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纳博科夫的一些作品已被确认为校园小说经典。他在校园小说作为亚文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并促成这一亚文类形式发展为后现代文学时期的主流写作形式。本文对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写作进行系统梳理，突出纳博科夫在英美校园小说发展史上的作用，旨在进一步演示纳博科夫校园小说写作对英美小说实验潮流的影响。
关 键 词：纳博科夫 英美校园小说 先锋 Nabokov British and American campus novel avant-garde
校园小说(campus novel)，或称大学小说(university novel)，是“以大学校园为行动的场景、多数是由学院派小说家所创作的小说”(Drabble 167)。《牛津文学术语词典》将校园小说定义为：“行动的场景是在封闭的大学世界(或者相似的学术机构)并且强调学术生涯的愚昧，通常是喜剧性或讽刺性的小说。很多小说表现了对往日大学时光的怀念，但当代意义上的校园小说大都始于50年代：玛丽·麦卡锡的《学术界》(The Groves of Academe，1952)和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开启了现代小说的重要传统，校园小说还包括约翰·巴思的《羊孩吉尔斯》(Giles Goat-Boy，1966)、戴维·洛奇的《换位》(Changing Places，1975)以及罗伯特·戴维斯的《反叛的天使》(The Rebel Angels，1982)”(Baldick361)。纵观20世纪小说发展史，纳博科夫在校园小说创作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大学校园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普宁》(Puning，1957)这部小说成为校园小说的典范，长期被《诺顿美国文学文选》收录。由于纳博科夫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作以校园为背景的作品，后来在美国出版的几部作品也均涉及校园，评论界将之誉为“美国校园小说之父”。然而，关于纳博科夫校园小说的研究还比较零散，甚至被疏忽遗漏，如本·西叶盖尔(Ben Siegel)主编的《美国作家与大学》(The American Writer and the University，1 989)声称要“尽可能用平衡与详细的方式来呈现美国作家在大学中的角色”(7)，却没有收录关于纳博科夫校园小说的论文。本文从梳理纳博科夫校园小说创作入手，旨在探讨纳博科夫在校园小说发展史上所起到的先锋作用，演示纳博科夫在英美校园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并论证其校园小说对当代小说叙事的贡献。
一、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校园小说在英美发展迅速，美国先后出现了纳博科夫、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乔伊斯·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约翰·巴思(John Barth，1930-)、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等为代表的校园小说作家群。在英国，著名的校园小说家有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1922-1995)、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布拉德伯利(Malcolm Bradbury，1932-2000)、雅格布森(Howard Jacobson，1942-)等人。自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期，校园小说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小说亚文类(subgenre)。学界普遍认为，玛丽·麦卡锡的《学术界》是第一部校园小说的典型实例。不过，如果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1938)算起，纳博科夫无疑是当代英美文学史上最早创作校园小说的作家，即便是1947年出版的《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也早于《学术界》。纳博科夫实际上是比麦卡锡更早创作与发表校园小说的美国作家。因此，像詹明信这样的著名批评家都认为校园小说“开始于纳博科夫”(289)。
纳博科夫在校园小说创作领域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创作的一系列校园小说，包括《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庶出的标志》、《普宁》、《洛丽塔》、《微暗的火》以及《瞧那些小丑们!》等作品。这些作品都以校园作为场景或者有一部分内容以校园作为场景。校园小说是纳博科夫人生历程的记录。《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讲述的是关于叙述者竭力寻求他弟弟——小说家塞巴斯蒂安真实身份的过程，而此过程也实际上是纳博科夫本人的人生经历。纳博科夫从俄国出发，途径芬兰，最后到达剑桥，再到巴黎。这一经历正好与塞巴斯蒂安的生平经历相吻合。“最先对塞巴斯蒂安真实生活的洞察潜藏着构成他经历的流亡主题”(Stuart20)。塞巴斯蒂安的生平经历是在欧洲不停流动的过程，但剑桥是作品中的主要场景之一。《庶出的标志》讲述的是以普多克为首的警察国家的极权制度下，“大学”(University)作为传统学术机构所面临的存亡问题。因为在极权制度下，“大学”将被解散并将被其他机构和形式代替，如该“大学”校长所言，“正如你们大家所知，我们的大学自上个月底以来已实际上关闭”(48)。主人公哲学教授亚当·克鲁奇的所见所闻与亲身经历显示，纳博科夫深刻地探索了反极权主义的主题。《普宁》是批评界公认的校园小说典范。小说以温代尔学院为场景，叙述者“我”从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讲述铁木非·普宁从俄罗斯流亡到美国后在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苦楚经历。纳博科夫成功地塑造了普宁这个代表流亡在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栩栩如生地重现了俄罗斯散居文化记忆。普宁代表的是俄罗斯流亡在外的“普通人”，其经历是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散居历史的缩影。
