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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革后期，社会的一片沉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当时是一名一二十岁的青年，正是做梦的年龄，但是，社会没有给我任何希望，我做不成梦；如果说有梦，那也是做不完的噩梦。当时有一位姓高县委副书记在我所在的生产队蹲点，我问他，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够到新疆去支边，我当时是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当中。他回答我的当然是让我失望，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我完全不信他的鬼话。看不到出路，我就希望中国能够打仗，通过战争，或许我这样无权无势，完全沉沦社会底层的人能够“崛起于阡陌之中”，改变受压迫，遭蹂躏的命运；不然的话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了结这卑微的人生，也比看不到任何希望强。
随着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现状应该有所改观，我的心里也就充满着期待。那个时期的报纸、广播，全是凌虚蹈空的，让人看不清未来，但是我还是深信，中国肯定会有些改变，不管是大变，还是小变。每天晚上半夜时分，我都扭开收音机，不停地转动频道旋转按钮，寻找适当的频道，最终要找到不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种声音。那个时候，收听敌台，那可是犯法的事情，如果被人发现而遭到检举揭发，组织处理起来，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要蹲监狱。但是我还是甘冒风险，每天按时收听“美国之音”，或者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大约是1976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深夜，我打开收音机，调换了几个频道，便听到了带有特殊腔调的“美国之音”的播音，其中有一条消息特别令人惊诧，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居然被“元老派”抓起来了。我的内心不禁兴奋起来，兴奋的是自己的预判终于有了结果，中国的政局的变化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的伟大领袖总是谆谆告诫他的下属，要团结，不要分裂，他们这些人也总是营造出团结一致的假相。现在我知道他们其实不团结，而且已经迅速分化，而且一派已经被另一派所拘禁，这样看来，中国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鉴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传达方式，我以为江青等人被捕的消息很可能要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才会公布，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976年10月21日，北京举行盛大游行活动，北京市民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就播报了这条新闻，我还没有保持几天的秘密，一下子，全国上下都知道了。其实当年的“四五”运动就已表明，许多国人都对这些人早就已经深怀不满了，只是我们处于穷乡僻壤，对于有些传得很广的小道消息虽有所闻而不敢确信而已。
二
当时在国人的心目中，唯有邓小平才能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这其中的原因是：一、在七四年、七五年的治理整顿当中，邓小平已经显示了他的胆量和魄力，老百姓从内心信服他；二、邓小平才能卓著，但是又一次被打倒，老百姓在心里同情他，同情弱者是中国人的心理惯性；三、在文革派得势的那些年里，国家搞得乱糟糟的，老百姓缺衣少食，希望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但是，邓小平既然被再次打倒，要东山再起，还有很多障碍，特别是在体制内。所以，对于邓小平的再次出山，虽然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事情，但是当局实行起来还困难重重。要改变，当然要造舆论，于是在民间就有很多有关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职务的小段子流行开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关刘伯承的一个段子。刘伯承是邓小平的老战友，在战争年代他们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虽然当时刘伯承仍然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但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很久就闲居养病，不问政事。这则小段子说，刘伯承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跟中央领导人说，他死后，非要邓小平为他致悼词，希望中央能够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职位。这个传说的真伪我们不敢确定，但是其意义指向非常明显。
后来我们知道，在邓小平是否尽快复出的问题上，各路人马也是在斗智斗勇，相互较量，甚至于有过激烈的交锋。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官复原职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文化方面的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为恢复高考作了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当年的10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宣布恢复文革前的高等学校的招生方式，在意见当中，邓小平还特地删除了有关政审方面有关“出身”的政治歧视性条款，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为：“第一是看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
