于总是在直线上升。在生活中，矛盾，特别是巨大矛盾的解决，总是要经过较复杂的过程，有高低起伏的。所以将其反映在作品里的时候，就必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而不能简单化。这样，在艺术技巧上，也就随之而产生了情节中的节奏问题。在作家的笔下，必须有张有弛，有疏有密，有浓有淡，有详有略，有轻有重，从而显示出生活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引人入胜。古典作家对这一点理解得很深。特别在长篇小说中，有许多极成功的典范。
仍以《三国演义》为例，赤壁鏖兵，是以孙权、刘备为一方，以曹操为一方的大搏斗。这次搏斗，关系到双方的生死存亡。其结果，老将败在小将手下，五十四岁的曹操被三十四岁的周瑜和二十八岁的诸葛亮杀得大败而逃，从而奠定了天下三分、鼎足而立的局面。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小说家，罗贯中运用和这一事件相称的艺术构思，成功地表现了这一战役。其中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今天只就其节奏感这一点来谈。赤壁之战在《演义》中，从第三十八回起，到第五十回止，篇幅很长。它以战争为纲，却不曾将战争孤立起来写。在决战之前，在战争方面，不过是一些小接触，而穿插其间的，则是和这一对主耍矛盾相联系的许多次要矛盾。这就使得读者“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作者很着力地写了孙、刘两方在特定情况之下不能不联合，而又彼此猜疑提防的情况，写了诸葛亮和周瑜斗智，写了他争取孙权的过程。同时，又写了曹操对孙权乂打又拉，双方瓦搞阴谋诡汁的情况；有了这样一些波澜起伏的情节，就使人亲切地感到生活是多么复杂。特别是在第四十一、四十二回写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战长板桥”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之后，接着在第四十三回出现了“诸葛亮舌战群儒”；在第四十五回曹操折兵之后，接写蒋干中计。在这两个场面中，诸葛亮是谈笑风生，周瑜是风流潇洒。而在第四十八回，作者又忙里偷闲，写了“宴长江曹操赋诗”，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文才和性格，并暗示出他的骄横和必然失败。这样一些情节及其产生的气氛，初看似乎都和战争不很调和。然而正是这些闲笔，使得整个关于战争的描写，更为饱满，更为出色。
长篇如此，短篇，甚至叙事诗，也有这个节奏感的伺题。《焦仲卿妻》中刘兰芝和焦仲卿殉情，是全诗的高潮，但在兰芝被哥哥逼迫改嫁，双方决定殉情之后，实行殉情之前，却出现了一个兰芝遵照母亲的意愿缝制嫁衣的场面。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执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挟裙，晚成单罗衫。
这不仅和篇首“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相应，进一步赞美这一巧手姑娘，而且是在两场风暴之间的片刻宁静，为读者接受那个难于接受的高潮作了思想准备。
好比一条河流，一会儿汹涌，一会儿平静，有的地方直泻而下，有的地方却又曲折萦回，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注重节奏，显然能够使作品更其如实地反映生活。
（四）
写真实，或如实地反映生活，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在作品中排斥偶然现象。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可能在你所观察的、准备加以反映的某一特定生活环境中不存在，但只要它可能在另外的环境中出现，为了艺术需要，我们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事物的偶然性，往往是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的。不能认为这是违背生活逻辑。“无巧不成书”，是我国人民对文学作品中偶然性正确认识的概括。
《红楼梦》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衰亡史，其中有复杂的情节和众多的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以及许多女孩子们的形形色色的活动，在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事情，又多数发生在大观园里。如果没有大观园，那么，书中的一条主线，即贾、林、薛三人之间的恋爱悲剧就很难形成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座花园，宝钗就没有和黛玉竞争的环境。宝钗家庭经济很富裕，自己有房子，偶尔到贾府来走亲戚，没有特殊情况，决无长住贾府之理。这样，就缺少在贾府施展她那一套关系学的机会了。只有让他们三个人同时生活在一起，矛盾才能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没有大观园，也就没有《红楼梦》。
大观园本是贾元春的省亲别墅。按照封建制度，君王及其妻妾临幸过的房屋只能封闭起来，贾府也是准备这么办的。打破成规，要姊妹们住了进去，完全是这位元妃娘娘心血来潮的结果。在第二十三回中，作者写道：
如今且说那元妃在宫中编次《大观园题咏》，忽然想起那园中景致，自从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賦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若不命他进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去居住方妥。命太监夏忠到荣府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不可封锢，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
