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知道，美国许多著名大学都是建立在一座座小城镇上的，比如闻名遐迩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坐落在旧金山附近的一座小城伯克利，著名的藤校普林斯顿大学就坐落在新泽西州的小城普林斯顿。而咱们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在大中城市里边，有没有坐落在小城镇的大学，我还真的举不出多少例子来。
南套河边的这所“大学”可是例外，离城镇很远，坐落在乡村原野之中。南套河的名声当然比不上伯克利，也比不上普林斯顿，它仅仅闻名于当地，我在上共大之前，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南套河的两岸完全是一片原野，一条笔直的南套河就穿过这片茫茫原野，滋润着这片肥沃到的土地。原野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稻谷，到了秋天，稻谷成熟，满眼的金黄，一直抵达天边。举目四望，绿树掩映的村落点缀在原野之上，村落之间鸡犬之声不相闻。就在这么一片滩涂地上，当初的洪湖县就兴办了一所大学——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出现在江西， 1958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创办的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委决定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现在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该校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名义办学历时22年，曾创下开办108所分校的傲视所有有分校的大学的最高纪录。由于这所学校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教育的要求，受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赞扬。在共大建校三周年前夕，毛泽东主席亲笔给学校写信，表示完全赞成共大的事业。毛主席在信中指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随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西共大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新高地。到了七十年代，文革已经到了尾声，一部电影《决裂》，将共大的精神传播四方，许多地方都向江西共大学习，也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办起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洪湖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
说是一所大学，其实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完全不合格的，甚至于比起当时一般的中小学来，都显得相形见绌。先说硬件吧。学校有两溜建筑，一溜房子建在南套河河岸，是一排格局很小的平房，大约是刚刚建立学校的时候修建的，这儿居住的是教工和女生。和这溜平房处于垂直方向的建筑在堤岸下边的是一座礼堂，建筑面积大约在200平方左右。靠近河岸平房的那一头是厨房，其余的地方是餐厅还是会议厅，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求学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宿，这个礼堂实际上就成我们的宿舍。除了这两溜房子之外，这儿就没有任何建筑了。上课的教室当然也是没有的，礼堂也是我们的教室；还有不可思议的是也没有课桌、讲台等必备的教学设备。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站在我们寝室的空地上讲课，需要板书时就在挂在床头的一面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我们学生或坐在床边，或伏在床上做笔记。至于有没有不听课的，甚至于乘机睡觉的，老师只能通过观察学生是否在笔记本上做记录来掌控，当然，老师和学生之间根本就很少有眼神和表情的交流。
再说软件。这所学校办了两个班，一个是政治理论班，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文革理念的余绪还不绝如缕，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还是当时的重要政治内容。当时的政治理论专业的老师有四五个人，其中台柱子是霍闻达老师，他是我读高中时的政治老师，正是四十多岁的年纪，又是正规大学毕业，说起理论来是一套一套的，文革后调往中南民族大学教书，是其强大实力的最好注脚。还有几位，一位姓饶，一位姓黄；一位姓罗，名字叫罗功焰，是上一届留下来的，专业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很听话，做事也很勤勉。由于我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个专业的老师了解得清楚一些。还有一个专业，赤脚医生专业，老师都是从全县各个医院抽调来的，其中我家乡那个公社就抽调了一位医生做老师。这个专业的其他老师，其来源大约都是如此。这里必须特地记上一笔的是，这所学校里有一位特殊的教工，洪湖有一位很出名的革命烈士，叫刘绍南，他为革命牺牲了自己年青的生命，他的遗腹子——现在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就在这所学校里工作，至于具体什么工作，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到他似乎基本上是在休养。他的夫人，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也在学校工作，大概是从事财务工作吧。夫妻两人，一个木讷，一个机灵；一个老气横秋，一个光彩照人——明显是属于不对等的婚姻。
（二）
