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需要厘清文学中对自然描写的历史逻辑，首要的问题可能就在于作家和批评家必须搞清楚自身所处的历史现场是什么，以及面对复杂而巨大的人类生存悖论，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来书写自然。
每天清晨，我行走在自己居住的丘陵湖泊地带，常常顺着美国作家梭罗的思路去思考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得出的答案和梭罗的理论有所差异。显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梭罗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当工业文明刚刚侵袭自然生物形态的时候，但凡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会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以生动的文学笔触去描写并讴歌大自然的美丽，去抨击破坏自然的行为，这是没有错的，同时它已经成为自然文学与文学自然书写的优秀传统。
然而，当我发现自己每天都走在一个“四叠纪”的自然景物之中时，顿悟出了我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完全不是前工业文明时代那种简单的历史反抗逻辑所能够解释的复杂语境了。所谓“四叠纪”，就是“原始自然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并置于一种时空的文化格局。不敢说这种“四叠纪”的文明形态已经覆盖全球，但相信大多数国家都叠印着广袤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
是的，这里有着原始植被的树林和湿地，彰显出梭罗所追求的那种自然形态的杂乱之美；这里有着农耕文明的痕迹，菜畦和农田里生长着郁郁葱葱的农作物；这里有工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旧式厂房，仍然生产着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这里还有无声无息的后工业文明的操作车间，生产的是电子产品，周遭有着看似美丽的树木和绿色植被，但电子辐射可能拒绝了飞禽作为“闯入者”的签证。作为生态保护主义者，我们必须站在以自然为中心的立场，来表达我们的深切关注。
由此，我牵出的话题，其实就是自然描写的价值观问题——是用“以自然为中心”还是用“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进行文学创作和批评，这是一切人文学科学者，包括作家在内，必须思考的哲学命题，这也是当今人类生存悖论的焦点问题，当然也就成为作家描写自然时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三十年前，我明确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对“自然中心主义”提出疑问，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改变自然和保护自然，世界上一切物种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面对后工业文明的漫漶，我在人类面临的巨大生存悖论面前开始动摇，便寄希望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之间建构一种辩证的价值体系。
无疑，当今世界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狂风暴雨般的涤荡中，不仅让原始的自然生态文明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毁，而且连延绵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也遭到了破坏。但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又不得不付出这种血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用达尔文主义就可以解释的世界难题，目前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把这种破坏降到最低值，达到人与自然基本和谐共处的状态。于是，在林林总总的人与自然冲突中，我们的作家作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决定了他的写作高度、广度和深度。
为什么人们都十分青睐回归自然的作家作品呢？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方面，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让人成为卓别林“摩登时代”影像中的机器人，人在机械的动态中生存，但他们渴望回到静态的生存环境中去。原始自然那种静止的风景便成为人们的精神栖居地，即便是慢节奏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也比快节奏的工业文明舒适、惬意得多，因为它能够舒缓人的心境，慢和平静始终是人类的精神止痛膏；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对自然风景和农耕风景的破坏，表现在精神领域，是对传统审美意识的一次解构，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人类对自然和土地的敬畏与崇拜，已然成为一种共同信仰。于是，对自然深情的眷恋成为后工业文明时代晚宴上的一道审美大餐，也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富矿。
有许多人把自然书写与生态文学相提并论。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两者之间不能画等号。生态文学是要改变环境，改造自然，而在梭罗那里，却是要求人“返归自然”，回到原始的生存方式之中。所以，他做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两年离群独居的人文实验，这才有了瓦尔登湖和湖边那间小屋的辉煌与灿烂。是的，这是文学描写的“北极圈”，那种久违了的原始自然风景，触动了人们在工业文明压迫下的情感释放，使他们从中得到了“回归大自然”的身心愉悦，甚至让“中国的梭罗”苇岸如醉如痴地放弃了诗歌创作，像梭罗那样走向大地和原野，踽踽独行地去思考人生的哲理，“大地上的事情”就是回到一个“有机”的原始自然状态，就像苇岸自己所说的：“有一天人类将回顾他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他将发现是1712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驱，一个名叫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人，尝试为这个世界发明第一台原始蒸汽机。”
