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在加拿大工作或生活的中国人的访谈，探讨有着跨国经历的中国人如何理解中西方的身体与性别；以性别为切入点，透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中西方”有着怎样的认识。文章呈现了三个面向的中西方性别想象：涉及感情、性、性别、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层面，涉及身体吸引的物质身体层面，戴套与性教育的文化层面。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这个以往研究中所呈现的三维日常解释逻辑，在跨国移民中依然存在。尽管“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想象的异邦，但跨国的生活经历带来了“西方”的具象化以及对“中国保守-西方开放”的质疑；“性开放”也更为复杂化；不管是“西方”还是“传统”，作为重要的参照，更多地被用来反射对当下中国各类社会问题的愤慨。文章进而延展讨论了在中国情境中迈向更为日常的“跨国性”思考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跨国性 加拿大移民 身体 性别 日常生活
一、 导论：问题、概念与方法
（一）中国社会的“性之变”及“中西方”的日常解释逻辑
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的“性”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堪称革命的性之变。这场变化不仅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性行为、性关系与性观念的层面，也体现为多元性别在社会上的显性化，以及性语言、身体表达、性与性别话语的丰富化与多样化。（潘绥铭、黄盈盈，2013；黄盈盈，2008；魏伟，2015）
大众对于这场变化的感知是真真切切的，对其评价却是褒贬不一。“西方”、“传统”的性文化在有关“当代”的性别论述中经常被借用（及误用）。①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中国性之变的根源。即便是不少学者，也倾向于认为中国在沿循西方的性解放之路，是西化与全球化的主要结果之一（例如Fan et al.，1995；Jeffreys，2006）。潘绥铭则认为这种认识忽视了更为主要的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初级生活圈及相应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潘绥铭，2003）。同时，传统的性文化，则被作为另一种参照用来感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笔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年轻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与性别议题时，曾分析过传统的女性身体与西化的性感身体在解释现代女性的身体观时的显著在场：
在我们的访谈中，还有一种更为抽象的社会文化情境，主要表现为作为群体的“女—男”的性别框架、“现代—传统”的时间框架，以及“东方—西方”的地域与文化框架……尽管我们对于“过去”与“西方”并没有多少体验，但是在“性”、“身体”这些领域，中国的“过去”通常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象征而存在，而“西方”则通常是作为“开放”的代表而存在。很有意思的是，在涉及到“性”、“身体”有关的话题时，“西方”通常是作为负面形象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逃避自己的一种构建。比如我们会说：艾滋病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进了好的东西，也引进了糟粕（比如“乱七八糟”的性观念）等等。即使是谈到“禁欲”，我们也得拿西方当例子：“连西方社会现在都在反思‘性解放’，回归家庭”等等。因此，如果说东方是西方的一种谋生之道，西方则成了东方的归因之所。（黄盈盈，2008：299）
“男-女”、“现代-传统”、“东方-西方”这种二元式的思维方式突出地体现在笔者曾经访谈过的城市女性之中。从更贴近人们的日常表述来看，笔者认为，在涉及中西方的关系方面，在性别与身体的领域，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媒体文化的各类建构中，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糅合了地域与时间的两对二元论，建构起了“西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三维②的日常解释逻辑。
在这个三维逻辑里，西方与传统中国往往以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出现，现代中国则已经受到了西化的影响，其与传统之间也呈现出某种张力。如果抽离了时间维度，以及“把西方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影响了中国”这种常见的认识来看，中西方的二元式建构则依然强势。在这个逻辑里，如果说现代中国多多少少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感知，那么“西方”与“传统”则更多地是作为“想象”而存在，是否亲历西方，是否了解传统，在构建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性别与身体方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西方、对于传统的认识。
不可否认，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思维方式在理论界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与批判。但是生活中人们对于西方的想象，对于中西方的这种建构并不会因此而停息。虽然，人类学家们的经验研究也已经在更为日常的领域回应西方的二元结构（比如身心二元［Lock and Farquhar， 2007］），但是笔者觉得，在贴近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方面，在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中西方的关系，以及这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此类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感兴趣的思考点是：如果沿循着笔者之前的研究，认为“西方”在大众对于性之变的解释框架中主要是一种被建构的想象，因为人们并没有亲历西方性文化，那么，对于那些有着跨国经历的人，对于既生活在中国社会，又有西方社会的生活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对于“西方”的认识是否会改变？如果有，则会有怎样的改变？亲历西方，是否会带来新的解释逻辑？笔者关心的恰恰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认知体系与解释逻辑，关心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项飚，2012：26），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怎么看自己与世界西方的关系。而身体与性别，因为其日常性、“切身”性与敏感性等特点，在笔者看来，是回应这些问题的“有趣且重要”③的领域。
（二）跨国视野下的性别思考
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跨国视野下的性研究开始凸显，甚至有学者宣布性别研究（尤其是男女同性恋研究）中一个“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的到来。（桑梓兰，2014）
“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④，并非一个固定的、具有统一认识的概念。结合已有文献对于跨国性概念的讨论，以及跨国性标题下有关性别的相关研究，本文从两个层面讨论“跨国性”，以及跨国视野下的性别思考。
第一个层面的“跨国性”体现在地理意义上的跨境流动。但是，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移民文献只是关注到跨出国界、流动到另一国的特点，“跨国性”强调持续地与两个国家相联系的特点（Tsuda， 2012），“在这些过程中，移民建立起并持续保持着流出国与移民所到国之间多重的社会关系”（Basch et al.， 1994：6）。有研究者将其与“全球化”概念进行比较，认为：“全球化着重强调去中心的理念，而跨国性强调联系，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比喻，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说，跨国性更注重对跨越国界和人、网络、组织间的联系进行探索”（Lunt， 2009：244）。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性与性别研究过于同质性地、二元性地对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跨国性视角则能带来更加复杂、动态、多层面的性别思考（Grewal and Kaplan， 2001）。