贾政对此，毫无办法，只好对宝玉说：“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在外嬉游，渐次疏懒了功课，如今叫禁管你和姐妹们在园里读书，你可好生用心学习。”这又有什么用呢？宝玉进园之后，更有条件按照自己规定的，而不按照他父亲规定的生活道路走下去。于是，这一场激动人心的悲剧也就按照他和她们各自的生活道路发生、发展，而且终于走到了头，而其舞台则在大观园。
贾元春在书中并非重要人物，形象也不鲜明。她的入宫和省亲，只不过是为了说明贾府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她这带有偶然性的“忽然想起……”却是全书中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它的重要性并不明显，人们可能完全将它忽略了。但它却好比著名的棋手安放的一着闲棋，在其后局势的开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带偶然性出现的人物和上述带偶然性的情节有着同样的重要性。《水浒传》从第二十三回起到第三十二间是武松的传记。决定这位英雄后半生命运的大事是杀嫂。杀嫂中出现的团头何九叔是古典小说中着墨不多却写得很成功的人物之一（记得王朝闻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他），这个人物对武松了解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的犯罪行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他保留的骨殖，故事就不能急转直下，而这是在当时矛盾的发展中非常需要的一种情势。何九叔不愿但又不敢不接受西门庆的十两银子，另一面却用假装中恶避免了在验尸中担承责任，又在焚尸后偷了武大的骨殖，并且将骨殖和银子放在一个口袋里，准备万一武松来追查。这就活生生地画出了这个小人物深于世故，颇有计谋，胆小怕事，而又有正义感的复杂性格。他用两种不同的手段对待来自自己全都惹不起的两方的压力，完全合乎这个小人物的性格和思路。但小说中这个人物的出现，却带有偶然性。试想，如果当时担任闭头的是张七叔，而张七叔则是个宋士杰式的人物，他就可能在武松还没有来找他之前，就主动到衙门里去控告西门庆了。如果是李八叔，而李八叔是个泼皮牛二式的人物，他就可能在西门庆送十两银子时说：“大官人，这太少了，给五十两吧。”那以后的情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施耐庵要将故事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只让何九叔，而不让什么张七叔、李八叔之类的人参加进来。
由此可见，偶然出现的情节和人物，在小说中并非是不重要的。当然，它或他的存在，必须以对于整个情节的发展和主要人物的刻画，对于生活逻辑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为前提，而不应当随心所欲地添枝加叶。
（五）
关于细节，可谈的东西很多。严格地说，没有细节，就很难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有些古典小说，例如《封神演义》、《镜花缘》，前者鼓吹以仁政代替暴政，后者突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这在明、清时代，应当说是可贵的。可是这两部小说都不善于通过细节来塑造人物，描写环境，只靠神奇古怪的故事来吸引人。为什么惊险小说、推理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不能挤进那些伟大的作品的行列，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写好人和人所赖以生活的环境，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是个带有几分男性之美的女性，她以天真和豪爽的性格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她的形象栩栩如生，但书中并没有通过一些比较集中的场面来写她，只是通过一些细节描写来塑造，但是留给读者的印象仍很深刻。在这里，显示了细节描写的威力。例如第二十一回写她睡觉不老实，被只齐胸盖着，膀子撂在被外；第二十二回写她毫无顾忌地说一个小戏子“象林姐姐的模样儿”，惹起一场小小风波；第四十九回写她打扮成一个“小骚鞑子”，“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而且大吃烤鹿肉，认为是“是真名士自风流”；第五十回写和众姐妹联句，拼命地抢先；第六十二回写她“醉眠芍药裀”；凡此种种，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加深了读者对她的印象。但是，她在自己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并不愉快，所以每次冋家，总希望贾母能够再接她进园子来。尽管如此，她在大观园里上层妇女中，还是最天真豪爽的，最活泼的。她的家庭环境特殊，她在那样的抑压之下，却依然不失其天真豪爽。曹雪芹写这个人物，乃是对在不好的环境中却顽强地维护自己善良的本性的赞美。
