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政府觊觎朝鲜的“连环谋划”
虽然历史上只有日本侵略朝鲜，从无朝鲜侵略日本，但按照地缘政治学的边缘地带论，“朝鲜半岛像一把匕首指向日本列岛”。1871年所谓“平等”的《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其实是日本欲拆解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实施侵朝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的重要一环，前与1592年和1598年丰臣秀吉两次侵朝欲“假道入明”进犯中国相联，后与甲午战争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相接。解析在此前后日本觊觎朝鲜的图谋和行动，对于解析日本对外战略，不可或缺。
“征韩论争”和“明治六年政变”
1636年，江户幕府致函朝鲜，要求朝鲜“自今而通用书可记我元”，即改用日本年号以示朝鲜对日本的臣属，但作为中国藩属国的朝鲜未予理会。明亡清兴后，江户幕府对马藩致朝鲜的外交文书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仍遭到朝鲜拒绝。
1870年4月，即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外务省向太政官(类似首相府)递交了试图置朝鲜于其势力范围的“对朝外交三案”：一是“日朝绝交旁观案”；二是“武力迫朝开国案”；三是“日中交涉先行案”。翌年签署的《中日修好条规》就是“日中交涉先行案”的实施，即根据国家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切割中朝藩属关系。按照日本的如意算盘，如果中日“对等关系”确立，日本即可在朝鲜重演“琉球处分”之故伎，逐渐吞并朝鲜。
清朝对此当然不可能置若罔闻，在《清季外交史料》中，有日本外务少辅（次官）森有礼和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关于朝鲜究竟是否属于清朝属国的激烈辩论。森有礼称：“高丽与印度同在亚细亚，不是清国属国。”李鸿章反驳道：“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但是，李鸿章的一番说辞，不可能阻挡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而李鸿章称“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种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却为日本以“法律”形式控制朝鲜留下隐患。
实际上，1854年开国后，日本“征韩论”已甚嚣尘上。江户幕府末期，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曾建议：“责令朝鲜纳质奉贡”，即让朝鲜派驻皇室成员留驻日本作为事实上的人质、向日本纳贡。1864年5月20日和7月8日，日本对马藩士大岛友之允两次拜见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建议尽快“征韩”，并递交了由七项措施构成的《朝鲜事务建议书》。
1873年5月31日，日本驻朝鲜的“大和馆”官员广津弘信向外务省报告，称朝鲜官员发布告示指控日本商人走私，并称日本是“无法之国”。接报后，外务卿代理上野景范即向太政大臣（类似首相）三条实美建议，称此事关乎“内外民情之向背”，不能听之任之。但是，忌惮朝鲜是大清属国，他建议和朝鲜保持良好通商关系，并就税率问题同朝鲜方面磋商，即以“温和”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1873年8月17日，西乡隆盛主动要求“出使”朝鲜。但是，他“出使”的真正目的是为“征韩”寻找口实，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缓和明治维新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武士“散发、脱刀”被剥夺特权后对明治政府的强烈不满。西乡隆盛在8月17日写给板垣退助的信中，对此目的表露无遗：“将试图挑起内乱之心外引，以图国家振兴之远略。”
但是，对西乡隆盛的这一目的，此前一直主张“征韩”的木户孝允却表示反对。木户孝允认为，作为“富国强兵”主要内容的《征兵制》业已颁发，若为“征韩”而征兵，不仅武士会因此要挟或拒绝，农民的“蜂起”也将更为激烈。他写道：“今万民困苦，新令屡传致民众日益不满。去年至今已蜂起数次，政府已不以为奇。若论今日之方略，则无有比内治更为紧急者。”
立即“征韩”还是暂缓“征韩”？对此，日本统治阶层产生了以主张“急征”的“五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后藤像二郎为一派，以主张“缓征”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为另一派的正面冲突，使明治政府趋于分裂。无所适从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甚至因此陷入“精神错乱”。天皇主张“缓征”。10月20日，天皇敕令右大臣岩仓具视摄行太政大臣事务，使权力天平瞬时向“缓征派”倾斜。眼见大势已去，主张“急征”的“五参议”西乡隆盛等递交了辞呈并获批准。明治政府随即进行了机构改革，由司法卿大木乔任、大藏卿大隈重信、工部卿伊藤博文等兼任“参议”，使“缓征派”势力全面扩张。这一人事更迭，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拆解中朝宗藩关系