相较于“跨国性”概念的理论探讨，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上，笔者感觉跨国流动背景下的性别研究⑤并没有太凸显出这个概念的同时性、动态联系及复杂化的特点，更多地依然只是强调流动的跨国界特点，或者跨国界的移民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她们的性别认同与行为等等。此类文献或明或暗地会指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互动与张力，明示或暗示西方的开放与非西方的保守。
比如，有学者关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跨国流动与旅游业的兴起是如何影响性认同、性行为，以及政府对于性的监控，其中包括专门为同性恋者们设计的跨国旅游（Medrano， 2013）。一项基于在纽约与秘鲁的长期田野调查研究细致地分析了互联网、跨国恋爱以及移民经历如何为男性创造了更多的性与亲密关系的机会（Vasquez del Aguila， 2014）。史密斯（Smith， 2012）的研究揭示了婚姻期待、对于同性恋的社会歧视、性探索空间的缺乏等文化因素如何限制了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南亚男同性恋的性表达、他们是否移民的决定以及移民之后的性关系与性实践。个别研究者基于对异性恋移民人群的性的探讨，认为北美国家对于婚前性行为以及同性性行为的宽松环境为单身女性移民寻求多性伴侣创造了文化环境（Collins， 2008），或者为已婚男性寻求同性性关系创造了更多条件（Zellner et al.， 2009）。
更多的有关跨国移民与性的研究是在艾滋病与健康的框架下进行的。常见的认识是：移民经历，尤其是从欠发达国家到西方国家的移民经历，所带来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加上远离家乡与家庭，社会支持以及相应的社会控制的减弱，往往会增加跨国移民的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Hoffman et al.， 2011；Parrado and Flippen， 2010）
回到中国相关的情境与语境，不管是理论概念还是经验研究，“跨国性”的讨论都比较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过“中国移民”在不同国家的生存状况，而且关注热度随着国人跨境流动的加强以及相应的国家政策，近年来呈现增长的趋势。个别研究涉及华人移民的家庭生活（张少春，2014）。赵彦宁（2004）、陈美华（2011）等台湾学者讨论了台湾社会的外埠（包括大陆）新娘，在台的大陆性工作者以及到大陆买春的台湾客人这种跨境流动背景中的性别、阶级与国族问题。作为与本研究相关的前期研究结果之一，周艳秋在深度访谈了34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移民的基础上，认为移民海外使中国人能够远离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并受到“个人自由”和“隐私”等西方观念的影响，因此获得更大的空间去探索和表达他们的性；但同时，这一群体对性的问题仍然保持沉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融入加拿大社会，而与中国保持了更紧密的联系。这种差距也增加了这些人的性健康风险。（Zhou， 2012）
相比于基于地理意义上的跨国讨论，第二个层次的“跨国性”含义则不一定以跨国移民为研究主体，而是侧重话语知识层面的跨国跨文化思考，侧重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在反思西方霸权的语境之中，在不断来回地思考西方与非西方（如中国）的关系中来讨论性别议题；或者反过来说，借由对非西方社会中性别议题的研究与讨论，批判性地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强调相对于西方而言的非西方本土性别情境与语境的重要性。
比如，桑梓兰在《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跨国视野下的性思考，并指出有学者宣布在男女同性恋研究一个“跨国转向”的到来。桑梓兰认为，“认识到‘本土的’形构和西方霸权之间的跨国联系和流通，这是研究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学者一项极其基本的任务”，“对性进行跨国性思考的忠告，对那些眼下专注于西方的性态且将自身局限于本土的和国家的阐释框架的酷儿理论家而言，要比那些正在研究现代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性态的学者是一种更为有益的提醒”。（桑梓兰，2014：9）
罗丽莎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性别与欲望时，与西方学术界有关“现代性”的论述框架对话，提出了另类现代性的观点（Rofel， 1999；罗丽莎，2006）。她认为把本土与全球都看作是脉络中的叙述生产而不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将更有助于我们在讨论西方之外世界主义同性恋认同时，能够超越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二元认识。法拉（James Farrer）对上海青年性文化的研究涉及上海女人与香港、台湾、美国人的约会以及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解读中国社会的“开放”（Farrer， 2002）。甯应斌等学者则开始更为自觉地对性别议题进行“中国派”的理论思考，提倡“中国作为理论”的不同于西方现代性脉络的对话体系（甯应斌，2016）。普拉莫（Ken Plummer）在讲述了二十年的性故事之际，在其新书中，专门论述了性的世界主义图景（sexual cosmopolitan）（Plummer， 2015）。
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跨国”，还是知识话语意义上的“跨国”，本文认为它们都体现了重要的跨国性意涵。这两层“跨国视野下的性别思考”也正好与笔者的兴趣相吻合，启发了本文的相关讨论与分析。综述已有的文献及笔者的思考，本文将在三层意义上使用“跨国性”概念。
第一，强调跨国移民在两个国家之间持续的流动、联系的特点，而不是定居在某一国的移民的他国生活，也不是讨论“移民”这一身份。在这层意义上，本研究关注的是在加拿大与中国来回流动的移民，与两国都同时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并具有跨国意识（来回比较中西方社会，把双方作为参照系）的加拿大中国移民。以此凸显跨国性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同时性、联系性的特点，而仅仅居住在加拿大或者获得加拿大居住证并不必然构成其“跨国性”。
第二，强调由此建立的多重社会关系与个体日常的跨国经验，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策层面的移民运动（Lunt， 2009）。在这层意义上，本研究关注的正是中国移民的日常性别经验和复杂多重的社会关系（侧重在性与性别关系），借用德塞托的概念，探寻跨国流动中的“复数的日常性”特点（德塞托，2009）。
第三，跨国转向中的性思考基本都是指向学术研究中的西方霸权与欧美中心，具体到本研究，则主要涉及中西方关系的讨论。那么，西方语境中的跨国讨论与反思，与中国语境中的跨国思考与反思是否一样？或又有什么不同？对于一位扎根于中国背景与语境，并试图对话于中国学界的研究者来说，笔者在本研究中更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如何在中西方的不断比较中思考西方与世界，这种思考又如何用来反观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认识。
本文即在这样的“跨国性”认识与框架下展开性别思考：有着跨国经历的中国人如何理解、想象中西方的身体与性别？以性别为切入点，透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怎样认识？“中西方”的二元框架在面临跨国流动与性别实践的日常经验时会受到怎样的挑战？最后，笔者将尝试着在中国的性别情境与语境中，反思性地回应“跨国性”作为经验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意义及局限何在。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写作基于一项跨国定性研究的访谈资料。访谈在四个地点展开：多伦多、温哥华、北京和上海。研究对象除了个别留学生和访学人员，大部分是入籍或者获得加拿大居住证的中国移民，这些人都有在加拿大和中国共同生活的经历，并且目前还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访谈对象的招募方法，因地而异。在加拿大主要通过在华人社区网络、互联网上公开招募，辅之以个人介绍；在中国，则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关系网络。在加拿大，符合条件的人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找到被访者；而在北京与上海，情况则更为复杂。由于在北京与上海工作的加拿大移民相对而言收入与社会地位都比较高，而且一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公开招募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失败的，主要是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来找被访者。⑥