此外，《洛丽塔》《微暗的火》《瞧那些小丑们!》都具有校园小说的属性。《洛丽塔》的主人公亨伯特是比尔兹利学院的一位文学教授兼小说家，作品通过亨伯特教授在校园的各种行动、他在字里行间对校园生活的流露，他对学术界世俗化的表现以及他对艺术的追求关注作品多维的艺术主题。《微暗的火》以虚构的华兹史密斯学院为场景，从查尔斯·金波特对诗人约翰·谢德的长诗“微暗的火”进行阐释的过程，流露出作品对美国学术界的戏仿。华兹史密斯学院是“康奈尔大学稍作伪装的翻版”(Kernan 101)。纳博科夫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瞧那些小丑们!》则是以校园小说的形式演示作家艺术生涯的一部典型的元小说。叙述者瓦丁姆·瓦丁米洛维奇(实际上是纳博科夫的化身)在十月革命后家道中落，受资助人亲英派尼基夫·尼基丁姆维奇·斯塔洛夫伯爵的恩典，在剑桥大学就读，后来又加入美国的基恩大学(Quirn University，实际上是康奈尔大学)的教员团体。作品中剑桥大学与基恩大学的场景暗示，作品所讲述的实际是纳博科夫对自己艺术历程的重访。
纳博科夫的作品包含着一个规模较大的校园小说系列，主人公多数是以文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人物行动的场景多数是大学校园。特殊的人物刻画与场景赋予了这些作品校园小说的特征。完整的校园小说系列以及他在校园小说创作上所做出的创新与贡献确立了他在当代小说展历史上的地位。校园小说隐含了他从欧洲流亡时期到美国时期的学术历程，他以个人校园生活的经历为原型，融入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形态各异的文本小世界，为英美校园小说做出显而易见的贡献。
二、纳博科夫与英美校园小说
美国最早的校园小说可追溯到维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教授的房子》(The Professor’s House，1925)。作品讲述一所中西部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高德弗雷·圣·彼得(Godfrey St.Peter)潜心于古代历史研究并从中探求人类精神的崇高，但在面临着现代文明时却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玛丽·麦卡锡的《学术界》是一部典型的校园小说，基于她从瓦莎学院(Vassar)毕业后当戏剧评论家，然后在巴德(Bard)学院与萨拉·劳伦斯学院任教的经历，她创作了这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校园小说，其中描述的是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玛丽·麦卡锡关注的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主题。纳博科夫是玛丽·麦卡锡同时代的作家，两人之间有深厚的友谊。纳博科夫的《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又译《邪恶的绶带》)所要关注的也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主题，这说明他与麦卡锡有共同的志向。后来，乔伊斯·欧茨、马拉穆德、约翰·巴思、菲利普·罗斯、索尔·贝娄以及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等都创作了以校园为场景的小说，并成为校园小说创作的主流作家。其中，巴思的《路的尽头》《信札》《学术假》，马拉穆德的《新生命》以及菲利普·罗斯的《欲望教授》都是校园小说的扛鼎之作。巴思的《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1958)以维考米科州立教师学院为场景，借用霍纳这一人物，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残酷的现实与困境，从而进一步提出一些多层面的主题：性、虚无主义、自由等。马拉穆德的《新生命》(A New Life，1961)是基于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任教的经历。主人公摩西·莱文在人生旅途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莱文离开纽约只身来到俄勒冈的学府以便能够获得一席之地，却发现学府是一个官僚作风十足并且令人沮丧的机构。马拉穆德生动而且深刻地探索了麦卡锡主义、朝鲜战争及美国的民主制度等主题。罗斯在《乳房》《欲望教授》中塑造了戴维·科派氏这一人物，借虚构的大学场景演示现实世界，从而进一步探究人类复杂的情感与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此外，乔伊斯·欧茨、索尔·贝娄等人也参与到了校园小说的写作，为美国校园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英国，金斯利·艾米斯、戴维·洛奇、布莱德伯利以及雅格布森等小说家为英国的校园小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1954)，是当代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校园小说。小说以乡村大学为场景，讲述主人公离奇的爱情之旅，并深入细致地探索了爱情、权力与性欲等主题。布拉德伯利的《历史人》(The History Man)与洛奇的《换位》都发表于1975年，为英国校园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人》以瓦特茅斯(Watermouth)大学为场景，描述了老奸巨猾、激进的社会学家霍华德·柯克(Howard Kirk)的性与政治阴谋。霍华德·柯克与芭芭拉(Barbara)结婚多年，现已30多岁，自从他们早年作为北方语法学校学生以来，他们的婚姻经历了激进的转变。