教育部的文件下发以后，组织工作就开始了。作为一个准备参加考试的农村青年来说，首先是报名。按照过去文革时期的惯例，像高考报名这样的事情，程序一般应该是：先在大队报名，经过大队审核，才能正式履行报名手续。我记得11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和一位很要好的下乡知识青年王维海一起去报名，当时负责报名的是我们大队的贫协主任，一个姓章的老头。我们找到贫协主任的家里的时候，他刚刚从外边回家，家里还是黑灯瞎火的。于是他点上煤油灯，然后问我是报考大专还是报考中专，因为当时的大专和中专是一同报名分开考试的。我当时回答说，我还是考中专吧。在一旁的王维海急忙阻止我说，你考什么中专，你不考大专谁考大专？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后怕，因为如果我当年报考中专，说不定考数理化，我还真有可能考不上呢。我在心里一直还非常感激王维海这位好朋友，在关键时刻，他帮助我作出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抉择。过了几天，大队通知我可以正式报名，我就到公社文教组履行了正式报名手续，并缴纳了五毛钱的报名费。报名的时候，还填写了报考表，在表上填写报考哪些学校，哪些专业。我的第一志愿是“荆州师范高师班”，第二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第三志愿是“武汉大学”。当时，我还是知道哪个大学好一点，哪个学校差一点，但是我一心只想走出农村，所以为了稳妥起见，就把“荆州师范高师班”作为第一志愿，后边的志愿越填越高，只是想将志愿栏填满，我也没有觉得是什么错误。
三
报了名，如何复习，倒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是手中没有书，文革期间我们上学的书基本上都散失了，还要慢慢地寻找，自己找了几本，还找人家借几本，没有费多大的周折，用来复习备考的书算是凑齐了。其次是在哪儿复习的问题，我们是所谓社会青年，天不管，地不收，根本就没有谁来帮助我们。于是我先在家里复习，但是家里的杂事太多，而且很嘈杂，显然不是很好的读书的地方。于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到处打游击。有时候也跑到我的母校——铁牛中学蹭课，听了卢德宝老师几节数学课。再次是没有复习的方向，经常有一种“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读起”的感觉。当然，如果有老师指导，可能情况好一点，但是由于高考已经停考十一年，当时的老师对高考也没有丝毫的研究，谈何指导学生？从报名到考试，也就个把月的复习时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复习数学和地理上，复习了总比没有复习强。临考前几天，对于高考，心里终归稍微有点底了。
我记得当年的高考是在12月6日和7日举行的，头一天，界牌中学人很多，全公社的参加高考的考生都集中在这儿了。在此之前，我似乎听到说，考场可能有军人（当时还没有后来的所谓武警）身背步枪维持秩序，在现场，我看到有军人维持秩序，但是都没有带长枪短棍的，心里的紧张情绪算是放松了一些。这些考生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参加高考，内心里还是心存敬畏，甚至是紧张的。其实家里的人并没有把我的考试当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人对你寄予什么希望。在他们看来，要考上大学，就如彩票中奖那样希望渺茫。至于那几天做饭，我的母亲都是按照家里长期习惯确定，每天饭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他们要按时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当上午考完后，回到家里，家里的早饭早就吃完了，于是在筲箕里舀上一碗饭就开始狼吐虎咽起来。家里人多，新鲜菜早就被他们吃光，于是只好就着黄豆酱，或者醡辣椒吃上一顿饭。下午考试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但是这时候家里的人早就吃完中饭，到农田里劳动去了，又像上午的那顿饭一样，随便对付完就算了。当时我的高中同学李兆杰和我都参加考试，都是参加文科考试，而且被分在同一个考场，所以他就在我家里住宿，和我一起同作同息。
第一场考试语文，我都会做。记得开头的是解释词语，中间的是划分句子成分，作文的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这些题目不是很难，做起来当然得心应手。第二场是政治，有名词解释，什么“上层建筑”，什么“经济基础”之类的，还有几个简答题。当时突出政治，尽管政治学科在人们的心目中最不受待见，但是当时还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还是一个学科单独命题。第二天早晨是考数学，由于自己平时数学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很多题不会做，只是做了前边几道相对容易的题目，一直挨到打铃的时候才交卷。考完数学，心里凉了半截。回家的路上，和下放在我们生产队并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知青余辉说起这件事来，我感到比较悲观，甚至有些沮丧，余晖安慰我说，她曾经仔细掂量过我的情况，除了数学外，她认为我的每门功课平均得七十分是有把握的，她认为，即使数学得零分，我也是有希望的。她的话鼓舞了我，我又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下一场考试。最后一场考试是历史和地理（合卷），历史相对来说，我还比较熟悉，做起来还算顺利。地理也不是很难，我还记得有一道题，说从武汉到柳州要经过哪些城市。我几天前正好对这段路线仔细看过一次，所以回答起来，十分顺利，得分应该还可以。
四
考试完了之后是漫不经心的等待，因为我不认为我能够考取，本没有什么希望，当然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失望。到了元月十几号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姐出嫁，我正在那儿帮忙，忽然有人告诉我说，高考的榜单公布了，榜单上有我的名字。我一时喜出望外，连忙赶到张贴榜单的地方去想看一个究竟。榜单张贴在界牌公社供销社前边的一面红砖墙上，旁边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其中有一个熟悉我的人看见我过来了，很远就跟我打招呼，非常激动地告诉我说：“你快来看，你考上了！”我走近一看，榜单上真有我的大名，不过这个榜单还是一个非正式名单，上面写着“高考初选合格名单”，我感到离正式录取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旁边有一位供销社的售货员看到我后露出好奇的神色，笑着跟旁边的另一位售货员说：“你看他的眼睛，骨碌骨碌的，一看就是聪明的人。”我暗自感到好笑，因为前不久我到她的柜台上买东西，还跟她吵过一架，双方都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没过几天，她居然不记得我这个曾经跟她过不去的人了。