整个研究一共访谈了66位加拿大中国移民⑦，主题涉及移民经历，尤其是移民之后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的生活经历；与中国的联系；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实践；对于两地性与性别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性病艾滋病方面的风险认知与知识等等。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访谈用录音的方式进行记录。
本文的分析策略结合了扎根理论的视角、主体建构的方法论（潘绥铭、黄盈盈，2007）以及笔者的理论兴趣。通读所有的访谈材料之后，笔者深感移民内部在年龄（包括新旧移民）、移民类型（比如留学生、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家属移民）等方面的差异性与多样化特点。综合考虑访谈资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文并不奢望通过对这66个访谈的整体分析来全面了解加拿大中国移民方方面面的情况，也不想在某个主题之下对所有被访者的叙述进行切割式的比较分析，而是结合材料所凸显的议题以及笔者的理论兴趣，提炼若干分析主题，并基于理论目的选择用于分析的个案，对这些个案的主体叙述进行呈现、分析与讨论。
首先，基于材料以及性研究的重要面向，本文提炼了三个分析主题：第一，加拿大中国移民对于中西方文化中“关系”的理解，涉及约会、感情、性、婚姻及家庭关系；第二，身体吸引力方面的“中西方身体”的讨论；第三，有关中西方的戴套文化与性教育的表述，以及这种表述所体现的中国移民对于两个社会中“性开放”与“性风险”的认识。
选定这三个分析主题的理由是：第一，它们在大多数被访者的叙述中不断被提及，就主体表述的层面来说是重要的内容；第二，它们涉及“性”（sexuality）研究的三个重要面向：关系层面、物质性身体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就概念层次来说有其显著意义；第三，这三个性别面向体现出研究主体不同的“中西方”想象，或者说对于“西方开放-中国保守”这种二元思维的不同程度，甚至是不同方向的挑战。贯穿于这三个面向的身体与性别叙述，（性的）“开放”、“保守”等字样频频出现，笔者在论述过程中也会具体检视这些常用词汇指向身体与性别的那些面向，细化其用意。大体上本文沿循的是跨国视野下（具体涉及“中西方”）性别想象的叙事逻辑，而非某个移民的生活故事（包括性实践）逻辑。
在提炼了以上三个身体与性别的分析主题之后，笔者在所有的材料中选取了四个个案进行重点呈现与分析。四个案例的选取依据的不是量化的“代表性”，而是理论意义上的适合性与充分性，即这些个案是否适合并能有相对丰富的信息可供笔者探讨提出的研究问题。笔者将尽量详实地展现这些个案在不同的分析主题上对于中西方性文化的表述与认识，并结合相关跨境流动的背景讨论其跨国经历与性别想象之间的关系。在行文中，笔者也会结合其他访谈材料来帮助理解相关议题或在面上定位这些个案，以呈现个案之间的异质性。
笔者把上述这种分析策略总结为“主题式 + 个案式”的叙事分析。（黄盈盈，2008）尽管这种分析策略并不足以对个案的完整性（移民的生活故事）以及所有个案间的差异性加以充分地呈现，甚至依然带有很强的片段性，但是也恰恰因为在两者之间选取了一个平衡点，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材料的叙事性与丰富性，在材料库庞大而篇幅有限的前提下，可以较好地借以回应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
四个个案的选取理由也可在以下个案概述中得以窥见：
林北（1303⑧），二十多岁，目前是加拿大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到加拿大已经三年，放假期间基本都会回国看看朋友与家人。林北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放的男生。与其他的被访者相比，他的叙述更加自觉、有逻辑地比较了中西方文化在约会、情感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性在这些关系中的不同位置。对于西方的约会文化持有比较认同的态度。林北认为自己的认识早在来加拿大之前就已经形成，通过影视媒体对西方性文化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这种认识在来到加拿大之后更加具体化、生活化了。
杜伦（1102），三十多岁，自我认同为同性恋，2004年来到加拿大后，经常往返于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杜伦在中国的时候就有过中国男朋友，目前与白人男友生活。他认为相比于中国社会，加拿大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开放环境是他移民的重要动机。杜伦毫不忌讳地谈到自己对白人男性身体的性偏好。他强调中国的交往文化对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因素的看重，而西方则更注重身体本身的性吸引力。杜伦的很多表述暗示着他受到西方同性恋主流文化的影响较大，对于西方的同性恋文化有种美化的想象与拥抱。
董强（1203）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已婚男性。2009年他移民到加拿大，先是上学，然后开始咨询顾问工作，因项目需要经常来往于温哥华与北京之间。跟其他被访者相比，董强在生活中会比较经常地与妻子谈论性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中西方男女身体的性审美以及性健康方面的话题。他特别谈及妻子以及不少在中国的女性朋友对于西方男女身体的偏好。董强有意识地反对“中国-西方”这种二分的表述，认为中国早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一种“入侵”式的。他认为自己的这种认识未移民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不是跨国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
文兰（1202）是一位中年女性，2003年随丈夫移民到加拿大，之后不久就离婚了，目前有一个加拿大男朋友。文兰的叙述突出了她所感知到的中西方迥异的“戴套”文化。她通过自己与之前的中国老公以及加拿大男友的跨国性经历的比较，认为西方人的保护意识是很强的，这极大地影响了她自己的认识及行为。在笔者看来，文兰的表述强化甚至夸大了中西方在戴套、性教育方面的差异，强化了“中西方”的二元想象。
二、 身体与性别的中西方叙述：三个面向的呈现与分析
（一）对于“关系”的叙述：“中西方”语境中的感情、性、性别、婚姻与家庭
大多数移民在叙述中提到了中西方文化对“（情感）关系”的不同理解，尤其是性与爱情、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林北的表述尤为清晰、有逻辑。
对林北的访谈是在他放暑假回北京的时候进行的。林北是个社交生活比较活跃的男生，而且对于“性”的议题也不避讳。在泛泛地问到“加拿大的生活与这边有什么大的区别时”，林北在简单提及“环境资源”（绝大多数人首先会强调的特点）之后，就主动地转到了人际关系与私密空间：在那边（加拿大）人跟人之间的边界是很清楚的，而这边（中国）我们的距离是很近的，干涉别人私生活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让笔者印象深刻地是，相比于大部分其他被访者更为零碎地表达，林北夹杂着英语，对中西方的感情观做了更有逻辑的梳理：
我觉得可能感情观和西方人也不太一样……比方说他们好像从两个人hang out （闲逛）到going out（约出去） 到date（约会），再到relationship（处关系），engagement（订婚）再到marriage（结婚）分得很清楚，然后两个人也会不断地确认在哪个stage（阶段），如果你不想继续，就分开或者怎么样。中国人好像是一个，跟那种至少感情阶段划分的很不一样，我们不会那么清楚地表达，我们就只有两个人在恋爱，不在恋爱，现在好像还有暧昧期之类的……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感情观方面不太一样……他们这个文化把恋爱这个事谈得特别明白，几乎女生到了十六七岁，男生晚一点到十八九岁，都明白这一套符号体系，或者说code（编码），拉手啊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没有sex（性爱）或吃完饭之后有sex（性爱），但是sex（性爱）之后男生会回自己家，女生会回自己家，他们会定得很清楚，而且是很敏感，这个关系一步一步。然后我从朋友身上能够感受到这种，就是他不到relationship（处关系）他不会说自己在relationship（处关系），我们就是说暧昧一段表白了那就是恋爱了，至于恋爱，其实恋爱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恋爱三年，没有进一步身体关系的，也有一两个月就有身体关系的，但是我们中国只把它统称为恋爱……
（访谈者：那他们恋爱之后跟家庭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
