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内部有过两次“倒孙风潮”。第一次发生于1907年。当时，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本西园寺内阁不愿意得罪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改为赠款劝离。另有一股票商人也赠款助行，共得15000元之数。孙中山随即离日，将2000元留给章太炎办《民报》，大部分钱自带，作为到中国南方沿海发动起义的费用。同盟会员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均认为孙中山受贿，主张罢免其总理职务。
第二次发生于1909年。当时，在南洋的同盟会员李燮和（柱中）、柳聘农、魏兰、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等起草《七省同盟会员公启》，认为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本无一分功劳，在两广、内地，亦无一分势力，全凭大言谎话，骗得总理职务，就职后营私谋利，将大量募款攫为己有，在香港、上海银行，居然存款20万元之多。《公启》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同志名誉”等“罪状”3种14项，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等8项要求，委托陶成章带往日本东京，要求当时同盟会的“总庶务”黄兴发布。该《公启》或称《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或称《孙文罪状》，均同。继之，章太炎发布《伪〈民报〉检举状》，攻击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续刊的《民报》为“伪”，同时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以上两次“倒孙风潮”，都受到同盟会领导人刘揆一、黄兴的抵制和反对。同盟会系统在日本、香港以至南洋、欧洲、美洲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为孙中山辟谣、辩护。有关情况，笔者多年前曾多次详论，对此，辛亥革命史学界大都熟知。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1910年1月，陶成章为回答同盟会内拥孙一派的批评，在东京发表《布告同志书》，对孙中山等人进行新的攻击。1911年12月，陶成章运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陶成章直接致函孙中山，表示反对。这或许可以视为第三次“倒孙风潮”的发端。新旧矛盾缠绕纠结，其结果是酿致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兹根据笔者多年前收集而迄未使用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一、 陶成章和“倒孙风潮”的关系及其对孙中山的新攻击
1910年1月25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陶成章印刷《布告同志书》，说明自己和第一、第二两次“倒孙风潮”的关系，阐明反对孙中山的理由，进行新的攻击。对于这一份文件，笔者2011年在写作《帝制的终结》一书时曾经提到，但未展开论述。因此，学界尚未加以注意。
关于第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否认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关于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承认自己是文件传送者。《布告同志书》称：
受事以来，少与外间同志交涉。孙文、精卫在东京时，仅一面，汉民则并一面而无之，未与合谋，罔知底蕴。故凡向日有同志自香港来者，道及孙文之恶，仆未尝措意。东京同志，有欲罢去孙文，仆亦未尝与议。
这一段首言香港同志道及“孙文之恶”，用“恶”字，可以典型地表现陶成章对孙中山的仇视与轻蔑。其下所云，当指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声明自己未曾参与“罢去孙文”之议，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他在《布告同志书》中批评东京同盟会总会时曾说：“若言总会，则总会之失信用久矣。”在文中特别加了个夹注“自丁未春孙文受外贿始”，“丁未”即1907年，可见，他在认为孙中山接受日方“贿赂”这一点上与“倒孙风潮”的其他参加者并无二致。关于第二次“倒孙风潮”，《布告同志书》说：
去年南游，所遇同志，多有间言。仆乃细加审察，知谤言固非无因而至。今年五月，槟港李君柱中等，乘仆东归之便，嘱仆带一公启，至东京宣布。仆以公事当付诸公议，乃交之总庶务黄兴君，请为邀集各省职员，妥议良策。不数日，而精卫东来，与黄兴君同寓。于是黄兴君致函仆，意欲由彼作中，曲为解说（此信现存李君柱中处）。仆以此非仆一人之事，二三人私议，固为何者？故当时即行拒绝。
