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书信往来
主持人：金文男老师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过，父亲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金性尧先生的生平，尤其是，他作为“读书人”，有过哪些特别的经历？
金文男：我的父亲金性尧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他于2007年7月15日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整整十年。他这一辈子只读书，看书，写书，爱书，所以我说他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他五六岁时进私塾读书，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百家姓》念起，慢慢到《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然后念《唐诗》《宋词》……所以，父亲幼年时的古文基础打得非常扎实。
16岁时，父亲随全家从定海来到上海。在他18岁时（1934年），父亲和鲁迅先生之间有过书信来往。这个过程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父亲很爱好文学，但还是无名小卒，写的文章也只能在家乡的一份报刊上发表，多半是杂文。父亲非常崇拜、敬仰鲁迅，想一睹先生的风采，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原信已经找不到了，现存的是鲁迅回给父亲的四封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当时他们来往的情况。
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是：
惠函收到，但面谈一节，在时间和环境上颇不容易，因为敝寓不能招待来客，而在书店约人会晤，虽不过平常晤谈，也会引人疑有什么重要事件，因此我只好竭力少见人，尚希谅察为幸。
应该是父亲约鲁迅先生面谈，对方委婉谢绝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鲁迅当时已经是有名的大作家，而父亲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未出道的文学爱好者。但鲁迅的这封信回得很快，说明他重视文学青年的来信，也非常有诚意。于是父亲马上又写了第二封信。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叫金性尧，落款应该是“性尧”，但因为字迹比较潦草，鲁迅先生看成了“惟尧”，父亲又不好意思纠正，后来索性将错就错，干脆把自己写成了“惟尧”，所以鲁迅博物馆里收藏的信上就是“金惟尧”，实际上应该是“金性尧”。
五天之后，父亲又收到回信，上书：
来信早收到，在中国做人，一向是很难的,不过现在要算最难，我先前没有经验过，有些‘文学家’，今年都做了检察官了，你想，变得快不快。《新语林》上的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是我做的，公汗也是我的一个化名，但文章有时候被检察官删去，弄得我没头没尾，不成样子了。
可见，鲁迅先生当时也和父亲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谈了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后来还有两封信，大致内容是，父亲想请鲁迅帮他修改一篇小文章，但是鲁迅表示很忙，没有时间，父亲便又写信给鲁迅。因为原信都不可见，内容只能大致猜测，似乎是他又跟鲁迅提什么要求，可能还有点责怪的语气，所以鲁迅回信说：“先生所责各点都非常不错，但我这边真的太忙了，我要应付许多事。”最后提出来：“我和你之间的函件往来没有多大意思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此后，双方通信就中断了。但这并没有影响父亲对鲁迅的敬仰和尊重。父亲晚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这些书信往来，对自己当年这种有点意气用事、有点冒失的话感到不安。通信中断两年之后的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我父母一起到万国殡仪馆参加了葬礼。
当时已经决定要出鲁迅先生的全集，开始收集文章，进行校对、整理，父亲是第一批参加校勘的人员之一，《鲁迅全集》第一版上还有父亲的名字。父亲经常把稿件带回家，母亲会帮着一起校。
我的母亲武桂芳出生在上海，高中念的是上海务本女中，曹聚仁先生教过她语文。母亲高中时文笔非常漂亮，学习很出色，毕业时是上海市第一名。1932年，她到定海乡下堂姐家避难，堂姐家后门正好对着父亲家“金家大院”的院门，两个青年就这样认识了。母亲长父亲一岁，两人都爱好文学，1935年左右订了婚。