他们分得很清楚，就像我们中国会，我自己其实就经历过这些事情，就是见家长，然后家长会干预，会不满，会表达一些，很强烈地表达一些情绪，其实有点像印度，在西方人（看来）父母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在西方的话，你可以完全不跟父母讲，你不想讲的话，任何人你都可以不讲，它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情……因为在你18岁意志独立生活独立之后，他们只是和你人格平等的人，我觉得西方的话家人和情感关系还是分得比较清楚，这两个边界都不会互相打架……（访谈地点：北京，2013年5月11日）
在林北的叙述中，西方人对于感情发展的阶段有着清晰的界定，而且人们（至少是在美国与加拿大这两个西方国家）对于这种界定的符号是共享的。在这种文化里面，性与恋爱关系、婚姻、家庭的区分是明显的。比如，在西方，两个人可以先基于吸引成为性伙伴，但轻易不会说“in a relationship”（处在关系中），更不会因为发生了性关系，而感觉到结婚的压力；而中国人的“恋爱关系”则是一个模糊的、暧昧的概念，没有一个共识的、清晰的定义。其次，家庭（父母）对于子女恋爱、婚姻关系的介入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在加拿大校园生活了三年左右的年轻人，林北在表述这些中西方差异时，经常提到“隐私”、“独立”等字眼。
在笔者看来，林北对“感情观”的比较主要指向构成人们初级生活圈（潘绥铭，2003）的各类亲密关系，尤其是性与恋爱、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其中当然也涉及性别。即便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已经更加的“西化”了，这种约会文化、中西方性文化的差异还是明显地存在着，年轻的群体也依然还是有着“历史包袱”与“传统包袱”。而这种“包袱”同时也是性别化的：对男性而言是责任感，对女性而言则是怀孕风险。
其实从年轻人来讲，现在的观念差不多，都可以公开谈论性，自己有性的需求，但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包袱在那，特别是父母的家庭的，包括特别具体的像贞操观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克服的东西特别多。他们主要是可以特别坦诚地去要求这个，比方说你到酒吧来，我到酒吧来，大家就基本上明白，如果是单身在喝酒，你是available（有空、可约的），我也是available（有空、可约的）的，谈得开心也互相对对方有第一印象的好感，这一次或者下一次就基本上可以了，就可以进入那个身体关系了。但是这边的话，即使男女关系都需要克服特别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然后男生要考虑承诺责任感，女生要考虑不在一起会怎样，这些东西会成为一个代价，或者说无保护行为的话还会要考虑怀孕风险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就会发现一个还有历史包袱和传统包袱的群体，就会额外地多出很多东西来。（访谈地点：北京，2013年5月11日）
林北到了加拿大之后，比较积极地参加校园的活动，而且不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华人朋友圈子。因此，在他的表述中，印度同学、加拿大同学的例子多次被带出，校园酒吧文化和派对（party）文化也经常被林北提及。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对于“感情观”的中西比较是来到加拿大以后才形成的：“我觉得我去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观点、想法就已经很受西方这些流行文化、电影一些初级的影响了……”（访谈地点：北京，2013年5月11日）而后来到了加拿大之后，跟同学的实际交往中，身边不同国籍的朋友的具体例子，更加加深、丰富了这些认识。
林北对于感情关系的“中西方”认识，在其他被访者那里也不鲜见，只是其他人的表述更加零碎与散见。而与林北不同的是，尽管其他人也会强调西方人对于“确立关系”（尤其是婚姻）比发生性行为更加严肃，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移民之后的“新发现”（林北则认为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了），以前并不知道加拿大人对于婚姻和家庭会这么认真。
更多的人（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人）原以为，家庭责任感是中国的传统特色与美德，而西方人并不看重家庭。这种认识随着移民，随着对加拿大社会的逐步了解，而受到了挑战。而这种“新”的认识又被我们的大多数被访者反过来批判现代中国的包“二奶”、婚外情之类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不少人以一种痛惜的口吻斥责“现在的中国人在性方面比西方更加开放”，从而也扭转了“中国保守”而“西方开放”的认识。而个别人更是批判性地指出中国社会的这种“性开放”不是真正的“开放”，而恰恰是“不开放”，是“乱”，是“失败”，因为人们不会处理关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结婚，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开放”，还不如说是“处于低级的阶段”。
如果说林北对于中国性开放的表述还偏向中性的话，不少被访者，尤其是移民加拿大时间比较久、年龄偏大的被访者，则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在表达自己对现今中国的认识。“亲历西方”的经历所带来的认识与情感，让笔者多少想到“五四”前后的中西方碰撞，只是主体从精英过渡到了普通百姓。这种种对于“中西方”的认识，确实是挑战了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观念，对于“西方”的认识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差异性与多样化的表述，但是，这种挑战是在具体内容上导向了另一个方向的“中西方”建构，还是复杂化了“中西方”的二元建构？改变这种认识的经验基础又是什么？笔者将在后文集中笔墨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二）身体吸引与性技巧：中西方文化中身体的缺席与在场
自20世纪以来，性的建构主义视角极大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潘绥铭、黄盈盈，2007），在此脉络之下，相对于性文化、性认同研究的兴起，曾经占据主导位置的性行为、性的物质身体的一面在一段时间内被研究者极大地弱化了。这个因为曾经被批判而遭遇忽略的物质性面向，在最近几年又再度引起学者的反思与关注。
在访谈中，跨国背景下的“中西方”身体是在场的，而族裔的问题在这类叙述中开始凸显。比如，常见的泛泛表述有：中国女人更有可能找白人男朋友，而中国男人则不会找白人女朋友。也有少数人会具体地比较白人与中国人在身体吸引力与性技巧方面的差异。这里以两位不同性取向的男性为主来分析跨国移民眼中的“中西方身体”。
我们是在多伦多访谈杜伦的。杜伦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位事业成功人士，之所以移民，不是考虑事业的问题，而是因为同性恋的身份。尽管杜伦在移民之前就有丰富的性生活与感情经历，最终还是决定移民加拿大，就是觉得加拿大社会整体上对待同性恋更加宽容。在杜伦的叙述中，这种“觉得”是有生活经验的例子来支撑的，比如他提及一位白人同事是同性恋，没觉得大家有什么区别对待。他多次提及在国内尤其担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会被家里人知道，让家里人蒙羞。而婚姻的压力是杜伦决定移民的一个主要动力。
杜伦不仅比较了中国与加拿大对待同性恋的社会宽容度，同时关注到中国内部的分层：小城市的保守与北京等大城市的相对宽容。他自述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并交往了一位中国男朋友，现在在加拿大有个白人男朋友。他认为自己对于中西方身体的看法，多少与自己在两国亲身经历的性经验有关。
杜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白人男性身体的偏好。跟很多被访者不同的是，在涉及自己的跨族裔性关系时，他并不认为族裔是一个问题，即便是在访谈者不断提示与“启发”之下，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觉得与白人男朋友之间有明显的权力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更多的是基于身体的吸引，甚至将其归因为“天生如此”。
（访谈者：我们其他研究中也有就是很多时候跨族裔之间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你现在的partner［伴侣］是一个白人，你是亚洲人，像你刚才讲的亚洲人在gay［同性恋］的圈子里是没有权势的……）
对，不受欢迎的。
（访谈者：那么你觉得你们在夫妻的亲密关系中，这种族裔的东西会起作用吗？）
啊，没有。是那样的，就是同性恋之间吧也像找对象一样，他也有一个喜好，就是有一些白人，但是非常非常少数的白人，他不喜欢白人……但是他们喜欢亚洲人，就不论亚洲人长得多么不好，或者是多么怎么样，他就是喜欢亚洲人，就那种心理他是与生俱来的，他一出生了他就喜欢亚洲人，就不喜欢白人，就像我一样，一出生就喜欢白人，但是我以前男朋友也是亚洲人……
（白人）长得漂亮，哎，这的确是90%的要比亚洲男的漂亮，很普通的白人都比亚洲人漂亮，这是公认的事实，他长得漂亮，谁都喜欢漂亮的。第二呢，他长得白，白，特别干净，他全身都干净，尤其生殖器，洗完澡了之后看着特别干净。亚洲人就不一样，亚洲人，他因为皮肤黑，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两种感觉。再一个呢，白人的那个那个特别大，特别长，很多亚洲人喜欢白人。所以，一个长得漂亮、干净，还一个呢，生殖器大……（访谈地点：多伦多，2012年9月2日）