1908年，陶成章组织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以便在国内进行暗杀和暴动。9月（阴历八月），赴南洋群岛筹募经费，历经新加坡、仰光、槟榔屿、泗水、吧城（雅加达）、槟港等地，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因得不到孙中山、胡汉民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有力支持，募款效果较差。在槟港时，陶成章结识在当地中华学堂教书的湖南人李燮和及其同事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人。他们也都对孙中山及同盟会有意见，于是便由李燮和领衔起草《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对孙中山进行多方攻击。所谓“七省同盟会员”，其实只是从国内到南洋槟港等地教书的几位与李燮和相熟的教员，并非真正可以代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等七省的革命党人。从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可知，对于李燮和等人的意见，陶成章曾“细加审察，知谤言固非无因而至”，是同意并且支持的。这一点，陶成章在写给时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的信中讲得更清楚。函称：“南渡之后，广见各同志之受欺于孙、汪、胡诸辈，不觉愤愤，以故各同志欲发表孙文罪状，弟亦赞成之。”函中，陶成章自称到南洋群岛，听了“各同志”的意见之后，“不觉愤愤”，可见陶对“各同志”的意见不仅支持、赞成，而且为此动了情绪。
陶成章到东京后，要求黄兴召集各省在东京的同盟会负责人讨论。由于《七省同盟会员公启》严厉指责孙中山有七大罪状，黄兴认为不实，没有同意；贸然公布，自然更加不能同意。他与陶成章辩论多时，无效。又与谭人凤、刘揆一共同致函南洋同志，为孙中山详细解释，劝南洋署名各同志反省。陶成章此时已决定与同盟会分家，“另开局面”，并且决定自行发布《公启》。由这些方面可见，陶成章就不仅是李燮和等《公启》的带交者，而是代表者，甚至是主持者和决策人。这一点，可以从李燮和的两个儿子李兴潇、李兴藻的回忆中得到证明。二李说：
1909年8月，陶成章来到槟港，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对孙中山极为不满，先父颇为同情。陶遂邀约先父及魏兰、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等人联名上书同盟会东京总部，指责孙中山，要求改选黄兴为总理。其主动者实际上是陶成章本人。
二李虽非当事者，但其所述肯定来自其父李燮和。据此可见，不是陶成章听了李燮和等南洋同志的意见受到影响，而是李燮和等听了陶成章的谈话受到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陶是主动者、决策者。
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分《自述》《证明》《辨正》《声明》《附则》等5部分。
在《自述》中，陶成章自叙个人革命历史：素志破坏（清政府）中央（机构），拟由学陆军入手，但未能如愿；继而联络会党。次述与徐锡麟分道行事，共谋袭取南京。再述秋瑾返回浙江，在绍兴筹备起事，因孙中山“遍放谣言”，声称由南洋密运军火来长江，因此促使清吏加紧搜索，牵及全局，以致皖浙起义计划失败。末述到上海重建机关，因缺少经费，到南洋筹措，被孙文、汪精卫、胡汉民目为“保皇党”和清政府的“侦探”，因此，陶成章质问孙中山等人“其意果何居”？
《证明》列举事例，说明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居心险恶，行事巧诈”。其所举事例有二：一为光绪、慈禧去世，云南志士思复等计划起义，陶成章亦力主“专重云南”，但汪精卫等出于嫉妒，拨弄同志，颠倒是非；二为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刘某为发动起义，到南洋募捐，向孙中山、胡汉民索取介绍函，但孙、胡所出函件却不肯说明刘某为“吾党中人”，足见“存心阴险，操术狡诈”。
《证明》还以惠州、潮州、河口、镇南关等处的起义为例，说明孙中山等常常夸口，或称“吾助以大宗军火”，或称“每人每月饷银十元”，或称“有十万大兵”，或称“（孙）亲往镇南关督阵，大炮飞来，燃其胡须，屹不为动”，等等。陶成章用这些事例说明，孙中山等人惯于以“大话”、谎言糊弄和欺骗党人。陶称：“今孙文行事，实等儿戏，同志性命，其戏具耳！”又称：“孙文既以诈伪之术，行之于内，复以夸大之言，施之海外，于彼一己之名利固有进矣，其如祖国前途何！”
