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朝关系一直是影响东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朝的非正常关系也成为中国“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政策的最大威胁之一，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和11月的延坪岛事件又骤增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该怎么办成为关注的焦点，仅仅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颇有治标不治本之嫌，根本在于，若要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合理定位中美关系，改善美朝关系。由此，美朝关系正常化成为笔者关切的问题。

一、美朝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美朝关系正常化是美朝关系中异常重要的关注点。朝鲜自建国就面临是否被美国承认的问题，这一问题被各种势力、因素和事件所牵制，历经了一个甲子仍未解决。追溯历史，美朝关系正常化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美朝全面敌对时期（1948-1969）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和1968年1月23日的普韦布洛号（USS Pueblo）事件。二战后期，随着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部，朝鲜半岛独立派别也在美苏分别支持下走向分裂，并于1948年分别建国，造成朝鲜半岛事实与法理上的分裂。自此，朝韩都以正统自居，以统一对方为宗旨。但对峙的朝韩由于背后支持者美苏的左右，难以掌控朝鲜半岛的局势，被绑架在美苏全球争霸的战车上，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而被摆布。正如美国所言，“朝鲜半岛犹如东西方之间在远东争夺势力和影响的象征”，“如果我们把半岛丢给苏联集团，世界会觉得我们在跟苏联的竞争中又输了一回”。[1]

此时的美朝不仅舆论上相互诋毁和攻击，军事上还直接交恶，加上《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苏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等一系列条约、协定的签订，从法理上强化了美朝的敌对与对抗。

2、交叉承认议案的折冲期（1969-1992）

该时期标志性事件有1975年9月22日交叉承认议案的提出和1992年8月24日的中韩建交。1969年7月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向全球释放了缓和信号，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实施战略收缩。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美朝关系出现了松动，双方都表达了希望改善关系的愿望。

但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考虑到韩国。尽管尼克松推出要盟友自己负责防务的提议，尽管朝韩双方都放弃了武力统一的吁求，但此时朝韩统一对方的核心利益并没有改变，而且韩国没有得到中苏两个大国的承认，如果此时美国贸然撤出亚洲并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朝韩之间的平衡均势必被打破，与中苏结盟又接壤的朝鲜就会占据绝对优势。因此，美国须在撤出韩国之前促使中韩、苏韩关系正常化，以平衡朝鲜半岛的力量对比。在此战略考量与利益衡量下，1975年9月美国抛出交叉承认议案，[2]即中苏承认韩国，作为交换，美日承认朝鲜。但朝鲜对交叉承认议案极其敌对和抵触，认为是美国坐实“两个朝鲜”、使朝鲜半岛分裂固定化和永久化的阴谋。

而朝鲜拒绝交叉承认并非拒绝与美国改善关系，朝鲜拒绝的是韩国作为一个合法政府与中苏建交，因为朝鲜依然坚持自己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朝鲜尽力寻求不以承认韩国为交换条件的美朝关系改善。经过一番努力，双边关系实现了一些突破，但此时美朝关系的主基调依然是敌对大于缓和，防范多于接触，双方关系并未发生质的改变。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发生突变，东欧剧变冲破了苏联的防线，苏联抛弃朝鲜于1990年9月30日实现了与韩建交，这让朝鲜措手不及。之后，当中国试图援引交叉承认议案实现中韩建交进而促使美朝建交时，美韩已经放弃了这一议案，1992年8月24日的中韩建交使朝鲜彻底失去了美朝建交的谈判砝码。现在看来，交叉承认议案不失为实现东北亚和平的互利议案，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劝导朝鲜接受这一议案，而不是附议朝鲜的拒绝，结局可能就会大不相同，朝核问题也许就不会浮出水面。

3、美朝核战争边缘政策博弈期（1992至今）

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有1990年4月第一次核危机和2002年10月第二次核危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并实行了和解，但整个国际局势并不利于朝鲜。苏东剧变使“朝鲜崩溃论”甚嚣尘上，俄罗斯实行“亲韩疏朝”的一边倒政策，同时，实现中韩建交的中国虽然依旧与朝鲜保持同盟关系，但却试图模糊这种关系而推行南北平衡政策。周边大环境的激变致使朝鲜半岛南北力量严重失衡，韩国处于绝对优势，朝鲜有朝不保夕之虞。失去大国依靠的朝鲜怀着被背叛的心理创伤开始寻求自保，也就是拥核。由此，当美朝关系正常化成为朝鲜的心结之时，朝核问题也成为美国的心病。