杜伦进而表示自己对于白人身体的喜爱是他从小城市到了北京之后就已经有了，只是移民到加拿大之后更加强烈。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吧，就觉得白人好，就是有那么一种吸引力，但是不是那么强烈，就是偶尔在脑子里面闪出来那么一点儿东西说白人好，就是很吸引我。但是就是一闪就过去了。然后到北京之后，环境也大了，接触东西也多了，那种东西吧越来越强烈，就觉得白人好，而且我在北京还真接触白人了……（访谈地点：多伦多，2012年9月2日）
在叙述中，杜伦极力掩饰白人的社会阶层等因素在塑造身体“魅力”时所起的作用。这与他在访谈的其他地方凸显的种族问题差距比较大（比如亚洲男性在白人社会中处境不乐观）。我们的访谈者显然不甘心杜伦的回答，当再次问及这个问题时，杜伦开始分析中西方社会中身体的缺席与在场。
（访谈者：那对于亚洲人来说，白人的社会阶级等等这些物质性的东西，非身体性的东西会对所谓的魅力产生影响吗？）
我感觉没有。在国内找朋友，男和女之间的找朋友也好，女的和女的找朋友，或者男的和男的找朋友也好，国内的标准跟国外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国内可能会把他的收入或者社会地位都考虑进去，甚至家庭背景都考虑进去，在国外从来不考虑这些。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些，说他挣多少多少钱，或者他是什么样的工作，家庭背景是什么样，我从来都没考虑过。……在国内我必须要考虑。（访谈地点：多伦多，2012年9月2日）
杜伦非常清晰地指出中国的交往文化（他强调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因素的看重，而西方则更注重身体本身的吸引力。尽管在访谈的其他部分，杜伦表示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他所说的传统比如对家庭的重视、饮食储蓄等生活方式），但是在此处，显然是把自己归为认同了西方性文化的阵营，对西方社会的同性恋文化有一种更加正面（乃至美化）的表述，倾向于用“对白人身体的天生喜爱”这种“本质论”来掩饰西方社会中族裔、阶层等社会因素的塑造效应。
杜伦的表述可能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大部分异性恋更能开放地谈论性与身体的吸引。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异性恋移民（包括女性与男性）会谈到中西方的身体区别以及性技巧方面的差异，只是通常寥寥数语就带过去了。董强是其中稍微详细地谈及身体层面的中年男性。他这么表述与妻子的审美差异以及中国城市女性对于白人（尤其是男人）的想象与认识：
嗯……比如有的时候会谈：夫妻年数比较长了，让这生活更丰富一点啊，让性的活动变得更有情趣一点，或者说怎么着你感觉会比较好，或者说怎么着我感觉会比较好这些个事。有时候会看一些影碟、片子啊，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性的场面，可能会评论……
因为女性对于女性和男性都存在着主观审美的方向。她就喜欢西方人的这种身材，女士胸特别大，腿特别长。然后对男人，白人男人皮肤哪哪都修理得特干净，男性特征都特明显的那种。我呢在男性审美方向上跟她类似，但我对女性来说，亚洲的风格，中等苗条，中等丰满，不要显得太狂野，不要嚣张得像野兽那种架势，比较含蓄，比较东方的那种味儿。哎，有时候我们俩就谈一下这种审美差异。（访谈地点：多伦多，2012年9月2日）
在访谈者的提问下，董强进而分析这种审美观与原有文化，尤其是与从小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董强夫妻俩都是北京人，都算是思想上比较前卫的人，比如他觉得她妻子可以容忍没有感情的婚外性关系，“很前卫了，就是从北京这样的城市来的，中国特有的”。他妻子对于西方人身体的审美喜好早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形成。而董强认识不少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女性朋友也是这样的审美观，这些北京的女孩子们认为白人更会关心女性，性技巧方面更讲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光她在这儿，在北京土生土长到现在也还住在北京的我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也有相同的审美观。就是在性方面存在着一个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入侵，存在着一个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文化入侵，从性审美的角度来讲，从北京女性交男朋友的角度来讲也能看出来。北京好多年轻的小女孩包括我认识的，很愿意交白人和发达世界的男朋友。不是为了移民，不是为了学业，不是为了求职信或推荐信，或者是职业上的发展，不是为了这些。她们在中国国内生活工作得很好，从性伴侣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这样一个群体对发达国家或西方人的caucasian白人这种好像更能接纳一点。各种原因吧，有社会、文化、教育的原因。她觉得白人更有教养，对女性更关心、更照顾。然后比如说在两性的活动上更会讲究技巧一点，不是光考虑自己的享受这些的。这是一个客观原因，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媒体的入侵，使得这方面正面的信息更多地入侵到发展中世界的人们的审美中。（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2月7日）
董强的说法在其他的被访者中，尤其是与白人有过交往经历的女性被访者中，也经常被提及。比如后面会介绍的文兰：“外国人他又不买房子，他又不存钱，这种男人你敢跟他吗？但外国人很体贴的，很浪漫的。这一点是中国男人比不了的。对女人体贴啊，浪漫什么的，买个花啊，这些都做得很好。就是没钱吃饭，也得给你买礼物……”（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
换言之，董强叙述中的并没有跨国流动经历的北京女性朋友，她们对于白人男性的认识与想象与有着移民经历的文兰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董强对此有自己的解释：除了“客观上确实如此”（笔者理解为他也承认白人男性更加浪漫、更关心女性等）以外，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董强表述中的中国大城市女性对白人男性身体的喜好，不仅仅是关注皮肤干净、男性特征明显、性技巧更好，也是更能照顾女性、更浪漫的社会与文化身体，如果结合他的“西方文化入侵论”，那么身体的政治性也显而易见。在他看来，“中西方”的二元划分早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或者说“西方”早已经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概念，类似于北京之类的大城市，早就已经有了“西方”的文化特点，性方面也早已经非常“前卫”，而其影响途径带有西方浸入东方的霸权性质。
不过，如果结合董强在其他性别议题上的表述，那么这种认识多少会呈现出冲突性与复杂性，或者说在另外一些表述中，中西方的二元色彩依然明显。比如，他非常强调东西方女性在交朋友、性方面的深层差异：“她们（在加拿大的中国女性朋友）有时候跟我谈的更多的是她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的……在性的方面也会谈得很明确，想要什么什么样的。但是她所enjoy（享受）的那个过程，你具体一谈她还是希望你主动，这是我看到的东西方女性的差异，即使在年轻一代也这样。这也是我看到的许多中国的男同学即使是从小在美国、加拿大长大的，他愿意找亚洲女性朋友，而不愿意交美国本土白人姑娘的原因。他不喜欢家里那个像动物那样凶猛，他不喜欢那样。”（访谈地点：温哥华，12月7日）
在我们的访谈中，对于中西方男性身体的比较式的谈论时有出现，也有一位被访者提及过黑人的身体。个别男性移民或者泛泛叙述，或者基于自己的跨族裔性经历论述过白人的女性身体以及在性方面更加放得开。但整体而言，如同大部分加拿大中国移民会论及的，亚洲男性与白人女性交往的情况远远少于白人男性与亚洲女性的交往。所涉及的“身体”喜好，显然不仅仅是叙述中所呈现的肉身性身体，更是一种社会身体与政治身体。
（三）戴套文化与性教育：中西方之性的“开放”与“安全”
在谈及中国和加拿大的性问题时，在涉及到性开放及其与性安全之间的关系时，一种更为差异化和复杂化的“中西方”叙述开始浮现。
一方面，有些移民坚持“中国更保守，加拿大更开放”的论述，并因此认为加拿大在艾滋病、性健康方面的风险更大。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民，包括男性与女性，强调近年来中国的开放与混乱，表述中充满一种否定的口吻。他们复杂化，甚至颠倒了“中国保守，西方开放”的认识框架，认为西方实际上没有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开放（部分人强调他们对于家庭的责任，部分人提到了宗教的作用）。除了提及生意人找小姐、政府官员包“二奶”之类的现象，有些被访者则认为，现在最开放的人群是那些移民到加拿大之后的年轻一代，这些人把中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开放集于一身；这些年轻人往往很有钱，而且因为离开中国家庭的管束，风险更大。虽然我们并没有更广范围的数据来支撑或者反驳这样的认识，但是在访谈中，确实也碰到过几位年轻移民，比如多多（1107），移民到加拿大上高中，跟亚洲以及加拿大好几位不同族裔的男朋友有过性关系，而且很少使用安全套。