在反驳《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时，香港《中国日报》曾指责陶成章受章太炎委托，以复兴《民报》为名，募得数千金，而一事未办，受南洋支部诘责，逃回日本。对此，陶成章在《辨正》部分说明，本人到南洋，非如《中国日报》所言，受章太炎委托，为《民报》招股而来；到南洋之后，即将股单交给汪精卫，虽到过仰光、庇能等10余个城市，从未为《民报》招分文之股。《中国日报》还指责“陶成章在东京朋比为奸，久为东京革党所深恶痛疾”，对此，陶成章答称，自1907年春孙文受外贿之时始，同盟会总会早已失去信用；《民报》遭日本政府封禁后，同盟会的“总庶务”拟召集两三个分会会长开会，都开不成。哪里还有人对我“深恶痛疾”？《中国日报》还提到刘师培的友人汪公权初为革命党，后投降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出卖同志，在上海为革命党人所杀。对此，陶成章称，杀汪者，系王金发，为友人报仇，不特与孙文无关，也与同盟会无涉。同盟会所言“狐假虎威，妄言冒功，无耻极矣”。
《民报》一度由章太炎主编。1908年10月，日本政府禁止其24号发行，《民报》出版中断。1909年10月，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筹备续刊，以汪精卫为总编辑，将章太炎排除在外。章太炎愤而写作《伪民报检举状》，除指责续刊《民报》为“伪”外，攻击孙中山“本一少年无赖”，贪污巨款，卖国卖友。《中国日报》认为《检举状》和《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均为“一人所为”，隐指陶成章。对此，陶成章声明：“夫仆行事，素不畏强御，欲宣布则竟自宣布之，何藉《检举状》《公启》为！”
《声明》部分说明，自孙中山离日后，《民报》的经费日益困窘，章太炎屡向孙中山、汪精卫告急，孙、汪均不曾为之想过任何办法；章托陶成章携带“股单”到南洋募股，孙、汪却秘不宣传，证明孙、汪早已“弃绝《民报》”。及至章太炎被日本政府判处罚金115元，逾期不交，将被送东京监狱，做苦工代替，幸赖四川、湖北、江西三省同志及陶成章捐出仰光华侨资助的旅费，章太炎才得以免除灾难。对此，陶成章评论说：“当《民报》盛时，精卫、汉民皆尝支用多金，及窘，则弃之勿顾，事平，又窃之以行，是岂仁人君子之为哉！”他批评汪精卫“蒙蔽一切，擅自出版，其设心不问可知”。又向黄兴表示，《民报》不经公议出版，决不承认。
陶成章表示，过去与诸同志的革命经费，全部靠同事典当家产，不曾向外界捐募分文，只是因为在日本无法归国，才不得已到南洋，准备在募得万金之后，即进行各事。现在决定“累积寸进”之法筹款，决不像孙中山等人一样“蛊惑党人，聊树一帜，陷人绝地，以自高声誉于海外”。他宣称，此后停止筹款。前此在南洋等地所筹款，仅收到日元700余元，其他未寄者，概请停寄。陶成章当时决定编写并发行教科书，经营商业，以此获得利润，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其所谓“累积寸进”之法即指此。
发布《布告同志书》后1个月，陶成章正式与同盟会分家，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自任副会长。章太炎是文人、思想家，名望高，但不善理事，也不乐于理事，陶成章成为重建后的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
二、 陶成章《布告同志书》评议
陶成章的这份《布告同志书》虽然旨在回答各地拥护孙中山一派对自己的批评，但主要批评矛头仍然指向孙中山及其当时的两个助手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新的攻击。
《布告同志书》所述各例，分几种情况。
（1）确有部分事实。例如，孙中山在各地动员起义时，有时确实夸大自身实力，说过与实际不符的“大话”；或者最初应允以金钱犒赏、奖励，而最终无法兑现。这种情况，就孙中山来说，或为对敌斗争中的虚张声势、鼓舞人心，或为扩大兵力、人员之需，方法虽未必尽妥，但并无错误。又如，对从国内到南洋各地的募捐者，须由孙中山签名介绍，这是为了加强管理，避免有人借机谎骗、敛财，在这一过程中，过于严格、谨慎，因而接待、处理可能出现不当现象。这些行为有的可以批评、改进，但不应成为攻击之点。
（2）事出有因。例如对章太炎与《民报》的态度。孙中山离日时，除以2000元交给章太炎，作为维持《民报》出版的经费外，其余13000元则携到南方，在广东钦州、廉州地区发动起义。由于起义需要大量经费，孙中山不可能为《民报》提供更多款子。此后，孙中山等人的经济也处于极度困难中，无力继续支持《民报》。孙中山在南洋所依靠的主要是胡汉民主持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及其机关报《中兴日报》，对曾经掀起“倒孙风潮”的东京同盟会总部已经很失望。加之此时的章太炎企图改造佛学，作为鼓吹革命、淬砺党人的精神武器，在《民报》中大谈佛理，这一条编辑方针和当时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有较大距离，和汪精卫、胡汉民创编时期的《民报》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销量大减，《民报》的经费更加困窘。1909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东京续刊《民报》，在改组编辑部时排斥章太炎，其故在此。
