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尔登湖畔踽踽独行的梭罗整天在思考什么呢? 他离群索居的目的不是就为了欣赏这片并不起眼的湖光山色吧? 当我漫步在瓦尔登湖边小道上的时候，就猛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读梭罗的文字，你一边会被他充满着野性气息的、优美如画的形而下的生动文学语言文字所吸引，同时又会被他那艰涩而捉摸不定的形而上哲思所困扰。
其实，作为爱默生的学生，梭罗是他们那个形上的超验主义最前卫的践行者，他不惜用两年多的孤独去体验人在脱离“有机社会”时的感受，以及用决绝的生存姿态去抗衡资本主义侵入自然和原始的罪恶。
其实，作为一种学科的分类，至今尚有许多人还弄不清楚“生态变迁史”与“历史变迁的生态系统”的区别，这一点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第二章《农场、沼泽和森林:转变时期的欧洲生态》中阐释得就非常清晰:“关于历史变迁的生态系统观，所重视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与既定自然生态系统(森林、沼泽、海洋、溪流等)相联系的资源，与影响其稳定性的人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历史变迁当作生态变迁，强调的是人类对于包含人类自身的整个系统的冲击，而所谓生态变迁史，即生态系统得以维持或破坏的历史。”(《自然之死》，[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版。)无疑，作为一个自由个体的自然学家的梭罗，他既不是“生态变迁史”的研究专家，也不是“历史变迁的生态系统”的理论探求者。他是一个与这个世界群居人隔绝的孤独者，他才是真正“生活在别处”的“自然人”！爱默生说这是“生活的艺术”，我却以为这是“艺术的生活”。因为梭罗才是一个真正永远“在路上”的行者，爱默生说他“自由自在地在他自己的小路上穿行”，除了获取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亲近大自然当中，穿梭在原始文明的时空之中，他偏爱植物，偏爱印第安人，都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抗。他有许多在第一线采集的植物标本、观察鸟类的记录，以及测量地理环境的档案，却从不交与官方的研究机构，因为他把这些活动当作生活的全部，把它认定为“艺术地生活着”的享受，所以他的导师爱默生才会这样定义他的学生梭罗:“在他心目中每一事物都光辉灿烂，代表着整体的秩序和美。他决定研究自然史是天性使然。”在我们看来是孤独、无趣、枯燥的生活，却在他的人生航行日记中变得如此灿烂辉煌、丰富多彩，他孤独而诗意的栖居，也是他生活的全部文学艺术颤音，都来自于:“他的眼睛看到的是美，他的耳朵听到的是音乐。他发现这些，并不是在特别的环境下，而是在他去过的任何地方。他认为最好的音乐是单弦;他能在电报机的嗡嗡声中找到诗歌创作的灵感。”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就是“他是适于这种生活的。”，“他如此热爱自然，在它的幽静中享受快乐”(爱默生《梭罗小传》)。他是融入自然的自然人，因为他的生活是艺术的，毫无功利性。亦如梭罗自己所言:“当时他问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么多人生的乐趣。我回答说，我确信自己相当喜欢这种生活;我不是在开玩笑。就这样我回到家里上床睡觉了，让他在黑暗泥泞中小心行路，前往布莱顿——或者光明之城。”(亨利·大卫·梭罗 《散步》(节选)，《伤心的“圣诞节快乐”——美国散文选》，孙法理编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版。)显然，把孤独当作黑暗还是光明，其答案在梭罗的世界里俨然是与常人相悖的。究竟是梭罗走进了黑暗，还是人类走向了黑暗? 这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之问。
诚然，享受“生活的艺术”和寻觅“艺术的生活”成为梭罗的一种孤独的生存法则，无疑，这种生活状态会被生活在群居状态中的人类视为“精神忧郁症”的患者:“我不会比湖中放声大笑的潜鸟更孤独，也不比瓦尔登湖本身更孤独。”所以，梭罗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上帝是孤独的——可魔鬼却绝不孤独！”我们广大的群居人类不正是被魔鬼缠身，自己也成为群魔乱舞的一员了吗? 无疑，他的生态美学是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这俨然是脱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然而，他用两年多的时间去体验与人类隔绝的离群索居生活，其真正的目的却是在孤独之中寻觅和倡扬那种人类的原始野性。
因此，追求原始野性成为梭罗坚持他心中的美国精神的一种标尺。梭罗这种反文明进化的行为缘于其反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正是他走向那个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也许，我们可以从梭罗的文章中找到答案:“每一个后来的名城的建造者都是从类似的野蛮的乳头吸取乳汁的。”作为一个被现代文明驯化过的人，当我们躺在野蛮的怀抱里吮吸着她的乳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和感觉到这种野蛮文明原始动力的力与美。所以，梭罗呼喊出来的话语是叛逆性的:“生命存在于野性之中。最有生命力的是最有野性的。没有被驯服过的野性能使人耳目一新。”“使我们喜爱的东西正是那些没有受到文明影响的、自由的、野性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好的东西都是野性的、自由的。