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因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跑上海；每到上海，必拜访王元化先生。请安之外，主要是聊天：聊世界大局，也聊身边琐事，更多的是交流读书心得以及学界见闻。与王先生酣畅淋漓的交谈，是我每回上海行的“重头戏”。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中旬，刚在华东师大逸夫楼住下，便循例给王先生打电话。头几次没人接，终于有人接了，说先生外出一段时间。我一听就明白，虽有些伤感，还是心存侥幸，相信先生能熬过这一关。因很快就转赴香港教书，没来得及仔细打听先生的病情。
好像宿命似的，好几位我十分敬重且较为亲近的师长，都是在我外出期间仙逝。等我讲学归来，已然物是人非。这一回也一样。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客舍看到王先生去世的消息的，匆促之间，只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此后两年，多次提笔，想谈谈我心目中的王先生，最终都未成文。
近日重读《我的三次反思》，方才找到一点感觉。王先生称：“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的三次反思》，见《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前后，那时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最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段话让我沉吟良久。猛然间，脑海里蹦出一个词：“九十年代”。对于个人来说，三次反思都很重要；但放在思想史上，毫无疑问，王先生的第三次反思最有价值。我相信，日后史家谈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绕不开“王元化”，也绕不开王元化先生那些痛楚且深邃的“反思录”。能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留下某种不因时势迁移而被轻易抹煞的印记，这就是“大人物”。这一点，王先生做到了。
在王先生《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对我来说，九十年代是颇为重要的十年。我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可这并不是夸大其辞。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候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因此，王先生将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探究且理解王先生这一反思的过程，本人的著述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在《清园书简》的“后记”中，王先生称：“我的《九十年代日记》记录了我的反思历程”；而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王先生又说：“这部日记取名为《九十年代日记》，它和去年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是姊妹篇。”本来，还应该有一部“将时代、生活、思想熔于一炉”的回忆录，因作者确实“感到了一种创作的激情从我身上迸发了出来”，立誓在完成《九十年代日记》及《清园书简》后，“完全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上去”。很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如今，我们只能借助《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清园夜读》（海天出版社1993）、《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清园自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以及《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等，来悬想并重构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艰苦卓绝的“反思”了。
从思想史或学术史角度，探究王先生的“九十年代”，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因缘际会，在这段时间里，我与王先生有过若干接触。从切身体会出发，描述我所见到的王先生，为研究者提供史料，这是本文的基本立意。记得王先生说过，在这个特殊年代，为了思想及学问的传播，不过多考虑版权问题。故王先生的同一篇文章，可能发表在不同报刊（有时繁简不一，有时未见差异），且收入好多个集子。为了还原历史场景，涉及我与王先生的交往，主要依据《九十年代日记》和《清园书简》；谈论专题文章，尽可能使用最早刊行的书籍。
我与王元化先生的直接交往，缘于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项目一九八八年春天正式启动，很快因风云激荡以及王瑶先生的遽然去世而陷入停顿。依照惯例，国家社科基金管委会询问是否撤销此课题，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于是，调整布局，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六年后，署名“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乃王瑶先生敲定，实际完成的稿子未能达成此目标，以致有读者提出严厉批评。在该书的“小引”中，我说得很明白：“任何著作都有遗憾，而此书因主编王瑶先生的过早去世，留下的遗憾便显得格外突出。虽说王瑶先生再三强调尊重各章作者的学术个性，可全书的整体设计因先生去世而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却是无可讳言的。”
