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上午，日本“大家来参拜靖国神社”超党派议员联盟102名成员和另外3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安倍内阁两名阁僚。另有约100名国会议员由秘书等代为参拜。此举再次挑动中韩两国神经，引发强烈抗议。
靖国神社为何成为影响中日、韩日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化解？欲求化解问题的路径，首先须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
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祭祀在戊辰战争中阵亡的3500多名官兵，敕令建立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东京招魂社取义中国古籍《左氏春秋》第六卷僖公二十三年秋“吾以靖国也”一句，改名靖国神社。“靖国”意为“镇护国家，使国家永保安定”。之后，日本对外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军属和准军属，均被合祀于此。现靖国神社共合祀2,466,532亡灵，其名字记于灵玺奉安殿内的灵玺簿，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和1000多名乙级和丙级战犯。
1945年前，靖国神社归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战后，因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计划将其烧毁，罗马教皇代表布鲁纳·比特鲁劝阻他放弃这一计划，理由是：“不管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向为国家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是人类的'自然法'。烧毁靖国神社将是一种罪行，并将在美军历史上留下污点。”不过，真正使美国决定保留靖国神社的，是对因此遭日方激烈抵抗的担忧。《有关靖国神社之未来的见解》的机密文件写道：“应该保留靖国神社，废止恐引发事端。”
1959年10月，日本厚生省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一份“祭神名单”，要求将乙级和丙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并获准。1966年2月8日，厚生省又向靖国神社提出，将14名甲级战犯也合祀于靖国神社。经多年周折，此要求最终于1971年获靖国神社崇敬者总代会批准。1978年秋季例行大祭时，14名甲级战犯按祭祀程序被合祀于靖国神社。据称天皇裕仁对此流露微言。2006年7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显要位置刊载了原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笔记，首次披露了天皇裕仁对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的上述态度。这一报道旋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翌日，《日本经济新闻》办公大楼遭汽油弹袭击。天皇是否真有微言无从查考，但自此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属不争事实。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两国强烈反响。“靖国神社问题”遂正式形成。但是，中曾根康弘本人或对此始料不及。翌年8月15日，他不仅没有再去参拜，而且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点出了“靖国神社问题”的症结：“我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尊重国民感情，悼念为国牺牲的普通的战殁者。”“但是，不幸的历史伤痕依然深深留在亚洲近邻各国国民的心中。以官方身份参拜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特定责任的领导者的靖国神社，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伤害贵国和亚洲邻国国民的感情。”毋庸赘言，“靖国神社问题”就是由民族感情的摩擦点燃的。
为了避免摩擦产生，中曾根康弘提出了“分祀”，即将合祀于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另行祭祀的构想。1999年，小渊惠三内阁的官房长官野中广务表示，“战争责任总要有人来承担。甲级战犯应当承担战争责任。分祀能为各国首脑献花创造条件。”
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提出了是否有可能新建一处祭祀战殁者场所的构想。按他原话：“如何让人们甚至外国人都能毫不犹豫地前往悼念日本战殁者，是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当年12月，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根据小泉指令主持研讨这一问题，并于翌年12月形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设非宗教的国立战殁者追悼场所悼念亡者和祈念和平，很有必要。”
但无论“分祀”还是“新设”，均因遭遇障碍而搁浅。
2006年4月9日，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提出“分祀”主张，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即予以抨击，称，“政府申请取消合祀有违宪法第20条信教自由的规定，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此事应由靖国神社决定，政府不应介入。”但是，靖国神社方面强烈反对分祀。2005年6月初，日本共同社就是否赞成“分祀”进行调查问卷，6月4日靖国神社即发表声明予以抗议。6月9日日本神社本厅（全国八万神社的总部）也发表声明称，“从神社祭祀之本义考虑，分祀是不可能的”。
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更是声称：“不应在别国提出要求后，就考虑是否分祀英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胜利者单方面的审判，我们从来不予承认。”
新建祭祀场所同样受阻。2002年7月31日，日本遗族会召开“全国战殁者遗族代表会议”，通过了《坚决反对新设施构想》的决议。同年11月19日，日本遗族会会长古贺诚向官房长官福田康夫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新设施建设的）意见无视战殁者家属的感情，使在我们心中作为'追悼战殁者的中心设施'的靖国神社徒具躯壳。”
2005年6月25和26日，《朝日新闻》就新建祭祀场所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舆论调查。结果显示，42%的人赞成，34%的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一是认为在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别国反对后作出的这一决定，将使日本在外交上陷于被动；二是非宗教场所的“悼念”，不具有神道的“慰灵”和“镇魂”内涵，不符合日本人的传统习俗；三是相信将来亡灵一定会合祀于靖国神社，是很多参战官兵的遗愿，对此应予以尊重。
除了上述两个受阻方案外，日本还曾就此提出过两个方案，一是“国家护持”。早在1956年，部分自民党议员已组织“遗族议员协议会”，开展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立法活动”，即由国家而不是宗教团体决定战殁者名单；以国费承办神社慰灵活动；天皇和首相等可无障碍正式参拜。1974年，由自民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但因未获参议院审议通过而成废案。二是扩建距靖国神社仅数百米之距，安置约35万多名海外战场阵亡官兵遗骨的“国立千鸟渊阵亡者墓苑”。此方案由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中川秀直在2006年最先正式提出，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与谢野馨在8月10日发行的《中央公论》撰文支持这一方案，但最终也未有结果。
难道“靖国神社问题”真的难以化解？笔者认为未必。首先，正如2006年3月宫本雄二在赴任日本驻华大使时所言：“一旦政治领导人作出决断，靖国神社问题终将能找到解决办法。”按照笔者的看法，即便一时没有解决办法，日本政要不参拜靖国神社以免伤害中韩两国民族感情，本身也是一种方法。
其次，中日两国正陷入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困境”，即彼此视对方为威胁。因此，中日两国尽力避免采取有可能被对方视为“敌意”的行为，至关重要。尤其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应接受《东京新闻》8月4日刊出的前外务次官栗山尚一的公开建议：“搁置争议是唯一解决办法。”事实上，这不仅是中方的建议，也是双方曾经达成的共识。
第三，“靖国神社问题”是由民族感情的摩擦点燃的，而8月5日公布的《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联合调查显示，中日受访者彼此“印象不好”的比例，分别高达92.8%和90.1%，创历史新高。因此，如何增加两国国民之间彼此好感度，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