我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的呢？当时没有高考，普通大学招生都是推荐，连当时中专招生也是基层推荐的。推荐的方式是，上级确定一定的招生指标，然后分配到各个行政区域，比如一个公社分若干人数指标，公社分配到生产大队，大队再选定人选后上报，层层遴选，最后确定谁可以上大中专。在确定人选的过程中，有一条标准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阶级标准，在农村，要推荐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大学，那些所谓“四类分子”的子女，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满足了这个条件之后，在这个当中当然也还是存在若干潜规则，一般来说，干部子女或干部的七姑八姨的子女被推荐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这也不值得奇怪，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大于天。我上共大当然也是被推荐的，只是因为上普通高等院校是从穿草鞋到穿皮鞋的变化，所以，大家都很看重，竞争更为激烈一些。而上“共大”回家乡后，仍然还是穿草鞋，因此竞争较少，或无人竞争，或者人们不屑于竞争。
1976年年底，我正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整天辛勤地劳作着，挑着一担担的泥土，爬非常陡峭的土坡，累得气喘吁吁，四肢酸痛，手掌上肩膀上磨出了一层层的老茧。有时我总是痴痴地想，一辈子就这么艰难地度日，我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我沮丧，我失望，我看不到生活中有任何希望。有一天我的父亲回家后又来到工地，他悄悄地告诉我说，大队推荐我到“共大”学习一年，学习政治理论，回来后就到大队担任理论辅导员，他已经将表格跟我填写好了。我不禁喜出望外，人家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让我羡慕不已，我虽然上的是一所地地道道的野鸡大学，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就是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也还可以轻轻松松地度过一年。况且我也想学习一点知识，如果学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学成之后，能够在大队里混混，发挥我能思善写的特长，做点轻松的事情？我们家祖宗八百代都没有出一个大学生，现在我能够上这所大学，虽然是一个不能够改变农民身份的大学，但是全家大小还是特别高兴。从水利工地回家后，还没有过年的时候，我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通知说，我已经被校方录取了，某月某日到学校报到云云。
行走在乡村的曲曲折折的小路上，遇到认识我的人都跟我说，哎呀，我们的大学生来了！读大学，你真有福气！到大学里好好学习，争取有一个好成绩。我从他们的语言中似乎读出了真诚的祝贺，也似乎悟到了他们的揶揄和嘲讽。尽管上方对这所学校青眼有加，尽管还有《决裂》这样的电影作品为之吹捧和张目，但是至少在我的心目中，这所大学是值不得看重的，上这样的大学是值不得骄傲的。
（三）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份，春寒料峭的日子，我挑着行李从县城坐公共汽车，经过大口、小港等地方，然后在隔离汊河还有上十里的南套河边下车。通往共大的路是一条幽僻的路，南套河的两岸栽种着高峻挺拔的水杉，春天还没有正式登场，树枝上光秃秃的，即令白天，阳光穿过树枝，撒下斑斑点点的光影，还是显得阴森森的。走在这条小路上，不知道共大究竟在何方，遥望远方，连打听一声的人都没有。就这么走着走着，终于远远地看到了一栋红墙红瓦的建筑，然后再走近一点，就看到了河岸边的那栋平房，我相信，那就应该是我要到达的“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了。
走近这两栋房子，路边已经有人接待我们，上一届的学生接过我们的行李，引着我们到达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指引我们在哪个地方买饭票，在哪个地方吃饭。那个时候，有钱是买不到米的，因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粮食都是按计划供应的，到粮店买米需要粮票；而当时粮票也非常紧俏，于是粮食部门的管理者就发明了一种方便的方式，免得你要担着粮食到达远方：你先将自己的口粮交给本地的粮店，然后粮店给你开出一个凭证，你就可以用这个凭证在其他指定的粮店拿到自己的口粮，是为粮食支票。在买饭票的地方，先交出自己的粮食支票，然后每斤粮食要缴纳两分钱的加工费，同时还得缴纳一定数量的菜金。
正如前文所说，我们的寝室就在那座礼堂里。礼堂用红砖砌成，盖着红色的机瓦，什么是机瓦，这个问题不妨说说。原来农村也好，城镇也好，盖房子都是所谓燕子瓦，有的地方叫布瓦，鸳鸯瓦或阴阳瓦，这样的瓦都是手工制作然后烧制的，长方的，瓦面呈抛物线型状态，盖在椽子上，一溜瓦面朝下，一溜瓦面朝上，一层一层错落往上叠；而机瓦却是机器按照一定的模板制作然后烧制的，每块瓦占据的面积比较大，对椽子的要求不是很高，瓦与瓦之间前后左右勾连。那个时候，盖机瓦的一般都是公家的房子，盖燕子瓦的绝对是农户。横梁是用很粗的钢筋焊接的，从左到右有三道横梁。在礼堂的中间用芦席隔开成两个大寝室，靠近饭厅的是赤脚医生班的，过来就是我们政治理论班的：当然住的都是男生。
洗澡乃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经常在田野劳动，身上的衣服经常汗湿。冬天洗澡的次数当然要少一些，而夏天则要天天洗澡。学校是没有澡堂的，我们如何洗澡呢？说来真是寒酸。学校给每个班发放大塑料盆若干，然后大家共用。夏天天气很热，对洗澡水的温度要求不是很高，就在厨房里舀上一脸盆冷水，倒在洗澡盆里就可以洗澡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洗澡的地方，所以往往洗澡就在自己的铺位前将就。为了避免尴尬，大家洗澡的时候都是穿着短裤的，洗完澡，再关上蚊帐，换掉短裤。让我们更显得尴尬的是我们床铺的旁边的有一个房间，门就朝着我们的床铺开着，里边住着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开拖拉机，女的在学校食堂工作。每次洗澡的时候，我们都在心中念叨，这个女的该不会这时候回到寝室里拿东西吧，但每每当这个时候，这位女的都是匆匆忙忙地跑到寝室里来，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跑回她的工作岗位。这时候，不得不令我想起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几句话来，“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时间久了，几乎天天都碰上这样的事情，大家也就羞感疲劳，见怪不怪了。