第二天，我还在外边做客，就有消息说，我必须当天就到县城医院去参加体检。于是我便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然后又骑着自行车赶到县医院，交了五毛钱的体检费参加体检。体检也不复杂，没有抽血，也没有检查体液，只是在肚子上摸了一会，在放射室里透视了一下，还检查一些别的什么的，就匆匆结束了。
回来后，一切都归于平常，该出工的时候还是出工，该回家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做家务。只是内心里多了一点希望，也就多了一份焦虑。每当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在内心既充满着期待，又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和失望。按照文革时期的政治规则，我的家庭是属于有政治问题的家庭，长期以来的政治歧视，让我常常感到有如泰山压顶，艰于呼吸。这次高考，如果政审过不了关，岂不空喜一场，功亏一篑？不久，春节到了，又加上落雪下雨的日子比较多，自己又不愿出门玩玩，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前，发呆的时间比较多，而发呆的时候也掺杂着无限的焦虑和忧郁。
开春不久，陆续听到说很多大学都来了通知，而我的通知却迟迟不来，心里更是焦虑不安，以至于影响到了睡眠，睡眠不好，整天无精打采，神情恍惚的。过了一些天，通知还没有来，我就更加失望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好好参加生产队劳动，再也不为这些事情动心瞎想了。二月末的一个早晨，我背着扁担和撮箕，准备到洪湖里去挑土，参加生产队的围湖造田的劳动，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我的高中同学刘常槐，他气喘吁吁，而且以十分激动的语气告诉我说，我的大学通知书来了，要我赶快去邮局领取。他当时在公社所属的一个机构里当临时办事人员，也参加了当时的中专考试，经常到邮局看通知到来的情况，当然主要是关心他自己的通知。我丢下手中的劳动工具，小跑步跑到公社的邮电局。拿到通知书，我的心里咚咚地跳个不停。看看信封，上面的大学的名称是“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分院”，我拆开信封，我知道我被学校的中文系录取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其实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有做过大学梦，不是不愿做，而是不敢做，能够考取这所大学，虽然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但是这样的结局已经大大超出我的预想了，我真的非常感激命运对我的眷顾。
五
尽管现在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获得的这种权利是社会本身就应该提供的，我们不应该感谢谁，但是我还是认为，在所谓政治压倒一切的不正常社会中，如果没有邓小平力挽狂澜，我们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当时的那种状况。如果这种状况还是依然故我的话，我们这类人恐怕仍然是辛勤劳作在土地上的农人，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还是农人，或者是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返回故土的打工仔——第二代农民工。所以，我应该感谢邓小平，感谢那个时代——既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后代的命运。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直到退休。三十六年的高中教学，我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从事毕业班的语文教学。现在我并没有闲居在家，还在一所私立学校打工，仍然还是从事高中语文教学。高考恢复后的四十年时间，从七七年自己参加高考到这些年为学生高考备考而教学，我和高考还是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须臾没有分开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一生的幸福是跟高考有关的：通过高考，我改变了悲苦的命运；高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谋生的平台，教学生如何考试已经是我们这类人的职责甚至专长。同时，我一生的痛苦也跟高考有关：每天因起早贪黑，上课口干舌燥而痛苦；学生本能地反抗应试教学，因你无能为力为他们摆脱高考的羁绊而痛苦；对于钻牛角尖的试题，讲解的过程中有时候因难以自圆其说而痛苦；因高考的上线指标难以达到的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而痛苦；你要评优评模，加工资评职称，因缺少优异的高考成绩作砝码而痛苦……现在社会上对高考提出了许多批评，而且很多批评还是非常尖刻的。我对高考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毫不隐晦地说，我对它的批评尖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社会上的人对它的批评。
现在的高中教学都是以升学为导向的，而且这种导向一直传导到了小学乃至于幼儿园阶段，实在是影响太深远。在这个社会，只要你想出人头地，高考这个关口必须跨过，无可回避！不过客观上上说，高考制度也为下层百姓留下了改变命运的一个通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通道。现在，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处于痛苦的状态当中，但是在当今诚信缺失，关系网复杂的中国，还没有一种方式能够代替高考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既然如此，大家还得继续忍受高考的折磨，还得继续痛苦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