音乐的乐曲，无论是乐器演奏的或是歌喉唱出的，例如夏夜的号角，它的野性都令我想到野兽在它们生长的森林里的叫声……野蛮人的野性不过是善良的人和恋爱的人彼此接近时的庄严慑人的野性的微弱象征。”在梭罗的生活词典中，那种诗意的栖居正是谱写在那原始野性的音符之上的，文明人对野兽的嚎叫是本能恐惧与厌恶，却俨然成为梭罗世界里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梭罗能够在孤独枯燥的生活中找到无尽乐趣的秘诀，因为他不愿意被人类的现代文明同化，而降低了作为一个高级灵长动物的自然野性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在成为社会的驯服成员之前，人类自己也有过一段野性难驯的时期。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文明的顺民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像羊和狗一样，从娘胎里带来了驯服便去戕害不驯服者的天性，使他们降低到同样的水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样的理念是反进化论的，但是，人们为何又对梭罗的理论与实践如此津津乐道呢?或许是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无尽的享受的同时，带走的却是人性中那种最宝贵的自然野性吧。
有人认为梭罗的文学创作的水平并不是十分高明的，这可能因为是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梭罗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从梭罗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中找到确切的答案:“表现自然的文学在哪儿?能把风云和溪流写进他的著作，让它们代替他说话的人才是诗人。能把词语钉牢在它们的原始意义上，有如农民在因霜冻融化而高涨起来的泉水里钉进木桩一样的人才是诗人。诗人使用词语，更常创新词语——他把根上带着泥土的词语移植到书页上。他们的词语如此真切、鲜活、自然，好像春天来到时花苞要开放一样，尽管躺在图书馆里霉臭的书页中闷得要命——是的，尽管在那儿，也要为它们忠实的读者逐年开花结果，按自己种族的规律，跟周围的大自然声气相通。”窃以为，梭罗的这段话是对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许许多多作家提出的最为恳切的忠告。二百多年来，作家们的自然天性已然被物质化的现代文明所阉割了，自然和野性和自由的天性业已荡然无存，他们对大自然的感悟能力的漠视与低下，是对文学作品诗性的亵渎，他们失去的正是“跟周围的大自然声气相通”，也就是周作人所提倡的“土滋味、泥气息”的消失殆尽，让作家们缺少了生命中的元气，“生命的流注”也就消失在文学作品的天际线中了。
我过去对梭罗的作品理解不够深刻，如今再读，却有了很多的不同感受。梭罗为什么厌恶群居而去寻找离群索居的“孤独”，难道这只是一种哲学的思考?只是追求那种亲近大自然的生活艺术吗? 我想，他还是有着另一层天然的生存意识的:“我发现孤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和别人在一起，甚至和最要好的友伴在一起，很快就令人感到厌烦，浪费精力。我喜欢孤独。我从没有发现一个像孤独那样的好伴侣。”(《瓦尔登湖》，许崇信、林本椿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他打破的是群居人“文明”的思维格局，寻觅“孤独”的诗意栖居，用个体的野性来面对大自然，并与之形成对话的关系。正如梭罗自己所言:“我的地平线给森林团团围住，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极目远眺，一边是铁路伸到湖边，另一边则是沿着山林公路的篱笆。但就绝大部分来说，我所住地方就如在大草原上一样孤寂。这里既是新英格兰，同样也是亚洲和非洲。我似乎有着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似乎有着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夜里，从没有一个旅客经过我的屋子或来敲我的门，就仿佛我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人;除非是春天，村子里偶尔有人跑来钓鳕鱼——他们在瓦尔登湖里钓到的显然更多的是自己的天性，把黑暗当钓饵装在鱼钩上。不过他们很快就退走了，经常提着轻飘飘的鱼篓，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1751年)，而黑夜的核心却从未遭受到人类邻居的亵渎。我相信，人类一般说来仍然有点害怕黑暗，尽管妖巫全都给吊死，而基督教和蜡烛也已介绍进来。”一边是象征着现代文明的铁路对自然环境的侵略，另一边是人们对孤独个体的骚扰，一个没有定力的人是无法拒绝“文明”的诱惑的，是没有能力抵抗个体孤独的精神困扰的，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谁能如梭罗那样迎娶黑暗的新娘呢?一切人类文明的哲思与感悟在梭罗的眼里都是苍白的，即便是宗教信仰也无法进入他的精神领地。
于是，“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便成为我们认识梭罗超验世界的一把钥匙:文明的世界需要的是光明，黑暗的世界属于原始文明;群居的人类需要的是世界的和谐，孤独的个体追求的却是野性的思维，甚至是与自然和兽性的对话。
如此这般，我们能够在《瓦尔登湖》 美丽的文字中接受一个另类梭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