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

摘要：文章首先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论方法”的重要性，旨在弥补“方法论”与“调查方法”割裂的现状，强调要在具体方法的操作中分析其方法论内涵与来源，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改善现有的方法。文章进而基于实地调查经验，具体分析了定性调查中“聊天”、“旁听”、“体验”三种方法的特点及其方法论意义，扩大了“主体”与“互动”的概念，突出了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共述、共景、共情的重要性。唯有此，才能更加充分地实现定性调查方法论中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才可能突破被访者“无可表述或无法表述”的局限，更加接近“主体呈现的真实”。

关键词：方法论；定性研究；访谈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定性调查在社会学领域正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相关的研究和论述却相当缺乏。（1）

已有的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内容：一类是译介国外的方法论与理论视角（2）；另一类是把定性调查的若干方法比如访谈、观察、文本分析、焦点组访谈等作为方法教程的一部分（3）；还有非常少量的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论及方法论和方法（4）。

人类学对于定性调查中的“参与观察法”向来很重视，大部分人类学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在方法论方面的论述也相对比较成熟。（5）但是在中文文献中，专门论述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论文也是偏向于方法论的探讨，实施过程很多时候则被视为“不言自明”而加以省略，或者仅仅散见于正文之中。

可以说，少量的有关定性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尚未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形成“方法学”的研究气氛。这主要表现为至少4点局限性：

1）主要停留在“译介”而不是“研究”，缺乏对于调查方法本身的具体分析与反思，更缺乏从具体调查实践出发的总结与论述。

2）往往仅仅讨论理论视角，或者是仅仅教条式地介绍已有的几种方法，缺乏“个人的感受和经历”，缺乏本土性，也缺乏反思性。

3）重方法论，轻方法。“方法论”的论述通常被认为“更有深度”；具体的调查方法则仍然主要局限在教科书的范畴，没有意识到调查方法也需要“论”。

4）方法论与方法之间呈现割裂、甚至是两张皮的状况。一方面，对于方法论的论述往往既没有具体调查方法的支撑，也不注重如何在实施中加以贯彻，往往呈现为空中楼阁。可是另一方面，具体调查方法又往往是只有陈述却无论述，既不清楚其中贯彻了何种方法论，也不清楚该方法对于方法论有什么意义，结果似乎成了盲人摸象。

有鉴于此，本文的定位首先不在于创造新的方法，也不在于抽象地谈论方法论，更不是译介具体调查方法的条条框框，而在于“论方法”（6）。也就是说，本文希望基于中国的调查情境与实践经验，分析与论述定性调查的具体方法及其操作过程，以便揭示其方法论内涵与来源，并且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改善现有的方法。

二、共述：聊天调查

1.聊天与访问的质的区别

笔者所主张的聊天式调查与一般教科书上提及的访问调查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四点。

其一，访问调查是一种研究者在自己事先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询问，因此必须防止跑题，客观上就束缚了被访者的主体表达与呈现。聊天调查则相反，它虽然也会从某个主题开始，但是不仅不怕跑题，而且把它视为被访按照自己的逻辑对于聊天主题的发挥与引申，视为理解主体的重要的与难得的途径之一。

其二，访问调查往往有提纲，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研究者甚至误以为提纲越细越好，结果不仅与开放式问卷之间不存在质的区别，甚至会走到封闭式问卷的地步。聊天调查则不仅没有访问提纲，而且尽量不直接询问，而是启发对方主动发起与扩展谈话的内容与深度。

其三，访问调查中的“询问”是研究者的单向的信息索取，而聊天调查则强调双方的交流，也就是信息的交换。因此在聊天调查中研究者也需要主动表述一些自己的信息，甚至个人隐私，坚决反对某些访问调查实践中出现的“审案式询问”。

其四，访问调查往往分外重视如实地记录被访者回答了什么，却不注意记录研究者自己究竟是如何询问。聊天调查则相反，它的记录是全息与全程的，而且必须加入研究者的反应与理解。