（3）判断无据。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谋刺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以致光复会筹备的浙皖起义失败，其起因在于光复会员叶仰高被捕，供出部分党人的别名和暗号，和陶成章所称孙中山“遍放谣言”，致令清吏“防患未然，加意搜索”没有直接关系，现有资料也没有孙中山泄漏过有关浙皖起义消息的任何记载。其实，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在广州发动起义始，清政府就一直在搜索、破坏、逮捕、镇压革命党人，何能将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都加在孙中山等人身上？
在1907年第一次“倒孙风潮”后，东京同盟会本部处于涣散状态，章太炎“愤欲为僧”，想到印度学梵文，观摩印度革命党人的风范，因缺少路费，便通过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与两江总督端方联系，企图取得经费支持。其后，刘师培、何震及其表弟汪公权等均投降端方，成为叛徒，为了挑拨同盟会的内部关系，何震公布了章太炎为向端方谋款写给自己的五六封信，在同盟会中引起巨大震动。同盟会系统的香港《中国日报》曾发布消息，指称刘师培受端方委派，“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陶成章和章太炎、刘师培关系亲密，在刘师培、何震的叛徒身份暴露，而陶又对孙中山大肆攻击之时，人们对陶成章的真实身份产生某种怀疑是自然的。陶成章在《布告同志书》中指责孙中山等“目仆为保皇，为侦探”，这一点，黄兴、谭人凤等同盟会骨干都不相信，陶成章本人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考察当时状况，稽查文献，一般同盟会员有这种怀疑是可能的，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同盟会领导人却绝无相关言论及记载。
刘师培夫妇等人叛变之后，出卖浙江革命党人、原龙华会副会主张恭，导致张恭被捕系狱，因此汪被同为浙江革命党人的王金发所杀。对此，《中国日报》发表消息称：“又以汪公权久充端方侦探，罪状显著，即行宣告死刑。”对于这一消息，陶成章在《布告同志书》中大加挞伐：“夫诛汪公权者，海内各报，皆言王君金发。王君者，徐君锡麟旧同事也。不特与孙文无关，且与同盟会无涉。其诛汪公权也，乃为友人报仇，并非友人委使，亦复何人能委使之？该报所言，‘即行宣告死刑’，实未识何人所宣告，而又在何方所宣告，并为何日所宣告？狐假虎威，妄言冒功，无耻极矣。”不错，王金发和张恭是朋友，杀汪公权有为友人报仇的成分，但其主因则在于惩罚叛徒。关于此，蒋介石所写《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说得很清楚：“是夏，余仍设法，告假回国省亲，乃与英士等规画江浙起义，与营救张恭等之法，以刘光汉为其夫人所卖，勾结端方，欺卖张恭入狱，各同志皆痛恨刺骨，非先杀刘、何，（无以）振党纪。行刺数四，皆不果也。”可见，惩罚叛徒是陈其美等同盟会员的一致意见。蒋介石没有说明的是，后来成功地对汪公权实行了制裁的王金发，正是陈其美在1908年亲自介绍入会的同盟会会员。上述各情，陶成章在不很了解的情况下，就辱骂同盟会“狐假虎威，妄言冒功，无耻极矣”，未免过于轻率，显得成见过深，怨恨过度。
在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和历次起义的组织与发动中，孙中山有许多疏漏、缺点、不足，在“倒孙风潮”中，孙中山缺少宽宏雍容的气度，发扬民主不够，与同志沟通、商量不够，竟至轻易舍弃东京同盟会总会，专注南洋支部，这些都是缺点，对此提出意见，谋求改进是必要的、应该允许的。但是，像李燮和等人的《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和陶成章的《布告同志书》那样公然大肆攻击，横加恶言和污蔑不实之词，并且要求开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显然是错误的、极为不妥的。
三、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陶成章等再次发起攻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得到消息后，他敏感地估计成功在望，企图首先为革命党人解决即将面临的外交和财政问题。他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会晤，诺克斯拒见；又企图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政府借此显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但日本政府只同意孙中山以化名登陆。11月2日，孙中山到伦敦。11月21日，到巴黎。在巴黎时，会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理西蒙，谋求贷款。西方银行家们当时还无法判断中国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会鹿死谁手，决定在经济上“严格中立”。