布拉德伯利用语言的机智，精准地讽刺了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潮流与形式对内容的超越、学生运动与性解放的进展。洛奇的《换位：两个校园的故事》以美国的尤利福州立大学与英国米德兰地区的卢米奇大学为场景，讲述尤利福大学莫里斯·扎普教授与罗米奇的同行菲利普·斯沃洛作为学术交换学者抵达彼此的学校，并感受与经历对方文化与生活环境的故事。作品揭示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反越战、反文化、性解放、女权运动等具有时代气息的主题。洛奇后来又出版了《美好的工作》和《小世界》，与《换位》一起构成卢米奇校园三部曲。洛奇校园小说均得益于他在布朗大学研究文学以及后来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当访问学者的经历。英国著名的校园小说还有霍华德·雅格布森的《自后而上》(1983)，小说具有极强的自传性质，主人公瑟夫顿·高德伯格(Sefton Goldberg)，毕业于剑桥大学，在来米德兰西部任讲师之前曾经在一所澳大利亚的大学任教。小说以罗特斯里(Wrottesley)理工学院为背景，涉及60年代末期学院收费、设立市立学院以达到扩招的目的等问题，旨在讽刺当时英国地方的教育改革。艾米斯、布拉德伯利、洛奇以及雅各布森已经被批评界公认为校园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与美国的校园小说家们一起，为英美校园小说这一小说亚文类的构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英美校园小说作家群中，纳博科夫的作品受到了同行们的推崇，但也不乏对其作品抱有敌意的评论，这说明其作品在早期是处于有争议的阶段。麦卡锡、艾米斯、布拉德伯利以及洛奇都对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做过评论。1957年，艾米斯在《旁观者》(Spectator)上发表评论，对《普宁》一书颇有微词，他将《普宁》比喻为多种风格组成的色拉。他写道：“由乔伊斯、卓别林、玛丽·麦卡锡，当然还有纳博科夫混合成的疲软乏味的色拉，使埃德蒙·威尔逊、兰德尔·贾雷尔和格雷厄姆·格林就这本书所发出的愉快的杂音，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迷惑不解”(Amis 110—11)。然而，艾米斯将纳博科夫与乔伊斯、麦卡锡等人等同起来，这充分说明艾米斯自己承认纳博科夫在当时就是能与乔伊斯、卓别林及麦卡锡等人相提并论的一位作家。艾米斯所说的埃德蒙·威尔逊、兰德尔·贾雷尔以及格雷厄姆·格林“发出的杂音”其实就是指这些人对纳博科夫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布拉德伯利认为纳博科夫是“当代小说家中最了不起和最逗乐的作家”(875)。他后来又在《现代美国小说》中对纳博科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布拉德伯利一样，洛奇对纳博科夫校园小说《普宁》有独到的论述。洛奇写道：“考虑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的经历可能是《普宁》的来源就是表明该书是‘校园小说’的最早的实例，现在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文学亚种类，但在50年代初还只是初露端倪”(231)。洛奇将《普宁》与麦卡锡的《学术圈》以及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1914-1965)的《学府图画》(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1954)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三本小说的共同之处是田园牧歌式的校园场景”(231)。洛奇认为，“《普宁》的第六章是一种缩微的校园小说”(232)。从洛奇的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宁》本身是一部校园小说，而在这部小说的内部还嵌入了一部缩微的校园小说。洛奇的这一发现说明纳博科夫对校园小说作为小说文类的自觉运用。
可见，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在英美校园小说作家群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们对纳博科夫的作品所做出的评论显示，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已成为英美校园小说创作的参照与类比系数。无论这些作家对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给予肯定的评论还是抱有贬义的攻击，我们都可以从中感悟到他在校园小说创作领域的超前意识与影响力。纳博科夫的这类小说在引起争议的同时，又以他那丰硕的校园小说系列作品，独特的校园风景画，形象逼真的校园人物以及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吸引了评论界与文学领域。这也难怪洛奇将纳博科夫视为“一位校园小说的开拓者”(235)。
三、纳博科夫校园小说对当代小说叙事的贡献
从一定程度上看，当代文化的特征，包括后现代时期与后当代时期(Post Contemporary Era)的文化特征，体现在各种新的艺术种类的产生或原有艺术种类的演变中。小说是一种古老但仍然在不断演变的艺术形式，其演变主要是各种小说亚文类的产生，如校园小说就是当代小说中较大的一个小说亚文类。迈克尔·托拉斯克(Michael Trask)将校园小说称为“这个时代异常丰富多产的文类”(51)。同时，各种文类之间会出现重叠或交叉现象，使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多维效果。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从场景、主题、人物心理等方面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性，对当代小说叙事有明显的贡献。