前者的一切设计与实施技巧所表达的都是“我”作为研究者想了解什么；反之，后者的唯一要领则是“他”作为被访者想说什么。

前者的结果是研究者“挖掘”到了什么，而后者的结果则不仅仅是被访者呈现了什么，而且是双方共同建构出了什么，尤其是双方究竟是如何构建的。也就是说，这两种方法的一切操作细节的区别其实都是来源于两者的视角根本不同：究竟需要不需要主体的主动呈现与双方的互动。

在既有的调查方法教程中，聊天调查往往由于被误认为缺乏精心的设计、不能录音等而被忽视，甚至被作为“不正规”的反面教材。在实际操作中则往往因为急功近利（时间经费等等的考虑）而被省略了。可是笔者恰恰认为，在目前的社会学调查实践中，问卷多于访问，访问多于聊天，这应该说是一种不佳状态。

2.界定与特征

我们把聊天界定为：为最终达到某个研究目的，研究者进入到被访者自己的情境中、以被访者为主体而进行的互动式的无限开放的交谈与讨论，因此简称为“共述”。其基本特征是：

1）不是按照研究者的逻辑进行，没有提纲也没有提问，而是激发被访者主动提出话题与发起讨论；

2）以“主动交换”为互动中研究者的行为准则，包括情感的交换与信息的交换；

3）不存在“跑题”的问题，所有的信息以及与被访者的相处都有助于研究者对于被访者的了解与理解。

3.聊天技巧

聊天调查的一切操作技巧的原则都是为了激发作为主体的被访者更好地呈现自己，更多更深地与研究者开展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像访问调查那样追求“更加巧妙的提问”。

其实，聊天调查的一切技巧，都是人际交往能力的体现，都是生活经验的结晶。（7）笔者并不准备构建出聊天调查的理想模式，仅仅是根据自己的调查经验，提出4个要点。

*以“建立信任关系”为首要目标；

*看人下菜碟；

*必须真诚而且投入；

*顺着对方的思路走。

4.实例分析与反思

笔者曾在深圳进行过探索式研究的聊天调查，从聊天调查的界定与特点来分析，大致可以看出操作过程的几点得失。

首先，笔者有一定的研究目标（探索式地了解某红灯区的大概面貌），这次聊天与这个目标相关。

其次，笔者对于聊天调查的对象是有所选择的。一则是，聊天对象从一开始对笔者就没有多少排斥感，因为笔者在当地已经待了十来天了，周围人对于笔者的存在已经有点习惯了。二则根据笔者的观察，聊天对象不太合群，工作之外一个人孤独地站着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跟我一样，她也需要朋友。大家年龄又差不多，而且都是过年不回家、孤身在外地的女孩，所以聊天不但容易开始，而且既有信息的交换，也有情感的交换。

第三，笔者具有一定的交换意识，即首先介绍自己的情况。只是很遗憾，笔者当时的经验非常有限，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交换的重要性，因此没有记录下来笔者是如何介绍自己的以及在聊天过程中双方是如何交换信息的。

第四，这次聊天是笔者发起的。但是除了发起谈话之外，聊天对象在聊天中是主要的发言者，我只是在某些地方用“嗯”、“真的吗”之类的话表达对于谈话的兴趣，并激发聊天对象进一步发表她的看法。

第五，整个聊天是按照聊天对象的生活逻辑与思维路线进行的，所以她才会发挥出话题之外的表述。在这次调查的当时，笔者曾经认为这是“意外”收获，以后调查得多了才悟出来：若非如此，而是直接询问，很可能根本得不到这些信息。第六，也有另外一些信息很有意思，但是笔者当时对于调查主题知识相当有限，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的宝贵，也就没有更好地激发聊天对象在这些问题上自由表述。这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在以后的定性调查中帮了笔者的大忙。

其实，这次聊天的最大收获是跟聊天对象聊上了，建立了一种信任的互动关系，这是后来聊天对象主动约我去她住处、过年了给我做年夜饭、初一一起出去玩这种朋友关系的开始。而后面陆续几次的聊天则不仅让我了解到更多聊天对象的故事，也更加理解了处于她的生活世界中的她。