12月16日，孙中山对南洋华侨邓泽如表示，中国当时需要5万万元钱，才能建设裕如。同月25日，他要求日本友人帮助筹款，“1000万、2000万都可以”。当时，革命党人财政极度困难，因此，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立即被包围，记者们最关心的是，孙中山历经美洲、欧洲、南洋、香港，到底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投票，每省1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历史由帝制转为共和、民主，开辟了亚洲和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孙中山，这个陶成章必欲打倒而后快的“大骗子”和“大贪污犯”居然成了中国新政府的领袖，陶成章和他的支持者们自然心情极为恶劣，不肯接受，于是，就出现了下述情况。据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称：时孙文勾结《民立报》，谓孙文携有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华。孙党并有兵舰之照相，在南洋群岛发卖，骗取总统，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先生因南洋筹款事，致书孙文，旋得其复书，略谓先生与彼反对，当筹如何对待。魏兰(1866—1928)，浙江云和人，是陶成章多年的亲密朋友与合作者，一起留学日本，一起运动浙江会党，筹备起义，一起在南洋教书，一起创建光复会，一起反对孙中山，是《七省同盟会员公启》的炮制者之一，因此，魏对陶成章可谓知之甚深。文中所述对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意见应该是二人的共同意见。作为光复会会长的章太炎也有此看法，曾在《自定年谱》中追忆：“逸仙返，甫抵岸，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些意见的核心就是孙中山并非靠功劳，而是靠吹牛皮、说大话，才“骗取”了大总统的权位。其手法，和《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攻击孙中山“骗取”同盟会总理一事完全一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魏兰文中对孙中山勾结《民立报》和该报帮助孙行骗的指责却全非事实。检阅现存《民立报》，对孙中山确有歌颂之词，例如“革命家的泰斗”“中国之福星”以至“中国之救世主”之类，但是，绝无魏文所说的任何类似记载。孙中山到达上海的当日，对《民立报》记者仅言“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并未有任何自夸金钱、兵舰之词。魏兰、陶成章以及章太炎的有关说法完全是根据讹传所作的错误攻击。
魏文称，陶成章当时曾“因南洋筹款事，致书孙文”，孙回函略谓陶“与彼反对，当筹如何对待”。陶函内容，魏兰讳而不言其核心所在。如果陶函仅是对孙的就任表示道贺，或向孙表示将再赴南洋筹款，那么，孙的回函无论如何绝不会有“与彼反对”一类语言。孙中山这样回信，必然是陶的去函中有“反对”孙中山的重要内容。陶成章的这封信和孙中山的回函，笔者多年来在海内外遍觅未得，好在陶成章被刺的第二天，章太炎曾对人口授谈话，其中有一段能帮助我们解决疑问。章称：
未几，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所谓《罪状》，即李燮和委托陶成章带到日本东京，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的《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孙中山并非小肚鸡肠之辈，他就任临时大总统，需要立即处理国内外的大量紧急公务，如果不是陶成章主动打上门来，重提《罪状》所述“南洋筹款”旧事，并攻击其“骗取总统”的话，孙中山是不会有兴趣和精力重提1909年的陈年旧账的。《罪状》不是一般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而是严重不实的诽谤传单，孙中山熟悉西方法律，所以他准备以“个人资地”向陶成章提起毁坏个人荣誉的民事诉讼。显然，这是孙对陶来函的回答。陶、孙之间的上述信件，多年来，我曾在海内外广泛搜寻，至今尚未发现，应已不存于世，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根据现有资料做出应有的分析和判断。
四、 蒋介石与刺杀陶成章事件
章太炎的口述称：陶成章收到孙中山复函，是在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1日，被刺则在1月14日。两者衔接如此紧密，人们不得不怀疑：陶成章被刺和孙中山有无关系？