“征韩论争”使朝鲜感到日本的威胁正急速迫切，但力图避免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清朝政府则告诫朝鲜妥善处理和日本的关系，避免引起战端。清廷指示朝鲜王朝：“今若与日失和，本非长策。”于是，江户幕府倒台、天皇亲政后始终拒绝和明治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朝鲜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并就签署“日朝修好条规”进行谈判。无奈因分歧严重，谈判一开始即陷入僵局。
眼见谈判陷入僵局，日本“征韩论”再次甚嚣尘上。尽管大藏卿松方正义警告，财政拮据，不宜举兵，称：“今复起征韩议论，不知行军一日需花费几万现货。现国库之现货已几乎用尽，唯存纸币”，但日本好战分子仍一意孤行，决意挑起事端。1875年9月的“云扬号事件”（又称“江华岛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事件发生后，根据10月8日公布的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的报告，他奉命率云扬号探查朝鲜西南海岸至中国牛庄的航路，于1875年9月20日在江华岛附近抛锚。井上良馨亲自乘坐一艘小船在江华岛炮台附近上岸寻找淡水。舰长为何亲自上岸寻找淡水？他的说辞是：“此近海为未航未开之地，若让士官去找水或要水心自不安”。朝鲜守军见井上良馨上岸，开枪射击，并向悬挂日本国旗的云扬号发炮攻击。遭到攻击后，井上良馨发射信号弹通知本舰应战，“云扬号”遂向江华岛朝军炮台发炮反击。之后，井上良馨返回“云扬号”，指挥22名水兵分乘两艘小船登陆并占领了朝鲜炮台。但是，根据晚近解密的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资料，9月29日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递交的报告，并没有他上岸“寻找淡水”和云扬号“悬挂日本国旗”之说，而且事后查明，云扬号是在事件爆发第二天才“悬挂日本国旗”。也就是说，9月29日的报告反映的是事件的真相，而10月8日公布的报告则是为了掩盖真相的杜撰。
但是，在真相被掩盖的当时，“悬挂日本国旗”的军舰遭到朝鲜军队炮击，兹事体大。1876年2月4日，由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井上馨为副全权代表的日本代表团一行28人，率6艘军舰驶抵江华岛，要求和朝鲜签署“修好条规”。日本政府训令黑田清隆：“若朝鲜政府提出须征询支那意见后方能答复，则在其使节往复期间，令我部队驻屯京城，要求朝鲜提供饷给，并占领江华城，采用公法之所谓强行要求赔偿之方法，给彼制造难题。”同时，日本派遣“日进”、“猛春”、“函馆”、“矫龙”四艘军舰在朝鲜釜山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以震耳欲聋的炮声施压。
1876年2月27日，面对武力威慑，且清廷不希望朝鲜和日本“失和”，经过“谈判”，双方签署了《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其第一条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条规定意味日本拆解中朝宗藩关系的图谋初步取得成功。
《天津会议专条》的“伏笔”
《日朝修好条规》签署后，日本一方面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要求朝鲜政府改编政府机构和军队，聘请日本教官。一方面对朝鲜巧取豪夺，使朝鲜民众困穷、国库空虚，军饷难以发放，引起士兵极端不满。同时，他们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极度不满。1882年7月23日，在柳万春、金长孙的带领下，汉城驻军数千军人发生哗变，夺取武器，释放囚徒，捣毁政要住宅，史称“壬午兵变”。兵变者还焚烧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官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连夜狼狈出逃仁川。兵变者拥立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的生父、摄政的大院君李昰应执政。但是，反华亲日的李昰应的执政，为清朝政府所不容。8月下旬，清政府派遣丁汝昌和袁世凯率官兵3000人进入汉城，逮捕大院君并将其押回中国审讯。
但是，日本和朝鲜亲日势力并未善罢甘休。1884年8月中法开战后，清军节节败退。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认为，如果清朝败北，日本在朝鲜扩张的障碍将减弱乃至消除，于是向明治政府提出，当不失时机在朝鲜扶植亲日政权。朝鲜的亲日势力则伺机而动。当年12月4日，朝鲜亲日势力首领朴泳孝、洪英植、金玉均、徐光范等趁朝鲜政府举行京城邮政局大厦落成宴会之际，刺死了议政闵泳翊，之后冲进王宫，迫朝鲜政府向日本公使馆提出派遣日军“护卫”朝鲜国王的要求，而早已整装待发的日军则未待接到要求即“不请自来”，迅疾赶赴朝鲜国王避难的离宫，以“护卫”的名义监控了朝鲜国王。之后，朝鲜亲日势力杀死了6名朝鲜王朝大臣，建立了以李载元为首的“新内阁”，并迫使由日本兵“护卫”的国王颁布“大政一新”敕令。12月6日，应被推翻的朝鲜政府要求，由袁世凯率领的清军攻入朝鲜王宫，在朝鲜军队的策应下向日军发起攻击。竹添进一郎自焚使馆后逃离汉城赴仁川日本领馆避难。朝鲜的亲日势力被一举剿灭。这场政变史称“甲申政变”。袁世凯在处理政变时表现出的机智果敢，深得李鸿章赏识。一年后，袁世凯被正式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受二品顶戴。朝鲜王朝为袁世凯立了生祠供人瞻拜，并拜袁世凯为上将，请他帮助朝鲜编练新军。