王瑶先生去世后，此项目主要由我这初出茅庐的小讲师来推进，难度可想而知。课题组中，有人坚决退出，我只好另请高明；有人稿子不合适，我得委婉地提出修改意见。当然，也有很多温暖的记忆，比如，王元化先生的来信。
记得是一九九〇年八月，我收到马白先生撰写的王元化一章，稿子不太合适，正愁不知如何处置，接到王元化先生来信，称马白的稿子同时寄给他，他看过，觉得不合适，理由如下：一是写成了评传体；二是“未突出我在文论方面所作的成果的剖析与评价”。这跟我的意见一致。问题在于，王元化这一章不好写，已经换了两次撰稿人，难得马先生临危受命，再全盘否定，我实在于心不忍。幸亏王先生十分体贴，说这事他来处理：“这次读了他的稿子，发现他未在我的《文心雕龙》研究上着笔，舍其（马本人）所长，以致写成这个样子，编在王先生遗编（自然现由您主持）中，实有愧对故人之感。我与马很熟，所以先征得他同意，再给您写信（免去您出面之烦）。”（见《清园书简》。此信日期有误，应为1990年8月17日）表面上是来信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帮我解围。日后读王先生《九十年代日记》，有这么几则：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五日：“得马白函，并附来为王瑶生前所定下的书稿一章。这一章是写我的。我按照编者所嘱自己去物色人，当时决定约请马白来写。现在稿子寄来，写得较匆忙，夸饰多于实际剖析，发表似不适宜。此事颇令我为难。”同年八月十七日：“寄陈平原信，谈马白稿子事。”八月二十八日：“得陈平原函”；“致劳承万信”。此章转请劳承万撰写，总算没有违背王瑶先生的初衷。
最初王元化先生来信，鉴于马文不理想，建议取消这一章。我没有同意，原因是，以王元化殿后（按照出生年龄），乃王瑶先生经营此书的生花妙笔。当初提出将王元化作为二十家之一，课题组很多人反对，因在中国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领域，王元化的著述太少。王瑶先生之所以坚持，那是因为：“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在王瑶先生看来，王元化虽著述不多，但走的是一条新路，比起那些功力深厚但陈陈相因的著述来，更值得表彰。
两位王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认识的，此后多有交往，但仅限于学术活动。王瑶先生病危时，王元化先生利用他在上海的深厚人脉，安排其住进华东医院，并多次前往探望，这点，让作为弟子的我们十分感激。日后在交往中，我才逐渐意识到，两位先生之所以惺惺相惜，除政治立场及学术志趣外，还与他们共同的“清华记忆”有关。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元化先生来信：“王瑶先生生前主持的项目，终于可以完稿问世，这是可庆幸的事。您能将出书的周折详细一点示知么？”（见《清园书简》）以先生之洞察人情世态，不难猜想我碰到的困难；记得我没有太多的抱怨，只是平静地叙述工作进展。但确实没想到，这书的正式刊行，会延至一九九六年。
就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封信中，王元化先生对我和王守常、汪晖合作主编《学人》大加赞赏：“《学人》出版事曾听此间青年朋友说起。二三年来，文化急骤滑坡，水平大大下降，令人忧心。但据闻京中学人仍在潜心读书，方使人觉得有些安慰。目前浮在面上的一些现象，实在可厌，但真正的学人却在踏踏实实做刻苦的工作，文化前途有赖于他们。”那时，《学人》刚起步（创刊号1991年1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刊行），没有多大影响，先生迅速反应，且给予很高评价，这让我很感动，当即寄上集刊并约稿。于是，有了以下十分有趣的复信：
我写了一篇论龚自珍考，寄给上海的许纪霖，请他寄您，我想以此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支持。但小许来信说，过去您曾跟他说过，老年学人的文章一概不登，怕摆不平，所以谁都不去约稿，他建议我交《读书》。这次回沪后，见来信要我推荐文章，您没说要什么样的文章，也没说到年龄限制，所以我一直不知您的编辑方针。《学人》全载中青年作品也好，这也是一种特色。读来信知道您几位一直在寂寞中工作，但我相信，只要坚持把刊物办下去，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新朋友（读者），而不会像那些如过眼烟云的趋时的杂志，哄一阵就结束了，我为这个刊物默默祝祷，因为这是一份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力量。在南粤小镇我还写了一万多字的论胡适文。我读到过您的论胡适文，拙文刊出后希望提意见。（见《清园书简》。此信日期有误，应为1993年3月21日）
王先生此信先谈如何在珠海度冬、读书并撰文，而后才是讨论要不要给《学人》寄文章。这当然是误会，我们再年少气盛，也不会一概拒绝老先生的稿子。名满天下的王先生愿意给稿子，我们求之不得。我当即打电话表示欢迎，于是，王先生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即将《读胡适自传唐注》寄陈平原。”
不过，许纪霖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学人》前三辑，大都是我们同代人的文章。那是因为，创刊之初，希望不靠名人，自己打天下。另外，也怕约老先生的稿子，万一不合适，双方都难堪。因此，既未拒绝，也没主动约请。王先生对此策略表示理解和支持，反而让我们不好意思起来。其实，很多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与人为善，特别愿意提携年轻人。
