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老友，也是合肥一中老三届同学，叫刘海彬（注一）。五年前，他曾在他署名“南山牧夫”的新浪博客《山乡纪事》中用诙谐和夸张的笔触说了一个在我们当年插队的安徽岳西县白帽公社新建大队石岭生产队（现在是白帽乡桥梁村）遇到过一位“山乡美人”的故事。那个漂亮的山村女孩是我们知青组老房东的外甥女，当年约16-17岁，面容姣好，身材窈窕，也确有一种“合肥城里姑娘们所没有的清新山野般的美”（记不得这是合肥一中老三届哪个男同学当年对她的形容语了）。我也确曾如《山乡纪事》所言，仅据见过几面的印象还特意画过一幅此女背影的铅笔素描画（后来找不着了）。这幅画当年好几个老知青都看过，都说画得好，很像，也很美。2012年10月，我重返岳西在回忆并与朋友和老乡谈及此女时还写过一首七绝《风情》吟咏此事（详见附件一）。但我的这篇回忆性文章却不是写这位“山乡美人”，而是写她的哥哥——一位岳西县中回乡知青的。
1968年秋，我们响应号召成为第一批下乡知青到岳西深山里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在石岭村的老房东姓徐，当年五十来岁，模样敦厚老实，样样农活都在行，成分富裕中农。因我们这个位于高山上的贫穷的小山村十一户人家里只有他的成分最高，结果村里几次根据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安排召开批判会时他都是唯一的被批斗对象。不过那种批斗也就是一种形式：队长在传达什么最高指示并说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这位老房东就会主动走到从他家搬出来当批判会主席台的方桌子边站好，垂着手，低下头，然后被几位坐在高低不等的小凳子上抽着旱烟的村民程序式地七嘴八舌批斗或数落一番。那场面除了人物表情不是那么愤怒外，其它都与当年那些描述类似场景的宣传画很像。然后很快就散会了。他和他的堂客就一趟又一趟地将开会前从他家搬出来的那些桌子、凳子和茶壶茶碗等再逐一搬回他家里去（他家门前的场地在村子里最大）。然后，他进屋洗把脸，就扛着一把锄头慢腾腾地上山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老房东有一个儿子，叫xx，比我们小4-5岁，个子也小，所以我们知青一般不大理他。但他喜欢到我们住处转悠，摸摸这，瞧瞧那的。小孩子嘛，我们也随他去。前些年我回岳西两次都爬上了高高的石岭村到他家去看了看。那时他父亲，也就是老房东早已去世。我们原来住的村祠堂也拆掉了，他家在原址上盖了一座二层小楼，始终没有装修，空在那里。但每次他都准备了一些瓜子、花生和香烟等物件，请我们在老房子里喝茶，唠嗑，叙叙旧。xx后来也上了县中，高中毕业后回到白帽当上了乡小学的民办教师，教书育人。几次接触，看得出他在当地有一些声望，挺受乡村干部尊重的。2008年我们第一次回去时他就已经当上了爷爷，儿孙满堂。可惜前年听说他不幸去世了，是晚上在别人家喝醉了酒，回家走山路时摔死了。太令人遗憾了！我此文要说的这个回乡知青就是这位xx的表哥。
这位表哥好像也姓徐，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是岳西县中1966年高中应届毕业生，跟我们一样也是老三届，都是到农村当农民，修地球。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是下乡知青，而他则是回乡知青。他家在白帽公社东边的河图公社（现在叫河图乡）。现在已记不清他家在河图的哪一个村子了。我们只去过那个小村子一次，记得从我们的石岭村山上往东走山路，过了一个山口，沿着一条通往河图公社的二十来里长的山谷一直往下走，走上个把小时就到了一个长着好几株高大的枫香树的岔路口，拐进去一里多路就到那个小村子了（此文征求意见时，有现在岳西的曾也是回乡知青的朋友说，文中描述的这个地方可能是河图乡的小铺村的一个小村落。因不能肯定，还是暂不确定为好——作者注）。第一次见到他是1968年冬天，我们到石岭村插队两个月后吧。那天下雨，天又冷，没出工，也是在房东家（前几天我们在房东家首次见到他妹妹，就是前述的那位让我们知青惊为天人的“山乡美人”），我们看到了xx的这位表哥——一位岳西县中的回乡知青。