当两次核危机凸现之后，美朝的解决方案除了双边和多边的和平谈判，双方都使用了核战争边缘政策。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令东亚局势时时处于紧张不安之中，核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东亚各国的头上，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火药桶”。众所周知，当解决第一次核危机的核查不能令美国满意之时，美国率先使用战争边缘政策向朝鲜施压，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朝鲜宣称美韩联合军演构成了“半战争状态”，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美国也针锋相对，提出颠覆朝鲜政权和进行毁灭性打击的“5027作战计划”，[4]美朝双方处于战争边缘状态。在战争扳机紧扣之时，事态峰回路转，1994年6月15日卡特访朝，向美国转达了朝鲜愿意谈判的口信。[5]最终，美朝《核框架协议》把朝鲜半岛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同意致力于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和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不过，由于美朝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的扯皮，致使第二次核危机爆发。受9.11事件强烈冲击的小布什打起“反恐”旗号，对朝鲜的核问题大有大刀阔斧、斩草除根之势，准备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6]面对强势的小布什，朝鲜毫不示弱，再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威胁将不受《停战协定》束缚，[7]由此双方再一次将朝鲜半岛拉入了战争边缘状态。

为了化解朝核危机和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中国致力于双方争端的软着陆与和平解决，倡导六方会谈。但由于六方会谈议题繁多，加上日本的节外生枝，致使2009年4月14日朝鲜退出六方会谈。日本在六方会谈中的角色，不是一个调停者，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久，朝鲜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美朝双边关系再次结冰。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以变革形象当选的奥巴马能在对朝政策上有所建树，却并未见到奥巴马对前任政策的突破。奥巴马依然推行双挂钩策略，将关系正常化与弃核挂钩，与六方会谈挂钩。与前任不同的是，奥巴马既不像克林顿那样“和善”，又不像小布什那样咄咄逼人，反而显得有些平庸，双边关系难见起色。天安舰事件又使奥巴马政府把朝鲜排除在承诺不使用核武器国家名单之外，并加强美韩军演，这一举动令朝鲜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与布什敌视朝鲜的政策没有不同，布什政府把朝鲜列为‘先发制人核打击对象’对朝鲜构成了核威胁。”[8]延坪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半岛局势和强化了美韩联合军演，至今，美朝双方徘徊在核战争边缘政策之中僵持不下，令国际社会倍感焦虑。

二、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迁，原本影响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如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朝韩谁是正统等因素已被历史抛弃，但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并没有消失，下边将详细分析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瓶颈及其实质。

1、朝核问题

不言而喻，朝核问题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瓶颈之一。通过上文对美朝双边核战争边缘政策的历史回顾可知，核问题被捆绑在美朝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列车上。核问题之所以成为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在于它事关双方的核心利益。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涉及到的切身利益有：一是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二是维持驻韩美军，而无核化与美国的军事存在是负相关关系；[9]三是牵制中日韩。对朝鲜来说，发展核武器有两个考量，即“求核”自保和“求核”拉美，通过“求核”保卫其政权的生存与主权的完整，并制造一个能够与美进行持续的、直接的对话的热点问题，希望以此为契机实现朝美关系的正常化。[10]

既然双方利益如此明了，为什么难以达成妥协和实现双赢呢？根源之一在于美国在东亚战略利益的自相矛盾性。朝核问题对美国来说既是一个烫手山芋，又是一张王牌。美国最怕的不是朝鲜拥核，而是核扩散，因此，让朝鲜弃核是防止核扩散的最安全、最无后患的方法。但美国要想保持它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保持其用兵有理的合法性以及牵制中日韩，又必需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朝鲜及其手里的核武器。美国一再声称拥有中远程弹道导弹潜力的朝鲜有可能对美国的盟友、海外驻军甚至本土构成威胁，[11]其目的在于在东亚释放核战迷雾与核恐怖。核恐怖一旦释放，一方面增加了美国介入东亚事务的发言权，另一方面给中日韩制造了“安全困境”这一潘多拉盒子。当朝鲜将之打开后，韩日被紧紧地束缚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中国也因地缘位置的原因害怕核污染和核攻击，在核问题上不得不与美国合作。由此看来，核问题与其说是朝鲜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不如说是美国制约东北亚各国的砝码。