《学人》十五辑，总共发表王先生三篇论文：即第四辑（1993年7月）上的《读胡适自传唐注》、第五辑（1994年2月）上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以及第十辑（1996年9月）上的《近思录》。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王先生来信，提及准备寄给我《清园近思录》的稿子，同时称：“我不赞成激进主义，并不等于就是保守主义。”（见《清园书简》）同年十月二十三日来信，除告知稿费收到外，还有一段关于《学人》的感慨：“《学人》前途如何？有什么打算？此间一切如旧，乏善可陈。弟年岁日增，精力日减，打杂事多，想做的事做得很少。言路日窄，令人担忧。中国学术文化本极荒芜，不加扶持，反施压力，真不知是何居心？每念及此，悲从中来。”（见《清园书简》）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有幸与王先生共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会前会后，好几次深入交谈，大大拉近了我和先生在心理上及精神上的距离。说实话，此前很长时间里，我和诸多北京学者一样，将这位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视为“开明官员”，而不是学者或思想家。
王先生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的日记对此有记述：“会后与陈平原谈天。陈氏王瑶高足，所办《学人》杂志内容扎实，不搞花架子，也不自我炒作。北方学界渐染海派习气，《学人》无此弊也。”而这瑞典之行的日记，后来以《癸酉日记》为名收入《清园近思录》，又以《斯城之会》为名收入《清园自述》。应媒体要求发表日记，既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同时不失时机地表彰年轻学者，如此好意，我自然心领神会。
其实，“斯城之会”日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六月十六日：“晴。上午十一时斯大盖玛雅女士来送我、陈平原、张志扬去机场搭乘SAS414航班飞机。飞机准时起飞，一小时后准时抵达哥本哈根。换机前有一小时空暇时间，我们去机场商店购物，我买了几件印有图画或文字的T恤衫，又购买了一只绘有丹麦建筑与地图的瓷茶杯。我们还在商店挑选东西，播音器已在播放我们准备搭乘的995航班即将起飞的消息。我们三个人慌忙拖着行李，连奔带跑赶到检票入口处，总算上了飞机，大大舒了一口气。由哥本哈根飞往北京，全程四千四百五十公里，飞行时间需八个半多小时。”
那时中国学者很穷，出国一次不容易，会议主办方不仅提供机票及住宿，还专门给我们发了零用钱。如此备受“优待”，心里其实不好受。回国途中，王先生跟我们一样，买点小礼品，将会议发的零用钱花掉。就像日记说的，听到广播，这才赶紧跑到登机口。没想到，这航班的商务舱可以抽烟，有人不愿意，于是留下了空位子。航空公司职员问我们，愿不愿意从经济舱转过去。短途无所谓，长途飞行则很累人。王先生富有经验，马上答应调换。于是，哥本哈根飞北京的航班上，我们得以坐在商务舱里神聊。也正是这一路自由自在的聊天，让我对王先生崇尚自由的天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以王先生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一再在书简、日记及文章中表扬《学人》，自然是别有深意。除了立场及趣味接近，还有就是自家筹办《学术集林》的过程，让他体会到《学人》的不易。
从一呼百应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变成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或思想家，说话是自由了，办事却难得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王先生，不仅撰文，而且办刊。《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中，除谈及自家著述外，王先生还提到了主编《学术集林》文丛和“学术集林”丛书：“目前办一件事十分困难，编文丛、编丛书比自己写作还要困难。我不是指编辑工作分内的那些事，而是指编辑工作以外那些使人头痛的无谓的干扰。”（《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见《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对照王先生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凌晨醒来想到《集林》事。我名为主编，实为初审。经我定稿后，还至少要再过三次堂，且同一问题也需回答三次。”而在《〈学术集林〉卷二编后记》中，王先生再次提及编丛刊及丛书之艰难：“最头痛的是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排除本不应有的无谓干扰。编者已不年轻，以现在的年纪和身体来说，就成为超重的负荷了。”即便如此，王先生还在坚持。而且，不满足于挂名当主编，而是亲力亲为，一字一字地审读来稿，为海外学者著述作“必要的修饰”。为什么？
记得我们编《学人》，也有友人说不值得；因再过十年二十年，谁还记得你们花那么大力气做的“无用功”。比起个人著述来，编集刊这种杂务，于自家学术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尚且如此，更何况德高望重的王先生？这就说到了五四新文化人的“承担”——“铁肩担道义”，有时候比“妙手著文章”更让读书人神往。