这是一位瘦高个、相貌周正，也可以说英俊的年轻人。他看到我们后便主动到我们知青住的村小祠堂里来拜访了。印象中的他那天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打着补丁的藏青色学生装，上衣胸前口袋还插了一支钢笔，就是脸色不大好，有点苍白，谈话时还时常轻咳几声。通过他的自我介绍，我们得知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位知青——回乡知青，而且还是岳西县中高三的，比我们大，跟我的哥嫂同岁，感觉上也比我们成熟些。可能觉得我们之间有点共同语言吧，于是我们就站在堂屋与小天井之间的门廊里跟他一见熟似地聊了起来。言谈之中，此人谈吐不凡，天文地理、历史物产，几乎无所不知，但在一些问题上总是出言谨慎，点到为止。当然大多点到的都是要害处。我们也能感觉到他是饱读诗书之人，才学之多，远高于我们，虽然心里也有点不大服气。
后来不知是谈到什么事（可能是我们抱怨自己的工分太低——当年只给我们每天出工记6分工，那年底结算，石岭生产队10 分工值二角一分钱），他居然说：我们回乡知青还好说，反正原来就是农村的。村里社员总得接纳我们。可你们城里知青响应号召到我们山里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民一般是不会欢迎你们的。农民不欢迎知青？这话稀罕，甚至颠覆了当时对知青下乡一片叫好的普遍性认知，难得听到。我们忙问为何？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山里田少人多。田不会增加，粮食也很难增产，而你们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以后可能还要结婚生子。社员分到手的粮食不就少了？他们怎么会欢迎你们？
当时我对他说的话很不以为然：劳动创造价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知青有手，有脚，力气大，还有知识，怎会养活不了自己给农民添麻烦？何况我们下乡时从县区、公社、大队到生产队，哪里的干部和社员不都是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吗？
可事后想想，他说得也对呀：我们所在的石岭生产队原来11户71口人，70亩水田（都是窄窄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冷浸梯田加起来算的），平均每人约1亩田，每年一季稻，山上的冷浸田年成好时每亩最多可以产400-500斤稻谷，到秋天每口人约可分得450斤稻谷（旱粮，如黄豆和山芋等除外）。年成不好，每人能分到300斤稻谷就不错了。还不包括灾年和荒年。现在一下子来了我们这5个不谙世事的半大小子知青，就意味着明年就算是个好年景，石岭生产队的农民社员，包括我们5个知青在内，每人一年最多只能分到400斤出头的稻谷了。而400斤稻谷最多可以舂出300斤糙米，怎么算也不够一个人吃一年饭呀。对于农民来说，一下子少了一个多月的口粮，这就更不是一件小事了！这笔账一算，就能知道这位县中高材生确实说得不错。都涉及到生存问题了，农民怎么会欢迎我们知青呢？除非我们明年就能帮助生产队提高水稻产量，让农民分得的稻谷一斤也不减少。但这可能吗？
想到这里，我立刻就心虚了。因为在那之前我只在农忙时去合肥郊区农村学过农，水田的农活中也只干过最基本的割稻子和插秧，还干过踩木水车车水（可山里梯田没这活），连水稻是怎么育秧的看都还没看过哩。同组的其他知青他们掌握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应该也与我差不多吧。于是，白天交谈时心里莫名生起的那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生产队农民增产增收的雄心壮志也就彻底消失殆尽了。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开始认真看待农民是否欢迎知青的说法了。到了年底，生产队年终结算时我们才知道，这几个月来不管我们干什么活，干得多起劲，如挑土、打土坯、起猪圈、担肥入田和挑山芋下山等力气活等，哪一项干得也都不比其他壮劳力社员差——我的肩膀都磨破了几层皮，晚上睡觉都疼——生产队评工分时居然只给我们这几个知青壮劳力每天记6分工！6分工是什么概念？按那年10分工价值0.21元人民币算，也就一毛钱出头吧。这点钱怎么能养活自己？不是要逼我们走吗？看来这位县中高材生说的是大实话，农民是真的不欢迎我们了？这件事后来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干的农活质量不高，但当时给他这么一说，对我的思想冲击显然就很大了：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呀。这也让那时正在苦读“干部必读”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类书籍的我，不再轻视这位县中高材生，反而对他产生了好感，甚至还有点佩服他了：这个人看问题很深刻，很有政治经济学的头脑呀！