母亲当年在《文汇报》副刊和其他各类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古籍社的周黎庵先生后来跟我说，母亲的文笔其实比父亲还要好，但祖母有点封建，父母结婚后，母亲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在外面抛头露面。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跟着许广平做了很多进步的事情，包括参加上海妇女的编辑委员会，还去采访难民营，扮女工到纱厂采访；同时，她还写了一篇小说《新生》，出版了个人作品集《背上了十字架》，在孤岛时期，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女作家，解放后，她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鲁迅去世后，大约1938年左右，文坛有一些人疯狂地攻击鲁迅，围剿“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风格的一类杂文。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提出办一个《鲁迅风》杂志。在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的具体支持和部署下，杂志于1939年1月11日正式出版。《鲁迅风》杂志秉持鲁迅的风格，文章辛辣，叱咤风云，虎虎有生气。发刊词由父亲先拟稿，后由王任叔修改，当中引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这个杂志后来成为上海孤岛时期非常有影响的刊物。
父亲之后又主编过《萧萧》《文史》，作者都是当时一些文化名人。父亲一个人组稿，所以好多经费都是他自己出的。他当时用“文载道”这个笔名，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有一定名气的。
晚年的扛鼎之作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谈谈《唐诗三百首新注》，这是金性尧先生晚年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我国目前流行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唐诗选本。
金文男：父亲把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归纳出七个特点，这在《唐诗三百首新注》前言中也谈到了。前言比较长，我这里简单地提一下，即：1，三百首这样的篇幅适度；2，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无名氏都有；3，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既很完备，又分体裁；4，注重艺术性，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5，可接受性，原打算给儿童读的，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明白；6，兼重实用；7，有所依傍，有所突破。
这本书印了超过300万册了，我最近两天又在思考，《唐诗三百首》的注本很多，琳琅满目，为什么父亲这一本会得到读者这么多的喜爱呢？我觉得大概有这几点原因：
第一点，功力最深，这是公认的。《唐诗三百首新注》最大的特点是书中的作者小传。父亲撰写了每位诗人的小传[按：“作者小传”在新出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典藏本）》中已经改为“诗人简介”]。
香港《大公报》1980年11月20日有篇文章评了当时比较盛行的三本《唐诗三百首》，在评《唐诗三百首新注》时就谈到：致力最勤的恐怕要算是他的说明，包括作者介绍在内，这些说明涉及的方面很广，有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的，有说明诗题和写作背景的，有提供参考资料的，有录述前人评语的，有谈意境的，有讲韵律的，都能做到因诗而异，不落陈套，读后令人感到有益有味。
我自己后来也听一些编审说，要找比较有特色的诗人简介，就去翻金性尧的《唐诗三百首新注》。
第二点，父亲在《唐诗三百首新注》的注释方面，有选择地吸取了前人的注解和当代人研究唐诗的一些成果，再加上自己一些精深而独到的见解，所以注释详实新颖，不落陈套。
第三点，我觉得和父亲行文的风格有关。父亲是写杂文出身的，行文和专注于整理古籍的人会有所区别。他的行文风格在作者小传和注解中都有所体现。
父亲的古典文学修养很高，二十多岁时又写鲁迅风格的文章。他家境好，不用去谋生，他和母亲婚后四年没有孩子，他们可以去逛书店，看字画，感兴趣的东西也有实力买下来。北京路的家中客厅里还有钢琴，周末还可以开Party。所以，总的来说，父亲生活比较悠闲，有时间写很多文章，有时候一天写两三篇都可以。柯灵在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时，有时候父亲一天有两篇文章见报，他会用两个笔名。
上海沦陷以后，有段时间父亲又参与《古今》杂志的工作，和周作人有一段比较密切的交往，在写作风格上渐渐有所变化。书评家止庵在《金性尧全集》出版座谈会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金性尧先生晚年文章中有一些很锐利、很深刻的东西是从鲁迅那里来的，同时又有一种很含蓄、很深厚的东西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两方面在他这些文章中结合得非常好。”
当时我没有多大感觉，后来在编全集和集外文，读完父亲所有的文章以后，才渐渐感觉到，这点说得真的很到位。父亲在《唐诗三百首新注》的作者小传和注解里，把杂文风格糅合进去，使之更具特色，这些一看就是金性尧的风格。
《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父亲晚年著作中的一本扛鼎之作。赵昌平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浅蓝底色、深蓝图案的封面，是如此的素雅，一似先生的为人，恂恂然，蔼蔼然。然而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本看来不起眼的小书，竟不胫而走，二十余年间，境内境外，一刷再刷，累计印数已近三百万之巨。这在古典文学读本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说性尧先生这本书‘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绝不为过。”
