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针对朝鲜核试验作出公开指责：“事实证明中国的对朝政策失败了”。然而，在朝鲜半岛局势急剧紧张背景下，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最近首访亚洲，第一站日本的记者会上非同寻常地说：“过去20年美国对朝政策失败了，现在需要新的方式。”
这样绝然不同的说法，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可能从原来主要施压中国间接影响朝鲜转为正视朝鲜。在访问韩国时，蒂勒森表示各种政策选项都不排除，所谓的“新方式”被广泛解读为可能会动武，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因此朝鲜半岛再现战火的分析也不绝于耳。
笔者认为，美朝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未来的出路并不一定是“伊拉克模式”，出现“伊朗模式”的解决方式仍有很大可能，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准确的战略定位，将会发挥特殊的关键作用。
朝鲜问题的本质
冷战中，朝鲜并不是东亚安全中的首要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朝鲜核武装才使得其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因素。过去20几年来，朝鲜内部的经济困难和对外“强硬”，似乎让世界越来越认定这是一个“异类”国家，结果朝鲜的自我孤立和国际社会的外部孤立叠加，让这个问题越来越陷入怪圈。
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思考朝鲜行为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没有理性的行为者？朝鲜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不回答这些深层次问题，简单聚焦于认定对方是不可理喻的怪物，无助于理解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朝鲜问题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
从外部角度看，朝鲜的行为逻辑本质是对可能来自美国的武装打击，以及强制性政权更替的巨大不安全和恐惧感。这从90年代初到现在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苏联解体后朝鲜丧失了核保护伞，丧失了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美国一国独大和在世界通过武力推广民主政体的做法，极大地刺激了朝鲜的恐惧心，这是朝鲜走向核武装选择的根本动力。
朝鲜这样贫穷的国家，核武装的成本不言而喻，但面对强大美国的威胁，常规武器建设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比核武装更加昂贵，因而核武装成了理性选择。这个恐惧和政策逻辑，从金正日到现在的金正恩是一贯的。
从内部角度看，朝鲜的问题在于国家治理高度依赖军队的异常状况，结果导致内部改革动力不足。由于外部安全威胁的始终存在，军队的作用被不断加强，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朝鲜已经从“劳动党治国”转向了“人民军治国”的体制，金正日执政期间，仅参加过两次党的生日纪念活动。
我们从朝鲜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军队在朝鲜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家卫国，而实际参与了国家运营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农场、养鱼场、科学家公寓、滑雪场、游艇、游乐园建设，几乎都是军人在建设。这种体制虽然有速度快的优点，但缺乏市场机制和消费者视角的方式，不仅会造成大量浪费，还会带来既得利益团体和抵制改革的巨大阻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5年10月朝鲜大规模纪念劳动党70周年，也可看成是可能迈向党治的一步，金正恩在演讲中说，朝鲜将沿着经济与国防并进的路线前进。中国当时派出了以刘云山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并且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署函，体现了中国对朝鲜的期待。
因此，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对应上述两大本质原因，外部上减少朝鲜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最终选择放弃核选择；内部上从“军队治国”转向“党治国”体制。
正常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
作为近邻，加上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中国对于自身在中朝关系中的战略定位，一直是一个不容易的课题。在历史上，朝鲜曾经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为其提供安全保证，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后被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以参加朝鲜战争的方式，同朝鲜建立了同盟关系，这次战争奠定了中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地位，但同时也付出了中美关系长期紧张，以及东北亚局势停滞不前的外交代价。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认识到结盟的外交理念和实践都不成功的事实，在80年代正式作出了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选择，中朝关系也逐渐从同盟转向特殊关系的友好国家。冷战后，中国在1992年同韩国建交，实质上将中朝关系向正常的国家关系的方向定位，这个定位在过去20多年来的中国对朝外交中体现了一贯性。
近年来，正常的国家关系已经正式成为中国官方的表态。然而，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战略利益，决定了中朝关系仅仅定位在正常国家关系上是不够的，特别是前面所说的两大本质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在对朝关系中在正常关系基础上体现独特作用。
三大特殊作用的战略定位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的战略定位要着重放在发挥知识供应者、对美说服者和便利提供者的三大特殊作用上。
第一、中国要发挥对朝鲜的知识供应者（intellectual provider）角色，换句话说，发挥外部智库的作用。作为一个被高度孤立（当然也有自我孤立的部分）的国家，朝鲜对于国际事务的分析，基本上是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的。
但是，孤立并不等于说朝鲜不需要分析国际形势和作出判断，我们可以想象，朝鲜获得外界的信息以及分析这些信息，主要依靠几个有限的手段。第一依靠报纸，网络上的报道；第二朝鲜的驻外使领馆。这些主要依靠朝鲜单方面收集信息为主，加上朝鲜政治体制容易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有求稳思维左右，不仅很难有创造性思维，甚至为了确保政治安全，宁愿把情况说得更加严重，或者有选择性地收集和分析信息。结果会造成朝鲜领导层对国际问题的信息掌握不完整，偏差导致逻辑误导，某种意义上来说，朝鲜在国际局势和外交决策上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
中国同朝鲜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必要的沟通管道，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对方不能获得或者视而不见的信息，同时提供中肯的分析意见。中国的特殊作用体现在提供多元信息和分析，但不是代替朝鲜决策，要明确决策权在朝鲜，中国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以免将来留下话柄。中国这样的定位，尽管不能够代替朝鲜决策，但是对于启发和开阔他们的思维是有意义的，有的时候可能非常重要。
如果中国同美国一样采取一味堵的办法，将会造成朝鲜在信息和思考上的更加孤立，而走向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国内方面，中国要继续向朝鲜婉转传递经济改革开放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帮助朝鲜治理模式的软着陆。
第二、中国要发挥对美说服者（persuader）的作用。中国要让美国人理解把朝鲜看成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外交失败，代价就将在战争中付出。美国和伊朗关系的突破性进展，源于美国看法的转变。美国如果拒绝将德黑兰看成是一个理性选择的国家，在一个非常贫穷和封闭的情况下的强压，会使其主观选择的空间丧失，结果将会给这些脆弱国家带来绝望，让他们坚定必须走向极端才是理性的生存选择。
朝鲜问题同样如此，第一不能够把朝鲜首先定义为一个邪恶国家，然后同其谈判，而需要首先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国家，其目的是求生存，而非威胁美国安全，朝鲜威胁美国是不存在的天方夜谭；第二不能建立在朝鲜肯定会崩溃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丝毫信任。
2015年7月伊朗问题框架协定签署后，奥巴马总统专门致电习近平，表示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美国感谢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做出的贡献。习近平则强调，伊朗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有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的有益经验，向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中美的密切沟通与协调，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又一重要体现。中美的这种良性互动可以推广到朝鲜问题上来，
第三、中国要继续积极做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便利提供者（negotiation facilitator）。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基本上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态度，但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的参与，朝美不可能达成可持久的协定。美国的反恐战争爆发后，中国在2003年改变态度，主办了首次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这个过程中，中国实际上担负了便利提供者的作用。
尽管过去十几年这个进程并不顺利，但这个唯一的政治解决平台，至少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日韩都是美国军事同盟国，俄罗斯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并不够强大，这个便利提供者只有中国才能承担，有鉴于此，中国可以在提供多元平台以及不同层次对话机会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性思维。
冷战后，中国对朝外交逻辑在方向上没有错误，在实践上也付出了大量重要努力，与此同时进一步坚定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定位，以创造性和大胆的外交努力，让朝美与中国国内更多地理解支持中国的政策逻辑，在当前半岛局势急剧紧张形势下更显突出。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