细节不但构成人物的完整形象，而且作家们反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时，也离不开它。《水浒传》出现较早，基本上是一部英雄传奇，精雕细刻的场面比后来的《金瓶梅》、《红楼梦》等为少，但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些了。书中，鲁智深给读者的主要印象是个莽撞的人，但作者并不一味地写他莽撞；第三回写他拳打镇关西，分明知道对方已经被自己打死了，却还假意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边骂，一边大踏步离开，随即逃走了。第五回写他经过桃花村，决心惩罚那个强娶民女的桃花山大王周通，却对刘太公撒谎，说自己会说因缘，“便是铁石人也劝得转”。他是怎样说因缘的呢？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那大王推开房门，见里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个做家的人，房里也不点碗灯，由我那夫人黑地里坐地。明日叫小喽罗山寨里扛一桶好油来与他点。”鲁智深坐在帐子里，都听得，忍住笑，不做一声。那大王摸进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来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压寨夫人。”一头叫娘子，一头摸来摸去；一摸摸着销金帐子，便揭起来；探一只手入去摸时，摸着鲁智深的肚皮；被鲁智深就势劈头中带角儿揪住，一按按将下床来。那大王却待挣扎，鲁智深把右手捏起拳头，骂一声：“直娘贼！”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声道:“甚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得老婆！”拖倒在床边，拳头脚尖一齐上，打得大王叫：“救人！”
这种鲁智深式的说因缘，真是富有创造性。我读《水浒传》已经多次，鲁智深当时虽然能忍住笑，我却每一次都忍不住。这些细节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个莽和尚有相当复杂的性格，他正直，他莽撞，然而又机智、狡猾，甚至于还有点儿幽默。
就是《金瓶梅》中西门庆那样一个恶棍，对于权势、财富与女色，有极强烈和极丑恶的占有欲，而书中写他给常峙节买房子的慷慨，对于李瓶儿之死的哀伤，也显示了存在于他身上的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兽性。没有恰当的、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描写的细节，将会使人物形象、性格变得单调，多彩多姿的生活变得灰暗。人物性格的描写既要统一，又要发展，要多样化，显示其复杂性，才能比较丰满，才能吸引人。
在古典小说中，有些描写人物性格冲突的场面，通过一些细节的巧妙安排，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红褛梦》第三十二回写贾雨村来了，贾政要宝玉去陪，宝玉表示不愿出去，史湘云劝他时，有下列一段对话：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性儿，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袭人连忙解说道：“姑娘快别说他。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得满面通红：说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些话来，宝姑娘叫人敬重……过后还是照旧一样……谁知这一位倒反和他生分了。”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帐话么？”
这段对话涉及五个人，三人出场，两人缺席。湘云和宝玉冲突是明场，宝钗和宝玉冲突是暗场。它写了两种人生观点的尖锐对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真正的爱情必然基于志同道合这一生活真理。同时，通过这一场冲突，将露面的和没有露面的五个人的性格、思想都写出来了。人们赞美一石二鸟，可这里却是一石五鸟。这种场面，实在迷人。
细节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到它们的连贯性，使之能以个别现示一般，从而形成全书的基调。我们承认《金瓶梅》的作者很有才能，但由于广泛存在于这部书中的猥亵描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生哲学，使得这部书的价值大大地减低了。在兰陵笑笑生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光明，因而在书中没有出现一个正面形象，或令人同情的人物。这部小说所展示的场面，都是散发着浓重霉味的，令人窒息的。在他的笔下，即使是大晴天，也显得阴森可怕，这正是晚明社会的现实。但他所选择的细节有连贯性，从而展示了全书的基调，却是成功的。
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儒林外史》，用吴组缃同志所指出的“连续短篇”的形式，写了一系列的或虚伪、或狂妄、或愚昧、或思想僵化、或行为迂腐的知识分子群像。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揭露他们在封建思想的毒害和科举制度压迫之下怎样变成了畸形儿的。其中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写匡超人，第二十回到第二十四回写牛浦郎，首尾都比较完整，使我们通过作者所精选的一些细节，深刻地认识了当时的封建社会吞噬了一个个本来也很善良的普通人的全部过程。而当作家目光四射，兴酣落笔之时，有时也仅用寥寥几笔，就画出了一幅幅非常精彩的速写。如第四回范进吃虾丸子，第十四回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些百看不厌的片段，都是人所共知的。作者通过讽刺手法，出色地运用了一系列的细节，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群像。他对事的痛恨和对人的哀怜，也就贯串了全书，形成了统一的基调。
古典文学创作中的这些成功的事例，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980年8月10日在庐山讲9月19—22日在南京整理
《程千帆全集·第七卷·闲堂文薮·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