答案是否定的。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陶成章为其所杀，“由余一人自任其责”，特别表示“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这就说明，不管是刺陶前，还是刺陶后，蒋介石和孙中山之间都未曾谈及这一问题。前已指出，孙中山在处理“倒孙风潮”时，心胸有时狭隘，但是在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心胸却空前恢弘开阔。在研究内阁人选时，孙中山致函蔡元培称：“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尊隆之迹，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章太炎是两次“倒孙风潮”的主力和健将，骂孙很厉害，但孙中山却以“友谊小嫌”淡淡视之，自然不会部署刺陶。
关于刺陶经过，蒋介石有多次回忆，但以《中正自述事略》为最完整。其中云：“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问题，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这里所指，当即1909年陶成章携《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到东京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一事。从蒋介石的叙述可知，他的消息来源是陈其美（英士）。蒋、陶原来同为革命者，关系密切，蒋甚至“每月接济其经费”，听了陈的叙述后，鄙视陶的为人，不仅断绝接济，而且不相往来。
至于刺陶理由，蒋介石叙述道：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
蒋介石的这段话，有真有假，时间错乱，需要细致考察。
上海光复由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分别筹划、领导。李燮和组织光复军，所联系的力量主要是驻沪清军和警察，陈其美参与同盟会中部总会，被选任庶务，联络的主要力量是上海商人、绅士及其掌控的商团以及学生敢死队和会党。最初，两会、两人之间各自为政。陈其美计划进攻当时清政府在上海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不许”。直到11月2日，陈、李二人才在《民声报》社相会，决定于次日举事。当日，并未商及起义后的政权组织等其他问题。3日，陈其美以上海军政府名义照会李平书，请其出任上海民政总长。同日，陈率敢死队及商团进攻江南制造局，遭到抵抗，陈入局劝降被囚，陈部向李燮和“叩首”请援。李燮和召来同情革命的清巡逻队首领李汉钦商议。4日，两会所掌握的武装会攻制造局，救出陈其美。11月6日，陈其美被商绅及会党人士拥为沪军都督，成立沪军都督府，而仅以李燮和为参谋。光复会方面认为沪军都督一职应归李燮和，李一度大怒，准备进攻陈其美。9日，李燮和率兵北走吴淞，组织吴淞军政分府，同样称都督，经章太炎劝解，改称总司令，归设在苏州的江苏都督府领导。这样，巴掌之距的上海和吴淞就出现了两个不相统属的政府组织，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上文中，蒋介石所称陶成章反对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一事即指此。这是其一。
二是抹杀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的历史，企图以光复会代替同盟会。在黄兴拒绝陶成章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的要求后，陶成章决定开辟新局面，另行“组织新机关”。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自任副会长，和同盟会分道扬镳。其事在辛亥革命前，蒋介石将之说成为辛亥革命爆发，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之后，时间上是错的。上海于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章太炎即于12月24日和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以监督、补助政府为目的。他曾建议以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但并未和陶继续合作，或有所合谋，因此，蒋介石所称陶成章在民国建立后仍然计划推戴章太炎，以之代替孙中山，并无根据。而且，应该指出的是，在“倒孙风潮”中，陶成章攻击孙中山，“抹杀”其革命历史是事实，但是，当时尚并未完全“抹杀”黄兴的革命历史。这一点，从他将《公启》交给黄兴处理可以证明。不过，由于黄兴坚决维护孙中山及其领导地位，陶成章对黄兴的印象转坏。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部分革命党人推举黄兴，本已定议，但由于陶成章、李燮和影响下的浙军将领反对，“诸军汹汹，浙司令朱瑞尤愤”于是又于12月17日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而以黄兴为副。长期留学欧洲，从未参加同盟、光复之争的马君武看不惯，在《民立报》上撰文批评：“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可见，在辛亥革命成功，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陶成章等并未能因应形势，顾全大局，消释和孙中山、黄兴以及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共同将革命推向前进，相反，却继续坚持派别立场，制造新的矛盾。这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说不过去的。