后来一段时间，我们在房东家又见过这位徐表哥两次。打听和交谈之下，得知他除了那位被我们称之为“山乡美人”的妹妹外，还有一个已经嫁人的姐姐。他妹妹只读了初小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人长得漂亮，说媒的也多，但因心气高，还没有对象。他自己在县中学习成绩特别好，是高中毕业班的学习尖子，家里成分也不高（估计最多也是中农），学校老师都对他冲出农门，考上北京、上海或合肥的大学抱有很大希望。但是两年前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使之大学梦碎。这对他绝对是个打击。因为那天他还用无奈的语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上学时吃商品粮，户口也在县中，能考上大学我就能走出这片大山，改变我的命运。可是回乡后，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在城里还有家，以后还会回城回家，而我呢？就是一个当农民的命，面朝黄土背朝天，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他说这话时原本发亮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下来了。
我们以后还能回城回家？我给他说得一楞。那时我自己的父母还都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家里被抄了几次，房子也被造反派占去了一半。我和妹妹还能回城回家？就是能回去，又能住到哪里呢？（那年春节从山里回家探亲，我就是睡在地板上的）可尽管如此，我也对他产生了一点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交谈时我们还得知，我们合肥的下乡知青头一年可领到每月八块钱购粮许可和补贴，而他们作为县中回乡知青居然一分钱补贴也没有。这可是典型的分配不公和身份歧视呀！
可是当时，我们这个组的知青最高也只是68届高中的，其他几人都还只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不仅离考大学还远得很，文革中造反心也都野掉了，还在乎什么考大学？加上我们都是老干部家庭出身，家境相对较好，平时也都不问家里的钱粮开支诸事。可以说，我们那时不仅对什么上大学，就是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吃商品粮之类的概念都比较生疏，也不晓得关心，甚至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国家还给了我们每个下乡知青一笔一百多块钱建房费的事（据说，我们的那笔建房钱在第三年我们调走后也就给公社和大队挪用或分掉了），所以对他说的那种对回乡知青的歧视给他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和打击也并不上心（注二）。相反，听了他的话后我心里竟然还产生了一点庆幸和优越感：与回乡知青相比，我们好歹还能有一年的补贴。可是我也不想一想，如果那些补贴给了回乡知青而没有给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我们又会怎么想？
1969年夏天也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徐家表哥来房东家走亲戚了。他那个漂亮的妹妹也好像没有来过了。我们问过房东，说是他生病了。问什么病？说是痨病，也就是得了肺结核。那时我们对肺结核这种病也不大懂，只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介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 白求恩的书，书上说白求恩年轻时也得了肺结核，也没有什么药可治，就去一个叫什么名字的阳光灿烂的海滩晒太阳，后来也就痊愈了。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山区，只要向阳的地方阳光就多，紫外线也特强。我们自己也经常到石岭村的山口躺在那里晒太阳，暖洋洋的，很舒服。所以并没有把他得了痨病当回事，也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被传染。那段时间也不知为何，心里偶尔也会惦念起这个年长于我们的英俊的县中高材生，当然还有他那漂亮的妹妹。