从聊天开始，我们才能在深入定性调查的路上不断地走下去。这也是聊天调查的基本功能之一。

三、共景：旁听调查

1.旁听与倾听的质的差别

已有的定性调查教科书已经论及“访谈中的倾听”的重要性（8）。可是，旁听与访谈中的倾听却全然不同，主要表现为下列的三点：

第一，旁听到的内容是被访者完全独立自主地呈现出来的，既不是聊天调查中那样靠研究者激发出来的，更不是访问调查中那样由研究者事前设定的。

第二，旁听的时候，被访者所表述的一切都是呈现给她自己的熟人看的，既不是聊天调查那样的刺激＋反应，更不是访问调查中那样被研究者所“挖掘”，基本上摆脱了研究者的控制。

第三，研究者旁听时，被访者与谈话对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是现实的、日常的与自然的，所以这时的被访者是“她的关系中的她”，而不是访问调查与聊天调查中的“人造关系中的她”。总之，区别的关键是：交谈双方的身份、相互关系与谈话性质都改变了，从研究者这样的陌生人来询问被访者，变成了研究者弱化自己的存在，观察发生在被访者生活情境中的两个或多个熟人之间的日常聊天。这就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在访问调查甚至聊天调查中，被访者都有可能给出各种各样的“被研究者强制之下的”表述，但是在熟人之间的交谈中，双方既更少有说谎的动机，也更少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其中的信息最贴近主体的真实呈现。

其次，在访问调查甚至聊天调查中，被访者很容易倾向于你问什么我才说什么，可是在熟人的交谈中双方却往往可以海阔天空或者入木三分，往往极大地增加了信息的总量与丰富性，尤其是非常可能出现研究者自己事先没有预计到的重要内容。

第三，旁听熟人之间的交谈，可以迅速准确地把握住双方的关系与交流内容，从而发现与理解当地社会交往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而这在那种仅仅针对一个被访者的访问调查甚至聊天调查中却往往是难于上青天甚至束手无策。

每个人在生活中其实都有过“旁听”的经验，而且“旁听”在定性调查中的作用其实非常大。可是在现有的教程与实践中，它往往被误认为是“非正规”或者“过于日常化”而被忽略，或者仅仅作为“参与观察”的一个小技巧而被弱化。在笔者的多次红灯区考察中，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信息恰恰是靠旁听得来的，而不是“访”或“聊”出来的。因此，我们把旁听作为一个重要的定性调查方法单列出来进行论述。

2.界定与特征

旁听，就是研究者作为旁人在一边听取（辅以观察）别人的谈话，主要是聆听被访者与他人的谈话，也包括那些与被访者相关的其他人之间的谈话。

旁听不是偷听，由于研究者与被访者都处于同一个场景中，因此称其为“共景”。但是研究者应该尽量弱化自己的在场，努力保持被访者与其朋友始终作为交谈的主角。如果研究者参与过多，调查就会降级为聊天调查，仅仅是聊天对象多了而已。

旁听方法要考察的是被访者在他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的主体呈现。互动不是发生在研究者与被访者本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研究者与被访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之间。概括而言，旁听的特点主要是：

1）研究者的弱化与情境的自然化，换句话说，研究者是作为旁人在场，对于被访者的干预最少，被访者足以在最大限度上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这是最为根本的特点，也更加有利于发挥定性调查的优越性。

2）交谈的话题不是研究者发起的，是被访者（或者他人）发起的。虽然发出的信息有可能良莠不齐，但是必定更加生动丰富，尤其是往往会超越了研究者的逻辑框架。这无疑是定性调查的更高境界。

旁听的这种特点也带来了以下两大优点：

一是，与其他方法相比，旁听往往可以起到测“谎”的作用，既包括故意撒谎，也包括“职业化掩饰”与“社会主流化表述”（9）。因为人们在熟人面前更加难以撒谎，也难以“装洋蒜”。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定性调查中其实并不存在问卷调查中的那种“测谎”的问题，因为“谎非谎，测非测”。也就是说，在非常多的情况下，所谓的“谎”其实是被访者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表达出来的真实呈现。这就是在“纯粹观念表述”与“面临实践选择”这两种不同情境下表达出来的不同的真实呈现。