大学校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场景为当代小说叙事拓宽了视域。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大学校园成为小说家表现文化记忆、大众文化、历史书写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本世界。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包括对俄罗斯文化史的记忆、对俄罗斯散居历史的书写以及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描绘。纳博科夫校园小说的创作经历了对“反乌托邦”(dystopia)的描写到乌托邦的构建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作家人生历程的轨迹相吻合。他经历与目睹了欧洲政治与战争风云，特别是欧洲极权主义制度在他心目中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也正是这种背景为他的反乌托邦小说《庶出的标志》提供了灵感的来源。《庶出的标志》于1947年正式出版，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1945)与《一九八四》(1949)同时期面世，评论界常将这三部小说相提并论。不过，纳博科夫早在30年代就创作出版了另一部反对极权主义的小说《斩首之邀》，比奥威尔的作品整整早了10年。在探讨反极权主义主题时，他还为小说叙事的艺术做出了贡献，因为他在《庶出的标志》中成功地将校园场景与小说主题结合起来，使学院式的小说创作成为反极权主义的媒介。换言之，他将反乌托邦小说与校园小说完美地结合，创造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世界。尽管《庶出的标志》是他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但它是作家欧洲经历这一特定时段的产物，也是对欧洲政治与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侨居美国之后，纳博科夫所经历的现实发生了变化。他在创作上开始了美国化的历程，大学校园成为他熟谙的生活环境，校园不仅成为小说叙事的场景，也是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的缩影。对纳博科夫来说，校园既是他探索现实的起点，也是整个现实世界的缩影。与《庶出的标志》相反，《普宁》则成为具有乌托邦小说性质的校园小说，因为小说的场景总是由一幅幅具有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构成，它承载着作者对人类美好未来与对美丽世界的渴望。校园也就成了纳博科夫乌托邦想象的产物。无论是《普宁》、《洛丽塔》等以美国为场景的小说，还是《微暗的火》《阿达》以及《瞧那些小丑们》这样的以纯粹的想象的空间为场景的小说，都具有田园牧歌的格调，也是作者对乌托邦世界的想象。
校园场景往往是特殊小说主题的理想载体。文化记忆、历史书写等主题往往与特定的人物与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文化记忆需要有学术专长的人物作为记忆与书写的主体，艺术家或者是教授(作为艺术家)这样的主人公在纳博科夫小说中频繁出现，正是因为人物的行动与思想都承载着文化记忆或历史书写的使命。正如霍达舍维奇所发现，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伪装的艺术家”(Roth 4)，当然这些艺术家主要就是指小说家。显然，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实际主体是作家本人，而小说中人物对文化、历史的记忆与书写实质上就是作家操纵下对历史文化的记忆与书写。纵观纳博科夫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对作家个人历史的特殊记忆，《庶出的标志》借用亚当·克鲁奇教授人身自由的丧失，烘托警察国家艾奎利斯特(Ekwilist)以隐射欧洲法西斯国家与极权制度，从而达到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30、40年代欧洲战争风云这一段特殊历史进行书写的目的。《普宁》以各种校园场景为主，结合社会场景，表现了俄罗斯散居历史的过程，并通过叙述者对这一历史的评介，对散居历史的描述，突出了俄罗斯文化记忆的主题。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所关注的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俗文化的主题，如多丽蕾丝所在的学校所强调的戏剧、舞蹈与约会都体现了当时俗文化的一面。纳博科夫校园场景与小说所关注的主题充分证明，特殊的场景能演绎出特殊的主题。因此，校园小说本身是对当代小说叙事的丰富。校园小说一方面演绎了当代小说的主题，另一方面又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方式。
校园小说场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场景总是对社会的隐射。校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景，小说中的世界是对部分或整个世界的浓缩。纵观纳博科夫的校园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与《庶出的标志》是整个欧洲的地缘文化与政治环境的缩影，从而也折射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实际社会状况，而《普宁》与《洛丽塔》都是通过校园场景来重塑美国40、50年代的社会、文化与生活状况。校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场景，能折射出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正如洛奇所指出，校园小说即“一个从熙熙攘攘的现代城市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小世界’”(231)。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读者可以观察到各种不同的人物，并从人物的行动与心理反应中看到时代的烙印。
四、校园小说与当代小说实验潮流