（四）
一所学校，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教学工作，这所学校当然也不例外。上课的时间一般是农闲季节，天气不好，落雪下雨的日子。
我们学习哪些书籍呢？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是当时上级要求学习的马列主义的原著。一九七七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整天都是学习这本书，还请来洪湖县委宣传部的干部来为我们做辅导报告。现在我还保留着这本书，书上密密麻麻的是当时学习时写的笔记：有一些是记录的老师的讲课内容，有的是自己学习时写的心得体会，也有一些是从当时的报章上抄录下来的。我们这些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是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知识水平有高低，接受能力有差异，但是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因材施教”，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就是老师一讲到底：满堂灌。教学的过程就如大水漫过田地，有的地方渗透到了地下，有的地方只是打湿了地皮。由于没有频繁的大考小考，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压力，学得好或学得不好，大家也不是很在意。
当然，学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试，到了该年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差不多结业的时候，还是进行了几场考试。考试内容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再就是马列原著阅读的考查。我在所有的同学当中应该说是属于理解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比较强的，每次考试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负责阅卷的是罗功焰老师，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因为受到霍闻达老师的青睐才留下来的，身份是“亦工亦农”。什么是“亦工亦农”呢？不妨细说。当时户口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一般的农民是不可能进入到公办体制当中去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因为某个人已经在公办体制中工作了，但是还没有转变为公办身份，于是采用折中的或者过渡的方式，他本人在生产队里拿粮食，俗称“背米袋子”，但是在公办体制中拿工资。他当然不是有什么很高的知识水平，但是人非常忠厚老实。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们很有几位同学考取了大中专，他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而且考的是中专，最后听到的消息说，罗老师落榜了——这当然是后话。每次阅卷，他都将我的试卷先清理出来，第一个批改，而且每次得分都是九十多分，直逼满分。虽然我得了高分，其实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从内心里我觉得他比我还要差。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还是不对，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就是当时，我也并不一定比人家高明。离开共大后，我再没有见到过罗老师，甚至没有听到他任何消息，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既然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么生产劳动就是这所大学办学的应有之义了。学校有几十亩水田，每到农忙季节，我们还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农忙季节，那是完全要劳动的，劳动的强度完全不亚于生产队的劳动，甚至要过之。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两套劳动服装，长衣长裤，还有草帽或斗笠。这个地方原来是低洼的湿地改造成的农田，栽种和收割的时候，脚都会踏在很深的淤泥当中，要在淤泥当中挪动自己的脚步，要弯腰动手劳作，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每当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到床边，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仍然腰酸背痛。好在我当时经常为班级刻写教材，或者出刊，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相应要少一些，对劳动痛苦的体验要稍微也少一些。
（五）
洪湖共大靠近南套河，南套河河水清幽幽的，河岸上杉树成荫，夏天里，走在坑坑洼洼的河边小路上，清风吹来，十分清爽宜人。每天劳作之余，或者学习之后，我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是最为享受的时刻。当然我们结伴而行的不仅仅是自己班级的同学，也还有赤脚医生班的同学，大家虽然只是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彼此之间已经十分熟络，非常亲热。我还记得赤脚医生班的一位姓涂的同学和我关系最为亲密，我们对社会，对人生，很多想法都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彼此经常结伴散步。后来我听说他担任他所在乡镇的医院院长，现在当然退休了。那个时候，还是激情澎湃的时代，改革开放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母腹中躁动，而只要时机成熟，就会呱呱坠地。我们一边散步，一边畅想着未来，特别是大家都关心着国家大事，都期盼着邓小平能够立即重返政治舞台，为中国这艘巨轮掌舵。