多少年来，梭罗的描写打动了世界上无数的读者，我们在感性世界的层面折服于这样的自然抒写：“我们常常忘掉，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和照在草原与森林上一样，是不分轩轾的。它们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线，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图画中的一部分。在它看来，大地都给耕作得像花园一样。”作为一个梭罗的忠实读者，我总是像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欣赏风景画杰作那样，仔细地品味梭罗对自然的描写，当然也包含着对农耕文明的礼赞。
这里需要注释一下的是，作为一个从事乡土文学研究超过50年的学人，我发现了一个可能不易觉察的问题：对于反抗工业文明的侵袭，梭罗和苇岸站在同一价值起跑线上，以至于让许许多多作家都在跟跑。
然而，在理性层面可以说，每一个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人，谁也无法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当我看到一个自然探险家来到非洲腹地中那个从不与外界接触的原始部落里，将打火机递到原始人手里的那一刻，一个钻木取火的时代即将结束，这不仅让原始人感到兴奋，我也在亢奋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给予的恩惠，一边又忽视它的历史进步。如果像美国作家霍桑说的那样，梭罗“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不为生计做任何有规则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时空永远凝聚定格在原始的自然生存状态，抑或农耕文明那种繁重而恬静、贫穷而枯燥的生存状态，我想，这些经历过现代文明给予丰富物质与精神馈赠的人，谁能舍弃他所处的人文环境，而走向原始的自然美景呢？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徙就足以说明一切。
梭罗说：“文明居住的这个充满着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远多于实用之处；人们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原始文明能够给人带来便利吗？尽管梭罗可以用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去解决生计问题，但是他不能再用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生存，他还是要借助现代文明的手段来维持部分农耕收获，许多生活用品还是要去镇上购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无法回到原始自然，就像原始部落里的人群，只要见到现代文明的光，就不会放弃通往幸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只能通过文学作品的想象“返归自然”，亦如弗洛伊德的“白日梦”之说，以此满足人性的需求，这也是哲学家和科学家所不能企及的。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生生活的本领。”正是他工作过的庄园主人和精神导师爱默生把他送进了对原始自然环境的追求之中，从此，瓦尔登湖就成为一种自然和精神的象征。爱默生在1862年5月9日写就的《梭罗小传》中说：“梭罗先生以全部的热爱将他的天赋献给了故乡的田野、山脉和河流，他让所有识字的美国人和海外的人了解它们，对它们感兴趣。”是的，两个世纪过去了，当一次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人们都会想起这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但是，我们能否用梭罗的行为去反抗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生存的悖论呢？
显然，原始自然的美丽风景线逐渐消逝，给人类带来的心灵创痛是无法弥补的。同样，农耕文明的风景线——麦浪滚滚和金黄的稻菽千重浪，以及那漫山遍野的红高粱，已经成为人类难以抹去的历史集体记忆，它早已通过文学描写的传导，植入了民族的灵魂。对乡土文学中的风景记忆，成为各国作家，尤其是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而这样的风景越是稀缺，就越会引起作家的眷恋，这种眷恋成为作家对“第二自然”的一种膜拜。这种现象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尤甚，乃至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久久沉湎于固化了的审美乡土语境不能自拔，不能走出传统美学的泥淖。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谴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追名逐利、唯利是图趋势下对大自然的摧毁时，不能也无法让现代文明的科技脚步停下来，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营造两者和谐共处的文化氛围中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体系。所以，作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文化悖论给文学创作的价值理念带来的眩惑，以及它们背后的一些深层理念产生出的新观念认知。当然，作家有自己的艺术风格选择，但新的认知是必需的。
反转镜头，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知“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许多人走入了人与自然的认知盲区，这就是“人定胜天”的理念让我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与恐惧之心，尤其是现代文明的傲慢，让人类文明偏航，以为智能机器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包括对自然的征服，这同样是一种无知。
我们是谁？我们走向哪里？这是作家书写自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作者：丁帆，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