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唐建清先生送来了他的新译作《致薇拉》，这对我一直想探索纳博科夫内心世界的夙愿，无疑是递上了一把解惑的钥匙。

前年去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威尔斯理）学院，特地在纳博科夫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小憩了一会儿，遐想着纳博科夫在70多年前在此执教的情形，因为那时我读了纳博科夫的演讲稿，看到了这位天才作家所同时具备的理性思维天赋，很是吃惊一个浪漫主义的“诗小说家”的逻辑性。作为一个随父母逃亡异乡的俄国人，纳博科夫从小就学会了三国语言，正是因为小说家马克·阿尔达诺的英语不能胜任斯坦福大学写作课程，才给了纳博科夫有了在美国的教席，由于他讲授的内容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在韦尔斯利学院待了两年，也许，正是在欧美的生活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充满着浪漫激情的学者型作家。正如有的人是那样理解他的这段经历：“生活在韦尔斯利学院，在橡树和新英格兰宁静的夕阳下，他梦想以他的美国钢笔，交换他自己无与伦比的俄国羽毛笔。”其实，作家的内心世界和他丰富激情的浪漫生活并不是如此简单平庸的，而这部《致薇拉》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作家对爱情和生活的真实心路历程。

当60年前的1958年《洛丽塔》问世以来，纳博科夫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充满着变异的心理浪漫主义作家，争论不休的褒贬，反而使他的名声更加显赫，虽然那饱受诟病的对少女的迷恋有一种罪感，但是我却认为他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俄罗斯“黄金时代”诗圣普希金诗歌里的那种浪漫元素，尤其是为爱情而殉道的浪漫情愫，从早年在其父亲主编的自由派报纸《舵》上发表的诗歌就可以见出这个情种勃发出的荷尔蒙基因，无论是他遭遇第一个情人斯维特兰娜·西维尔特，还是认识了薇拉·斯洛尼姆，抑或钟情于婚外恋的情人伊琳娜·瓜达尼尼，他的所有献诗都带有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质。

但是，读了《致薇拉》以后，我却陷入了另一种悖论的沉思当中：如果说作家创作的激情是受着时代背景、个人生活和年龄的限制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爱情火焰是否也受制于这些因素的限制呢？

《洛丽塔》显然就是近60岁的作家荷尔蒙不衰的明证，纳博科夫将其全部激情都注入了他的这部作品之中，作家与作品的激情呈现究竟是成正比还是反比，这也许是因人、因年龄的时段而异吧。然而，如纳博科夫这样能够毕其一生在创作和生活当中都充分保持着激情的作家应该是罕见的，如果说《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激情创作的代表作，那么，这部历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致薇拉》通信，则是其激情生活的见证书。无论是仰望，还是平视，抑或俯瞰，我们都能从中闻到那种青春荷尔蒙的气息，这种经久不息的激情才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切不可以用道德的准绳去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他的私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激情的荷尔蒙往往是决定一个作家作品内在爆发力和深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浪漫主义作品更加需要它的精神支撑。就像当年有人对《洛丽塔》的指责一样，如果我们指陈纳博科夫也因为在漫长的婚姻中有了情人伊琳娜·瓜达尼尼这样浪漫激情的生活插曲，也就无法解释作家所扮演的这一生的创作角色和生活角色了。人们往往用那幅薇拉在纳博科夫身边织毛衣的照片来证明他们婚姻的幸福美满，我却不以为然，如果我们抛弃了道德的评判，仅仅从一个作家，或一个男人的欲望和眼光来衡量，纳博科夫的出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当我将伊琳娜·瓜达尼尼的照片与薇拉·斯洛尼姆的照片进行比照后，显然，前者更加漂亮性感，浪漫的气息更加浓艳，作家难以抗拒的是激情生活的召唤与尝试，没有这种经历，就没有《洛丽塔》。但是，插曲毕竟是插曲，纳博科夫的长调之所以能够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正如这部书的英译者奥尔加·沃罗尼娜所言：“显然，纳博科夫写给他妻子的信则写得异常丰满，令人难忘。这些信几乎总是有趣、浪漫和精炼，并不能简化为几句金玉良言。”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仅仅如此。

限于篇幅，我就想从他开头第一封《致薇拉》信中的献诗，到最后一封中的献辞说起。也许，我尚未看见纳博科夫早就先于薇拉给过斯维特兰娜的那些献诗，但就这部延绵半个世纪的情书而言，足见纳博科夫的毅力。除去大段的如诗一样的文字外，诗才是俄罗斯作家对爱情的最高表达，这是第一次给薇拉题为《傍晚》的情诗：

“你呼唤——在一棵小石榴树上/一只幼枭像那条小狗那样吠叫/傍晚时分，弯弯的月亮/是如此孤独和清丽。你呼唤——像泉水飞溅在青绿色的傍晚/水珠清扬，一如你的声音/那月儿，闪烁着它的光辉/颤动着穿过一只陶壶。”

紧接着就是一首《闷热》：

“我识趣额头上大颗的汗珠/在发热的陡坡上躺下/芳香的松树间太阳闪耀/伴随着悠长的蝉鸣。我漂浮在南方时光灼热的黑暗中/醉意中传来阵阵鼓声/还有悠扬的长笛，那潘神的紫唇/贪婪地压向我的心房。”

够了，这就是“我的童话”“我的幸福”在青春期荷尔蒙勃发时的萌动表现，这种冲动一直延续到进入老年期的时候，我发现逐渐变成了一种比较深沉的激情，他的温度究竟有多高，我始终不能给予正确的判断，尤其是经历了与瓜达尼尼的恋情以后，我看待作者的激情就有了一份冷静。

所以，当我看到半个世纪以后最后两首写于1975年7月14日的如诗又如电报体的短信笺时，我陷入了沉思：

“你还记得我们童年时的雷阵雨吗？/可怕的雷声在阳台上轰隆隆地响——顷刻/露出蔚蓝的天空/一切如同宝石——记得吗？”

此时的纳博科夫已经是沉浸在幸福还是痛苦的激情回忆中了？而1976年4月7日的最后一封信则无疑就是一封与生活和爱情的告别辞：

“在荒漠中，电话铃响了：/我没有听见，/很快它就挂了。”

荷尔蒙没有了吗？激情消逝了吗？抑或纳博科夫把什么更深的激情藏匿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心底里，而我们不得而知。

虽然作者给了一把解惑纳博科夫情感的钥匙，但是我还是无法打开作者全部心灵世界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