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当时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当年的9月12日这天是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后，星期天下午回校，准备第二天上课。当天晚上，我应该是在学校学生寝室的统铺上睡觉，而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年少的我们瞌睡多，脑袋只要贴着枕头就能够酣然入梦。半夜过后，也就是在9月13日凌晨，在中蒙边界的温度尔汗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那就是林彪事件，我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当时当然浑然不觉，因为大家都沉睡在梦中。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往常一样，慵懒地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到水池边洗嗽，然后懒洋洋地走进教室。第一节课开始了，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健步走上讲台，仍然按照惯例说了句：“同学们，上课。”说完，他右手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并紧紧地贴在胸口上，转身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画像肃然地站着。这时候班长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口令：“起立！”同学们的屁股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地从凳子上挪开，然后勉强站直身体，班长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大声说道：“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家一边挥动右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一边非常整齐地跟着班长大声喊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紧接着班长又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同学们继续挥动手中的“红宝书”跟着班长齐声喊道：“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说实在话，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位副统帅，党章中明确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不仅长期以来身体并不健康——怕风、怕雨，怕阳光，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已经命丧异域，一命归西了。

不过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就让我们感到了一些不同寻常。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是国庆节，当时国庆节是一年一度中最重要的节日，按照惯例，报刊上要刊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大幅合影照片，《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有场面非常壮观的庆祝活动——白天游行，晚上燃放焰火。国庆节我们放假回家了，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连收音机也没有，当然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任何事情，但是一到学校，看到当时的报刊，令人大失所望。国庆节那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没有刊登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没有发表代表官方立场的社论，只是在第四版刊登了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在颐和园、张春桥等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同北京市群众联欢的照片，国庆节的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也被取消了。想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白天有群众的游行，晚上还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燃放，报纸上刊登了一张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国家副主席）等人观看焰火晚会的照片，只是从照片上看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好像不是很亲密，毛主席侧过脸似乎跟身旁的西哈努克在说着什么，而林彪则坐在中间隔着桌子的毛主席的对面，脸色阴沉沉的，神情忧郁。时间只是过去不到半年，本应该热烈庆祝的国庆节，为什么冷清到如此地步？同时，我们在报纸上也发现，国庆前夜的国庆招待会，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居然没有出席，这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人感到有些神秘。十月底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有一批人开了一整天会，中午时分，我们竟然没有看到他们到附近公社机关的食堂吃饭。这些人大概是公社的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和各大队的党支部成员。我们当时下课以后一般是喜欢逗逗打打，追追赶赶的，但是当靠近会议室的时候，我们遭到了会议保卫人员的阻拦。下午我们放学的时候，我看到当时我们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担任洪湖县委委员的秦世秀（因为她是当时我们当地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大家都认识她，当地老百姓对她熟知的程度可能仅次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斜背着一个小包从会议室前的走廊中走过来，然后一干人马从会议室里鱼贯而出，然后从走廊里慢慢走出来，他们个个脸上毫无表情，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边走边说话，更不要说附耳交谈了。我当时就想，他们这些人究竟在干些什么，原来不管是开庆祝会还是批判会，都是大声嚷嚷的，唯恐人家不知道，唯恐声势不够大，甚至还要使用高音喇叭以助声威，这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让这些当官的神秘兮兮，鬼鬼祟祟的？