主持人：关于这个选本相关的编辑出版工作，高社长能不能做些介绍？
高克勤：那我就和大家谈谈这个唐诗选本，以及为什么它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开始，历代诗作不断,构成了中国诗歌的宝库。毫无疑问，唐诗是中国诗歌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好诗大多到唐代已经做完了，虽然唐代以后我们也有无数的大师和作品，但是一说到诗，大家肯定会想到唐诗，想到李白、杜甫。
现代学者经过考证研究，觉得清代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中有错收、误收，以及大量漏收的。《全唐诗》收有五万三千多首诗，除非是专家学者，很少有人会全看。唐诗在唐代就有好多选本，宋以后选本更多，宋代大文豪、宰相王安石就编过《唐百家诗选》、李杜诗选等等。
大名家的选本流传不广，蘅塘退士这位乡间秀才编的书却很有影响，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后者选的量适中，《唐诗三百首》从五万多首唐诗中选了三百首。三百左右的量，不多不少。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也就305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而且本来也不叫《诗经》，儒家把它上升为经典,就叫《诗经》了。
在《唐诗三百首》之前，清代有个很有影响的选本《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社也出过，选家是苏州有名的诗人、一代文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选了1928首,这个选本肯定对蘅塘退士有影响，蘅塘退士选的300首也都在《唐诗别裁集》中。大家口口相传、代代吟诵的唐诗名篇，基本都在《唐诗三百首》里。因为蘅塘退士选得好，所以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人选的书，从清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当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唐诗三百首》可能没有将一些富有人民性的诗篇选进去，后人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当代也有人做《唐诗三百首新编》。
几百年来大浪淘沙，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影响最大。如果不是金先生而是别人注的，也会流传，因为唐诗本身就值得流传。但是金先生注得好,所以流传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版中心最早在上海。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都在上海，建国以后全都搬到北京。上海于1956年11月1日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金性尧先生1956年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直到退休。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和选注为主，当时成立了两个编辑组，一个组整理李白集、杜甫集等古籍作品，一个组专门做普及读物。由于建国后党和国家注重向工农大众普及古典文学知识，所以，当时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及此后一度改组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了两套小丛书，一套是“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一套是“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还编了《中华活叶文选》。可以说，在整个50年代末、60年代这十来年间，这三种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古典文学读物。《唐诗三百首》是古典文学编辑组做的，金性尧先生当时任副组长。起先可能觉得三百首的量还是太多，于是编了个《唐诗一百首》，金先生也参加了编选，入选的每一首都经过了精心选择。发行前先印了一两百本，叫“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对象范围包括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广大的专家、学者，比如郭沫若、茅盾等，还包括中华印刷厂工人。
金先生做了几十年古典文学的编辑，为他后来做《唐诗三百首新注》奠定了基础。《唐诗三百首》出来以后，也有很多选本，多是半文言注释的。上世纪70年代末，金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有学者讲《唐诗三百首》，就琢磨着能不能用白话的形式做一个注本出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诗选》是用白话注解的，参加的有钱锺书等一流学者。钱先生后来还独自作了《宋诗选注》，都很有影响。
作《唐诗三百首新注》时，金先生并不是一般地查查字典、查查注解，他是作家出身，对诗有着自己真切的感悟，文笔也很生动，特别是那些小注和人物评价，都有着金先生独特的角度和文采。