随着大部分人意识到“中国越来越开放”，至少这样的一种认识逻辑开始出现：加拿大在性方面是挺开放，但是他们对于安全性行为的意识很强（使用安全套），从小开始有着较好的性教育，所以实际上风险不大；但是，中国的开放不一样，更乱，性教育没有跟上，安全套使用意识很弱，所以风险更大。是否用套，是否有保护意识，是否有好的性教育，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中西方的性文化差异。
目前在温哥华生活的文兰就详细论述过她所感知到的中西方迥异的“戴套”文化。文兰是到了加拿大之后跟丈夫离了婚。通过自己与之前的中国老公以及加拿大白人男朋友的实际交往经历，认为西方人的保护意识是很强的，而且这极大地影响了她自己现在（以及将来）的认识及行为。
（访谈者：你刚才也提到，你2005年就离婚了，离婚以后你就在这边找男朋友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后来我找了一个外国男朋友嘛……对，就现在这个。然后就有性行为了……对，完全local（本地）的。他们就很在意，他们一定要用避孕套的……你知道中国人好像还觉得你又不是跟人家性交易，还用避孕套好像不好吧……但人家外国人就是要用……一开始上来用的，但后来关系好了嘛就不用了。但我就觉得当时一开始挺好的话，他说不要我也不会提用的……因为不好意思嘛，人家会觉得你是跟我在性交易还是什么的，你怎么会跟我提用避孕套呢？我们是在谈恋爱吗。我们是大概谈了快一年以后，才有的第一次性行为……11个月，按理说11个月了有性行为也完全正常了，在这个地方。然后外国人他就提要用避孕套了，然后我就很震惊，外国人真是有保护意识。（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
文兰在叙述中多次强调自己以前如何缺乏保护意识，而外国男友如何多次“教育”她为什么要使用避孕套，甚至是纠正她对于“避孕套”的理解与意义，不是只有小姐、乱来的人才要戴避孕套，戴安全套也不是说不信任对方，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是一种文化常态。
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提出来，他就是说怎么你们中国人一点保护意识都没有？（笑）这跟感情没关系，不是说因为我和你感情不好，我防着你我才用避孕套，不是这个意思。那我问你们外国人是不是一直用避孕套？他说外国人人家有的结婚好几年了，也一直用避孕套。
……后来我就意识到如果他不提的话，我根本想不到要保护自己，缺一个保护意识。所以我就觉得外国人有这个意识。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会有的？他说他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老师教他们就一定要有这个保护的。
（访谈者：但是反过来讲，我在想那他向你第一次就提出来用避孕套，你有没有觉得你怎么跟我提这样的问题啊？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啊？）
我当时还觉得我们又不是性交易，好像弄得跟性交易一样……夫妻或感情好的人不需要用。外国人就跟我说这跟感情好不好没关系，这是保护……
（访谈者：你觉得是这样，你这个男朋友当时讲的是你们中国人是单指呢？还是……？）
他说的是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胆子怎么这么大？具体怎么说我忘了，但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一点保护意识都没有？（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
文兰不断强调跟外国男友的交往对她的改变比较大，“我就是从跟外国人的这个经验改变的”（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以前从来没有跟中国老公谈论过戴套的问题，如果不是跟这个外国人有过这次经历的话，她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风险，“我从来不去夜场什么的，而且我也没有性伴侣什么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老公，就是家庭生活，就是过日子。不是像人家好像外面还有点‘花头’什么的，我没有。所以我不觉得我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她进而表示，今后如果再跟中国人谈朋友（她还是觉得结婚的话，找个中国人比较靠谱），也会提到要用避孕套。如果对方质疑，“我就会把外国人跟我说的话说出来，这个跟感情没关系，这个是必要的保护”（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不过，在叙述中，文兰又提及：“除非你现在马上去验一个，验出来没有任何毛病，我才可以不用避孕套……”（访谈地点：温哥华，2012年10月11日）
笔者怀疑，现实生活中，文兰的自我保护意识、戴套实践会不会真如她此刻所表达的那么肯定。而她的跨国交往经历对于“外国人戴套”的论断也不乏概化与想象，甚至是误解⑨，但不管怎样，从文兰这个个案来说，她的主体叙述非常强调与白人男友的交往经历带来的影响，强调中西方戴套文化的差异，在笔者看来甚至在强化这种二元的差异。
类似于文兰，相当多的被访者在提及中西方性文化时，会强调西方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性教育做得更好。他们在叙述中往往引用自己的孩子或者身边的朋友，以及个别人自己在加拿大上学的经历，认为加拿大在较早的时候就开展学校性教育，更加自然地谈论性、自我保护以及艾滋病的问题，把戴套看成是一种常态的行为。而戴套，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则经常与“夜店”、性交易等议题联系在一起，与非常态及污名化的想象联系在一起。除了有个别中国大城市来的年轻人提到在大学阶段接受过性教育，大部分的中国移民表示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性教育，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做得很差，而且都倾向于认为这是跟西方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认为这也是造成中国男性不愿意用安全套，女性又不好意思提出用安全套，或者根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重要原因。
尽管，大多数中国移民对于“西方性教育”的认识依然不乏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容易从身边的例子扩大到对整个“西方”的认识，对于中国性教育的认识也不乏偏见，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国性教育与性实践之间差距的感知，这种主体建构意义上的感知是实在的，所投射的“中西方”之间的差异甚至有被夸大、强化的印迹。
三、 跨越“中西方”的身体与性别想象？——讨论与回应
有着跨国经历的人们如何想象西方以及中西方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跨国的切身经历改变了人们原有的对于西方的性别想象？跨国，跨越了什么？本文的个案正是从触及初级生活圈的“关系”、身体吸引、戴套文化三个性别的重要面向从不同侧面回应着上述的问题。
概括而言，在身体与性别领域，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所发现的“西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三维的日常解释逻辑依然存在，“中西方”的论述框架并没有随着后现代的质疑消失在人们的日常叙述中，也并不必然随着身体的物理跨界而受到颠覆的挑战。尽管“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想象的异邦，但是，随着跨国经历的增加，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在不断地丰富化与切身化（比如对于关系的论述），同时却也可能走向由自身经历扩大化带来的认识上的泛化与固化（比如戴套与性教育的认识）；某些面向的身体与性别的中西方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而另外一些内容则又几乎没有改变。此外，这种想象所依据的社会学事实、所投射出的社会情绪在发生改变。这种变化，既指向移民者以前的看法与认识，也指向笔者以往的研究发现。
首先，相比于笔者之前的研究与认识，（已然西化了的）“现代中国”的“性开放”不断得到强化。而且，在移民们的叙述中，西方的开放，褒义的色彩在增加——并不如自己原来所想象的那么“乱”，关系的界定、约会的规则、家庭的责任等内容开始出现，所不同的只是性与恋爱、婚姻之间的前后顺序。而中国的开放，则越发负面，甚至“低级”，其表述往往与恋爱的暧昧性、不知道如何处理婚姻关系、不负责任，乃至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此外，西方的开放，有性教育在保驾护航，因而虽然开放，但是风险并不高，而中国的开放与性教育的落后并存，因此更加具有风险。这种认识，虽然不具有普遍性（比如不少被访者依然认为西方社会性风险更高），但是在不同性别、年龄以及移民特点的被访者中都有所论及。
可以说，“性开放”这个概念，在跨国背景下，在中西方不断地来回比较中，更加具体化，从而区别于泛泛地评论；人们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的不同，所侧重的内容会有所差异（比如关系、身体、性安全等），对于“性开放”的定义与情感色彩也有所不同。
