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号“闲谈新知”。

在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都靠民族主义强化民族的认同，维系国家的向心运转。无论是在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其他方面，这种小群体认同无异于筑起了一道排他的高墙。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们把古典世界里民族、种族的边界壁垒夯实起来，且几无例外地经历了种族甄别、种族清洗、甚至种族屠杀的惨痛过程，这是民族主义往下的演变线索。

民族主义二重演变

任剑涛（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民族主义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后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但政治学界公认的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好的阐述。西方学术界对世界主义的阐释水平，远远超过了对民族主义理论的阐释高度。从理论角度看，民族主义大致流于经验描述或现状概括。

无论是天下主义还是世界主义，他们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当然是冲突关系。民族主义着眼的是地球村的小群体，包括各个民族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认同对象。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为什么民族主义是个宝贝？因为在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都靠民族主义强化民族的认同，维系国家的向心运转。无论是在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其他方面，这种小群体认同无异于筑起了一道排他的高墙。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们把古典世界里民族、种族的边界壁垒夯实起来，且几无例外地经历了种族甄别、种族清洗、甚至种族屠杀的惨痛过程。这是民族主义往下的演变线索。

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往上的演变线索。这一路径的演变，促使现代民族国家迈过三道坎：第一道坎是，一个主体民族生活的中心地区，以其民族主体为依托，建立其相应的国家。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第二道坎是，当落后民族致力建立国家的时候，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先行意义上的先进民族来建立其国家形态。同时取决于自身民族的落后挨打处境，会浮现强大的道德冲动——那就只一种寄望于强国、同时又投射于弱国的扶弱济困。比如：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跟自己同样被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需要建立国家，因而我们乐意声援这些国家的建国事业，“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的口号就反映出这种国家理念。这种同病相怜、同气相求，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边界。第三道坎是，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政治心理驱动，一种建立在“环球同此凉热”心理基点上的世界情怀油然而生。不过相应的制度设想与建设，还相当苍白。

民族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在政治学理论上需要反思，就是来自于一种背反结构：一方面它诉诸相对于整个世界“大家庭”而言的民族小群体意愿，另一方面最后一定要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走向天下一家的境地。中间必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欲求和政治欲求，这需要世界各个民族逐渐具备理性处理这些难题的政治能力和观念技艺。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间绝对相互排斥的理念。因此，民族主义并不见得完全跟天下主义、世界主义相对立或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政体建构与国际关系关联的断言，那就是已经成为民族-民主的国家，比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民主国家，之间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而非民主国家的国家间冲突，常常诉诸于战争手段。一般而言，对和平的同质性追求，是在民主国家间首先实现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在共同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逐渐驯化了民族主义中的野蛮成分。因此彼此可以和平相处，并且以和平方式处理彼此间的冲突。最近的案例是苏格兰独立，英国不是靠暴力手段来解决，而是靠全民公决来决断。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前行道路上是存在一条走向世界主义的通道的。

新天下主义与新世界主义

新天下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不是来自于现代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主义，而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只不过这一天下理念不再建立于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挺立在平等民族国家间。同时，它以天下理念超克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诉求，生成了天下一家的政治情怀。这样的天下主义之所以被命名为新天下主义，“新”就新在超越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秩序。但新天下主义致力激活中国古典传统的天下理念，将现代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古今维度置于中西维度之上。

由此试图将中国传统的结构转变所凸显的古今关系问题、由西方挤压中国催生的中西关系问题，转变为中国重启传统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问题。如果新天下主义在制度层面闯出一条通道，那不啻是人类之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是中华民族带给全世界的福祉。但这种理想性的国家间秩序构想，与西方国家建构的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并无实质性区别。目前引人瞩目的相关理论建构，也就是“新天下主义”跟“新世界主义”也就没能呈现出各自宣示的根本性差别。

提问：天下体系是不是只讲了体系层次怎么好，并没有讲个体行为层次，那么周天子如何确保天下机制是善而不是恶的？如果国际政治理论只讲体系不讲个体，这样的制度设计很难走通。现在强调理论创新，对此你怎么看？

任剑涛：你的提问有两点比较重要，第一是现代政治理论的断裂性。现代政治理论致力解决个性行动层面的问题，并只是在有限的民族国家范围内保证有政府状态或秩序状态，即通过限权，保障个体自由、社会秩序。一旦上升到国家间层面时，这样的理论逻辑就中断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国际社会总体上还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就让国际政治完全不同于国内政治，国内政治致力解决一国范围内的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政治行为之正当性与合法性。假如超出这一范围，它就无能为力了。这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都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国家内部的政治行为主体定位于公民个人，而国家间政治的行为主体确定为国家，当一下子从个体行为跃进到超大的政治社会即国家间的行为时，使人们无法用同一个逻辑观察和理解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行动。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以个体为行为单位的理论建构，仅有个人主义的认知方法，这是需要留意的事情。

第二，在天下主义的理论建构中，人们试图沿循“修齐治平”的进路，一路窜上来解决从个人修养到天下治理的所有问题，我认为此路不通。原因在于，这样的思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也无法打通彼此各有畛域的人类行动领域。在“新天下主义”思路中，对个人的关注程度不高，关注个人的理由不过是因为他是向外推展德治逻辑的起点。这样的推展力度感足不足够，是倡导者所虑甚少的事情。但即便个人道德修养的强度可以强大到推向天下，天下人的相应反馈是否绝对一致，那也肯定是一个疑问。

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政治理论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实现从个体一直到天下一以贯之的通畅治理。加之“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让世俗事务与神圣事务处在一个显著的断裂状态；国内的事务归主权国家处理，国际的事务归国家间协商或诉诸战争手段解决，也让那个一国所熟知的解决政治问题的套路无以用于解决国际问题。因此人们才看到，在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何以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居于主流，而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流派并未像它在国内政治中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将其理论思考从国内直接延续到国际，一以贯之地处理好国内与国际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断裂？可能得由新生代学者去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