金先生从16岁就开始写文章了，91岁去世。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文革”结束的这20年间，他写的东西不多，但晚年写了很多，全集有13卷之多，去掉《唐诗三百首新注》等，也有三四百万字，可以说，他是一个写作非常勤奋的人。
我和金先生的交往比较多。1986年我进古籍出版社，他2007年去世，相识20多年。我曾把他与书为伴的一生写在了一本叫《传薪者》的小书里，古典文化就是靠像金性尧先生这样的人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正是因为金性尧先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一个专业出版机构的工作经验，再加上自己的文采，成就了《唐诗三百首新注》这样一个在众多选本里面出挑的本子，也为古籍出版社的品牌增添了亮色。
金文男：父亲去世以后，给我留下了9本日记，是用那个年代的工作手册写的，记录着每天审的稿、接的信、做的事，以及跟一些人的沟通交流，我根据他的日记以及一些回忆文章知道一些大致情况。
我再谈一些细节和插曲。1978年底，我从江西农村回来顶替父亲的职位进入古籍社，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实际上退而不休，一切工作照旧。父亲当时62岁，精力还很充沛。
1979年3月下旬，父亲随同当时古籍社副总编陈落先生，到昆明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学术会议。会上，吴组缃先生谈到了古典诗歌，表示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父亲听在耳里。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广大读者都迫切想看书，苦于市面上没什么书。父亲觉得《唐诗三百首》这一类书算是很平稳的，不会犯什么错误，在任何年代都是要读的，便和陈落提出来做一本。陈先生觉得很好。第二天在走道上碰到吴组缃时，父亲提出了想做《唐诗三百首》的白话文注释本，吴先生当即说了四个字：“很有必要。”
回来以后,父亲提了这个选题，社领导也表示交由父亲来做。当时他刚刚退休，相对于全职上班来说，更宽松一点。所以从4月28日晚间起（这是我从他日记里面摘录的），着手进行注释加工。
他每天都会记下当天注完了哪首，接下来注什么，碰到了什么问题，跟谁商量的，怎么解决的……日记里都有简单的记录。10月份，这个选题被列入古籍社次年的选题计划。父亲觉得，白天在社里上班，晚上再做的话，时间来不及，就和社领导协商，上午到社里办公，下午在家里面注释。他每天都要做到夜里12点，母亲不断地催促，他才睡觉。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到11月30日，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吧，父亲就把313首诗全部注完了，最后又通读了3个星期。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他撰写的前言也颇具特色，我在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祝文品先生就跟我说过，父亲的前言写得非常好，此外还有作者小传。
1980年元旦第二天上班，我把父亲的手稿送到古籍社，社里非常重视，将其列为急件，一路绿灯。于是，在当年的9月18日便看到了第一本浅蓝底色、深蓝封面的图书。
第一版第一次印，封面是烫金的，定价一块两毛五，一版一次印了35万册。后来我又查了一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时间是1981年10月。第二次印了63万3千本，第一次和第二次加起来就近一百万本。这当然有时代的因素，因为当时是书荒，这本书出来后老老少少都很喜欢，既适合程度高一点的，也适合一般的读者。
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父亲也得到了很多老同事、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胡道静先生，他是版本文献学家，瘦瘦小小的，比父亲还瘦。父亲当年查不到蘅塘退士的生平，便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胡先生请教，因为胡先生知识渊博，更熟悉目录版本。胡先生带病为父亲借书，一个是从上海图书馆借来的《唐诗三百首》同治十二年的版本，一个是《名儒言行录》。另外，他再三说明，有些书还是别借出来，怕弄坏了不好交代，他就亲自抄录了。书的附录里所载的孙洙的简史，就是胡道静先生抄了给父亲的。
父亲去世前一两年，古籍社一编室主任曹明纲建议将前人评语增补到《唐诗三百首新注》中，做一本附辑评的本子。我回去告诉父亲，他一听就觉得很好，还嘱托我应该怎么做。但当时我真的很忙，忙里偷闲做了一点，后来父亲病重去世，又要做全集，就没有时间了。直到2013年全集做完以后，我回过头来再继续完成了这本附辑评的《唐诗三百首新注》。
做完我告诉了高社长，他们很乐意出版。编辑方晓燕花了很多功夫，逐条核对，出版后的反响很大。后来又做了典藏本，也非常受欢迎。今年恰逢父亲逝世十周年，我想他天堂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
编辑和作者相互融合切磋
主持人：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迄今仍是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作为这本书的责编，金性尧先生当时都做过哪些细致入微的工作呢？还是请金文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金文男：父亲去世之后，我查阅了古籍社的书稿档案。这里要提一下，我们社的书稿档案做得非常周到、完整，保存得很完好，不少资料，包括后来父亲全集里的一些审稿意见等，都是从书稿档案里面摘录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书稿档案中收录了父亲写的修改情况。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父亲自己也说到了，就是这本书稿上册的修改幅度达到50%。