1885年4月，第四次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亲任全权大使，赴中国和清朝全权大使李鸿章进行交涉，要求中国惩罚“甲申政变”的“肇事官兵”。按照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判断，“清国承诺日本要求的可能，极大地存在于中法战事。”由于当时中法和谈正顺利进行，中国已无日法结盟的担忧，因此李鸿章断然拒绝了伊藤博文的要求。但是，李鸿章也顾忌与日本交恶。经过谈判，4月18日，双方签署了《天津会议专条》，就同时从朝鲜撤兵、以后如须出兵当“行文知照”即通知对方达成一致。日本通过这个“专条”为以后发动甲午战争留下伏笔。
“清国十有八九不会同意我方提案”
1894年5月下旬，朝鲜爆发由全唪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此前，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曾有预言，“整个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民众为何激愤？出自《春香传》并在当时流传的朝鲜民谣，是很好的答案：“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为了“平乱”，朝鲜当局请求中国出兵。作为宗主国，清廷自感“责无旁贷”，并于6月6日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知会日本。但是，日本对清廷公函中的“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句提出抗议，称根据《日朝修好条规》，日本承认“朝鲜是自主之邦”，否认朝鲜和清朝是宗藩关系，并通过驻清朝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告知清廷，日本也将出兵朝鲜。清朝对日本出兵予以拒绝，但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提出，《天津会议专条》仅要求“行文知照”，并没有限制日本出兵的规定，并令回国述职的日本驻中国兼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率领“八重山丸”等数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300余名士兵赶赴朝鲜京城（首尔）。9日，日军抵达仁川。
日军抵达仁川时，清军1000余人已到达牙山。之后，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日军混成旅也登陆仁川。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6月16日，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了两国共同出兵朝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但日本此举实际上完全是为开战寻找借口。按外相陆奥宗光的说法:“清国十有八九不会同意我方提案。”6月21日，清朝对此方案断然拒绝，并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无日清两国相互协力进行平息之必要”。“第二，朝鲜的改革当由朝鲜自主进行，中国对其内政不予干涉，原本即承认朝鲜是自主国的日本，更没有干涉其内政之权利。”第三，“根据《天津会议专条》，事态平息后当各自撤军。”但是，日本政府仍强词夺理，称日本军队在朝鲜驻留“不仅是依照《天津会议专条》之精神，而且是为朝鲜善后之良策。”在京城的大鸟圭介则在军队簇拥下，向朝鲜国王递交了“内政改革案”。
必须强调的是，此前日本已开始构建战时体制，准备向中国开战。6月5日，日本设立了大本营，成员包括内阁总理、枢密院议长、参谋总长、陆海军大臣、天皇侍从长等军政要员。7月17日，大本营从参谋本部移往宫中，正式构建了战争指导体制。7月20日，大鸟圭介要求朝鲜政府解除与清朝的宗属关系，敦促清军撤离，并要求3天内作出答复。7月22日，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驶出了佐世保军港，大岛义昌指挥的混成旅团进入了京城（首尔）并占领了朝鲜王宫。7月25日，由后成为联合舰队司令的东乡平八郎任舰长的“浪速丸”在朝鲜西部丰岛附近海岸不宣而战，开炮击沉了清朝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正被运往朝鲜的船上1000多名清军官兵遇难。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颁布了《宣战诏书》，清朝光绪帝也颁布宣战《上谕》，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全面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