三是陶成章动员蒋介石支持章太炎和光复会，并计划刺杀陈其美问题。蒋回忆称：“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这一段话，有两大疑点。一是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应该为陶成章所深知，而且据蒋自称，二人早就不相往来，陶成章怎么会轻易“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呢？二是陶成章“派定刺客”刺杀陈其美，这是绝密大事，蒋介石何从得知？陶成章绝不会向蒋透露半分。推想起来，可能是陈其美动员蒋介石刺陶时所言，其目的显然在于激励蒋介石，为刺陶找寻正当理由。
上海归入革命党人掌控后，为了进攻清政府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陶成章在上海设立驻沪浙江光复军练兵筹饷办公处，计划在闵行练兵。其后，李燮和因上海都督一事与陈其美不和，愤而到吴淞另立军政分府，继续编练光复军，扩大招兵。对此，陶成章支持，章太炎劝阻。章的理由是南京既克，“江南军事已定，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当时正处于袁世凯所率北洋军的进攻中，形势危殆，章太炎因此劝陶与浙江都督汤寿潜商量，“乞千余人上援”，这是“大义所在”，汤寿潜不可能拒绝。章认为这样做，既可避免和同盟会系统的竞争，又可以为挽救革命立功（“既以避逼，且可有功”）。他警告陶成章说：“恋此不去，必危其身。”但是，陶成章不听章太炎的话，于是，迅速就有了近代史学人普遍熟悉的上海广慈院的刺陶一幕。多年后，章太炎回忆往事，在《自定年谱》中写下“焕卿不从，果被刺死”八字，其手稿本则称“或言英士为之也”。
章太炎和陶成章二人关系亲密，他的这段回忆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记载。试想，陶成章鄙视、反对孙中山，长期以“倒孙”为目标，也反对陈其美担任上海都督。当他手上有了一支军队，其矛头会指向谁，自然是使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难以安寝的问题。蒋介石在《中正自述事略》中称：“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陶成章是否有掌握武装，用以反对陈其美、孙中山的计划，或是否已“派定”刺陈之人，没有证据，蒋介石也只说是“如其计得行”，但是，他的话却道出了陈其美等人对陶成章的警惕与恐慌心理。
章太炎看出了陶成章、李燮和继续练兵的危险，劝陶停止行动；光复会成员王文庆在南京也已经得到消息，急急忙忙赶到上海报讯。陶成章立即做了退避的准备，先是通告浙江旧日同事，“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继而发表声明，辞谢出任浙江都督的推荐，并且躲入医院，然而已经晚了。
可以看出，蒋介石刺陶，和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所谓“骗取总统”的新纠纷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和此前“倒孙风潮”的旧矛盾、和辛亥革命后同盟、光复两会以及陈其美、陶成章之间的新矛盾紧密相联。
革命党人之间，大目标相同，但是，在思想、理论、策略、人事以及个人性格上总会有差异，有差异就会有矛盾，有冲突，甚至会出现分离、分裂现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解决之道只有沟通、交流、讨论、协商，妥协，再交流，再协商，以求统一。轻易主观判断，凭“想当然”决断，一定偾事；动辄批判、斗争，常常批错、斗错。至于以暗杀手段消灭不同意见者的肉体，则绝对错误，以法律的眼光考察，则是犯罪。
五、 陶成章的优点和缺点
陶成章是革命者，这一点毫无问题。他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坚毅果敢，注重联系下层会党，这些是其突出优点，但是，他在思想、性格上也有严重缺点，对此不应该讳言，也不应曲为辩解。
首先是“独行主义”。这是陶成章在致吴稚晖函中给自己戴的帽子，其意为喜欢单干，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别人合作。在《浙案纪略》中，陶自称“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
其次是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将主观设想当成客观事实。他和徐锡麟合作，徐投身官场，企图打入清朝内部，陶成章久不见徐的动静，就怀疑徐的志节有变。赵声于黄花岗起义后在香港病逝，陶成章却怀疑为被毒。他对孙中山的许多攻击，很多也是出于猜测和怀疑。
