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著名学者方勇先生创立的“新子学”普遍为海内外诸子学学者所接受，并以稳进的态势推动诸子学各个领域的学术创新和转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复兴中华文明和参与世界文明重构中，正悄然起着积极作用。兵学作为诸子学之一种，在“新子学”思潮席卷海内外诸子学之际，应该如何面对、如何自省、如何转型、如何创新，是兵学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积极回应并有所探求的重大课题。
兵家在《汉志》中的学术序位
回顾兵学发展史，兵家学派自其创立以来，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一直比较尴尬，处于上不上、下不下的境地。西汉刘歆《七略》把图书依次著录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显然这是以儒家经学为尊的学术序位法。兵书既非“诸子略”，亦非“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位置更在“诗赋略”之后。可见兵书在《七略》中的地位并不高。东汉班固编《汉志》，沿袭刘歆《七略》的分类标准，不把兵书著录在诸子十家之内，而于“诗赋略”之后独立“兵书略”，说明刘歆和班固并不十分认同兵家是诸子。他们认为诸子“起于王道既衰，诸侯力政”，因君主好恶殊方，故诸子为了“取合诸侯”，而各倡学说，“譬犹水火，相灭而相生”。然而班固又说诸子出于“王官”，而兵家出于王官之司马，如此则兵家有类诸子。兵家并不诘难其他诸子学说，而是充分吸纳其他诸子思想，且向时君世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譬如，孙武以“十三篇”干吴王阖庐，孙膑以“富国”论干齐威王，吴起以“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干魏文侯，尉缭以“人事”答梁惠王。凡此皆与先秦诸子“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迨及后世，秦末则有韩信“汉中对策”以干刘邦，汉末则有诸葛亮“隆中对策”以教刘备，元末则有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授朱元璋。这些均为先秦兵家及先秦诸子“致君见尊”传统的余绪。由此可见，刘歆和班固在兵家是否为诸子上，在观念与著录上均是矛盾的：在儒家正统观念主导下，兵家只能屈居下位，但从兵家源流及学派特征看，又是妥妥的诸子学派，所以兵家的学术序位显得尴尬。此后兵家的学术序位大抵如《汉志》，由此兵家失去了与儒家平等的地位，故汉代以降的兵学研究，以儒家主导兵家、以兵家辅弼儒家是两千多年延续不衰的主线。
兵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与先秦诸子一致
以“新子学”观之，兵学就是诸子学之一种，兵家不管从基本范畴、学派性质、学派特征，还是基本理论来说，都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先秦诸子产生于王道衰微、天下裂变之际，其所关注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兵家权谋、战略战术，但实际上与儒、道、墨、法等学派所关注的问题并无二致。
从天人关系看，兵家与其他诸子一样，十分重视天人关系，认为顺天应人是举兵的先决条件。兵家诸子论兵，往往先论天道、地道，次论人道，后论兵道，再论战术（《六韬》），在思维层次上有一个渐进的顺序。兵家讲道、天、地、将、法五者合一（《孙子》），其实讲的还是天、地、人的协和。天指气候、四时，地指地理、地利，而道、将、法均指人事。与《六韬》相比，《孙子》所讲虽然质实多了，但其天、地、人三者协和的思维不变，其所反映的内在逻辑仍是天人关系。其他兵书，如《吴子》所讲“举顺天人”，《三略》所讲“体天则地”，《司马法》所讲“顺天之道”，《太白阴经》所讲“上宣天机”，《尉缭子》所言“秘地邃天”，等等，其内在逻辑无不照应天人关系。
从治国理政看，兵家重谋道，但归根结底重治道，所以兵家认为“将者，国之辅”（《孙子》），治军用兵的目的仍是辅佐国家治理。兵家虽主张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司马法》），但军国一体，只是行事不同而已。兵家把识将、选将、立将、驭将等与事君理政相统一（《六韬》），并多有治道之论，如所谓“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六韬》）等。两千多年来，学者多以兵家为阴谋小道，非君子大道，而不可取法。这显然是受到历代儒士先入为主地鄙薄兵书的影响，却不以谦恭的心态平视兵家并尝试了解它。其实，兵法叙事的归宿，最后都是治国、理政、安民等治道问题，往往政道、兵道交融，政略、兵略统一，甚至一书之中政论大于兵论。
从重建天下秩序看，儒、道、墨、法、名、杂、农无不对重建天下秩序作出思考、探求和回答。兵家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所有兵家都主张以战止战、治国安人，但是最具思想价值的要数《六韬》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宏论：主张君主与天下人共治共享天下，充分体现治理的仁性；主张济人之困，救人之难，充分体现治理的德性；主张与天下人同忧乐，充分体现治理的义性；主张既要与天下共利，又要为天下生利，充分体现治理的道性。在战国时代，兵家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治理原则，说明其对政治伦理的思考比其他诸子成熟得早。在先秦诸子当中，从传世文献看，不见有明显的兵家诘难、非议、攻击其他诸子的言论，却处处可见对其他诸子思想的吸纳，说明兵家是最具天下情怀、最具公共理性、最具新变性格的学派。