纳博科夫校园小说对当代小说实验潮流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要透彻地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就必须深刻理会当代校园小说叙事中所包含的实验性。校园小说作为小说的一个亚文类，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实验性。从文类上看，校园小说的实验性包括“自传性”、“虚构空间性”和“场景的特殊功能”等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校园小说自身的实验性隐含在作品的文本之中。
第一，纳博科夫校园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小说虚构的原型是作家有意识的创新，因为作家将不同文类融合，产生出了新的小说文类或者是体裁。特别是用自传写作的文体作为虚构的小说，明显是对小说文类的一种探索。当自传体小说设置在校园场景时，这种小说文类就显得更具有新意，两者的融合所产生的文本特质充分说明新的文类的出现，丰富了小说文类的性质。纳博科夫对体裁的实验从来没有停歇，他在写《说吧，记忆》这本自传体小说的时候，于1946年9月22日给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编辑麦克康米克(McCormic)的信中提到“一种自传与小说之间的新混合体裁”(Selected Letters 69)，而这种体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传作为虚构”。当代小说，特别是后现代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性，强调文类的多样性、异质性、杂糅性与杂语性，强调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现多种多样的文类，或者是小说文类的模糊性。正如埃德蒙·西姆斯(Edmund Symth)所言，“后现代主义可以包括自涉性的、元虚构的小说或者更加异种类的文学形式，像非虚构小说、散文、自传以及现实主义与奇幻的结合”(13)。自传体与校园小说糅合在一起，无疑增加了纳博科夫小说叙事的实验性质。
第二，纳博科夫校园小说具有强烈的“虚构世界”性质。校园小说是对小说虚构性探索的一种体现。迈克尔·托拉斯克将20世纪中叶的学院看成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乌托邦实验的场地”(15)，在这个场地中自我成为一种适合于永久观察和修正的主题。纳博科夫以校园为场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世界。由于后现代文学追求的是一种另类空间的构建，在作品中构建“替换世界”是后现代文学创作中所惯用的策略。托拉斯克所论及的乌托邦实验场地，其实质就是一种后现代文学中的“替换世界”。校园场景作为一种空间的载体，是构建“替换世界”的重要元素。为了表现现实的真实性，纳博科夫刻意在作品中构建特殊的文本世界作为“替换世界”，在构建“替换世界”的过程中运用校园作为场景，充分体现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实验性质。
第三，纳博科夫校园小说的实验性还体现在校园场景的特殊功能。克里斯·鲍迪克(Chris Baldick)编撰的《牛津文学术语词典》在“小说”词条中提到：“小说的亚文类是由特殊文类的人物(艺术家成长小说、间谍小说)、场景(历史小说、校园小说)及情节(侦探小说)中生长出来”(361)。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特殊的场景是校园小说这一亚文类形成的决定因素。就纳博科夫的小说而言，校园小说的场景是文本中艺术世界的构成机制。纳博科夫在校园小说中虚构的世界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世界”。这样的艺术世界往往是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是艺术家生存与栖息的场所。纳博科夫艺术化的人生经历被浓缩或者是分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中。一方面，校园场景是一种镜像化的场景，是用特殊的叙述方式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想象与模仿。另一方面，它又是无边想象空间的载体。在这样一个场景中，想象力不受限制，甚至可以超出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社会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校园小说场景具有这样的贡献，这就使得作品的虚构能达到极点。
当然，这些实验性是产生于纳博科夫独特的叙事艺术与自觉的实验过程。当代小说实验潮流的重要特点是对小说文类的不断探索与创新，纳博科夫在小说创作中对大学校园的利用是一种实验，因而也体现出了一种开拓与创新的精神。纳博科夫的这种实验与创新预见并引领了美国后现代小说的发展倾向。随着战后美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成为美国人文学科发展的重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创意写作的作家，其中很多人都是来自大学和学术界的精英。校园则成为建构丰富多彩的小说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麦柯尔(Mark McGurl)所言，“大学作为小说场景日渐风行，在战后文学生产的体制中，这可以说是一次较大的主题转换的表征”(111)。如果我们从当下开始对当代英美校园小说进行回顾与反观，我们会发现，校园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主体。
纳博科夫以校园为小说场景，创造了形式各异、栩栩如生的小说世界，并且用这样的文本世界折射出不同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赋予了作品丰富的现实主义因素。当代小说实验潮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对小说形式进行改革，以达到创新的目的，探索小说的叙事。纳博科夫将校园当作小说场景并以丰硕的作品为这一亚文类的稳固与演进做出了贡献，创造性地发展了小说文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