大概是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我周末回家，吃完晚饭后，我一个人端坐在我家的后门旁边，望着幽深的夜空发呆，忙完一天劳作的父亲走过来问我说：“你知道吗，林彪死了？”听到这句话，犹如一声惊雷，让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忙反问了一句：“林彪死了？”父亲说：“是死了，在飞机上炸死的。”可以确定，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前些日子出现的怪现状告诉我，这个国家出事了，而且还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似乎找到了好多天来一些不正常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必须向全党和全国老百姓有所交代，但是为了减少震动，传达的顺序是先高层，后基层；先党内，后党外。当平民百姓都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离完全公开已经为期不远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并不喜欢林彪这个人。我记得，正当林彪炙手可热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的叔叔有一天在劳作之余到我家喝水，看到我家神龛上供奉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摸了摸下巴，慢吞吞地，同时也是愤愤地说：“我左看右看，这个林彪尖嘴猴腮鹰钩鼻，可见是一个奸臣。”听到这句话，我内心不禁有些震撼，同时也似乎感到，他有很强的洞察力，他的这一席话似乎也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还记得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之后，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的媒体——报纸和广播上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社论还是新闻报道，都毫无例外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我想，说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是正确的，但是以“林副主席为副……”是不是有些叠床架屋？用我们家乡的一句粗俗的话来说，是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当时在我们心目中认为最值得尊崇的是周恩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这个人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而且还在于他不争名不争利，当毛、林、周三人集体亮相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我发现，周恩来总是和毛泽东、林彪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越位。但是当听到林彪的死讯的时候，我还是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同情。我端坐着，面对门外幽静的树林，仰望冷寂而幽深的夜空，似乎感到林彪就在我的前方，手持短枪，猫着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似乎还在警告我，不要向外界说出他就躲在我家的后园的事实。到了深夜，我该休息了，但是躺在床上睡不着，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这个林彪作为军人，乃常胜将军，消灭了多少国民党的队伍，打死了多少敌人，时至今日，没有善终，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报还一报？我还在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打到刘少奇，我们都认为毛主席伟大，毛主席英明，是刘少奇太坏，想复辟资本主义，那么这次难道又是林彪太坏吗？又是林彪想复辟资本主义吗？这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天亮的时候才勉勉强强睡着一会儿。

到了学校，我第一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他当时也感到惊悚，甚至不相信，待到我将种种过往的迹象告诉他，他才慢慢平复受到震撼的情绪。我告诫他，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够说，说出去有可能会受到批判甚至有可能作为谣言被追查。他听了我的话，点点头表示同意。只是每当上课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的时候，他都要扭过头来和我对对眼神，然后会心一笑。当然我不知道，也不敢确定我们同学当中是不是还有人知道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大概是十一月中旬的样子，学校有一天说要到附近生产大队去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我猜想，应该是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要开会，听党中央，或湖北省委，或洪湖县委的文件传达，平时一般是在学校开会的时候传达，从来没有专门到生产大队去听文件传达的，这一次可是例外。上午，我们还在上课，每节课都敬祝毛主席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我当时就想，今天下午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明天至少就不会敬祝林彪身体健康的了。当然，后来的结果是，上课的时候，“敬祝”这个仪式完全终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种待遇也被生生地剥夺了。

这一天正是初冬的时节，太阳灿烂地照着，气候比较温暖，我们的身上都还没有穿上冬装。我们列队走进了会场，找到一块空地坐下来，不一会，会议就开始了。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铁牛公社和铁牛大队的几位领导。会议主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主要材料包括：中共中央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共中央6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和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林彪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李伟信等人所乘直升飞机迫降的过程。所谓传达，也就是宣读中共中央的文件，会议的主持者并没有任何随意发挥的空间。到这时候，我们才大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能是由于大家已经了解到了林彪事件甚至于事件的一些细节，整个会场上并没有唏嘘惊叹之声，大家都非常平静地接受了看来似乎难以接受的事实。

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这些文件就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和之三。为了清除人们心目中的迷惑不解的情绪，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现在看来，毛泽东发表他写于文革初期的一封信，主要是为了说明他老人家对林彪的反叛是早有预见的，作为一位料事如神的先知先觉者，他自然能够察狂飙于青萍之末，只是囿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公开揭露罢了——当然现在也有些呆头呆脑无事找事的人还要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对于毛主席说的“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几句点睛之笔，我也没有在意，只是对当中的一些话颇感兴趣，这些话和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迥乎不同，比如：“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等。同时我也知道了“白云黄鹤”是指武汉，“武林”是指杭州。这与毛主席要达到的目标，实在是相距太远，真的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由于林彪事件，后来又引发了批极左和极右的争论和批林批孔运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遭受到了自五四以来最严厉的批判，连有“新儒家”之称的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也反戈一击，披挂上阵，充当批林批孔的急先锋；年轻一辈的学者，当时还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的冯天瑜（现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孔子教育思想批判》的小册子，影响很大，据说还受到毛主席的好评和推荐。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也是当时的红人，他的以儒法斗争作为主线，图解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简编》一时也洛阳纸贵。这些文章，这些书我们都学习过，尽管是囫囵吞枣地学习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孔子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混蛋。有一首当时流行的儿歌为证：

叛徒林彪、孔老二，

都是坏东西，

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

鼓吹“克己复礼”，

妄想搞复辟。

红小兵，齐上阵，

大家都来狠狠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