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一块心病，始终没有找到灵丹妙药。三十年洋务新政全部积累，因东北亚危机而毁于一旦，进而从根本上动摇国本，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中国在东北亚问题上并非私心作祟，至少在1880年代早期，中国引导朝鲜对外开放，以大国均势保障东北亚和平。这确实是一个正确方向，然而为时不久，却被突如其来的“壬午兵变”打断。
一、日本出兵
朝鲜一直是个神秘国家，是一个家族的威权统治。朝鲜如果要改变方向，一般通过统治家族内部残杀去解决，极端残忍，但又毫无办法。
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夫君李熙亲政为由发动政变，迫使公公大院君李罡应引退。这是一次比较柔和的家族政变，然而因此注定未来悲剧。
闵妃执政后，1875年与日本达成《江华条约》，终于将“隐士之国”门户打开，发誓仿效清朝洋务新政实行改革，“开化自强”。经过几年发展，朝鲜的情形确实有了相当改观，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近，各大国在中国帮助下，先后与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国均势为东北亚构建了一个稳定机制，中国引领番邦走向世界的成果正在显现。
然而，就在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达成修好通商条约两个月，1882年7月23日，在朝鲜却发生了一场以索要欠饷为诉求的军事哗变。几年前被迫放弃权力的大院君巧妙地将军人哗变转变为政变，闵妃以及一批大臣被诛杀。
闵妃及其执政集团力主对外开放，但具有浓厚的亲日情结，日朝之间的关系在那几年获得许多实质性突破，所以当大院君主导壬午兵变大开杀戒时，日本驻朝鲜公使馆遭到袭击，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自焚使馆，率众冲出，逃往仁川。在这次骚乱中，共有七名日本人被杀，其中一名日本陆军少尉。
日本当然不会容忍朝鲜的做法。7月31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外务卿井上馨为特使，率兵舰赴朝交涉，除要求惩凶、抚恤，还要求：1、朝鲜允许日本驻兵汉城；2、将济州岛、松岛割让给日本，以表谢罪之意。日本政府的底牌是，假如朝鲜政府不答应，那就诉诸战争。
自从日本走上维新道路后，日本有意识转身向西，与西方主流国家打得火热，注意用现代理念重构国家关系。日本一方面承认朝鲜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在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时，就弄清中国政府“番邦自主”的涵义，反复强调日朝关系是两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双边关系。
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政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一天，派遣外务大辅吉田清成专程前往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黎庶昌公使，口头通报日本政府的决定，显然期望获得中国方面谅解。
二、中国“观变”
驻日公使黎庶昌在接获吉田清成的通报后紧急致电负责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朝鲜事务相当熟悉，可惜他此时丁忧故乡合肥，署理北洋大臣的是张树声。
张树声是李鸿章手下重要官员，也具有相当西学知识和世界意识，只是他对朝鲜问题的认知与李鸿章比起来还是有一点距离。
黎庶昌在电报中描述了日本的决策，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中国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派兵船前往朝鲜“观变”，否则朝鲜或因此次事变而倒向日本，中朝宗藩关系或将因此而生变。
同一天，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在与天津海关道周馥笔谈时强调此次事变非一时乱党所为，而是日本处心积虑的后果，日本必借端干预要挟，金允植代表朝鲜政府请求清廷以宗主国的身份出兵干预。周馥也是李鸿章手下干将，是处理朝鲜事务的重要助手。周馥将这些谈话及时报告了张树声。
根据黎庶昌、周馥的报告和建议，张树声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看法。8月3日，张树声致函总理衙门，表示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建议派遣提督丁汝昌偕道员马建忠前往察看情形，相机办理。此后两天，张树声根据黎庶昌等人后续报告两次函电总署，重申向朝鲜派兵平定该国“内乱”的意义，以为中国不派兵，日本军队猝至，日军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那么日本必将有功于朝鲜，朝鲜于与中国的关系必将日趋疏远，与日本的关系日近。中国出兵朝鲜的根本用意，在黎庶昌、张树声等看来，都是为了巩固中朝宗藩关系。反过来说，担心朝鲜因此脱离中国，倒向日本。 黎庶昌、张树声等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中朝、日朝以及中日关系的不确定。当李鸿章忙着让朝鲜与各大国陆续缔结通商修好条约时，李鸿章内心当然期待朝鲜像中国一样走向富强走向世界，但同时，李鸿章那一代人弄不明白中国与朝鲜假如有一天不是宗藩关系了怎么办？换言之，由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够像日本那样义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诉求，因而在对待番邦问题上也就缺乏一种坦然。中国将番邦的交往看作一个零和游戏，假如朝鲜与日本亲近了，那么一定与中国疏远。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中国对日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总是抱持一种不信任。
