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理解一个理论，一个经济学家思想，总是带着自己的知识背景，我当然也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和理解科斯。

科斯在1937年，一直到1960年之间，发表了一些有突出贡献的重要论文，其重要贡献首先是对新古典范式的突破，这是最靠近主流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范式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新古典范式确立始于1890年马歇尔写下他的经典《经济学原理》，从此进入经济学中心舞台。此后主流范式进一步把经济学中心议题凝练为一个“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后来进一步精炼为均衡条件下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定，以及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问题。1932年罗宾斯的经典定义强化了这一转向。新古典主流范式中企业被处理成一个生产函数，交易是闪电般完成的。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和交易主题从此淡出。

从1890年确定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从斯密传统向马歇尔转向开始以来，就一直有人向这种转变发起攻击，如奥地利学派和其他非主流学派。科斯虽然开始没有这个全面发起攻击的想法，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但是由于他的训练背景，当时他在商学院，面对那些重要的真实经济学问题，却不自觉地挑战了主流范式立足的方法论基础。在他发表诺贝尔奖演讲的时候，他总结性说道，我这篇文章会重构整个经济学基础，将来的经济学都是制度经济学。

我们发现1937年的文章，1960年的文章，以及中间这几篇重要的文章，最重要的贡献，从马歇尔转向刚刚确立的时候，他就开始第一个突破了方法论，这就是他对被主流假定以闪电般完成的交易和互动的重视。就必然回到一个主观成本设定，因为市场过程中真实交易要基于当时主体的主观成本进行谈判，主流经济学说交易是闪电般瞬间完成的，科斯说不是这样子，交易是一个冗长的过程且有交易成本，如要搜寻，谈判，执行契约和监督，它是很冗长的过程，不是不费成本地闪电般完成的。

主流范式关注焦点在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自然吧企业组织当做黑箱处理。其实企业组织不是一个黑箱，更不是生产函数，组织内部有组织成本，组织间交易有交易成本。他晚年总结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突破。科斯的文章突破了新古典的范式，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使得经济学的中心议题重新关注交易和分工，使得经济学没有完全完全偏离斯密确定的主题。斯密说分工是财富的根源，分工的限制因素是市场范式，于是我们寻找交易及其支持条件，这就是制度。制度，交易，分工，这个一度淡出的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议题重新被一部分经济学家捡起，方法论上的突破是科斯重要贡献，大家不是特别重视。

第二，市场交易一定是一个过程。因为交易者有不同的主观的收益成本和评价，有的交易者会失败，有的交易者会成功，在这个差异化生存检验场，交易促进一个演化进程，你重视交易就要重视差异化的生存检验过程。既然启动了对交易的关注，就会启动对分工和组织的关注，就会导致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同样这个中心议题和分析方法的转变也不是科斯最初所刻意关注的，这其实是他关注真实经济问题的副产品。

与一般的认识不同，有人说1960年以后的《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科斯的最高成就。科斯在1937-1960年达到他的第一个智力高峰以后，并没有停止更深的思考，他从真实经济生活中的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和产权的关注转向对经济系统如何运转这个更一般主题的深刻思考。我们今天似乎不太重视他后期的贡献。

在他后期的贡献中，市场交易是一个开放的演化进程的思想被提炼出来。其实当初交易、产权、组织、市场主题被科斯提出来时，就科斯当初的认识而言，他是从真实经济中的个体视角来观察的，所谓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都是个体的视角。一个主体的交易成本可能是另一个主体的收益，这是局部分析视角，不是全局视角。组织成本也是一样，在一个主体视为成本的东西在另一个主体视为收益，这取决于不同的个体视角。所以交易的关注和组织的关注，在科斯那里还是一个局部分析。其实市场和企业不是替代的关系，Mantzavinos说其实市场和组织两者都是“问题解决者”，从事交易的人和从事组织（组织内的命令、指挥、协调）的人都是“问题解决者”——他们都是在解决协调人们分工的问题，以哪一种方式来协调，以组织方式协调还是以交易方式协调，本质都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协调人们的分工活动，由此产生的成本都是协调成本——协调分工的成本。

协调的时候当然有所谓“并行运算”，为了同样的目标，有人这样做，有人那样做，不一定每个努力方向都成功。市场中的“重复建设”是很普遍的，有的人企业家精神更胜一筹，他会成功，选择压力遴选出优胜者。在这个协调的行动集中，无论是组织内部协调还是市场中套利的人，他们都是企业家精神的表达者。企业家精神有的会错误，有的会正确，最终依赖于消费者主权传导过来的选择压力。所有人都在市场上接受检验，这个检验过就是一个批判理性过程，一个试错过程。

第三个，科斯在1960年以后思想还在持续，他后期的思考跳出了他早期的成就，他在思考一个经济系统究竟是如何有效运行。这种思考就使他一定会跳出一个个体的视角来看问题，于是使他后来就写了一些文章，比如说他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问题感兴趣，以及对马歇尔的经济学方法论感兴趣。他特别对所谓“大自然的深谋远虑”感兴趣，在对斯密的解读中他说，其实经济系统中充满着大量的诱骗人们合作的机制，这种机制被我们普通人大大误解了。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别人的钦佩，以至于我们死了有没有人纪念我们都会很在意。这说明我们在效用中不是简单的物质主义效用，别人会不会尊重我，我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我都愿意。还有怨恨，我的怨恨可能阻止你的过激行为；还有我们的骄傲和虚荣心；我们的羞耻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的深谋远虑，诱骗人们合作和防止破坏合作。在漫长文化演化的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中，甚至内在我们的生物学本能中植入了诱导人们合作的机制。比如说虚荣心这个东西，使得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地步，他的亿万财富最终被他个人消费的很少，最终消散在世界上了，是他的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由此服务于所有人。

人的合作行为都受到诱骗机制的引导。比如简单说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两性繁殖中的性欲，大自然给赋予的性欲难道是让我们愉悦的吗，这是一个假象。性欲是基因的重新组合的促进机制。基因重组中导致的变异，以及子代与亲代不完全相同，这会阻断寄生虫的寄生，同时子代与亲代的差异导致多样性得到维持。斯密就是对经济系统人们真正合作的诱骗机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们谈科斯从来只谈交易成本，其实还要研究他1960年以后的经济学贡献。

科斯说，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对创新、对经济系统运转是很重要的。陈平老师批评了科斯的观点。他是怎么驳斥科斯的呢，他说所谓的市场标准是谁钱多谁先得，这是市场标准；而公共选择中，多数投票中票多者胜出的人多，这两者都不适合思想市场，因为一个真理不是投票多它就是真理，也不是钱多它就是真理。我想指出的是，科斯对思想市场的论述并不是选择标准的问题，他强调产生思想多样性的环境，多样性的思想置于一个竞争性生存检验过程中，每一种不同理论都可以提出来，这些竞争性理论都要接受证伪检验。科斯强调这种思想多样性的生发机制，思想观点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这是科斯所谓“思想市场”的核心，而不是陈平老师讲的那样，什么是正确的衡量标准问题，谁胜出，的选择标准问题。我们赞同科斯观点，一个社会的正义，自由与繁荣，都依赖着一个思想市场，这是最基本的市场，最原创的市场，少了这个市场，其他的市场都是其次的。

支持思想市场的是联合的学问和技艺。我们联合起来办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政治组织、慈善组织、大学和宗教组织等，这都是联合，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的建构的核心就是要把联合的学问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