从社会伦理看，人与人如何相处，以及人与社会如何相处，既是诸子关心的问题，也是兵家关心的问题。兵家虽然没有论述重构社会秩序之后的社会伦理形态如何，但表现为与其他诸子一样的伦理关怀。兵家认为，人是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生灵（《孙膑兵法》），人与人相处当“修己以待人”（《司马法》），但也主张“立贵贱之伦经”（《司马法》），并谦让自省，不矜伐己善，不失序位（《三略》），失序则乱，乱则争起，故必须“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吴子》），务使社会有“礼信亲爱之义”和“孝慈廉耻之俗”（《尉缭子》）。
从战胜攻取看，兵家最突出的话语表征还是战略战术，这是兵家区别于其他诸子最重要的特质。《司马法》讲仁胜、礼胜，孙武讲谋胜，孙膑讲势胜，《六韬》《三略》讲道胜、德胜，尉缭讲威胜、法胜，吴起讲和胜、治胜，王廖讲先胜，儿良讲后胜。兵家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不战而胜，胜于无形，胜于全胜。然而，兵家的计谋诡诈之论、战胜攻取之法往往被儒士指摘为不仁不义之言，这实在是对兵家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兵家无不以诡诈手段行仁义心肠，儒家所谓的“仁者无敌”若离开强大的武力后盾，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先秦时期的儒、道、法、墨、阴阳诸家在兵家处已有合流
从兵家思想的构成元素看，儒家的仁义礼信、道家的奇正虚实、法家的信赏必罚、墨家的尚贤非攻、阴阳家的阴阳互变、纵横家的远交近攻，都是兵家思想的核心元素。传统兵家研究之所以忽略这种现象，是因为兵家学派及其学术自汉代以降实际上并不被儒家主导的学界所重视，而在更多情况下为统治阶级所禁锢，以致自汉代以降，兵家总体上缺乏创新创造。所以到了明代，茅元仪有“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的慨叹。茅元仪的慨叹屡屡被后世学者作为对《孙子》的至高赞美而引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对传统兵学在《孙子》之后没有创新创造的另一种表述，意味着孙武之后的兵学只是为《孙子》作注而已。
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对兵事及兵论多持排斥和贬抑态度，而兵家虽受到诸子的指摘和轻忽，但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广泛吸纳诸子元素，作为构建自己独特思想体系的养料。先秦兵家统摄诸子，诸子则可以相容无碍地汇流于兵家，这正是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东西，需要我们运用“新子学”理论加以开掘。兵家与其他诸子不同，其他诸子更大程度上是学术家而非行动家，兵家则更多的是行动家而非学术家。从诸子比较看，兵家立说亦高于其他诸子，其他诸子偏执一隅，而兵家瞻视八极、总览万方。兵家不仅讲兵事谋略、战略战术，而且讲仁、义、道、德、礼、信（儒家），亦讲刑罚、政令、威势、权术（法家），亦讲兵为凶器、虚静、无为、退守、胜丧（道家），亦讲尊贤选士（墨家），亦讲形名、形势（名家），亦讲耕种自适（农家），亦讲阴阳五行（阴阳家），亦讲事强攻弱或合弱攻强（纵横家），等等。这岂非兵家融会其他诸子？而融会的支点就是兵谋战理。以此言之，兵家当为诸子之首。兵家立说如此，取用如此，会通如此，有若海纳百川，却在两千多年的兵学史上一直被深蔽于儒家辟兵的偏见之中。事实上，兵家以兵为本而通贯和包容百家的精神，正是先秦诸子中极端重要的“诸子平等”精神。
从理念、文本、内容和方法四方面建构“新兵学”
一是从理念层面讲，应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重新建构兵学体系，使古老的兵学焕发新的生机，彰显古典兵学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文明重构提供中国价值，这就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谛审过往的兵学，全面检视既有兵学成果。
具体来讲，建构“新兵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理论，取其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精髓内容，吸纳全人类先进的兵学理论，建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兵学话语体系，而以“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危为己任，以止战为目标，以人类福祉为追求，从而实现“天下大同”的伟大理想。随着对社会、自然、宇宙规律探索的进步，人类当会逐渐认识到人类的敌人不是人类自身，而是影响人类安全的其他物质体或文明体。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建构“新兵学”的意义和价值是否应该重新估量和定位？我们人类内斗互斗的兵学是否需要改弦更张？兵学理论是否更多地将由“战理”转向“治理”（即全球治理）？