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从某个时候起，“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向上流动堵塞” 成为一个时髦话题。有的人把这个论调搬到美国，提出美国的名校录取的学生中大多数其实出自富裕家庭，父母平均花费40-50万美元在大学之前全面培养孩子，也即美国绝如想象中那样平等。有人提出担心，向上流动的通道堵塞会带来社会不稳。

我想，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下，看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在对“寒门”和“贵子”的讨论中，仅这两个词语的存在和反复使用，就已经注定讨论者内心接受了世界分成“寒门”阶层和上流社会两个部分这一前提，而唯一关心的只是“寒门能不能出贵子”这个问题，也就是就窄化到了关注底层社会中有潜质的精英分子能不能进入到已经制度化的精英阶层，但与此同时，底层社会中绝大多数默默无闻的非精英人群的命运，反而不受关注了，因为注意力已经集中在少数精英分子能否改变个体命运这个问题上。

“寒门”的少数精英分子即使成了“贵子”，除了改变个人命运，带来家族荣耀，证明社会上还能允许“上升”以外，有多大的实际社会意义呢？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容许寒门子弟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阶层，而关于寒门一跃成为高门的想象和描述也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通过科举成功的比例并不乐观。按照艾尔曼在《剑桥清中前期史》中的估计, 1700年（乾隆年间）的中国，秀才有50 万人，当时人口总数约二亿 ，即使只按男性人口估算，秀才也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五。

不过秀才是做不了官的，做官至少要是举人。考出举人的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会开考，每轮通过人数大约在1000 到1700人之间。按另一个资料，1765年, 全国有1290人考中乡试, 成了举人。按这一数字，秀才成为举人的比例是千分之二。 范进中举，是明朝故事，但道理大致不差，是该高兴得发疯的。乾隆皇帝一次自己说，十年内的三次乡试，加上一些特殊原因另外加考，产生大约5000举人，但这些人中，只有不到500能真正被任用，其他成为候补，有的竟要等30年才能轮上个职务。举人再往上，要去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有一年有5，059人去考，通过了217人，比例是百分之四，而这群人中, 分配了工作的只有78人。这一轮考试再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式产生的进士，人数平均每届300，每年100。清代268年的历史，产生了26846个进士。据Charles Hucker 研究, 明代进士人数, 平均每年90。看来，明清两代进士的产生平均每年在90-100人。在这些人中，再把来自富有家庭，官员家庭的“二代”们除掉，可以想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几近于无的“寒门贵子”的“向上流动”，对于绝大多数日复一日务农，当兵，服役，纳税，饿肚子的寒门普通农民来说，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这部分向上流动成功的人，和他们来自的阶层会是什么关系呢？一方面，“贵子”通过后天的教育，价值观念，兴趣爱好，人际交往，师生关系形成对精英统治阶层的认同和依附，必然自动加入到精英的“被发明的传统”或者某种“惯习”中。他们的私人利益，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背离自己所来自的“寒门”。虽然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的成功，并不可能解决绝大多数农民面临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统治阶层通过这种占人口总数比例极少的“向上流动”确保自己有忠心耿耿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从而维持了一种总体上并没有根本变化的“超稳定结构”，也造成一种努力会获得回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假象。而在普通农民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有个别子弟幸运地加入了统治阶层（他们自己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不过是统治阶层遵循基本的道义经济原则，让与 “向上流动”根本无缘的他们活下去，并且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纠纷和冲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农民照样骚乱，起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受过教育，想成贵子不成功，胃口又被吊高了的小文人，恰恰成为导致不稳定的最大催化剂。存在科举考试制度这个开放的“上升通道”的古代中国，并不比没有科举的其他前现代社会，比如德川时代的日本更安定。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存在寒门和高门的结构性对立，寒门出不出几个贵子就没有多大实质意义。

在美国，AA (Affirmation Action),即教育和就业平权法令使得一些黑人中学业相对优秀的子弟可以进入大学，甚至名牌大学学习，实现某种程度的向上流动。这对优秀者不因环境和歧视被埋没固然是有利的，但同样不能改变无法上升的底层黑人社区此起彼伏的骚乱，而引起这些骚乱的最主要原因：白人警察和底层黑人之间的长期对峙和敌视，是已经进入中产，或者精英阶层的黑人“贵子”无力解决，甚至不愿面对的。

以上讨论的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看，出了“贵子”又如何的问题，还可以回到“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或者美国高校其实也并不平等这个问题上。

首先，实事求是地说，平等是人类的理想，而远非现实，甚至即使作为理想，也许也只是一部分先进分子的理想而已。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所拥有的家庭环境，各种资源就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阶层的相对稳定，乃至某种程度的固化是一个普通的现代社会里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除非这是一个靠政治力量人为拉平了的社会，而即便在这种表面拉平，不以财富和资源划线的社会里，一顶“黑五类”的帽子，一个户口，也足够把人永久固化了。

其次，就教育来说，当我们或许还沉迷在过去的那种（或者电影里）初等中等教育依赖“好老师”，期待“伯乐”的心态中时，也已经夸大了职业教育者的实际功能。现实是，当代和未来的教育，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学生的眼界，视野，经历，想象力，挑战的胆量，以及父母为此投入的难以估计的金钱，精力，和时间，以及对子女爱好的鼓励，对未来的谋划，而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纯书本知识和教师的无私奉献和园丁精神。现代教育越来越成为职业性很强的学术批发服务，而只有父母能真正进行经历和价值观的培养，而且，越追求高水准，综合性强，资源也高度紧缺的精英教育，父母的财力，资源和作用就越是重要。即使宽容和鼓励孩子随性做自己爱做的事，不去流于世俗，那也是父母才有权利，甚至底气干的事。

这又导向了另一个问题：“寒门”是什么？世界上存不存在一个同质的，而且因为贫穷而自动光荣的“寒门？”假如寒门不能很好地培养自己的孩子，原因是缺少金钱还是缺少责任心？美国的“寒门”可是有太多的酗酒吸毒，婚前堕胎婚后多次离异，进出监狱的人。很多自暴自弃的父母连自己的生活尚且毫无头绪一团乱麻，何如可能持之以恒地花上十多年的时间精心培养孩子? 这些父母本身不能成为孩子模仿的正面榜样，甚至还会对孩子的学业和成长都造成极大的困扰。这样的孩子是先天不幸的，于是，“寒门如何出贵子”事实上演变为----“父母如何不成为寒门。”

假如整个命题的核心，仍在于思考和关注寒门中的个体优秀者在一个社会中的出路，那么，对于出路的理解，对“向上流动”的定义，也应该是多元的，因为我很怀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当中，一旦说到“向上流动”，人们本能地就会想到“升官发财”，而忽略了成功的多种定义，或一个人在小环境，小事情上的小成就，或自我满足感。况且，真正杰出的人才，是什么也挡不住的，更不是“名校”所能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