那时，虽然与回乡知青相比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可能会产生一点廉价的优越感，但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惘，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好在开窍晚，不谙世事，也好在每天还得出工干活，挣工分吃饭，没时间想那么多。白天除了下雨，我们男知青都会出工，不是整田、插秧、薅草、担肥、制茶、割稻和砍柴，就是挑公粮、挑茶叶，上公社、上县城什么的；当地女人一般不下水田，但除了干些带伢子、浆洗衣服、舂米做饭和喂猪养鸡等家务活，也得干些旱地上的活，如摘棉花、挖红苕、剥茶籽、切晒茯苓、整饬菜地和纺纱织布等。我妹妹就跟着村里的那些堂客干这些活（山里的姑娘叫女伢子，一般不出工，出工也不记工分），几乎没个歇息。当然我们也时不时找个借口旷它一天或几天工，偷个懒，下山溜达到白帽、余河或河图等合肥一中插队知青比较集中公社的一些知青组去串门，交朋友，叙友情，也同时蹭口饭吃。下工后如有时间，我们或是到屋后山坡上去侍弄生产队分给我们知青小组的二分菜地，或是跑到村子的山口那儿躺在草地上去发呆，或眺望远处的群山和天上的飘云（前几年，我填过一阕词吟咏此事，详见附件二）。
那时，我们几个知青同学的岁数均在16-19岁之间，都处在发育成长期，山乡劳动强度大，饭量也都特大。每月三十斤糙米哪里够吃？为了填饱整天饥肠辘辘的肚子，我们经常在村里收集农民用来喂猪的红苕（山芋）藤子和萝卜樱子，晒干的只要手掐得动也要。然后摘洗干净，切碎碎的，与米混在一起煮菜烂饭吃。菜烂饭体量大，容易产生饱胀感。所以我们只要吃饱就行，也不怕农民讥笑我们吃猪食。可以说，菜烂饭是我们组的家常便饭。为此，那年我们还将那块小菜地尽量打理得挺有成就感的，什么小白菜、辣椒、西红柿、四季豆和茄子等蔬菜的长势和收获都不错。以菜代饭，解决了我们不少日子饿肚子的问题。晚上，我们一般都是在屋里围着一张大方桌点着煤油灯读书或辩论。冬天很冷时，就在桌子下用土坯围一个火塘，里面点燃一些我们平时烧锅时自己在陶罐里闷制的木炭烤火。那时年轻，求知欲旺盛，什么书都看。下乡时组里每个人都带了不少书。再加上知青之间互相传阅的书，那一年我读了数十本注明“干部必读”的各种哲学和经济学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历史类书籍。其他几位也是这样。生活艰苦，倒也充实。
到了秋天，大约是9月份的一天，山上冷浸田里的水稻还在灌浆，村里的农活较少。我和其他三位知青跟队里打了招呼，请个假，沿着那条大峡谷走山路去东边的河图公社，想到一些熟识些的知青组去玩，如运气好，也可乘机蹭口饱饭吃。那时年轻，一天走几十里山路丝毫不觉得累，加上也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出门不管多远都是步行。那天在去河图的路上，我们沿着峡谷下坡走到一个小路口，看见好几株高大的枫香树矗立在那里，不知是谁提醒说，这好像就是xx表哥家那个村子的路口吧？一位岁数大点的知青同学说，对啊，上次是听说那个“山乡美人”和他哥哥的村子路口就长有几株大枫香树。我们都走到这里了，反正顺路，不如拐进去看看，如何？因为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那位很谈得来的县中高材生和他那漂亮妹妹了，大家似乎都有点想念他。他的建议与大家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就离开大路，拐个弯，朝着那个陌生的山村走去了。
与岳西大多数位于山区的村子一样，这个村子农户居住得也很分散，田坝里见不到一个人，只见到远处几个山洼里零星露出的农家深灰色的瓦房屋顶，没有炊烟，也没有鸡鸣狗叫，冷冷清清的。看到这个场景，不知为何，那天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村落的环境很熟悉，自己以前好像来过这里。想到这里，我顿时打了一个冷战，有种紧张的感觉传遍全身。当时我将这个感觉还说给同行的知青听了。他们先是说我可能做梦了，然后打趣笑着说，你是想那个漂亮妹妹了吧？我严肃地说，不！这是真的。记得当时我还怕他们不相信，紧接着居然又说了这么一句话：前面拐过去应该还有一个木牌坊。他们看我是认真的，不像开玩笑，就没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但拐过一个小山坡后，果然看见小路的上方，也是那个村口，在两棵大松树之间高高地钉了一个长约三米、宽约五十公分的杉木板，上面写着欢呼什么最高指示发表的红色大字标语，风吹雨淋，已经色泽暗淡，笔划不清了。