当然，这一切均将有赖于人类文明特别是科技文明的进步，而科技文明的进步必将最终衡定兵学的内容体系和价值体系。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为了人类最终的走向而放弃当下的生活和责任，不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而漠视或否定各个民族、区域、政治、文化、文明等个体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当下的处境中援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量，淡化和消减人类自身的冲突、矛盾和排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加强人类愿景共识、减少人类自身冲突，则是“新子学”和“新兵学”所应关切和践行的理念之一。
二是从文本层面讲，必须全面系统地整理兵学文献，重建兵学文本体系。自先秦至近代，兵学文献浩繁，但是由于学者以及社会仍然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整理。中国学术，考据学发达，但是考据学所建立的文本基础乃是经学，所以子学中的兵学长期受到挤压和排拒。清代考据学多重经史，历代兵书并不受重视。历史上，官方和私人整理兵书，规模较大者屈指可数，而禁毁兵书则是常态。因此，在全面繁荣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十分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汇集和整理先秦至民国的兵学文献，并为之进行符合当下语境的训解和阐释，深度开掘其中被历史所遮蔽的内涵，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思想养料，从而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新兵学”。
三是从内容层面讲，既要重视个体研究，又要重视整体研究；既要深研兵学各家，也要深研兵家整体；既要打通兵家与诸子的壁垒，又要打通兵学与经学的界限。
兵学的多维研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极端缺失，其所作出的研究多半是对《孙子》甚或《武经七书》的字句注解，谈不上理论创新，这一状况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晚近以来至20世纪40年代的百年抗争，充分证明传统兵学在某些方面如研究范式、理论创新和军事科技上存在严重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封建君主制度的必然产物。封建君主制度在极端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极权地位的同时，也在荒芜用以战胜攻取的兵学理论，这更加速了封建君主政权的消亡。民国以来的兵学虽有较大改观，吸纳西方兵学的有益成分，从而渐进式地实现了古典兵学的近代化转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代兵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呈现多元多维的新气象。然而在研究范式上，仍重孙子而轻其他兵家，仍重个体研究而轻整体研究，仍重实际应用而轻基础性、理论性研究，且在兵学观念上少有反思、纠偏和调整。毋庸讳言，历代兵学学者不仅继承了传统兵学的精髓，而且一并继承了传统兵学的局限性。
四是从方法层面讲，既要运用分析的方法，从军事、历史、哲学、管理、文学、语言、地理等角度发覆兵家内涵，更要综合运用诸学科方法整体观照兵学。
兵学从本质上说是诸子学，其所建构的理论乃是基于农耕文明，其所反映的战术多为冷兵器时代战术，但是其战略智慧在很多方面值得工业文明时代和信息文明时代的军事学所借鉴。所以，一方面要以学术分科的方法进行文本的、思想的、理论的分析研究，分门别类地深入开掘其当代内涵和价值；另一方面则须综合运用经史子集的研究方法，对兵家思想、兵学理论进行整体观照，抽象其具有当代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内涵和价值，这种综合研究实则就是方勇先生所讲的以原理或问题为中心的“会通”研究。
总之，“新子学”理念的推行及深入扩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兵学”内容及范式的建构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术的更新既要切合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需求、人类的愿景，更要遵循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既要继承优秀传统，又要关切当代，远虑未来。所以，就兵学创新而言，必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扬弃”理论。所谓扬弃，实则也是“新子学”学者主张的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所以务必要妥善处理继旧与开新、否定和肯定的辩证关系，绝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者：李桂生，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