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先生逝世27年了。2022年11月1日，是他的百年冥诞。在张先生的大弟子李贵连教授和段秋关教授的倡导下，张先生的子女、学生纷纷撰文缅怀。远在天涯海角的我，有些闭目塞听，直到年底前，方知此事，同行老友秋关兄吩咐道：“也来上一篇吧。”
我并非国华先生及门弟子，师生情谊却也不浅。1982年初夏，我在西南政法学院通过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因“法律思想史学科”未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意，进京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该院法律系为我组建的答辩委员会规格之高，真称得上叹为观止，再也无法复制。主席为李光灿先生，委员有吴建璠先生、高恒先生、刘海年先生。这四位都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另一位外请的委员就是张国华先生，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法学、法史学大家。按照曾在我国历史上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惯例，中榜的士子即是考官的门生。新学位制度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自然不兴搞旧科举那一套，但师生之义由是而成。对这几位徳高望重的先生，恭执弟子之礼是我的荣幸。正是那次进京答辩，我不但由此得入名师之门，获得了高水平的可持续的学术指导，而且为我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学术天地，提供了一个有相当高度的学术平台。我与国华先生的师生情谊即缘于此。
国华先生还是我的学位论文的评阅人。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他的评阅书原件。全文如下：
“本文对孔子的法律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作者阅读了大量有关的史料，并能从中发现和指出不少与众不同的新问题、新观点，具有独立思考和敢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特别是其中对某些全盘否定或歪曲孔子法律思想的错误看法的批判，颇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很有说服力。反映了作者较强的科研能力。
作者肯定了孔子法律思想中应当肯定的积极因素并作出了相应的评价，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不足之处是作者对其保守的一面都有重视不够之失，因而在个别问题的评价上未免偏高。
整个看来，本文是一篇具有独到见解和一定学术水平的学位论文。建议通过。”
当时，《光明日报》等报刊还在发表“批孔”文章，声称对孔子和儒家仍然应“立足于批”，不能让其“余香袅袅”。国华先生肯定我的学位论文“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显然是给我的论文打起一顶保护伞。那个年头的语境中，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东东，是要一掌拍死的。
最近拜读了张公子若缺小弟回忆先父的两篇文章—《让思想成为乐趣》和《破解至善的诱惑》，写得真好！文中有一大段生动细致地描述国华先生写作《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时踌躇徘徊的文字。回头再细细品味他这篇短短的评阅书，我悟出的一个字，它叫“时”。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朱熹以为“中庸之道”乃儒家之“道统”。其实，“中庸”之精微正在这个“时”字上。“时”，亦称“时中”。用通俗话语说，就是审时度势，依据时间、地点、对象、形势等等条件的不同牢牢把握住中道。不能“时”必失“中道”，沦为“狂狷”。孔门七十二贤人，除颜回外，不乏非“狂”即“狷”之人。“狂狷”仍不失为贤君子。最怕是歪着心思去捉摸那个“时”字，信奉“识时务者为ㄨㄨ”的营营苟苟之徒。那就滑入“中庸”对面——“乡愿”的泥潭去了。在我有限的经历中，举凡遇到艰难困苦、动荡不安、恐惧无望的年代，如大灾荒的那三年，又如“史无前例”那十年，再如刚经历“清零”封控那三年，“乡愿”总能吃得开。国华先生经历过天翻地覆、大起大落，阅人无数，他的“时中”之道正是这样炼出来的。
此后我每到京城，必去拜访我的“考官”恩公们，继续在他们那里充充电。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几位老师住得很分散，必须选定每周二、五的“学习日”，而且是上午，赶到北海后街15号那座幽静的“法学所”办公小楼，大多能见上面。见国华先生的方法恰相反，不是去办公室而是到他的家——未名湖后面的镜春园83号。到得门外，一声通报，先生和师母双双出迎，就在门口空地上，摆几把简便椅凳，面对一湾湖水，在拂面垂柳下，喝茶聊天。先生则第一时间回屋拔电话：“贵连吧！荣根来了，你快过来。”按一下电话机再拨：“老饶吧！荣根来了……对，在我家。你过来吧。”饶鑫贤先生住中关园。十几分钟后，他骑着自行车赶到。接着，热腾腾的带有湘菜风味的佳肴就上桌了。
席间话题多多，没有主题。谈到了师承，我诉说自己蹉跎十年，考研时妻多病子幼小，就近入了西南政法学院，未能高攀回北大再造。张先生就一句：“你就是我们的弟子！”饶先生拍拍我的肩，点头称是。确实，二位先生待我如亲弟子，与秋关、贵连、铭新一视同仁。