但美国确实害怕朝鲜进行核扩散，怕核武器流落在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导致9·11类似悲剧的重演，因此，美国一再宣称，“永远不会与一个有核武器的朝鲜建立正常、不存在制裁问题的关系”。[12]而作为维护政权生存与主权完整的法宝，朝鲜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弃核。朝鲜弃核与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了鸡和蛋不知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于这一瓶颈的化解，中国古人的智慧可以借鉴，那就是大禹治水的“疏通”策略。朝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阴影，根源在于国际社会对朝鲜的不信任与歧视。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朝鲜应该采取“疏通”与融入的战略，而不是采取“堵”的策略。

2、美朝两国关系的建构

国家关系是建构出来的，并非一成不变。美朝关系是双方在利益选择和意识形态划分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在后冷战时代，朝鲜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恶魔”。[13]美国设置朝鲜这一权力盲点，既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也出于意识形态之争。

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层次来看，美国对朝鲜进行善恶定位，与其释放核恐怖迷雾的手段和目的如出一辙，增添了其对朝政策的说服力、可信度和迷惑性。

从意识形态来看，美国的“天赋使命观”和“美国例外论”以及“民主是人类不可谈判的诉求”[14]使美国坚信“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15]，美国代表“人类进步的惟一仅存模式”[16]，美国的实力和地位使之更加自信地认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世界”。[17]当今一超独霸的美国，掌握着界定和评判世界各国的话语权，朝鲜自然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攻击的目标。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建构一直在影响美国民众甚至世界舆论，令美国各界难以接受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应的，朝鲜也应建构自身意识形态与外交的弹性，逐渐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那么，这一瓶颈因素也将会淡化。

3、韩国因素和美韩同盟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不管朝鲜半岛局势是否缓和，韩国因素都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一大瓶颈。朝韩作为同根异体的两个国家，统一的要求令两国难以接受对方的强大和绝对优势。美韩同盟的存在又使美韩在处理对朝关系时陷于悖论之中，当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韩国自然不会赞同美朝关系实现正常化，让盟友与朝改善关系，使力量的天平倾向朝鲜。当朝鲜半岛关系缓和时，美国又不愿意看到朝韩的过多接触而影响美韩同盟，进而影响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和军事存在。如果南北双方真的达成和平协议或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美国驻军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害怕南北和解。在现存体系下，韩国成为美国实施其东亚战略的平台和棋子，对美国来说，抓住韩国就可以保持它在东亚的战略存在，跟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反而会促使半岛南北和解，不利于美国的东亚战略。正如赖斯所言：“美国的对朝政策应该更多地依靠与汉城和东京的合作。”[18]而抓住韩国的手段之一，就是制造朝鲜威胁论，这一论调自然与美朝关系正常化相悖。美国若想实施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怎样说服韩国放弃朝鲜威胁论也是无法忽视的因素。

对这一瓶颈的化解，韩国应改变对美的追随外交，实施自主外交，继续推行金大中、卢武铉的阳光和解政策，化解朝鲜威胁，促使美国调整其东亚战略，收缩既存利益和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成功案例，双方淡化政治与军事的对立，强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ECFA的成功签署证明了两岸和平、和解是可能的。

4、中国因素

朝鲜是中国周边战略的桥头堡，先不说中朝之间的血盟关系，单从地图上看，朝鲜半岛犹如一把插入中国咽喉的利刃，这不可能令中国忽视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存在。中国最希望看到的是朝鲜半岛的稳定局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周边环境。所以，中国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积极地在各个方面促进美朝关系的改善，为美朝关系正常化提供谈判机制和平台。