跨国经历，对于性关系层面的“中西方”认识挑战比较大。在不同的被访者中，差异性叙述比较明显。而且，笔者的感觉是，那些认为自己在移民前后看法没有太大改变，依然坚持认为加拿大人比中国人要更加开放的人，他她们的叙述往往更倾向于一种泛泛的社会评价，或者发生在移民到加拿大多年，回国相对比较少的个案身上。他们对于这种认识的叙述往往缺乏具体生活案例的支撑。而那些认为自己对于西方的理解随着移民发生了变化，认为西方不如原来大部分中国人（或者自己）所想的那么开放，或者惊讶于西方人对于家庭的重视的时候，往往会自己提出更加具体的生活中的例子，其叙事往往以“我有一个朋友”、“我认识的同事”、“我儿子的学校”打头，或者就是以自己与加拿大男朋友交往的亲身经历为依据，讲述自己经常往返于加拿大与中国之间所碰到的人及不同的感受。这在笔者所引用的个案的叙述中就常有表现。换言之，在性关系这个层面，认为跨国的经历给自己带来了新的认识的这部分移民，他们的建构基础往往具有更加生活化的具体案例，是生活中碰到的事情改变或加强了自己的中西方认识。
但同时，给关系层面的认知图式带来变化的，不仅仅是在“西方”社会的切身经历，还有在移民之后对中国社会更为敏感的感知与比较性认识。周艳秋认为本国的文化无疑会持续地影响移民的性观念与性实践（Zhou，2012），但是并没有细化这种文化指的是什么。在本研究中，笔者觉得，这种文化不仅仅是其成长环境与社会化意义上的祖国文化的影响，更是与移民们在移居他国后，在持续的流动与比较中，对中国社会急剧的性之变以及媒体放大效应所带来的焦虑与道德恐慌密切相关。相比而言，年纪稍大一些、经常因生意或工作原因往返于两国的中年异性恋移民对于中国的变化（世风日下的）感慨更深。男性更加偏向于社会议论层面的愤慨，而女性对于更为具象的自己家庭的焦虑与担忧（尤其是如果老公在国内，或者经常回国工作）则更加强烈，男女对于子女成长环境的担忧则是大部分人考虑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个别人，认为自己还没有移民之前就已经对西方和中西方关系有比较多的了解，那个时候就已经对“中国保守-西方开放”这种简化了的常见的认识有质疑。比如林北和董强就很有意识地提到自己在来到加拿大之前，思想就已经挺开放，意识到现代中国已经非常西化了。只是，林北是在正面地论述这种西化带来的开放（比较自然地谈性、不避讳性的议题），而董强则认为那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入侵。不管怎样，他们在本国的时候就认为“中国保守-西方开放”的二元认识有问题，也并不认为自己到了“西方”之后，思想上有大的变化，或者出现文化震惊。
不同于跨国流动对于“性”的关系层面带来的差异性论述与认识上的变化，在身体白净、性技巧、性沟通、戴套文化、性教育的议题上，本文的个案基本都倾向于认为加拿大（往往扩展到西方）比中国做得更好。而且访谈材料没有显示这种认识是因为跨国流动而带来的变化。但是，与笔者在以往研究中所了解到的中西方的“性”想象不同的是，以往的想象中，泛泛认识比较多，即便因为影视文化的影响，会提及中西方身体的特点、戴套习惯，但不会涉及到具体案例与细节。相比而言，在跨国的身体与性别叙述中，多了不少细节性的、生活化的、基于亲身经历的论述（比如与加拿大男友的交往经历、性教育的具体例子、戴套与否的亲身经历等）。换言之，跨国空间中，中西方的身体与性别更加具象化，只是，这种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具象往往容易延展为对整个“西方”的认识；而且，因为自己的切身流动经历，对这种认识更加笃定。
值得提及的是，相比于以往的研究，“中西方”这个概念本身，在不少加拿大移民的叙述里已经被问题化以及细节化了。大部分人并不会把中国扩大到东方，但是会把加拿大扩大到西方。不少加拿大移民在叙述中会提到印度人，或者更为笼统的亚洲人，个别人会把美国、加拿大所代表的西方与欧洲、澳大利亚的西方区别开来讲。也有人有意识地把“中国”及“中国人”进一步细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区别、沿海城市与内地的区别、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区别。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在“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这个三维的解释逻辑中，“传统”的参照意义有所变化。跨国的经历虽然没有与人们对于“传统”的想象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加拿大移民们的中西方叙述中，“传统”这个词经常出现。“传统”的界定依然含糊，可以指向比较久远的过去，也可以仅仅是相对于当下而言的过去。传统所依据的社会事实也依然缺乏根基（尤其是对于久远的历史来说），但是笔者感觉“传统”的对照意义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说，在笔者之前的性研究中，传统中国主要还是对话于西方，那么，在本研究中，传统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用来反观现代中国、表达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不满，而现代中国，也不再被简化地理解为西化的产物。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的三维图式中，传统中国并没有多少动摇，但是人们对现代中国，西方的认识与想象已然变化。对现代中国社会中性之变的感知已经结合其他社会层面的不满，在本研究中更为凸显。在表达对中国现状不满的叙述中，“西方”很大程度上又有较强的被理想化的想象色彩。
笔者在十余年前的研究中得出了“（在性的议题上）如果说东方是西方的一种谋生之道（萨义德），西方则成了东方的归因之所”（黄盈盈，2008）这样的结论，而这个研究则让笔者看到了不一样的归因逻辑，即加拿大的中国移民不再仅仅是把中国的性开放归咎于西方的（不良）影响，而是更加复杂地看到中国与加拿大的差异与联系，在“好与不好”、“开放与保守”之间不再轻易地画下区隔线。在跨国的过程中，“西方”也由意识形态上的泛泛概念逐步地走向生活化、日常化、细节化。
与“西方性解放思想的入侵”式归因相比，跨国移民们对于本国的诸多制度与社会问题，包括对于性教育的缺失的关注明显上升。或者说，对于中西方的身体与性别的重新认识，不仅仅来源于跨国的经历，也透射出人们对于当下中国的认识与不满。因此，这种对于西方、中西方关系的重新认识也要置身于中国至少近二三十年来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变迁，尤其是人们对于这种变迁的感知及伴随的社会情绪。
综合而言，笔者感觉，在性的议题上，中国老百姓对于西化的认识，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至少出现了两个阶段：对于西化的简单认识和把中国的性之变归咎于西方的影响，以及更为复杂化地看待西方，并关注到性之变得以发生的中国的变迁社会背景。第一个阶段的认识与大众传媒的垄断式宣传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密切相关；第二个阶段则伴随着全球资讯的多样化与丰富化以及人们跨国经历的增加，也伴随着人们对于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感知与体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西化认识造成质疑与挑战。
对于西方的（重新）认识，对于中西方关系的（重新）认识，影响着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于中国社会变化的感知，影响着移民们如何看待西方以及中西方。本研究中，我们很难去剖析这种影响的方向性，但是至少可以判断这种双重或多重的互构性在跨国空间中更加明显与双向，也显然已经超越了单向度的“西方影响下的……”类似论述，而呈现出了重要的“跨国性”特点。
四、 迈向更为日常的“跨国性”：一点扩展思考
回到“跨国性”的讨论，相比于更为宏观与抽象层面的全球化、国际政策关系等层面的分析，本文的“跨国性”显然具有更强的日常性特点。
这种日常性首先体现在议题的切身性与生活化。身体与性别的议题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经常因为琐碎、私密等特点被认为“有趣但不重要”，因而长久以来缺席于学界的讨论。即便是十余年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提出“身体转向”，但是其转向也是偏向文化与哲学层面的讨论，缺乏具身性地、经验性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黄盈盈，2008；黄盈盈、鲍雨，2013）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依然缺席却在场（冯珠娣、汪民安，2004）。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于跨国视野中的身体与性别的讨论也正是希望（继续）对话于这样的学术语境，推动具体的身体与性别在社科界的显性在场。
日常性的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对于人们生活逻辑的侧重。本文关注加拿大移民们在身体的跨境流动中，对于西方以及中西方身体与性别的认识，试图理解人们在性议题上的日常解释逻辑。这种认识与逻辑并不因为学界对于二元论的质疑、对于现代性的讨论而得到反思。对其造成挑战与质疑的恰恰更多地来自于生活中的经历，来自于来到加拿大之后碰到的人与事，或者说来自于流动过程中更为日常的经历与体会。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日常生活的这种挑战性与力量，往往是纯粹的知识探讨与哲学思辨，以及宣讲层面的意识形态所不能及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跨国性，也有其重要的意义。