因此，旁听中如果“测”到了“谎”，其实是天赐良机，可以从中加深对于被研究对象的多侧面、多情境、多意义的理解。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探索到更多新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研究者很难靠“问”来获知的。还有些话题，作为外人来问，会显得很突兀。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旁听到的内容是研究者打破脑瓜也无法“设问”出来的；即使再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无能为力，尤其是在探索式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异文化”的研究中。

3.旁听的技巧要点

首先，旁听要能够听得到，就必须与被访者成为最低限度的熟人，即被访者已经习惯了研究者的在场。只有这样，研究者与被访者及其人际关系才能共处于同一个场景之中，研究者的“共景”才不至于破坏被访者与他人聊天的自然情境，参与聊天的他人才能处于自在之中。

其次，要少插嘴，弱化研究者的“在场”，也就是尽量减少研究者的介入及其带来的影响。研究者旁听到的对话是两个或多个被访者之间发起和发展的，研究者是被动的，而被访者是主动的。研究者的主动性仅仅体现在“听”这个动作上，而尽量不要介入到谈话之中。

第三，要话里听音。能够听出各种各样的暗示、隐喻、言外之意、话里有话、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等等。这就需要研究者把旁听到的内容与现场观察到的谈话者的动作、表情、神态等联系在一起来理解，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录音机。

第四，不仅仅记录旁听的内容，还要记录整个“共景”。最主要的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与被访者交谈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的基本特征与情况，研究者参与到其中的原因、机会、对方的反应，整个交谈的场景与情境，参加者的各种非语言表达等等。

4.实例分析与反思

在笔者经历的实例“共景”中，聊天对象的喜形于色、情不自禁是显然的。几天之前，笔者在自己的房间第一次见到聊天对象，她说她很讨厌香港人，“腰上挎着腰包”，基本上是比较低阶层的人。在谈到不少女孩子被香港人包养的时候，聊天对象很不以为然，说自己就不喜欢被包，不自由。与这次跟高鼻子女孩之间的谈话简直是天差地别，判若两人。

这次旁听给笔者的最大收获，并不仅仅是更多地了解了聊天对象这个人，而是同样的主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表达却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110这使得我对于经常出现的“社会主流化表述”有了一个切身体会，迫使笔者不得不从理论上总结之然后运用之，结果在以后的调查中获益匪浅，而且更加坚定了笔者对于“旁听”作为一种调查方法需要单独加以突出的信心。

四、共情：体验与感悟

笔者曾经把一本书取名为《情境与感悟》，意在表达切身体验和感悟是定性调查方法的灵魂；是诠释“为什么”之类的定性研究问题必需采取的方法之一。很遗憾的是，不管是既有的教科书还是论文，都尚未把“体验”作为一种调查方法加以总结、分析与论述。（10）

1.界定与说明

体验是研究者对于被访者的整个生活情境的理解与感受，是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情境之间的互动。它最终要实现的是“共情”，也就是能够像“其中之人”那样来理解、表述与解释所要调查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必须把自身作为被研究对象放入整个调查之中，通过反思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差距，来领会后者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从而实现对于被访者的整体理解，以便更好地分析和解释某个调查目标。

体验的前提条件是身临其境、自我纳入；操作要领是思索差距、琢磨意义，最终目标是融会贯通、“仿真反映”。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在调查过程中获得感悟，而不是仅仅获得一些文本。

这一过程决不是出现在调查之后，而是贯穿于调查的整个过程之中。（11）在笔者前述的两种调查方法中都必须加以体验才能更好地达到研究目标。

如果缺乏了这样的体验，不论聊天与旁听做得多么好，也无论再使用多少定性调查的其他方法，研究与调查就只能是客位的或者客观测量主义的，只能从研究者的假设与逻辑出发来解释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而这种解释在被访者看来却完全可能是个笑话。

如果缺乏了这样的体验，所获得的资料只能是支离破碎的、空穴来风的、甚至可能是海市蜃楼。缺乏体验的调查只能作为似是而非的“求同法”定性调查的依据，却与真正意义上的定性调查（求异法、求全法）风牛马不相及。