1984年，《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批准为重点项目。1985年5月下旬，领銜主编这一巨著的李光灿先生、张国华先生召集我们在“天津宾馆” 举行“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主线研讨会”，研究这部多卷本的编写体例、各卷分工等问题。李、张二位先生都极具亲和力，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让与会者畅所欲言。我当时尚不谙学术江湖深浅，发言时直来直去。我认为，原来的分卷中将秦代与汉代归为一卷，这在通史也许说得通，但在法律思想史上却不甚恰当。秦王朝的法律思想其实是法家的余脉，赢政、李斯等代表人物不过是法家思想的极端化和实践者。没想到国华先生给予了肯定，继续鼓励我们要“解放思想”。
会后，在最后确定的分卷编写体例中，“秦统治者的法律思想”一章调整到了百家争呜时期（第二卷），作为最后一章（第七章）。
虚怀若谷、学术自由、提倡争鸣、学者平等、奖掖后学、鼓励创新，这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习者在这次学术会和此后各次多卷本编委上得到的切身体会，受到的深刻教益。由于李光灿先生从1986年起不幸缠病，两年后，于1988年6月23日医治无效谢世，张国华先生作为《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实际主持人，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气的有力倡导者。
我把这则回忆取名为“沉重的怀念”，下来就得说说这“沉重”二字。
1995年7月，我赴京公干。之前已传闻国华先生病了，说是“小脑萎缩”什么的，每每与杨师（我的业师杨景凡先生）谈起，无不牵肠挂肚。2日下午，急急打的去松堂医院看望国华先生。不见还好，尚存想象中良好医护与希望。经眼一见，大失所望，迅即崩溃。这……这……这……这那是一位著名教授、北京大学的资深系主任、叱咤法学风云十数年、开拓中美法学交流的法学家应有医护和临终关怀！与几个垂危老人拥挤在一个病房内，一张小小的普通木质病床，空气里迷漫着酸骚味。先生已经认不得人，握着他皮包骨的手，对着我只是含糊地哼哼笑笑，长长的干涩的须发，长长的倦曲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我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眼泪不听话。记不得我是怎样跌跌撞撞跑出松堂门外的。当晚日记时回想所见，难以下笔，只写了十个字：“（先生）晚景凄凉，心里难受极了。”
回到重庆即登师门向杨师汇报。老师默默听完，沉默不语。我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劝慰，说了句：“我决不容忍在西政发生这种事……”师母在一旁示意我先回避，才意识到自己语失，道声“老师保重”，告辞出来。
补充一下。无论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几位先生，还是张、饶二位先生，见到我，询问的第一句话总是“杨老好吗？”而我每次进京前向杨师辞行时，他也总要关照一句：“请代我向他们一一问好！”我感受得到，那谆谆的叮嘱、切切的询问，绝非虚礼，不是“出于礼貌”几个字可以概言之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老一辈学人那种相互牵挂的情义，只有历经过生死磨难的他们那一代知识人自己才能解得其中深味。
这年的12月21日，国华先生谢世。我当时在日本神户大学做访问学者，讯息不灵，未及哀悼，抱憾至今。回国后断断续续听说，张先生去世后，李贵连和亲属与松堂医院院方说好第二天去转运遗体。不料又发生令人痛彻心扉的意外：遗体不见了。询问结果，是欠了医护费，院方怕收不到钱，将张先生遗体藏匿了。
贵连兄后来说起他当时的感受：“方知缺乏孔方兄的悲凉。”然而，从张国华先生在松堂医院住院到去世后发生的这一切，难道只是钱的问题吗？钱！钱！钱！钱能买得到学者的尊严吗？钱能换回来良知、人性和人情吗！地球人谁也不会怀疑张国华先生所服务的单位会缺这点钱，九牛一毛都不到而已啊。教我如何不怼他！堂堂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啊！堂堂法学教育界老牌的“五院四系”之首北京大学法律系啊！剔除文革那十年动乱时期，试问，在北大百年的办学史上，有过让自己的著名教授临终和终世时饱尝如此羞辱的记录吗？
段秋关兄嘱我写一写时，我回复：早就该写，早就想写，但每次起念，却又不得不放下。我忘不了松堂医院看到的那一幕，如果绕过去，假装忘却，我做不到。如果写出来，我忍不住要骂人，也必然会伤到人。于是又煎熬了几天，快到年末了，手机上几乎天天飞来我所敬所爱的老长辈、老先生、老领导、老同学、老同事去世的噩耗，一咬牙，猛捶胸：“去他的吧！我都整八十了，也许戴着漂亮新冠的小东西已瞄准了我，不写何待！不吐何快！”可是，骂谁呢？谁又该骂呢？背离“治病救人”宗旨的医疗？没有人道关切的“临终关怀”？抛弃“尊师重道”的学校教育？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失去良知的知识堆砌？违反常识常理常情的制度设计？不食人间烟火的“机器人”“工具人”？一片茫茫然，一团雾沉沉。
对不起！码了这些简体汉字有什么用！北大的、清华的、科学院的、工程院的、社科院的……壬寅寒冬那一个个自己不能证明自己死于冠毒的学富五车的老人们，哪个能享受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尊重”与尊严！张国华先生的悲剧在延续，在更甚地延续啊！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对不住秋关兄的美意！迟迟不能交差。年终岁头凶丧频发，三天两头斟酌悼词，心情抑郁，难以作文，拖到今天，早已过了张国华先生的百年冥诞日，只能算作迟到的纪念吧。
壬寅岁末于海南乡间双栖居
202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