当然，粗陋的，甚至有些荒僻的校园里由于年轻人的到来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每到傍晚，校园里响起了二胡声、笛声、口琴声，春天应和着蛙鸣，夏天伴随着蝉声，很富有诗意！有几个夏夜的晚上，在校园的一块空地上，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开起了月光晚会。大家都洗澡了，白天身上的尘垢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少男少女们围坐在月光之下，开始唱歌。当然也还有主持人，但是这位主持人是随随便便，自自然然，并没有撰写什么串联词，也没有手持话筒。唱歌的都是一些文艺积极分子，平时我们就见识过他们的本事。在月光晚会上，他们更加用心，表现得也更加到位，自然获得阵阵掌声。赤脚医生班里有几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目如点漆，口似樱桃，自然是很多同学的梦中情人，但是居然没有什么人去追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可见文革虽已过去，但是人们还是生活在禁锢当中。那天晚上，她唱了马玉涛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唱着唱着就走调了，而且走得很远，回不来了。美女唱歌，大家期待声如其人，但是最终荒腔走板，期待落空，自然又引起一阵笑声：有嘲笑，也有惋惜。
在77年的国庆节，学校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演员自然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班级准备了几个节目，有小合唱，京剧清唱和舞蹈。我当时为这次演出专门写了一段歌词，歌词的题目是《南套河畔好事多》，配上一段现成的一支乐曲，编成了一个表演唱的节目。这个歌词自然是失传了，但是大致的内容和表演的形式我还记忆犹新。内容是歌颂南套河畔共大的好人好事，歌颂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大地。几位女同学，身着百褶裙，边唱边舞。农村来的女孩子，舞姿自然显得有些笨拙，一点也不婀娜，一点也不翩跹，令我失望，但是这是我的第一篇作品，而且是唯一作品被之管弦，自然心里很高兴，一直都记在心里，不时回味回味。
（六）
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大概不到一百人，老师加上教职工，也就十几个人，但是在这所学校里，却出现了派性斗争。当时的校长，我现在记不得姓什么，再就是霍闻达老师等人是一派，他们占有学校的各种资源，上通联县委，下控制全校，我们姑且称之为实权派；我们班的班主任饶老师，还有黄老师，前文说到的我们公社医院的一位医生老师等人是一派，都是教学骨干，学校教学须臾不可离开，我们姑且称之为实力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有时候甚至在课堂上都相互攻讦。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申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点名地批评学校领导的做法。霍文达老师学术水平比较高，申述自己的看法要隐晦得多。我有一次被霍老师点名，要求回答他的问题。我当时自视甚高，于是侃侃而谈，以为会受到霍老师的表扬。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回答遭到霍老师的全盘否定，在否定的过程中还夹枪带棒的，让我非常难受。但是，接下来霍老师讲的内容跟我回答的应该是大同小异。我下课后想，是不是因为我在同学当中因能说善写而浪得虚名，而且公开地站在实力派的老师一边，让霍老师了解了我，然后想给我点颜色看看？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所大学建在乡下，免不了要和周遭的农民打交道。学校占据了一定数量的农田，和周围的生产队的农田毗邻，有一段时间为田地的边界曾经爆发争执和冲突。当然，我们不会去管这些跟我们的利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学校领导是在意这样的事情的。他们和生产队的领导、群众发生了争执甚至冲突后，心里当然不是很高兴，于是就到学校来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向全体师生交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期得到学校上上下下的理解和支持，甚至于在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一天，我们在我们的兼饭厅兼寝室兼教室的礼堂里开会。校长振振有词，唾沫横飞，讲了不少内容，最后讲到我们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时候，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要像韩英所说的那样，先将拳头缩回来，然后再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当时文革刚刚过去，文革前的一批优秀影片解禁，《洪湖赤卫队》即是其中之一，大家对韩英的这句台词非常熟悉。当时听到校长说这句话，大家就起哄了，大声地反驳校长，吼叫道：“韩英斗争是对敌斗争，我们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方式对待贫下中农！”这位校长不知道在学校两派的斗争中我们学生基本上站在实力派一边，更不知道同学们对他的反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公社生产队，对农民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同情，或者说，我们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面对学生的质疑和吼叫声，校长只是嗫嚅着，没有什么话来搪塞过去，乖乖地不再说话了。
大约一九八八年年初，我们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当学校将一个“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业证”的小红本本发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深情地挥挥手，作别南套河，作别洪湖共大。至于学校领导和老师之间的斗争究竟鹿死谁手，我不得而知；洪湖共大何年寿终正寝，我也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