另一方面，美朝关系正常化必然带来中美朝三方权力结构的变迁。当前国际体系下的美朝关系正常化必然带来一个重要的未确定因素，即朝鲜外交政策的倾向。一直倚重中国的朝鲜面对新的外来力量，自然会对中国形成一个反弹作用，即倾向美国，疏远中国。如果美朝形成一个联合态势，步昔日越南亲苏之后尘，势必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东北门户造成压迫之势。这对中国的威胁完全是卧榻之侧的忧患，所以，中国对美朝关系正常化比较纠结和矛盾。但是，如果美朝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朝鲜，保持一种中立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对中国未尝不是一种助力。

因此，中国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好的战略设计，既能稳固中朝关系的合理定位，同时又令美朝关系的演变不偏离这一轴心。中国既可以如美韩一样与朝鲜保持特殊关系，又可以促使美朝关系得到改善。中国不应附和美国的声音，也不应被一些不利中朝关系发展的言论所迷惑而赞同“放弃朝鲜论”，这些言论会令朝鲜有种被抛弃和利用的感觉。中国不能像俄罗斯当初那样一边倒向韩国，尽管后来普京试图修复俄朝关系，但信赖关系已难恢复。中国在对朝鲜政策中应体现出灵活性和弹性，应在中美合作、稳定中朝关系的前提下促使美朝关系正常化。

三、美朝关系正常化的解决路径

面对根深蒂固的瓶颈问题，本文虽然以反向思维给出一些建议，但若要真正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则需要摆脱习惯性思维，跳出陈规旧窠。

首先，奥巴马和金正日应该效仿尼克松。1972年尼克松曾称：“在世界上总会有冲突，有狂暴的变化和国际上的对抗。但我们可以寻求全球关系的新结构，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所有国家都将参与其中，并且拥有攸关利益。我们可以寻求以此构建一个世界，在其中，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够生存，而用不着担心它们的安全，也用不着担心每一场牵扯到它们的冲突都有可能演变为世界末日的战争。在这样的和平结构中，我们可以培育中庸与妥协的习惯，而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将找到社会进步、公平和自由的最充分的机会。”[19]从中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外交理念，即中庸与妥协。当下的美国太过强调现实主义主导下的霸道，而忽视王道。以王道治理世界获得的是尊重、信服和效仿，以霸道领导世界，得到的是厌恶、疑虑和反抗。美国需要以建构主义的视角，重新塑造美朝关系。

再者，将国际关系的建构和外交拟人化。国际社会一再倡导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但对这一机制的内涵和措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令和平机制难以落地生根。因此，笔者试图将国家关系的建构及其反作用力拟人化，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具体到美朝关系上，美国是强者，朝鲜是弱者，二者发生矛盾争斗，这时需要一位双方都信任的调停人居间调停，与双方约定一个解决方案，签订一份保障协议，而这位调停人非中国莫属。

为此，笔者为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设想了一个预案：

第一，中美韩朝签订安全保障条约保障朝韩的安全，如果朝韩一方擅自入侵对方，中美双方合作阻止。协议生效即日，美朝关系实现正常化。第二，中美韩朝签订朝鲜半岛永久中立化条约。不管是现在分裂的朝鲜半岛还是将来走向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对外承诺永久中立，中美负有保障朝鲜半岛永久中立的义务。条约生效即日，朝鲜完全弃核，驻韩美军全部撤出。第三，联合国通过认可朝鲜半岛永久中立的决议，重申国际法规定的“禁止入侵中立国”条款。

其实，朝鲜半岛永久中立的倡议由来已久。[20]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美国议员和学者曾倡导以中立化模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21]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也赞同中立化议案，曾多次表示希望在朝鲜半岛实现“瑞士式的武装中立”和非核政策，统一后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中立国”，没有外国军队驻扎，也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但与所有国家增进友好关系。[22]至今，韩国一些学者仍致力于朝鲜半岛的中立化统一研究。[23]但是，美韩对之抱以反对或漠视的态度，致使朝鲜半岛中立化方案只能停留在文本的构想和提案中。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再次提出朝鲜半岛永久中立化方案，有一个大原则，即和平时期任何第三方不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让朝鲜半岛双方和平解决自己的问题。中美合作防止任何第三方武装介入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武力威胁任何第三方。若此，既可以给予朝韩需要的安全，又可以保障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和话语权，相关利益国俄日也会从中受益。这一提议可能会遭受许多质疑，但对于当前朝鲜半岛的困境，只有跨越式的大手笔才能走出瓶颈。

本预案也有一个大前提，即中美合作，而不是中美共治。中国无心称霸，也无力承担G2的重任。这一预案不同于G2的关键在于，本预案寻求的是中美在东亚的合作，而不是中美在全球的共治。中国无法忽视美国在东亚的现实存在，也不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体系，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中美合作是共赢之举，也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落实。

(朱芹,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注释：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7,Vol.6,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784-785.