王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撰论文，自家最为看重的，很可能是为《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撰写的长篇序言，即发表在《学人》等报刊、收入《清园论学集》《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各种集子的《杜亚泉与东西方问题论战》。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月的日记中，王先生多次提及为撰此文而阅读、思考。如八月四日日记：“继续读杜亚泉资料，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及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九月二十一日日记：“杜文集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于今日午后完成第二稿。五百字稿纸三十五张，共一万七千余言，为近年所撰最长之文。连日撰写不辍，实觉筋疲力尽。”正因作者对此文相当满意，故允许其以节本、全本、转载等各种形式流通。
在《我的三次反思》中，王先生这样叙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过去，王先生像很多人一样，认定“‘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而“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如此说来，此文在王先生九十年代的“反思”中举足轻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王先生谈论五四，主要立足点是批判激进主义。这一点，他直言不讳：“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续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九十年代反思录》）倘若是专门家，由现实刺激迅速转化为历史论述，是有问题的。显然，王先生不屑于斤斤计较，只下大结论，批评“五四”时期四种流行观念——庸俗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在王先生看来：“‘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互相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对“五四”的思考》，见《九十年代反思录》）
王先生自称“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故其对于五四的反思，近乎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直到今天，很多人并不认同王先生的五四论述；这里有个关键，并非所有人都像他那样曾完全认同五四，因而，不太能体会他反思的深切与痛楚。那是一代人的精神追求，曾经是“毋庸置疑”的；如今，竟成了可以“条分缕析”的学术对象。这对于王先生来说，是很大的精神震撼。因此，当他表达这一思考时，未免稍嫌迫切与粗疏。
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人的“激进”，我与王先生观点并不一致，但这不妨碍我欣赏其思考的深入与认真。最近，有外国朋友希望我举出《学人》中十篇“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我将《杜亚泉与东西方问题论战》列入其中。因为，学术史上的精湛论述，与思想史上振聋发聩的名作，并不完全同步——王文大概属于后者。
王先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主要是思想家。但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王先生希望兼及学术与思想。《〈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称：“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传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议论，当然是针对李泽厚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批评而发的。在《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中，王先生称：
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会被学术所冲淡。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王先生才会心甘情愿地花那么多精力去编《学术集林》。在他看来，提倡一种好的学风，影响当下以及后世，比个人著述更重要。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王先生编读《学术集林》稿件，“读稿疲倦，以熊十力《尊闻录》为休息”；让王先生激动不已的是熊十力空诸依傍，高视阔步，依自不依他，神游乎广天博地之间，那么一种“孤往”或“孤冷”的精神与毅力。先谈《学术集林》的编辑工作，一转就是古今对照：
清自乾嘉之后，陈澧、朱一新辈，皆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为前人所忽略，亦未为后人所关注。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无暇顾及学术自身之问题。康梁严复诸人，变法维新之书，世相争阅。陈澧、朱一新之论虽精，关系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虽巨，但风尚所偏，终为所掩。“五四”后，学者再拾旧绪，重新关注学风问题者，似仅熊十力一人而已。
