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到过埃及、希腊、印度等一些古国，特别是在埃及，亲眼看到金字塔那样数千年以降依然动人心魄的文明古迹，而创造这些文明的那群人却早已消逝在历史中，难免会有感慨。回归中华故土，三星堆文化的灿烂也使人震惊，这是中原文明之外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是多元文明中的一员，中国文化自身也有多个源头，这已是今天的常识。

与其他文明比较，中国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体。我想，这与中国的早期思想应该有一定的关系。早期中国的思想并不是统一的，不同源头之间有交流，有会通。蔡元培说的文化的南北交汇，傅斯年写过文化“东西说”，都有这层含义在内。拿中国早期历史来说，自西向东，是文明传播的方向，而自东向西同样也是一个方向，南和北之间，亦复如是。比如陕西，就是当时的交汇之地，也是“易学”的源头，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汇通，才有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繁荣。固守一家的思想，是不会有生命力的。我举个例子，老子故里河南鹿邑有座“圣母殿”，圣母殿有三个母亲，分别是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母亲。这个圣殿唐代既已存世，说明古人认为不同的思想之间不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实际是可以相互融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情景：一座庙里供奉着不同的圣像，一座城市有着不同的宗教场所，这说明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能够包容并存。我是客家长汀人，我们的文化也是从东到西，可以说是“东西说”。福建人严复介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就必须要在我们的母体文化里落到实处，必须寻找老庄文化作为基础，这也是一种“东西说”。因此，健康蓬勃的文化总是在多元融汇中成长，绝不能自我限定。

文化要开放，不要固执己见，这看起来非常自然，但在过去不是这样的。我想以台湾的经验来谈如何提倡传统文化。台湾在过去提倡传统文化是“独尊儒术”。蒋介石到了台湾是孔孟学会的会长，还成立研究院，自己任院长，把所有的高级将领、干部全部吸纳过来受训。他提倡儒家文化，将领们以孝作忠，忠于领袖。我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次机会见到蒋先生，也亲眼见过台湾当时的“以孝作忠，忠于领袖”。虽然身在其中，但我对于“独尊儒术”是很害怕的。我跟随殷海光先生学习自由主义，后来又研究《老子》《庄子》，就渐渐不追随独尊儒术，而是决定开放心胸，一定要参考大陆学者的研究，与学术及政治名家合作。我对庄子海纳百家的气度是极为欣赏的，那才是中国文化的气派。

“9•11”事件之后，我又有了新的看法。“9•11”时我在美国，亲身经历了那场灾难。我一直在反思，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悲剧？慢慢地，看到激进伊斯兰势力兴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我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了新看法，那就是要唤醒中国文化温和开放的性格。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和一位美国老人做邻居，他一个人生活，病了无人帮助。我去帮他，他非常感激。我回来不禁感慨，美国老人的晚景是很凄凉的。回到大陆，我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对我的热情，让我感到非常温暖。由此我想到儒家文化的正面意义。我年轻时候激烈地批评儒家，认为儒家是专制政权的帮凶；现在，我能比较平和地看待儒家了，“独尊儒术”的儒家要反对，但儒家本身的良好的一面也要继承，这是应有的态度。保持开放的态度非常重要，中华文明应当有这样的器量。

所以，我认为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非常好，能够站在一个高度，更好地了解古代思想文化。“新子学”关键是“新”，要承接诸子学，也要有新的讲法。古人讲诸子学，旧的代表是班固，影响很大。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沿袭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成果，把当时的学术著作分为七略，其中首要的就是六艺和诸子之分，也就是经学、子学之分。这是一种图书分类法，也是价值的高下，和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态度是一致的，和汉初司马谈的看法就不同了。到了南宋朱子时代，在儒家内部有了新的调整，《孟子》和《中庸》《大学》成为经书，加上《论语》，构成“四书”，而与“五经”并立，这些后来成为国家的取士标准。此外，朱子对诸子中的其他人物加以排斥。这种做法较之班固，门户就更窄了。清末以来，诸子学复兴，过去人们不重视《墨子》《荀子》《韩非子》，现在则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老学发展也倾向于经世致用，公羊学也开始复兴。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做学术史和哲学史，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吸收西方观念而完成的。

当今时代，多元文明的观念成为常识，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经学、子学的高下作为前提，也不必拘泥于六家或者九流之说。《诗》《书》《周易》是周人遗教，而《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春秋经传》《礼记》《易传》都是诸子的著作，都可以视作先秦基本经典。这些经典是不同思想源头融汇的成果，不应该分高下，也不应当存门户之见，而要一视同仁，观其会通，这样才能有一个通达的了解。这该是“新子学”的气象。

我现在从南到北都在讲传统文化，讲道家思想。我们有了很多过往的经验，能够更公允地看待中国文化。我经常重温小时候在莆田的生活与读书经验，感到那是非常重要的经历。长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潮的冲击，开始以西方为法，评价体系与标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带着对于古人反而渐渐疏远与陌生。慢慢地，开始有人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没有提倡传统文化学习时，很多人写文章都会摘取西方观点并指其出处，表示“我也很通西学”。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就我来说，我主张学术上东与西要相互融合。

我希望，中国的学术也是这样，抵达与实现真正的会通和发展。“新子学”在这其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