[2] 关于交叉承认议案的博弈，参见朱芹：《周边大国在交叉承认朝韩问题上的博弈》，《辽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3] Chuck Downs,

Over the Line, North Korea’s Negotiating Strategy,

Washington, D.C.: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1999, p.227.

[4] “KBS reports plan to topple Kim Il Sung” ,

Washington Times , March 25, 1994, p. 16;Ranan R. Lurie, “In a Confrontation, ‘North Korea Will

Definitely Be Annihilated’” , Los Angeles Times

(Washington Edition), March 24, 1994, p. 11.

[5] Mark E. Caprio, “US-DPRK Diplomatic Relations Unde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ycles of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American Asian

Review, Spring 2003, Vol. 21 Issue 1, p65；Washington

Post, December12, 1993.

[6] 时永明：《朝鲜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国际问题研究》（北京），2003年第5期，第54页; Jeffrey Steinberg ,“U.S. Pre-emptive nuclear strike plan--It Keeps Getting Scarier and

Scarier”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rch 7, 2003,

http://www.larouchepub.com/pr/2003/030224nukefirst.html.

[7] “KCNA detailed report on circumstances of DPRK's withdrawal from NPT”, January 22, 2003, KCNA, (Pyongyang),

http://www.kcna.co.jp/index-e.htm; Seunghyun Sally Nam ,“Has North Korea Terminated the 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 July 24,2009, Blog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http://www.ejiltalk.org/has-north-korea-terminated-the-korean-armistice-agreement/.

[8] “KCNA on NPT Review Conference”, KCNA,May

14,2010, http://www.kcna.co.jp/index-e.htm.

[9] 李开盛：《军事存在与无核化：美国朝核政策浅析》，《美国研究》（北京），2009年第4期，第10页。

[10] 成晓河：《核时代的朝美关系》，《中国报道》（北京），2009年第9期，第62、63页。

[11] 顾国良：《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核与导弹问题》，《美国研究》（北京），2001年第1期,第49页。

[12] 《希拉莉: 美国不会与拥有核武器朝鲜建立正常关系》，联合早报网，2009

年10 月23 日, http：// www. zaobao.com/special/korea/pages3/korea091023a.shtml.

[13] John Feffer,“U.

S.-North Korea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 Vol.4, No.15, May

1999,p.1.

[14] 陶文钊：《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的单边主义》，《国际观察》(上海)，2004年第1期,第4页。

[15]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p.49.

[16] 潘锐：《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17] George Soros,

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Correcting the Misus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p. 35.

[18] 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p.60.

[19]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新兴的和平结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致国会的报告，1972年2月9日》，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79页。编者在选编时，将该报告更名为《美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第三份）》;

“Third Annual Report on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1, Document

104,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01/d104.

[20] 参见：강종일, “한반도영세중립통일방안연구,”『국제정치논총』제41집 1호,서울: 한국국제정치학회, 2001, 97-106쪽.

[21] In .K.

Hwang,One Korea Via Permanent Neutrality-Peaceful Management of Korean

Unific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chenkwan Books,Inc,1987,p.63; Edwin O.

Reischauer, “Time for a New American Policy in Kore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26,1976,p.27.

[22] Myong-Chol Kim,

“Kim Jong II’s

Perspective on Korean Questio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1,p.111-112；강종일,“한반도영세중립통일방안연구”, 강종일,이재봉편저: 《한반도의중립화통일은가능한가》, 서울: 도서출판들녘, 2001년, 249쪽.

[23] 例如，韩国永久中立化统一协会（영세중립통일협의회），http://www.jungrip.org/.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3/4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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