不过从残留的字迹上看写的却是规范而工整的排笔字体。这肯定是那个县中高材生的墨迹了——我们当时可能都作如是想。因为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能写出这种现代艺术字体的人除了他，还会是谁呢？看到那个横在那里就像牌坊的标语木牌，大家都怔住了。而我更是吃惊，难道我冥冥之中真的来过这里？回过神来后，同行的那几位知青朋友就开始打趣我可能是遇到鬼了。而我也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只好摇头叹息。
进村后我们走过第一户农家，门开着，也没见到人，然后看见一个女人弯着腰、低着头在旁边的一个背靠一片陡崖用石板搭就的猪圈里清理猪粪。我们就上前喊声“大嫂，你好！”想打听这是不是xx生产队以及徐xx的家在哪里？（现在写文章时居然将人家姓名和村名都忘掉了，很不好意思）那女人听到我们喊她便不慌不忙地直起腰抬起头来。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女人约莫三十岁，面容标致却略显疲惫，身材丰满而长窕，身着蓝色粗布斜襟衣服，围着一个溅有泥水的粗布围裙，手里拄着一把铁锹，头发蓬松，脸上汗涔涔的，但依旧光彩照人。也是一个活脱脱的山乡美人啊！
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和打听的问题后，她叹了口气，眼圈也红了，悲伤地说道：他是我弟弟。他死了，上个月才死的，……
他死了？原来她就是他姐姐？我们都被那个女人的话给惊到了。他几个月前还到我们石岭去玩的，怎么会死了呢？我们都懵了：才多少时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一位县高中的高材生，一位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就死了？从那个女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们得知，他弟弟自去年回乡以后是得了痨病。他是独子，父母亲身体也不好，就有了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她自己这次也是回娘家来帮忙的）。为了多挣钱维持家里生活，他弟弟从县中回乡没多久就利用冬天农闲时间去十多里路以外的河图公社粮站背麻包，一个麻包重二百斤，从仓库背到公路边的汽车上可以挣上几分钱。一天总能挣个几毛半块或一斤肉钱的。后来他终于累得吐血，去卫生院检查说是得了肺结核，需要打针吃药，可家里没钱治。他就看医书，自己上山找草药煎着吃，结果病越来越重，上个月终于不治，……
听了他姐姐的这席话，我们几个人都沉默了，心里除了伤感还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因为我们有不少知青也曾经为了几毛钱到白帽区粮站去背麻包上公路。那距离还挺远，至少一百米，背一大麻包足有两百斤重的粮食也只有五分钱报酬（后来听说涨到了一角钱）。我也背过一次，因太累，喘得像牛一样，还不能换肩，差点把腰给闪了，干了那次就不再干了。没想到那个比自己瘦弱得多的县中高材生居然也去干这个重活，而且还干了一个冬天！
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姐姐带我们走过一片梯田，拐到一个山坡后，指着青草萋萋之中的一堆新土说，那是他弟弟的坟。我们走上前，看见这是一座简陋的新坟，土堆上铁锹拍打的痕迹清楚可见，在每锹土块之间的缝隙中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土坟没有墓碑，但旁边还留有一大簇镶嵌混杂在泥土中的烧纸的灰烬。稍微辨认一下残留的纸屑，我发现这些被烧的纸显然不是山里面上坟时通常烧的草纸，而是很像书籍和课本的纸张。大概看出我们的疑问，那女人哀怨地说，他弟弟临死前一再叮嘱家人，将他在县中读书时留下的课本和笔记全都烧掉，一本不留！
多么决绝啊！