第二天的日记又是：“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迄今仍在争论。我赞成熊老所谓学术衰蔽将影响政治不振之说。激进者则反之。”反省“激进主义”，在王先生这里，竟然落实为坚持艰苦卓绝的学术研究，其底牌则是“学为政本”。正因此，我对王先生的五四论述，虽不尽赞成，但理解其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那些尚未成文的深入思索。与晚年王先生多有接触者，大概都知道，他还有很多“妙论”没有正式成文。
《清园自述》中，有一篇《“五四”八十年之会》，那其实是王先生一九九九年应邀北上参加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会的日记。这次由北大出面组织的大型学术活动，在一个敏感时刻举行，被学界寄予厚望。引两则王先生日记为例。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今年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纪念。大陆只有北大举行一大型纪念五四的国际研讨会。北大几位教授季羡林、汤一介等参与筹备，他们竭力劝我参加。事前北大陈校长曾来电话，要我担任发起人（国内外共约七八人），我同意了。”五月三日：“会议期间，汤一介向我说，北大一些熟人准备五号在大觉寺举行一次纪念五四的小型座谈会，可以谈得深一些，同时许多不大碰到的朋友，也可以在大觉寺叙谈。我应邀参加了这个聚会。”本来就说好，此次赴京，主要是见见老朋友；可让王先生没想到的是，险些卷入一场政治漩涡。
王先生五月五日的日记很有趣：第一段：“一早文化书院派车来接去大觉寺座谈并游览。中途再往社科院宿舍楼接庞朴同车前去。……我不懂北京人为什么总喜欢把开会地点定在郊外？”第二段：“当我们的小巴抵达大觉寺的大门时，由北大开来的大客车刚到那里。而季羡林则到得较早，已经先进入寺里去了。他见到我说，他们说你要来，所以我也来了。海外的客人除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陈方正等外，龙应台也来了。”第三段才是关键：
上午一介让大家在一间摆好长桌的房间里座谈，共二十余人，由陈平原主持。开始后，一介要我先发言，声明时间不限。我不知不觉地滥用了这个权力。后来有人说，门外有人逡巡观望，这未免有些招摇，座谈随之戛然而止，原来想让大家各抒己见的计划也就成为泡影了。下午大家坐在院中看茶道，实际只是在那里休息而已。
当初形势紧迫，怕老先生们发脾气，座谈会为何中途刹车，不敢跟他们直言。现在时过境迁，说说也无妨——起码可以给王先生这段日记做注。当然，也为后世体会那个时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围，留点边角料。为何在堂而皇之的国际会议之后，还要画蛇添足，弄个大觉寺聚会呢？一是北大会议上限制多多，好些话说得不畅快；二是志趣相投的师友，多年不见，希望聚一聚；第三，大觉寺里明慧茶院的主人近年大力支持中国文化书院，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不时来此休憩。
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那天清早，北京电台就播了这条消息——诸多海内外名家将在西山大觉寺举行五四座谈会。于是，车刚进山门，就接到有关部门电话：赶紧下山，不准在此非法集会。王守常接的电话，他很有经验，说来了好几位国外著名学者，此时宣布取消聚会，“国际影响”很不好。另外，一边道歉，说是思虑不周；一边恳请有关方面派人前来参加此次“雅叙”。好说歹说，对方不再坚持马上下山，但搁下一句话：若场面失控，出现反动言论，你们负责。此前的北大会议，已经闹出很大风波，主持者日后为此写了不少检讨。我们真是不知利害，以为这只是平常的朋友聚会，加上游山玩水，应该是很轻松的。
这西山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是一座千年古刹，以环境清幽闻名京城。开会地点就在全寺最高处的龙王堂，这是一座新修复的古建筑，用来开小型座谈会，确实不错。堂前有一称为灵泉的水池，周边还有古松、舍利塔等。要是平日，我会仔细赏玩；可主持会议，着实有点紧张。汤先生让王先生先说，且时间不限，显然是有意为之——知道王先生会拿捏分寸，不致弄出一些让主办方“吃不了兜着走”的火爆言论。所谓“门外有人逡巡观望”，大家以为是一般游客，其实不是，那是有关方面派来巡查、监督的。因有耿直的“外人”在，我们不好说破，只好顺坡下驴，干脆宣布休息，或寻幽探胜，或品茗聊天去也。
像王先生这样认真的学者，对主人这般“文人气”，只知吃喝玩乐，很可能不以为然。哪晓得，这背后还有这么多曲里拐弯。当年拜读这段日记，曾想用“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口吻，讲述这段幕后的故事。可转念一想，相对于先生经历的大风大浪，这点小事根本不足挂齿。
又过了将近十年，先生不幸仙逝，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提及王元化先生“有历史感，有担当，又有趣味和文人气，有文人气才显得可爱”。而且，将王先生的学术人生概括为，“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陈平原感怀王元化：“他不太喜欢讨论谁上谁下的政治风云，他用情怀做学问”》，2008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虽说是仓促上阵的“答问”，现在看来，还是大致可取的。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七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本文选自《书城》2010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