2.分析反思

正是由于有了一些体验，对于某些为人瞩目却众说纷纭的问题，例如女孩子为什么进入性产业，笔者就足以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做出解释：在种种因素之中，情境非常重要。红灯区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女孩子们往往不为所动，但是在夜以继日的耳闻目睹之下，少不更事的她们就难免心旌摇动，开始入乡随俗，最终成为“小姐”。有了这种体验与思索之后，笔者3年之后再去相距千里的另外一个地区调查时，虽然当地人守口如瓶，但是我们研究小组很快就发现了老板们正是充分运用了情境的力量，才把当地变成“小姐培训基地”的。他们先把女孩子从劳务市场上招来当“放碟的”（播放音乐），然后逐步说服她做“素台”（无性的三陪），最后再劝她出台（从事性工作）。

例二：由体验而发现

在一些惨淡经营的红灯区里面，生活其实非常无聊。有一段时间笔者需要天天去地摊找盗版小说来打发时间，因为不可能天天遇到新人，也不会天天发生新奇的事情。正是在这种生活中，笔者的这种无聊最终与小姐们的无聊实现了相通：你能够感觉到小姐们一天到晚没有一个“生意”的那种无聊，你也就能体会到“做生意”对于小姐们的生活的非经济学意义。

只有在红灯区中与小姐们朝夕相处一段时间而且获得了这样的体验之后，笔者才能够发现当前中国预防艾滋病工作中的一些谬误。小姐们害怕的首先是没生意；然后是害怕怀孕，害怕流产（以后不能生小孩）；害怕被警察抓和罚款；害怕客人使用暴力；害怕性病（耽误生意）。在胆战心惊地应对这一系列的临头大祸之后，小姐们才可能去害怕艾滋病。

在这样的生活中，如果研究者对小姐们前面的所有恐惧都一无所知或者置若罔闻，却管中窥豹地研究“艾滋病高危行为”，往轻说是研究的徒劳无功或者失之千里，往重说就是对小姐们的仗势欺人。（12）

例三：体验在于反思与积累

体验，还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想法与她们的想法之间的差异性。这里的“不断”不仅指某一次调查，更指连绵不绝的研究过程。

例如，在健康、道德与赚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早年曾经认为：越是能意识到并做到在懂得并敢于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多赚钱的小姐，其专业化程度也就越高。可是在后续的多次调查中笔者逐步体验到，在小姐自己看来，赚钱、传统性行为道德、健康这三者之间是需要权衡的。笔者相处过的大部分较低层的小姐都认为，传统的性行为道德比赚钱和健康都重要。笔者由体验而总结为：钱与健康的多少都只是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内容，而违背性行为中的古老农村道德却是根本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的性质。

五、三种方法的意义：实践“主体构建”的视角

1.层层递进：主体呈现与双方互动的扩大

笔者曾经提出过社科研究中“主体构建”视角的重要性，强调被访者的主体表达以及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互为主体性。本文则进一步从“论方法”的角度，把主体呈现与互动的概念进行了扩展，从而希望分析这三种方法所体现的各有侧重的方法论意义。

总结而言，聊天的关键是“共述”而不是“问答”。它体现的是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考察的是被访者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的主体呈现，而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则体现为激发谈话与参与交谈。

旁听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被访者，而是主体的扩展。旁听的关键是实现“共景”而不是仅仅倾听。在旁听中，研究者互动于被访者的人际关系，旨在考察被访者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之中的主体呈现。体验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共情”而不是“客观测量”。它体现出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情境之间的互动，强化了研究者的身临其境的理解与反思。

这三种方法在“主体扩展”与“互动扩大”这两个意义上层层递进。这样，研究者才能够在层层扩大的互动中理解层层扩展的主体呈现，笔者所提倡的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构建”的视角也才能够在操作方法的层次上得以实现。

2.共同运用：以多元化的渠道贴近研究的“整体性”

首先，三种调查方法的特点不同，收集到的信息当然是多渠道、多侧面的，因此必须共同运用才足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全貌。

其次，各种信息可以相互比较。其意义不在于证实或者证伪，而是发现更多的差异，尤其是差异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内容与意义。