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那位县中高材生，徐表哥，一个年仅二十二三岁就早夭的回乡知青的坟前鞠了几个躬，祭奠他，愿他安息。我内心里也似乎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这个社会不是平等的，而是充满了歧视，尤其是对农民的歧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制度本身也并非像报纸上喊出的那些革命口号那样漂亮动人。在那个狂热的翻云覆雨的时代，在强大的不公平的制度面前，人是很渺小的，很难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位富有才华的回乡知青在这块貌似广阔天地、实则闭塞贫瘠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死了。我们作为知青，现在也被命运抛到了这里，而城里的家也支离破碎得快没有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我们又将怎么办呢？那段时间迷惘的我不停地问自己这类问题，但始终没有一个答案。好在那时我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还年轻，才十几岁。一辈子还长着哩。世界这么大，今后总会有变化有机会的吧？我可以读书，可以等待，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多思考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哪些东西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并在今后想方设法去改变它？当然，我们还得好好锻炼身体。一个人，如没有一个健康而强壮的体魄，今后什么事也是干不成的。文明之精神，野蛮之体魄，两者不可或缺也！
也不知为何，那天上完坟后我们就告别走了，谁也没有向他姐姐问起他们的妹妹，即那个“山乡美人”在不在家？自那以后，我们没有再去过那个村子，也没有再见到他的妹妹——那位曾给我们很多老三届知青留下过美好形象的“山乡美人”。当然，她后来怎么样了以及过得好不好等问题，我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而现在却成了永恒的悬念。只是她的哥哥的故事早已定格在1969年的一个秋天里了。
这事迄今过去快五十年了，却始终留存心里。现在觉得虽然有点平淡无奇，但我还是决定将其写出来，因为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有关那个年代的所谓“山乡美人”的故事，而更是一个有关那个年代的回乡知青是如何饱受歧视而又摆脱不了其悲惨命运的令人伤感的故事。
(完)
注一：刘海彬先生，诗词大家，著有《东西南北集》、《西溪集》和《北窗集》等诗词选，5年前曾以“南山牧夫”笔名作新浪博客《山乡纪事》96集，仍未完待续；退休前曾任国家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办特派员、党组书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注二：同为知青，回乡知青遭受的歧视还不止体现在购粮补贴和建房费等事项上。后来国家曾专门下文确认：下乡知青在农村劳动和在大中专院校学习期间都计算工龄，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回乡知青因家庭出身是农民在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在大中专院校学习都不计算工龄。这样一来，后来有幸与城市知青一样进厂当工人或恢复高考后顺利考入大学从而改变了自己和家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命运的回乡知青，即便安全退休后，因这一歧视性政策，所得的退休金也比我们这些插队算工龄的城市知青约少20%或以上。
附件一：
七绝《风情》
曾闻美女出山乡，乱世不才正渺茫。
苦悟人生何处去？风情难解亦难尝。
注：2012 年 10 月作于岳西。那年重返岳西与同行的知青及老乡谈及当年曾遇到过的“山乡美女”的故事，有感之下而作。平水韵下平七阳。
附件二：
如梦令《山口》
常忆当年山口，
躺望天边云走。
立命待何时？
今后仅凭双手。
多久，多久？
暮霭渐遮林后。
注：在白帽乡石岭村插队时，吾等知青常在收工后跑到视野开阔的山口去眺望山外的世界、天上的云，也试图努力思考今后的人生。然而不幸的是，迷茫始终多于清醒。立命，典出《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就是说，用心思考的人，即知人之本性。而知人性者，即知天命。存其心，养其性，则可完成使命。一个人，无论其是短命还是长寿，只要他做到修身养性，以待天命，即可安身立命也。平水韵上声二十五友。此词作于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