8月7日，清政府接受了张树声等人的建议，同意酌派水陆两军迅赴朝鲜“观变”。上谕在解释出兵理由时强调，一、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既围日本使馆，兼劫朝鲜王宫，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二、朝鲜为我番邦，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上国有责任派兵前往援护；三、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律护持，庶几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阴谋。很显然，清廷依然将朝鲜视为自己的番邦，不会容忍他人染指。
清廷的判断有其合理性，只是清廷主政者忘记了李鸿章、何如璋、黄遵宪当年让诸大国相继进入朝鲜的根本用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大国均势维持东北亚和平，遏制日本、俄国利用地缘政治优势蚕食朝鲜。只要大国均势在，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就不存在变数，东北亚和平就能持续。
然而，现在清廷因为日本派兵而派兵，这必将使大国均势破局或失衡，使东北亚问题由多国均势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更不可思议的是，清廷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以为朝鲜此次动荡主要是因为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罡应暗中操纵所致，因此中国军队首要任务就是羁捕大院君，控制朝鲜的局势。
8月26日，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军抵达汉城郊外，带亲随入城谒见大院君。稍后，大院君来营回访，随军“观变”的马建忠与之笔谈，一上国口吻责备大院君不该擅自揽权，架空国王，旋命清军将其拘捕，装进一顶小轿，连夜抬到南阳海口，用船将大院君送往天津。
三、均势失衡
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可能怀有多重目标，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毕竟是因为公使馆被冲击，人员伤亡。日本政府向中国通报出兵决定，只是因为朝鲜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希望获得中国政府谅解，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会借此机会出兵，而且会先发制人。所以当日本获悉中国政府出兵决定时，不是不快，而是恼怒。日本政府研判后作出这样的预案，第一，假如中国继续以朝鲜上国自居进行干预，那么本次事件的谈判就应该由中国承担。对此，《江华条约》已有结论，日朝关系与第三者无关。第二，如果中国以第三者身份提出对此次事件进行仲裁，按照国际法，没有日朝双方认可是行不通的，所以日本不会同意中国介入；第三，如果中国只是一般性地以上国身份向朝鲜提出忠告，催促朝鲜对日谢罪赔偿，这虽说有利日本对朝交涉，但日本对中国的这一举动应该熟视无睹，不予理睬。日本的结论是，壬午兵变只是日朝之间的事情，中国无论以何种方式介入，日本都必须拒绝。假如中国执意介入，那么日本要有不惜一战的决心。
马建忠拘捕大院君的行动出其不意破了日本的几点预案，因为这个行动只是中国的单边动作，与日本无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无法与中国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只好单刀直入加快与朝鲜的双边谈判。8月30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与朝鲜全权大臣李裕元、金宏集在仁川签订《济物蒲条约》，规定朝鲜赔偿日本五十万元；日本此后有权派兵进驻汉城以警备使馆；朝鲜修国书并遣使赴日道歉，朝鲜增开杨花镇为通商口岸。至此，日朝之间有关壬午兵变的交涉意外顺利达成，日本没有顾忌中国的上国身份，再次用行动确认了日朝两国关系的正当性。
吴长庆、马建忠出兵朝鲜的使命是要阻止朝日合谋，是要维持并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然而他们除了将大院君拘捕至中国，根本没有介入朝日之间的谈判，也没有在朝鲜利益上进行有效维护。中朝关系的重组变的更加严峻，怎样才能让朝鲜不脱离中国，成为清廷最大问题，因为朝鲜如果生变，不仅会引起中国宗藩关系的全面解体，而且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南部宗藩诸国都会相继离去。
为了防止此种最坏结果，清廷在壬午兵变后一方面将大院君长时期扣留在中国以稳定朝鲜，另一方面不得不加大对朝鲜的援助和投资。1882年11月，回任北洋大臣李鸿章选派德国人穆麟德赴朝鲜负责海关事务，但李鸿章的真正用意却是要用穆麟德的德国背景反制日本，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日本人最畏德国，也忌穆麟德”。上国对朝政策在不知不觉中以抵消日本影响力为诉求。
至于对朝投资及贷款，李鸿章也不再是先前引领番邦走上世界的感觉了，他之所以让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向朝鲜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不是为了朝鲜的实业开发，而是为了冲销日本，因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在缔结《济物蒲条约》时就建议让日本开发朝鲜矿产资源以换取五十万赔款减额。这是李鸿章同意援助朝鲜的原因。
此外，李鸿章为了减弱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刻意加大对朝鲜内部事务全面控制，派驻朝鲜的商务总督袁世凯简直成了“太上皇”，以上国钦差身份随意出入宫廷，对朝鲜内部事务肆意干涉。这种做法既加剧了朝鲜统治层对上国的不满，也是原本凭借大国均势维持东北亚和平的格局彻底打破，朝鲜渐渐不再是各大国关注的重心和投资重点，各国似乎隐约感到朝鲜渐渐成为中日两国争夺的势力范围。中国从先前宗主国身份沦为渐渐沦为一个外在的保护者，可有可无；相反，日本却因与朝鲜构建常态国家关系而越来越热络，并且对朝鲜内部的独立思想与运动给予关注、同情和支持，朝鲜内部的秦日力量渐渐成长。
中日之间迟早还会为朝鲜一战，清流派主将张佩纶在9月27日的上书中已有明确判断，以为日军四出而兵强，日商四通而国富，中国优游坐视，戒备不修，数年之中暂且无事，数年之后，蕞尔日本必成中国巨患。清流党夸张好战固然不足为训，但他们对中日关系必将时移势易的观察很有预见，不无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