这三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都以强调被访者的生活情境为前提。所谓共同使用也就是要求研究者务必实现与被访者在一个共同的时空与情境中相处，把调查对象置于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进行分析。这是单纯的访问调查所无法比拟的。其最大优点是避免以“表面事实”误导我们对于“深度事实”的认识。因此研究者必须从被访者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探究“事实”背后的意义（13），从而以多元化的渠道，不断贴近定性调查的灵魂———整体性原则（求全法的原则）。

3.重释“真实”：以调查方法来支撑方法论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论我们如何理解，“真实”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

从笔者所提倡的“主体构建”的视角出发，所谓真实并不是客观的、可测定的“实体”，而是主体呈现出来的“主述”。因此对于任何社会调查来说，所谓“追求真实性”并不是“挖掘宝藏”，而是“创造条件”；也就是研究者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能够让主体更加自由自在地呈现自己的、研究者足以更加深入全面地融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的那些条件、时机、环境与理由。

因此，在本文所论述的3种方法的运用中，关于真实性的讨论可以在3方面得到发展。

首先，研究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接受“被访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逻辑，而是把聊到的与听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信息综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以便获得“主体在互动中呈现出来的真实”。

其次，运用这3种方法，其真实性的讨论目标已经从被访者的“主述”扩大到其呈现，而且是扩大到被访者处于其人际关系中的呈现、处于生活情境中的呈现。这就是“主体被扩大后呈现出来的真实”。它既包括了被访者无可表述或者无法表述的那些情况，也包括了被访者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

第三，由于这3种方法都格外强调融入，因此最终得到的其实是研究者基于对被访者生活与逻辑世界的了解与理解而实现的“双方共同构建出来的真实”（14）。这应该是定性调查的最高理想境界。

总之，主体构建视角下这3种方法并用的方法论意义，不在于是否增加了“真实性”，而在于重新解释了“真实”这个像噩梦一样久久缠绕在中国社会调查事业头上的概念。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2008ZX10001-003）”（三）艾滋病毒经性传播扩散决定因素的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黄盈盈（1977-），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潘绥铭（1950-），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注释：

（1）笔者曾以“定性调查”、“定性研究”、“质性研究”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检索方法与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发现标题中含有相关词的文章并不少，但是大多是研究结果，而不是论方法；以《社会学研究》为例，1995年到2009年这15年期间发表的有关定性调查的方法论文一共才23篇，其中还有部分是综合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方面的讨论。

（2）陈向明对于质性调查方法有过专门的文章论述，1996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的论文《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质的研究中研究者如何进入研究现场》（高等教育研究，1997，（4）：61-67）；也有与之商榷的文章，比如候龙龙的《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社会学研究》，2001，（1）：108-115）。在著作中，陈向明的《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艾伦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都有很大的篇幅介绍理论视角。

（3）比如袁方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风笑天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一套方法丛书《定性调查：经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2007）。

（4）比如孙立平曾经牵头组织了一批农村的口述史研究，提出“过程事件分析”（2000）的视角；杨善华对于“深度访谈”这一具体方法的意义探究（2005）；朱苏力的《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社会学调查过程的一个反思》（1998）；是笔者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学者反思调查过程的社会学文章。

（5）比如《街角社会》的作者怀特（Whyte ）的Learningfrom the field（从田野中学习），就是一本对于调查过程的重构与反思。近期出版的译著《写文化》（高丙中，2006）则是对于民族志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和分析。一些中国人类学家对于田野调查的某些方法和方法论开展过分析。

（6）前此，也有学者涉及到“论方法”的内容和意义，但是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及其意义。例如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沃野：《方法论研究的质的规定性》，《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30－33页、《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第41－47页；风笑天：《社会学者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1－122页。

（7）许多学者已经在方法论上强调了研究者的生活积累的重要性，但是尚未贯彻到具体调查方法中去。

（8）比如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95－202页。

（9）黄盈盈，2004，《对A 市与B 市发廊小姐的考察与分析，孙立平等主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山东出版社，2004.

（10）大多教科书介绍过情境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对于情境的体验与感受才是定性调查更为重要的内容。

（11）现有文献大多停留在调查后的反思或者事后写作中的反思，而笔者更加强调在调查过程中的、此时此景中的反思，因为这才是定性调查的最大优越之处。

（12）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第2期149－162页。

（13）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5）。