父亲去世前一年，即2006年，上海出版协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一个资深出版人座谈会议，章培恒教授在会上特别提到金性尧。他说，当年金性尧先生作为责任编辑时，工作一丝不苟，有的几乎是整段整节地补充，整段整节地改写。他还表示，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至今仍是青年编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所以那天的会议我也陪在现场。
有一位友人，早年也是我母亲的学生，周日会到我们家来帮母亲改作业。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年来我家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位瘦瘦的先生坐在我家书房里，写字台上摆满了书稿，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字，旁边还粘着一条一条的修改记录。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大杰先生，一个朴素、瘦小的老头。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版前记”里面这样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金性尧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多方面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深表谢意。”
父亲实际上做了许多编辑之外的工作，当年那种编辑和作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切磋的精神，真的很感人。《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的修订版，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最具学术价值的。
主持人：今年是金性尧先生逝世十周年。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时，高社长也说过，要做古籍整理编辑，天分和勤奋都要有，但毫无疑问，勤奋是第一位的。您认为老一辈编辑有哪些作风是值得今天的青年编辑学习的？
高克勤：刚刚金文男同志讲他父亲的故事，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解答。我补充说一下，当年不像我们现在用电脑检索这么方便，《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好多材料都是金性尧先生一本书一本书地去翻找核对的。
说到我们社的老一辈编辑，金性尧先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虽然仰望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但实事求是说，在当时的编辑群体里，他并不算是最出色的一位。
比如古籍社的创立者李俊民先生，发掘了一大批有学问的编辑，像胡道静、金性尧等，都是他招进来的。有的去世比较早，所以大家不太了解。比如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向平先生，是抗战时候《东南日报》副刊的主编，发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中学生，就是金庸，他采用了金庸的投稿。古籍社当时有四大编审，像吕贞白、裘柱常等，都比金先生年长，学术地位更高。金先生也是编审，是“文革”后评的。
金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认为，一个是天资，他16岁就开始在舟山发表文章，其次就是勤奋和坚持。金先生在1932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1949年以后的20多年，受当时政局影响，做了编辑,写得不多，但他将工作和读书结合起来，完成了一个从作家到学者、编辑的转变过程。他一生的积累在退休以后的三十年里勃发，所以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中，60%到70%是他晚年写的。
这些老先生树立了一个典范，但现在的青年编辑能不能达到呢？我看有点难。金先生没读过大学，16岁就开始到上海闯荡，何满子先生也没读过大学，但他们看的书比我们多得多。他们那时候完全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一直在学，一直不停地在写。他们工作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华上编的十年间，总共就出了五六百本书，一年也就五六十种书，当时编辑的工作量是六十万字一年，金先生做小丛书的话，一年35万字就行了，所以有时间反复打磨。
