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7日的法国总统选举结果，让无数焦虑欧盟前途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二战后，那些力图以“新欧洲”理念预防旧大陆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富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当时就看到新欧洲的前途如何。最主要的是有赖旧大陆上的两大国——多次互相搏斗的法国和德国——联手化解老隔阂，开创建设性的多管合作渠道（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到最近几年反全球化成为西方社会的强劲潮流、进一步燃烧成一些国家既有政局崩塌的关头，理智的人们仍然把欧盟的前途主要放在法国和德国的步调一致上。年少得志的马克龙一当选，立马就去拜访老大姐默克尔，是这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欧洲连续剧的鲜活章节。

难以平衡的跷跷板

可是，尽管法国政局这次没有大翻盘，即便很快就启动的德国大选再次让全球化的推动派默克尔团队继续执政，这两大国的新政府还是宛如在薄冰上行走。冲击这片薄冰的浪潮还有波波后劲，因为几个深层麻烦还在那儿发酵——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平衡跨境移民和本土居民在“付出去”和“拿进来”跷跷板上的相对比重。这个麻烦不仅仅是与德法两国的全球化趋势、进而与欧盟命运攸关，对所有那些奉行比较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富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异常敏感容易起火的问题。“付出去”和“拿进来”涉及几个基本面：就业、教育、宗教组织联系、生活方式、犯罪、国家效忠等等，本篇就以“一家多制”的实例作点展示。

跨境移民里面最悲惨的一类，是真实的难民，无论是出于战争或是恐怖主义还是濒临饿死的严重饥荒的威胁，这类移民在“付出去”和“拿进来”两端之间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是跟另一类跨境移民非常不同的。后一类人不是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而是在平心静气的仔细盘算后作出移民决定的。他们对于准备移进去的某一个甚至两三个国家的法律有细致的了解，然后就对症下药，把自己家庭的几个成员进行最佳分工配置。其综合后果，就是达到“一家多制”——或是各人在同一时段里在同一个移民国家拥有不同的法定身份，或是各人在不同的时段里在同一个移民国家拥有相同的法定身份。毫无疑问，这么分工配置的量化目标是为着该核算单位（即这个家庭）实现最大限度的隐瞒收入和资产、最低水平的税金缴纳、最高水平的福利申请和获取，即在“付出去”和“拿进来”跷跷板上维持最利于自己家庭、最不利于他者的倾斜。

经济学家的“道德风险”分析派上用场

笔者在此必须澄清：所有这类分工配置，总的来说都还不涉及非法作业，比如捏造身份等等。所以，移民家庭与本土居民之间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更适合于纳入政治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领域作解释，其经典描述是：“道德风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可能拥有独家信息。阿罗（K .Arrow）1985年的一篇论文把这类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卷第588-591页）。而且在笔者阅读到的资料里，移民家庭越是来自法治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所拥有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动的机会就越多，被他们移进去的国家所查证的难度就越高。

当然，以上描述的现象并非始自最近几年，恐怕早在1970年代的国际移民群里就有了初步表现，至少笔者读博士生时就听到过教授的相关分析。只是从1990年代初期全球化加速、跨境移民变得越来越大规模以后，这个“付出去”和“拿进来”不平衡的问题，才变得越加广泛和严重，越发引起富裕国家本土居民大范围的不满，进而引发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因为以上描述的那类移民家庭并没有从事犯法的作业，他们的属于道德风险领域的行为，在本土居民看来，只能通过全国大选改变政府，进而大幅度改变移民法、税收法和福利规章等等，才能得到有效制约乃至扭转全球化的趋势。这次法国总统选举一结束，冷静的观察家就点出这个症结——国民阵线毕竟拿到稍过于三分之一的选票，远远打破了大选中右派民意盘无足轻重的惯例（“法国大选勒庞吞败，但极右势力没输”，台北：“中央社”法文媒体评论译述，2017年5月8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德国大选即便默克尔团队大胜，也要应对这个大麻烦。

全球化的活动和基于国家的治理

从最宏观的社会进程视野看，以上的麻烦凸显了全球化内在的结构性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活动层面的快速全球化，社会生活层面的跟随其后（有的部分滞后几步，有的滞后更多）；另一方面，就行政体系、法律规范、税收制度和个人的责任义务诸领域来说，至今还继续是以近代形成的主权国家为最根本的分野。换言之，愈益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匹配一个愈益全球化的公共治理体系。只要是跨越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界限，许许多多的信息不对称就猛增，依据这些信息作出应对处理的治理体系也变得极不对称。

在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经济全球化与治理靠国家”的悖论就已经令国际政策研究圈和多国政界焦虑了，可是那场危机中受害国全是非西方世界的。等到2008年秋冬的金融海啸爆发，这个问题又猛然闯入全球公共辩论的前沿，因为这场海啸把好几个老牌的发达经济大国席卷进来。在与德国学者的讨论中，笔者提倡要成立一个仿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机构，可以叫“联合国金融安全理事会”，以协调监管全球化条件下的重大国际金融风波，推进国际经济次序的公正和相对稳定（德国Frankfurter Rundschau 《法兰克福评论报》2008年10月20日刊载有 Bernhard Bartsch对此倡议的专题报道，腾讯网博客里转载了中文翻译）。第二年1月30日，德国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上呼吁各国，要起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宪章，成立联合国经济理事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解決全球的经济问题，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德国总理默克尔倡议成立联合国经济理事会”，"中央社" 记者林育立柏林专电，2009年1月31日）。笔者当时读到来自德国的这个报道，真是敬佩默克尔体现的泱泱大国视野！

西方文明最终会被全球化拖垮？

然而，我们距离这样的全球化公共治理体系还有不知多长的路要走。仅仅让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协调公正处理“一家多制”引发的诸多问题，就难上加难。在笔者的研习范围里，目前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富裕国家，似乎就数美国最花力气，比如要非美国的且不在美国境内营业的银行通报美方，在这些国外银行里美国公民的存款和投资细节；美国公民要放弃美国国籍，必须通过一连串回溯性的税务和资产查核；对于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的人再次申请美国的身份，添加特别的限制条款等等；其目的就是尽量压缩全球化大环境里公民们的跨境活动所增添的“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美国的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在西方富裕国家里不算最高，只有中等稍偏下的实惠配给，可也是被包括“一家多制”在内的道德风险形形色色做法搞得焦头烂额。像法国、德国和北欧那类高福利的国家，就公共财政的相对比重而言，更扛不动这些做法带来的日增月沉的负担了。

近年来西方思想界和严肃媒体，时不时端出一个沉重的话题，拷问西方文明还有没有从接二连三的危机冲击下重振威风的生命力。有些学者特别把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全球化推动的跨境移民浪潮作因果链的分析，其中一位加拿大（至今还是对移民相当开放的）专门研究全球系统的教授Thomas Homer-Dixon争论道：全球化引发互相交集的力量，堪称是“地壳构造式的压力，因为它是悄悄积累的，然后突然爆发，压垮那些原本稳定着社会的机制”。如果移民潮失控，西方社会将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费数十亿美元筑起墙壁，设立边防巡逻无人机和边防部队；加强安保，管理入境人员和物品；政府变得更加专制，采用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Rachel Nuwer, “How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ld Collapse?” Weekly BBC Newsletter,18 April 2017）。

我们目击的诸多事件表明，这种警世之言并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