日常性的第三个特点可以稍作扩展，强调贴近经验现实与本土关怀的解释语境。本文从日常生活的层面所关注的“跨国性”讨论还涉及问题意识、研究语境与知识位置的问题。
不同学者对于“跨国性”、世界主义这类议题的关注点与出发点有所不同。不管是提出另类现代性的思考（罗丽莎，2006），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性态以及本土脉络（桑梓兰，2014），实践海外民族志（项飚，2012），还是把“中国作为理论”，不仅用它来更好地解释中国，也用于解释世界，从而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叙事霸权（甯应斌，2016），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层面挑战着欧美中心的知识霸权，参与到更为世界性的知识构建体系之中。但笔者觉得，中国学者的跨国性关怀，应该也会不同于其他关注中国但与西方语境对话的学者，不局限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或者以中国为例子来与西方语境对话，而是更加关心“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对中国人、中国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此类放眼世界，但立身中国，且反观中国的跨国性思考。
尽管在世界主义的图式中，学者们都在强调对于“第三世界”的关注，用以反思“全球化思潮抹之不去的西方霸权与欧美中心”，但是，这种去欧美中心论的忠告依然不够。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也更具挑战的是如何建构更为中国本土（动态而非本质，联系而非孤立）的语境与知识体系。引用一位研究泰国社会“性与性别”问题的学者所做的论述：
除了需要关注性和社会性别领域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泰国研究者和研究泰国的英文研究者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研究动机。泰国研究者面对泰国读者所生产的泰语话语是一种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和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的努力结果；相反，英语研究者面对非泰国读者所生产的英语话语一定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他者”，而只是间接地可以起到“反思”的作用；泰国研究者所生产的英语话语则是为了“国际”（主要是西方）的读者，因此，会在西方的讨论框架下来表达“泰国”的问题。（Cook et al.， 1999：5）
此段引文中的“泰国”完全可以置换成“中国”。笔者的知识底蕴尚浅，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了解有限，且逞无知之勇，希望在身体与性别这类经常被忽略、被认为“有趣但不重要”的日常议题上，抛砖引玉，促进更接地气、更具生活与历史厚度的跨国性讨论以及相应的中国语境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更为平等地加入到世界主义的知识讨论之中。
在此意义上，本文的“跨国性”，希望跨越的不仅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中西方身体与性别的二元想象，也包括缘起于西方语境的二元论（及其衍生的）学术框架。
最后，笔者也不得不反思，“跨国性”作为本文所使用的概念框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差距。一方面，笔者觉得较之于现有的大部分跨国性标题下的经验研究，本文更能体现其理论意涵上的特点，迈向日常的“跨国性”概念与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有一定的贴合度，且有助于把庞杂的材料进行归类与提炼；另一方面，又深感所能用来分析的个案材料不能令人满意地撑起概念层面的种种辨析与宣称，而个案自身的复杂性与琐碎性又很难贴身地置入“跨国性”的性别思考。对跨国及“如何型塑”类的动态过程尚缺乏展现。在有限的篇幅中，总感觉故事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有不尽人意的差距。此外，因为缺乏更多的同时段的比较研究，笔者不能更好地分析“加拿大移民”与其他人群（比如虽没有持续的跨境流动经历，但是通过互联网等媒介频繁接触西方文化的人）在中西方的性别想象方面存在的异同。这些是本文的局限，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动力与方向。
【参考文献：】
陈美华，2011，《台湾男性的跨国性消费：初探性别、阶级与族群的交织政治》，第三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法］米歇尔•德塞托，2009，《日常生活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
冯珠娣、汪民安，2004，《身体、日常生活与政治》，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何春蕤，2013，《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载《社会学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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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为方便起见，笔者先就本文经常出现的性别、身体、移民、中国人等概念做一个统一注释。“性别”一词借用了台湾学者的用法（何春蕤，2013），并融合了笔者对于性（sexuality）的理解与理念（黄盈盈，2014），即涵盖生物学、行为学意义上的各类性行为，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各类复杂、差异化的性现象及性的社会历史建构。“身体”的概念因学术立场的不同而异（冯珠娣、汪民安，2004；黄盈盈，2008），本文偏重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侧重“性的身体”（考夫曼，2001）。本文的“移民”，偏重跨国流动而非国族身份，是指有着同时在中国与加拿大生活经历的中国人，且与两国保持着经常联系。由于被访者大部分已入籍或持有加拿大居住证，为叙述方便，本文暂用“加拿大中国移民”加以统称。“中国人”，是偏重文化意义而非国籍意义上的指称。
②笔者在论及东西方、中西方、传统-现代的时候，用二元论表述，而在论及“西方-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时候用三维，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三维的逻辑，究其本质而言，还是有很强的二元论色彩，但是又比中西方这样的二元论表述要更加细致，也贴近中国人在解释身体与性别等议题方面的日常逻辑。因此，觉得这种更为细化的三维分析是有意义的，可以对话于二元论，不宜简化为二元论来处理。
③这个说法是源于笔者曾听到社会学界的若干知名学者评论性研究“有趣但不重要”。
④出于语言习惯，本文用“跨国性”翻译作为名词概念的“transnationalism”，用“跨国”，或者“跨国的”来翻译作为形容词的“transnational”。
⑤此类文献往往在题目或文中出现“transnational”，或“transnationalism”，或者在相关文献中被归为跨国性的性别研究。
⑥对于一个跨国研究，方法层面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跨国性”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展开。
⑦66人中，22人已入籍，34人取得了永久居民证，7位是留学生，1位持有一年访问签证，2人情况未知；女性有31位，男性有35位。所有被访者的年龄在21岁到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7岁。大部分被访者持有大学文凭；其中18人单身，30人已婚，5人同居，12人离异。大部分被访者自我认同为异性恋，5人自我认同为同性恋，1人为双性恋。所有的被访者都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持续的联系，大部分被访者经常在两地穿梭（出于看望家人或者工作原因）。
⑧编号为研究组为四个点的被访者拟定的统一编号，名字都是化名。
⑨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之一不断质疑文兰的这个判断，认为她对于西方社会的戴套文化的理解太过武断或片面，夸大了中西方戴套文化的差异，也一再提醒笔者要更为批判性地分析文兰的表述。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Huang Yingying，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 Centre & Institute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