再看看我们现在，忙得很。现在进来的青年编辑基本都是硕士、博士，受过系统教育。但是现在每年的作品量也扩大了，逼着编辑看得快。我1986年入社做编辑，那时候还是铅字时代，中华印刷厂排一本书要半年、一年。现在是电脑时代，一百万字大概一个礼拜就排好了，让你没法从容。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压力，比金先生当时大得多，这不是自我辩护。现在的青年编辑确实比前辈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工作量起码是以前的五倍。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我们的青年编辑要有所作为,沉下心去做学问，我们选择了编辑这个行业，就有责任做好传承文化的工作。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
主持人：我知道金文男老师原来是古籍社校对科科长，刚才听说您母亲其实也参与了一些编辑的工作，可以说全家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唐诗三百首新注》出来后，您又花费十年功夫，增补了前人评语，后来也校注了《浮生六记》。我们想知道您本人是怎样走上写作和编辑道路的呢？
金文男：这个问题说来很惭愧，我1979年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很多岗位上都干过，在校对科工作的时间最长。
我是六八届，学过初中一年，文史方面，尤其是古籍方面，太幼稚了。1979年我刚进古籍社时，什么都不懂，父亲对我发过“调头”（指示），说，没关系，你从头学，自己白天从工作当中学。所以我后来选了校对科，因为校对科可以一边校，一边学。另外是利用晚上时间，所以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夜大学整整学习了五年。
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学习。父亲的很多稿子，包括《唐诗三百首新注》，都是他写好了，我和母亲帮他抄一点。抄的时候有不懂的就提出来，他就会给我讲解。虽然有不少情节我自己已经忘了，但他在日记里都提到了，比如“今天为文男讲《诗经》”，第二天又是“为文男讲《尚书》”，等等。就这样，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不断学习，慢慢地在工作中也能够独当一面了，于是我业余时间也会写点东西，包括报刊的小文章和论文。
我后来也写过一点著作，最典型的一本，是父亲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的一套诗词坊丛书，共15本。父亲当时有一本叫《炉边诗话》的书，香港中华书局觉得这类文章很好，适应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就通过我找到父亲。当时我陪他见了香港中华书局的主编钟洁雄女士，钟女士表示我也可以写一本，让父亲帮忙修改一下。父亲便让我从15个选题中挑一本最有把握、最有故事的。我就选择写了白居易和元稹，书名就叫《诗情与友情》。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他是老编辑、老法师，有时候会帮我修改。渐渐地，我自己有把握了，就不用他修改了。后来的个人著作有四本，还有合著。合著的书里特别提一下《浮生六记》，这是高社长约稿的。我做好以后给父亲看，他表示里面有很多错，帮我改了出来。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出注。我说我注不了，他也帮我加了好多。这本经过他修改增补的《浮生六记》，在国内的很多校注本中，至今都是比较权威的一本。国外学者也会引用古籍社的这本，一是因为古籍社的品牌，二是因为父亲的挂名。我当时自己写了一篇前言，父亲说我写得太嫩了。当时他已经八十三四岁了，写长文写不动了，但还是勉强趁精神好的时候写了一篇前言。这篇前言有一定学术价值，父亲后来在自选的集子中将它收录进去。
当年父亲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影响了我升大学，我还怨过，想着父亲如果是一个售票员，或者是一个扫垃圾的，多好。后来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社，他虽然退休了，但依然培养我，提携我，我渐渐地也体会到了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非常感激。母亲去世以后，生活上是我在照顾父亲，但学问上是他在培养我。
父亲去世以后，我做过一个纪念集，是由舟山政协文史委资助的。在这本集子中，我有幸收到了一篇沈鹏年先生的文章，披露了父亲编《鲁迅风》时期，同一些著名文人的通信，从这些白纸黑字的书信中，我有幸看到了父亲当年做过的许许多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当年《鲁迅风》没有出版经费，父亲就自己出钱，还接济了很多文化名人。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来时，父亲为他传递过书信。后来父亲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还出面主编了《文史》。
这些事情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晚年耳朵听不见，非常依赖我，但年轻时做过的这些好事，只字未提。但是，他早年为《古今》写文章这件事，却给他心里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还著文作检讨。一位老人在晚年会有如此沉重的忏悔，我至今都觉得很难过。自己做的好事他不记得，为《古今》写文章这件看起来不好的事，却让他毕生不能忘怀。
我退休以后，全力以赴整理父亲全集，至今已做了九卷全集，四卷集外文，十三卷，一共六百万字。这些大概是在三四年中做出来的，离不开陈子善先生、以及古籍社的两位老编审的鼎力相助。我想把父亲的全部文章收起来，供年轻学者研究，让历史来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