第三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别人。他常常高估自己，低估合作者。例如，他以自己能布衣草鞋深入浙东、联络会党自傲，却无视其他革命党人在其他地区、其他方面的活动。在致吴稚晖函中，他曾说：“吾且不必论其谁是而谁非，但问其谁在内地往来运动而已。”这就是以自己的强项傲视侪辈了。因此，在《布告同志书》中，他之所以用首要篇幅细述本人革命经历及其在浙东内地的活动，正是为了将孙中山及同盟会诸人比下去。为此，在致吴稚晖函中，他特别强调说：“孙、汪、胡诸人，未尝一往内地。惠州之役，孙文又居台湾。”这里，蔑视孙中山和同盟会等人的情绪跃然纸上。在重建光复会时，他对章太炎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其中“逸仙难与图事”一语，可见他对于孙中山的轻视和鄙视，这是严重背离事实的。
就全面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革命纲领这一点来说，近代中国不能不首推孙中山为第一人。陶成章的理想是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在致吴稚晖函中，他表示：“下流社会，更不识无政府主义之为何物，而其间涉以财产、土地公有之说，为日后预备渐变为无政府主义之地步而已。”这就说明，实现无政府主义是陶成章的最高革命理想。这种理想，在他所草拟的《龙华会章程》中有比较充分的表达。例如，陶成章表示：“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也未可知。”陶成章同情贫民，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不生出贫富的阶级”。这些思想，显然受到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社会党左派如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有其深刻和高明之处，但是，陶成章的“无政府”等主张大部分超越现实，流入空想，远不如孙中山思想接近中国实际。再如，就首揭“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之旗的先后来说，人们不能不首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而不是1904年才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陶成章所称“事亦在同盟会先”，显然与历史真实不符。陶成章研究过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浙案纪略》列举励志会、中夏亡国纪念会、青年会等团体或会议，就是绝口不提最早的兴中会，这不会是偶然的疏忽。
第四是思想偏激，感情用事，在判断事物性质时易于夸大其词，上纲过高。例如，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西园寺内阁改为赠款劝离，这是从长远眼光出发，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友好表示。孙当时无权无势，在此前后，西园寺内阁也并未对孙提出任何利益要求，因此，双方关系并非“贿赂”与“受贿”关系。张继、刘师培、陶成章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章太炎也正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很快改变了）。他们将孙中山接受赠款视为“受贿”，在东京游行、抗议，激烈反对，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左倾”激进病，自然是不妥的、错误的。由于思想偏激，在见之于行动时，就常常不顾大局，鲁莽行事，动辄决裂、散伙，这并不奇怪。由于陶成章自视高明，黄兴怀疑陶之所以对孙中山“极力排击”，是“欲自为同盟会总理”，不是毫无原因的。
当然，乱世英雄起四方，晚清时期，群雄并起，陶成章自立组织，在参加同盟会后要求更换同盟会总理，甚至在要求被拒后，恢复原组织，都是正常的、可以允许的，不应过加责备。但是，在同盟会已建，迫切需要巩固、发展的情况下，陶成章没有过硬事实和确凿资料，就轻易发布《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历数孙中山的“罪状”，诬蔑孙骗取总理。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已经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之后，陶成章仍然重提南洋旧事，诬孙“骗取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本文转自微信号“ 近代史研究”。
作者杨天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